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激励下，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各项事业都获得巨大发展和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繁荣起来。陕甘宁边区农村商业贸易繁荣起来的标志就是农村集市的建立和发展。过去，陕甘宁边区有一些集市，规模小，数量少。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1942年年底陕甘宁边区渡过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之后，伴随着的是边区经济复苏，农村集市相继建立。1943年以后，陕甘宁边区区、乡一级政权机关所在地，除了原有的一些公私商店和手工业作坊外，全建立了集市，集市有三天一集的、五天一集的，各集时间互相错开。每逢集日，百货云集，赶集市的农民，熙来攘往，出售农副产品，购买自己所需东西。场面热闹红火，俨然都会。而且货物的吞吐量也是很大的。县城所在地，还要举行每年一度的骡马大会，因为当时贸易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牲畜，这个大会相当于现在规模宏大的商品贸易展览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时出台了商业政策：“对内自由贸易，奖励发展私人商业。对外调剂输出入，鼓励土产输出及无代用品的必需品输入；限制迷信品、奢侈品的输入，及边区自给不足的必需品输出；发展商业合作，便利人民交换，抵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引导商贸业健康有序发展。
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从1943年秋季开始，边区党政军学等人员由吃不饱饭，变为能吃好饭。边区党政军学等人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按照供给标准，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3斤小米，部队每人1.8斤；高级干部每人每月供肉4斤，普通干部每人每月供肉2斤，技术人员每月另有5000元边币的津贴。二是依照本机关的生产情形，生产成绩好的机关，除了按标准供给生活品之外，还有多余的，可以用在本机关人员的福利上，或者每人多吃几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三是看个人生产的情形，个人生产好的吃得比较好，差的吃得较差一些。边区的部分农民变成了新富农，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1943年6月18日，《解放日报》以《各阶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为题，报道了延安县农民的生活。如延安县的“曹守富种庄稼五十垧，张作新种庄稼三十垧，两家都兼贩卖牲口，他们过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经为白面条、馍馍、干米饭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1943年8月18日《新华日报》以《甘泉难民新村四年前荒凉无人烟，现60户农家衣暖食饱》为题报道说：“甘泉县清泉乡难民新村在四年前曾是一片荒凉的山谷，绝无人烟。现在，则有65户移难民居其间，构成一幸福的农村。他们都系榆林、米脂等地迁来，来时赤手空拳，经政府之帮助，在四年中已开垦四百垧荒地，且获得了牛羊，建造了房屋，生活一改昔日困苦之遭遇，今年政府又发给他们3万元农贷，其生产情绪大大提高，复开荒五十余垧，更加奠定了他们丰衣足食的基础。”1943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以《李志成生活富裕》为题，报道了志丹县农民李志成在“革命前双手空空”，抗战期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1943年“夏衣用20丈布，冬衣要30丈布，现在已全部买回”。
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发展最快，主要表现在耕地和植棉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的提高。边区的耕地面积由1937年的862.6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万亩，其中水地面积达4.1109万亩，净增加563亩；粮食总产量由1937年的111.6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200万石。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农业对财政的贡献是27.99万石粮食。从1941年开始，贡献增加。1941年至1945年农业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的贡献如下：1941年20.1万余石；1942年16.5万余石；1943年18.4万余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12.4万石。抗战八年，陕甘宁边区群众共缴纳公粮达111.39万石。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39年，面积只有0.37万亩。从1941年开始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当年达到3.9082万亩，1942年9.4405万亩，1943年15.0287万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达到35万亩。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1942年140万斤（皮棉），1943年173万斤（净花），1944年300万斤（净花），棉产量足够边区军民穿衣之用，自给率由l%增长到85%以上。全边区牲畜养殖也发展很快，1939年有牛150892头，驴124935头，羊1171366只。到1945年，牛、驴已繁殖到45.3万余头，羊195.4万余只，出现了六畜兴旺的景象。
