一、高举抗日爱国伟大旗帜
爱国主义是民众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延安时期中共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联系民众情感的精神纽带。
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起全民族抗战号召。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30日发表《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这些宣言和决议，揭露了日本侵略罪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得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在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毅然放下遭受血腥屠杀、围追堵截的阶级仇恨，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爱国大旗，成为凝聚全国各族、各阶层人士爱国的一面精神旗帜，成为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共同抗日的精神动力。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响亮地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肃清汉奸卖国贼和亲日派，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15个月抗战的得出的基本结论，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以后，1939年5月1日，延安各界3万人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指出，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就是今天开会的意义。凡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做，就要拥护；凡属妨碍打胜仗的，妨碍抗战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对。汪派、托派、捣乱分子的活动，顽固分子和阴谋家的活动，我们统统要反对。抗战即将胜利之时，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会议确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整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爱国伟大旗帜，不但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而且坚定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指引全民族抗战一步步走向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主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推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高层人物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促进建立各种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首先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同时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地方实力派初步建立联系，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局面创造了条件。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影响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主张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主张的决议案。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八一三”上海抗战从此开始。战斗一打响，上海的各界民众和爱国人士就纷纷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予以声援和支持。毛泽东从这一点上看出，对于抗战打鬼子，人民的积极性是相当高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对此能加以正确的发动和引导，那么，就可以将全国四万万同胞都发动起来，形成淹没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在这种局面下，1937年8月，毛泽东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进一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说：“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但国民党政府总是害怕民众力量的发展，对他们心目中的异己势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疑忌很深。他们自然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反而要限制民众抗日力量的发展。但是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又举行一轮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并发展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由不抵抗转为抵抗，对共产党由剿灭转为联合，国共两党也有了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与政治合作。从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入了一个全民族抗战的崭新阶段。
三、顾全大局、诚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全民参与的抗日战争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遏制住了日寇的进攻势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新形势下，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5个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在山西，阎锡山则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再忍让，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在与国民党谈判未果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被迫自卫反击，坚决打退了来犯之敌，共歼灭了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三个师。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摩擦，双方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这样，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了。而国民党占去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等县城以及城镇数百处，共计3.06万平方公里，占边区总面积的26%，人口50万，占边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停止反共活动，而是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到新四军。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何应钦、白崇禧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充分暴露出他们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野心。但是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挽救危亡，中共同意将驻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往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晚，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开始移动。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少数分散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宣传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国民党制造的严重反共事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政治上，展开强大攻势，揭露顽固派的反共罪行。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提出了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12条解决时局的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1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字。在军事上，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加强华中地区及新四军工作的领导。随后将华中新四军改编成七个师，严阵以待来犯之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国际上，一切进步舆论都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共内战方针，英美的舆论对蒋介石集团也表示不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反击，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的孤立。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被迫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心。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关于解散第三国际的决定。国民党借机大造反共舆论，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于6月12日召开座谈会，以群众团体名义电告毛泽东，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割据”。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延安，从对付日军的河防主力撤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沿宜川、洛川、淳化、固原线，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为制止国民党准备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等文件，系统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的行径，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战的主力。7月9日，延安3万人举行紧急集会，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各抗日根据地也按照中央的部署，纷纷集会、示威，广泛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同时，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坚决地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使国民党在军事上也无机可乘。国民党企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也受到国统区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苏联报刊认为，国民党政府“极力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取消八路军与新四军”，简直是帮助日寇征服中国。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等抨击国民党内战政策。苏、美、英等国大使还召开会议，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在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军事上也无机可乘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这样，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
总的来说，整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始终诚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稳固团结了中华民族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筑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坚固长城，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维持和发展，直至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
四、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赋予了爱国主义国际意义
中华民族长期的闭关锁国，也使传统爱国主义带有狭隘封闭的色彩，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思想、理念和技术鄙视为“崇洋媚外”，甚至给扣上一顶“卖国主义”的大帽子。正是这种“爱国思想”，使不少人守旧冥顽，夜郎自大，以致误国害民。其实，盲目排外与崇洋媚外，都是思想愚昧偏执、眼界封闭狭隘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东方的主战场，已经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与趋向上思考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从而打破了狭隘的眼界，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这就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和奴役，又积极支持兄弟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社会制度，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有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对于世界来说，它不仅处于欧战爆发的前夕，而且中国人民敢不敢抗击日本的大举进攻，中国会不会灭亡，亦成为世界舆论最为敏感与关注的问题。为此，中国文协自成立以后便积极地与世界革命文学取得联系，努力地将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传递给全世界。文协多次向世界文化界、文艺界发布宣言或公开信，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它的成立大会上，由茅盾起草的《告世界文艺家书》即庄重宣布：“我们――立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统一旗帜下的文艺工作者，盼望全世界中国之友的文艺家给予我们更多的力量，为了争取远东的真正和平，为了给予摧残文化的野心的侵略者以打击，为了实现人类的和平相处，自由发展，让我们携着手共同前进!”这封公开信被分别译成了日、英、德、俄、法等文字，于世界各大报刊发表，使中国抗战的声音传向各个国家。文协国际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协会及苏、美、英等国的文化组织,还就日寇轰炸广州、武汉、重庆等地，多次通电声援中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际上一切进步舆论都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共内战方针，英美的舆论对蒋介石集团也表示不满，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被迫停止反共，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共主导的抗战高度关注和支持。
中国的抗战不仅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50多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还开展了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实施了宽俘、教俘政策，唤醒他们的良知，使在华日本人和日本士兵先后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组织。1942年8月，还在延安召开了华北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制定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组织法及斗争纲领。这不但促进了日军内部反战运动的发展，而且有许多反战同盟的同志亲赴前线，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甚至英勇献身，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至于白求恩、柯棣华、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为中华民族解放做出的贡献，更是尽人皆知的了。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做了《1945年的任务》的演说。他指出：1945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进行大规模生产运动，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配合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由于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牵制了大量的日本兵力。中国军民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0%，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伤133万多人，占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190多万的70%，粉碎了其北攻苏联，分兵欧、美战场的侵略意图。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对支持南太平洋盟军对日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胜利，也是国际主义精神的胜利。如果囿于盲目排外的狭隘爱国意识，不求得国际舆论上的声援和实力上的帮助，恐怕抗日战争要经历比8年更长的时间，要付出比3500多万人伤亡更大的代价。