陕甘宁边区公营工业从无到有，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业系统。1938年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起步时只有8家，到1944年年底达到123家。其中，边区政府系统15个厂；军工局系统8个厂；中央管理局系统16个厂；联司系统12个厂；各地驻军35个厂；各地专署有9个厂；各县政府有8个厂；其他单位有20个厂。职工2.6万人。政府和机关部队经营的工业，有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火柴、造纸、印刷、制革、煤矿、煤油、炼铁、化学、机器制造与兵工等业，工业产品达到全部或部分自给，有的产品还可出口换回外汇和必需品。1944年公营企业为财政的贡献达到18385.4万余元（券币）。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经营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边区部队1944年开垦荒地3.8万余亩，挖井开渠变旱地为水浇地1700余亩，耕种面积达99.1万亩，产粮9万余石，收菜蔬平均每人120斤以上，占部队和机关每年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1944年，中直系统生产粮食总数65864.3石，自给占65.6%。边区直属系统15个单位1月至9月统计，经费支出约16亿元（边币），机关自给约8亿多元（边币），占51.02%。
陕甘宁边区的私营企业也得到飞速发展。资料显示，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时，延安城内仅有手工作坊和商铺80余家；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陕甘宁边区私营工厂、作坊达到1400余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手工业合作社1939年起步，到1945年达到591个，占边区合作社总数的67%，每月生产总值达32亿多元边币的物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纺织、服装、食品、化学、建筑、造纸等行业。各个行业又有不同的门类，如纺织业有毛织、棉毛纺织、丝织等社；服装业有被服、制鞋、制毡、皮毛等社。在整个手工业行业中，以纺织业最突出，1940年有纺织社7家，占手工业合作社的39.5%，1941年有纺织社21家，占手工业合作社的80%。伴随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家庭个体手工业也迅速壮大。1942年，据陇东分区、延川、固临、~县、吴堡、盐池、定边、靖边、延安等14个县市的调查统计，共有个体手工业作坊399家，从业人数656人；1943年发展到1108家，增长了2.8倍，从业人数2047人，增长了3.1倍。边区的农村手工业以家庭妇女纺织业为主，据陕甘宁边区1944年家庭妇女纺织业发展情况统计分析，参加纺织的妇女占边区总人口150万的14.2%。陕甘宁边区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在边区工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满足了边区群众生活的自给需要，如1943年边区共生产大布104302匹，其中合作社织布6000匹，家庭及私营工厂织布65334匹，占63.4%；另一方面对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边区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铧、耧、锄头、镰刀、铁锹、头等，运输业的大车、鞍架、皮革、口袋、牲口蹄掌等，以及在边区各地集市上出售的各种工业品，绝大多数出自边区的手工业生产。边区手工业的发展，对边区农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经济的角度看，从1937年至1945年年底，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一个完整的独立自主、艰苦奋斗阶段。公营工业是边区工业的骨干，给边区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据不完整统计，公营企业为政府提供的财政收入是（缺1941年、1943年资料）：1940年2.7万余元（法币）；1942年422万元（边币）；1944年18385.4万余元（券币）；1945年23121.1万余元（券币）。公营企业的收入在边区政府财政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如1944年的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的36.2%。商业经济的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带来了丰厚的税收。主要有公盐代金、工商业税、特产税等。陕甘宁边区的群众通过运输合作社运输食盐，以公盐代金的形式为财政的贡献为：1941年7009000元（边币），占年财政收入的27.73%；1942年35557000元（边币），占年财政收入的10%；1943年4521796元（券币），占年财政收入的2.82%；1944年45793291元（券币），占年财政收入的9.07%；1945年84637878元（边币），占年财政收入的5.25%。盐税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收入统计如下（以券币为单位）：1937年仅0.2万元；1938年4.9万余元；1939年2.9万余元；1940年4.4万余元；1941年37.2万余元；1942年48.9万余元；1943年447.1万余元；1944年2457.8万余元；1945年17818.7万余元。工商业税收从1941年开始，包括货物税和营业税两种。货物税：1941年2109566元（券币）；1942年2894277元（券币）；1943年14341462元（券币）；1944年82678079元（券币）；1945年290505914元（券币）。营业税：1941年432819元（券币）；1942年3329979元（券币）；1943年24084533元（券币）；1944年115942794元（券币）；1945年337146979元（券币）。特产贸易收入是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可解决边区财政的26%至40%。1942年139623000元(边币)；1943年65347927元(券币)；1944年135388778元(券币)；1945年757995348元(券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和成就。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说：“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三万多人的军队。”1937年中共仅领导一块根据地，就是陕甘宁边区，人口150多万。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共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民兵发展到260万；领导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有19块，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是工作作风，也是思想作风和创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精神法宝。这是一条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