五、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抗日爱国新思想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是培养民族心理、民族个性、民族精神的“摇篮”，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思想基础。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通过文艺形式弘扬和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意识。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建了全国最广泛的文艺界爱国统一战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简称“文协”。“文协”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于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的一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队伍，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武汉，发起人包括文艺界各方面代表97人。文协成立当天，周恩来以名誉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他兴奋地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标志着全国各派的作家开始以集体的力量为抗日战争服务，也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告成。《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说：“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的成立，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作用。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为抗战服务。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战地访问团或慰劳团，帮助大家深入民众和军队，深入前线与后方，极大地促进了文艺与抗战的结合，作家与人民的结合。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鲁迅是中共凝聚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旗帜。鲁迅生前对帝国主义恶势力口诛笔伐，他不仅“用他那一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而且痛斥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揭露当局瞒和骗的拙劣表演以及贪官污吏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他攻击浪费民族力量、阻碍民族抗战的一切黑暗和愚昧：他支援正义的学生运动，拥护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著名讲演，其中有一段对鲁迅最经典的论述：“……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38年7月到8月，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做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作为中国革命文学界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将鲁迅树立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指明了发展方向。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美术、舞蹈、音乐、戏剧等各种形式，热情讴歌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但是，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文艺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人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认为这些会妨碍创作。因此，一些作品要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么就是所谓“暴露”文艺。一些群众看不懂、脱离根据地现实、甚至不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文艺界也时常出现。同时，文艺界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等问题也带到了根据地。
为了纠正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1942年5月2日和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关于文艺标准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毛泽东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的讲话，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延安时期，抗日爱国文艺事业得到蓬勃发展。1938年前后，随着大批文学艺术家追求延安，向往延安，投奔延安，延安汇集的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名家越来越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先后组织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延安文化俱乐部、鲁迅研究会、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字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等数十个文化团体和组织机构。各种抗日文化机构、团体、组织、社团雨后春笋般地在延安创立，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化日益繁荣的标志。在中共正确的方针指导下，各界知识分子工作积极性高涨，出版发行了大量文化文艺刊物和报刊书籍。如：《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大众文艺》《文艺月刊》《谷雨》等。边区的报刊除原有的《新中华报》（1941年5月16日改为《解放日报》）和《解放》外，又增加了《团结》《中国文化》《共产党杂志》等。同时，还创办了许多出版社和书店，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陕甘宁边区文化事业的蓬勃兴起，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有效激励着中国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五）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倾心为爱国抗战呐喊鼓劲。1938年8月7日，延安“战地社”“战歌社”成员纷纷走上延安街头，打出“街头诗运动”的条幅，发布《街头诗宣言》。宣言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顿时，延安大街小巷，坡坡洼洼，到处布满花花绿绿的街头诗。柯仲平、萧三、艾青、田间、公木、朱子奇、魏巍、高敏夫、鲁藜、侯唯动、张季纯都是街头诗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街头诗写道：“听，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惨死成一堆泥浆；我的田舍，我的家乡，也轰炸得一片精光。”“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哪个能够再忍让！”这些诗，能读的，读得有味；能听的，听得入神。为抗日风云添彩，为中华健儿画像，为神州大地助威。谢觉哉评价说：“敌人看了惊，人民看了乐。”
当时的延安，可谓一座歌的城――战斗的歌，团结的歌，劳动的歌；颂歌，凯歌，壮歌。这歌声，激荡着大地和人心。与此同时，还注重了对旧文艺的改造和新文艺的推广，以适应抗战宣传的需要。这种改造，主要体现在戏剧方面。戏剧界力求戏剧大众化，广泛利用戏剧的民间形式做抗战宣传，使传统戏剧改革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这既包括对平剧、汉剧、湘剧、越剧等传统剧种的加工，又包括对鼓书、快板以及各地民间小调、小戏曲的直接运用，还包括对现代歌剧所进行的民族化与通俗化的改造，其成绩十分显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大众化运动中，形式最活跃、规模最大，并具有创新意义的首先是新秧歌运动。新秧歌运动最早出现于陕甘宁边区，由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花鼓、大秧歌等民间娱乐形式上街宣传而开始。在1943年、1944年和1945年春节，掀起了秧歌运动的高潮，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都广泛参加。据当时的资料记载，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及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观众多达800万人次以上。在新秧歌剧繁荣发展的基础上，还产生了新歌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白毛女》。
此外，在利用改造各种地方戏剧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平剧改革中产生的优秀剧目《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秦腔改革中产生的《血泪仇》等。上述这些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戏剧改革，使戏剧成为宣传抗日爱国的重要形式，为戏剧的大众化和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戏剧改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倡导戏剧下乡为抗日工作服务。陕甘宁边区各剧团在戏剧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总方针指引下，组织下乡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国各个根据地以延安为榜样，为了适应前线抗战的需要，采取了戏剧战线上的“游击战”和“散兵战”，纷纷组织流动戏剧队到农村，到内地，到前线，创作了大量适合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特点的小型化、通俗化的话剧，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等，还采取了民间的大鼓、新旧梆子、秧歌、皮黄、小花鼓戏等传统的极为活泼的大众化表演形式，从而使戏剧从狭小的舞台，走向了血肉相搏的抗日战场，成为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的最有效的形式。
在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著名的有十大抗日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延安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些抗战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经久不衰。文学创作方面，主要体现在能够迅速反映现实斗争，发挥宣传鼓动效果，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小型抗日作品：战地通讯、报告文学、通俗文艺等。小型作品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抗日文艺创作的特色。
六、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激励中华民族抗日热情
延安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优待抗日军人及工作人员，包括国民党军政抗日人员家属，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大，激发全民族抗日的激情，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大量的青壮年入伍到抗日前线作战，或者在地方上参加工作，这样出现了多达10余万抗日军人家属、干部家属、工作人员家属，这些家属劳力不足，生活出现困难。抗属相对于只有150万人左右的边区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抗属的生产生活能否得到妥善安排，关系到边区的稳定和抗战大局。为此，边区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优抗工作，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代耕、帮助建立家务及其他社会优抚措施，发动群众积极优抗，为抗属构筑了一个物质优待与精神优待相结合的多层面、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确保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边区抗属物质生活改善，社会地位提高和精神上的抚慰，对巩固抗日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边区对抗属的优待政策措施，最早出现在1937年陕甘宁特区颁布的《抗日军人优待条例》中，其中规定：“凡参加抗日战争将士及其家属，均受本条例之优待。”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退伍条例草案》中规定：“重残废或入伍五年以上之年老力衰而无力谋生者，由当地政府给予公地代耕或救济食粮。”退伍军人没有土地，先给土地再代耕。1942年6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下发《关于优待代耕工作的指示信》，弥补了代耕工作中存在的缺陷，明确指出：“对于友军抗日军人家属住在边区者，应给以和八路军家属同等优待和代耕。”1943年1月公布的《新订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则对抗属的范围做了明确界定：“凡边区境内之抗日军人家属均受本条例之优待。本条例所称抗日军人，以直接参加抗日国防正规军、地方警备部队、保安团队、县区警卫队及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干部为限。本条例所称抗属，以抗日军人之配偶，并与抗日军人在一个家庭经济单位之直系亲属(父母子女及依其为生之祖父母与未成年之弟妹)为限。”这些条例，构成了优待抗属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边区优待抗属的基本措施是代耕。1941年8月，边府公布《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逐步完善了边区代耕制度。《细则》把加强代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重要内容。指出：对“代耕队员和抗属均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让代耕队员了解为抗属代耕为抗战服务的光荣事业，是每个公民的革命义务，不是差役和剥削”；使每位抗属认识到自己的光荣地位及政府和人民尊重自己的原因，从而做到“自尊、自重、力求进步”，积极生产，争取“成为模范抗属”。为各地政府加强代耕队员和抗属的思想教育指明了方向。《细则》为代耕工作制定了具体的代耕办法。首先，对抗属进行分类，分别不同情况的抗属给予不同的代耕。规定，抗属根据劳动力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有自供自给劳动力及经济条件之抗属，不予代耕”。第二类为“半自给之抗属则辅助代耕”。第三类为“老弱病残的抗属则全予代耕”。如第三类抗属“无土地或土地不足”时，“可分配公地”，予以代耕。“迁移他处之抗属可请求转移代耕，但不得享受双重代耕”。新来抗属需代耕者，“必须经政府登记许可”。参加抗战工作的妇女的家属，“家中有无劳动力生活之年老父母及幼弱弟妹等，应同样给以代耕”。这些规定，基本解决了各类不同情况抗属的代耕问题。其次，规定实行以乡为单位的代耕办法。由于边区各村抗属数量差别较大，有多有少，以区为单位代耕，又路途遥远，费时费力，所以《细则》规定“按照各乡村应优待的抗属人数与代耕人数施行合理分配”，以乡为单位实施代耕。再次，规定了为抗属代耕的组成人员和具体办法。《细则》规定，凡“有劳动力之农民、雇工、商人、自由职业者、店员、学徒等一律参加代耕队的组织，为抗属代耕”。对上述人员，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可以钱代工”，代耕钱通过代耕队交纳。“各机关、团体应组织礼拜六工作队，协助附近代耕队”进行工作。代耕主要有以下集中形式：一是固定代耕。从春耕开始到秋收结束有固定之人完全负责，以利对代耕工作的检查、督促和评比。固定代耕又可分为“包工”“包粮”“包耕”等多种形式。二是临时代耕。即对固定代耕的土地，临时派代耕队员帮工，无专人固定负责。三是集中劳动。即由政府集中组织代耕力量，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抗属代耕。这样，全边区基本实现了全民代耕的目标，保证了代耕任务的按时完成。据统计，1939年，延安、安塞、甘泉等19县共组织义务耕田队66347个，对边区代耕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1942年，吴堡全县有36个代耕总队，101个代耕分队，429个代耕小组，代耕队员有4308人，为868户抗属代耕(其中八路军抗属758户，友军抗属110户)。
由于边区代耕工作做得好，广大抗属衣食无忧，抗属们纷纷告诉前线抗战的亲人奋勇杀敌，以努力抗战来报答政府和群众的优待。模范抗属吴满有在给二弟的信中说：“现在家里的光景越发好了，不仅够吃够穿，而且有余粮调剂难民……希望你自己努力抗战，抓紧学习，使劲生产，饮食寒暖，为国珍重。”安塞抗属李兰英托人给丈夫写信，“告诉家里情形，叫丈夫安心闹革命”。抗属的来信和嘱托支持，激励着前方将士更加无畏杀敌。家住边区的晋冀鲁豫某支队战士金旺，从前线给家寄信称：“得知家中生活如常，甚为高兴，我们在外活跃非常，打了很多胜仗，消灭了不少的日寇。”
七、爱国主义与民族平等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
中国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各民族形成的历史有长有短，社会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心理素质、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也不相同，但悠久的历史、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是真正主张各民族完全平等，并真诚地服务于各族人民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和坚持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真正平等地对待一切民族，忠实地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任与拥护，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最先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入侵和蹂躏。严酷的现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民族的兴亡与国家的兴亡从来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兴则民族兴，国家衰亡则民族衰亡。
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的不是“王道乐土”，而是灭绝人性的民族杀戮与掠夺。在东北，他们留下了数十个“万人坑”。在内蒙古，他们肆意掠夺蒙古族人民的粮食、畜产等资源。在华北，日军在清真寺里驻兵，逼迫阿訇杀猪，侮辱回族妇女。在中国穆斯林欢度开斋节的时候，他们甚至轰炸西安清真寺，肆意残害回族群众。种种暴行，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引下，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平等、互助、团结的民族政策，忠实地代表着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与爱戴，激发了少数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巨大的卫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由各民族先进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具有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七七”事变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和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主张。1939年初又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把早先设立的民族工作部门合并起来，加强了力量。在“西北工作委员会”里设有“民族问题研究室”，对少数民族问题开始了系统研究。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共中央党校于1937年办起了“少数民族班”，后来又在陕北公学中成立了“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1940年4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问题提纲》，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党还在陕甘宁边区回族群众比较多的三边、关中和陇东三个专区建立了回民自治区和自治乡，由群众选举区长和乡长，管理本区本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
中国共产党以“平等、团结、互助”之心待各族群众，以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实际行动，为各族人民做出了表率。这一切，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任与钦佩，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化为巨大的爱国力量。
抗日战争中，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同胞一道，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奋勇杀敌，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乐章。在台湾，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其中闻名于世的有1930年的雾社起义和1934年的谋炸日本海军元帅事件。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满族、朝鲜族儿女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壮士一道，踊跃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先投入了抗击日军与伪满傀儡政权的斗争。在内蒙古的大青山等地，蒙汉人民的抗日武装在英勇作战。在河北和山东平原上，活跃着支支抗日回民支队。在海南岛，在滇西南，在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同胞并肩作战奋勇杀敌。无数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捐躯。他们以捍卫祖国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敬与信任。
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反抗日军侵略暴行的爱国行动是多种多样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南京的藏族同胞组织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分别命令各自所属寺庙的数十万喇嘛，举行诵经法会，诅咒侵略者，为祖国抗战胜利祈祷。中国伊斯兰教近东访问团、朝觐团等，利用出访、朝觐等机会，与日寇收买的宗教界败类进行斗争，向国外宗教组织和穆斯林群众揭露日军暴行，宣传中国爱国宗教人士的抗敌业绩。抗战全面爆发后，蒙、藏、回联合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曾通电表示：“国内各民族绝对不可分，惟有团结一致，牺牲奋斗，方可达到保国卫民的目的。”（《新华日报》1938年4月24日）冀中地区的回族同胞表示：“我们回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有抗日的先天任务。”（《新华日报》1940年6月25日）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表达了他们共赴国难的豪迈胸怀。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感召下，抗战期间，广大海外侨胞怀着对中华民族解放的热切期望，也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海外华侨组织了各种救亡组织649个。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头三年，华侨捐献的款项能够购买各种飞机200多架、救护车1000多辆。抗战期间，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总额约13亿元。华侨中有4万多热血青年，毅然回国奔赴抗日战场。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为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外侨胞用自己的行动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共同奋斗的结果。在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上，也凝结着无数少数民族英烈的鲜血。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命运的历史转折点，成为结束中华民族屡遭外侮的惨痛历史，改变亿万人民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命运的契机。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少数民族热爱中华民族和祖国母亲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光荣成员的认同感、自豪感，提高了他们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使各族人民认识到：热爱本民族与热爱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只有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是正确和完整的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只有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到捍卫，才能使本民族的利益得到捍卫；任何分裂祖国的行径，无论冠以如何动听的名目，其实质，不仅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出卖，也是对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出卖；各民族的局部利益，都应该服从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整体利益等等。从而，为中华各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注入了新鲜的内容。
八、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党的先锋队性质，始终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沿，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塑造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的光辉形象。
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等，中共中央10月12日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这些决议和指示提出组织东北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到193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延安时期，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战略防御阶段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当时，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分属全国抗战的第二、第三、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分别参加了各战区防御作战。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发展成为抗日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全国抗战第二战区最高司令官阎锡山对抗战力量的表述有一句名言：“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出现新局面，各族青年踊跃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在战略上造成对日本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从抗战全局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为赢得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在战略相持阶段，特别是从1941年起，日军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对其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反复“清乡”“扫荡”。1942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在抗日根据地聚集起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
抗战进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承担着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展对日伪军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于1945年8月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承担起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从8月11日到9月2日，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座。
整个抗战中，广大共产党员表现出了与日军血战到底的爱国主义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武装以及解放区人民，在极端艰苦困难的不利条件下，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英勇杀敌。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40年进行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共作战1800余次，毙伤日军、伪军2万余人，拔掉据点2000多个，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重大代价。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对敌作战，使日军寝食不安。1940年2月，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壮烈牺牲，残暴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胃里连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第三军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负伤被捕，忠贞不屈，慷慨就义。第五军妇女团的8位战士被敌军包围，弹尽粮绝，集体投江，壮烈殉国。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主力撤退，与日军血战到底，最后毅然跳下悬崖。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抗日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主要武装力量取得辉煌战果。八年抗战中，八路军以敌后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同日伪军作战。据《八路军・表册》统计显示，共对日、伪作战99847次，消灭日军407454人，消灭伪军851249人。其中，毙伤日军401648人，俘虏日军5096人，获日军投诚710人；毙伤伪军312282人，俘虏伪军402112人，获伪军反正136855人。抗战中，八路军建立了面积达24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的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8月，八路军发展到90多万人。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歼日伪军31.7万余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1万余人，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5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5.3万余平方公里，有县城40余座，人口3420余万。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有11个军，3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其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时间之长久，牺牲之壮烈，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他们的英勇斗争，大量消耗和牵制了敌人，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华南抗日游击队最多时发展到2.7万人，民兵5万人。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9月，作战2000多次，歼灭日伪军1.4万多人。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华北、华中建立了辽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东北、华南，一直到海南岛，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壮大，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