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大力主张独立自主的领导原则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领导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强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的核心和中坚。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也警诫全党吸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开始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前夕，1937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城二道街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党史上也称“五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某种历史条件之下，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但是，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环境里就往往容易发生动摇和变节。这一点，已经是中国革命所证明了的规律。因此，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而且，只有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城北召开了会议，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会议核心内容就是决定了党的独立领导权：第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第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他说：“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都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为，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同康生、陈云回到延安。王明1931年赴莫斯科，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反对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明确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反对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和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主张“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他的这些错误主张一度迷惑了一些同志。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提出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批评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三月会议”，王明坚持在“十二月”会议上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王明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抵制。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抵制，会议没有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形成决议，所以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只是中央层面的争论，没能向下传达。因而他错误主张只在局部地区和个别方面有所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战没有形成实质性危害。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保持了独立性。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基本经验，强调党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抗战经验的总结。认为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的。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强调了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重要性。为了实现党对抗战的领导，会议确定：“（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不动摇。只要中日矛盾为主，这个方针就始终不能动摇。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方针。（二）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在统一战线中，就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否则，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根本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六届六中全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基本上纠正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道片面的联合，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个别领导干部不执行独立自主领导原则的思想态度，使全党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得到很大的遏制。
从1941年9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解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思想束缚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的问题，清算了党内“左”、右倾思想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分析了产生错误路线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与统一，从而在全党真正确立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领导原则。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战略方针。1937年7月，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如何赴抗日前线参战问题，成为当时红军高级将领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提出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8月1日，毛泽东给正在陕西三原云阳镇出席红军高级干部会议的周恩来、博古等发去电报，首次提出红军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8月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三人，要求他们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就红军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建议――抗日战争要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红军的作战主要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8月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三人，明确指出：红军在抗战中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只宜做侧面钳制和打击，不宜正面作战；要按照情况使用兵力。
洛川会议对八路军在抗日中如何参战的问题讨论异常激烈。一些将领提出红军时代的游击战过时了，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扩大影响；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较集中；在出兵问题上，要早出兵，而且全部开出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些意见，他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经过激烈讨论，大家对党领导红军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和红军担负的任务都表示赞同。于是会议决定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作战原则是：“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但是对这个决定在高级将领中还有不同意见保留。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延安，于9月21日致电彭德怀，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将士在林彪的指挥下，经6小时激战，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然而，胜利背后也有严重不足：先是八路军发起攻击时，部署在平型关以北的国民党军不但未主动配合，反而放走部分逃敌。战斗中，一一五师虽然歼敌千余人并有大量缴获，但也付出沉重代价，伤亡近800人，许多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林彪本想抓一些俘虏带到太原去游行，而日军宁可自杀也不投降，一个俘虏也没抓到。林彪经此一战大悟：依靠国民党军抗战没有前途，集中八路军主力打运动战也不行。他在战斗总结中提出：“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做运动战，是不宜的。”
在实践与理论的印证下，八路军许多高级将领思想疙瘩相继解开，全军将士真正接受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略。此后，八路军各部根据毛泽东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指示，迅速分兵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在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步壮大了武装力量，展开了山地抗日游击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抗日战争迅速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稳定了中国的抗战局面。半年后，毛泽东总结华北抗战经验，在《论持久战》中把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正式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确立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略。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大力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
延安时期毛泽东积极倡导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独立自主强调了自主意识，自力更生强调了凭借自我力量焕发生机，艰苦奋斗是自主、自我焕发生机过程中的一种精神状态。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产权，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共产主义的主张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生活准则。所以，艰苦奋斗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正确价值取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富裕，每个共产党员也没有过富裕日子的打算，在生存环境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广大党员为党的事业发展，英勇奋斗，省吃俭用，一分一厘积累，为党的事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必需的财富，奠定了党的事业发展的基础。井冈山时期，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军事上“围剿”、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妄图把红军饿死、困死。但是英勇的红军没有被艰苦的生活和极度的困难吓倒，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与官兵同甘苦、共患难，“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为了解决食盐缺乏的困难，广大军民把房屋老墙上的土取下来熬硝盐。红军医院缺少医疗用具，医务人员就自制竹刀、竹镊子等代替。为储备粮食，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军将士从井冈山下挑粮上山。为了安定群众生活，根据地军民白手起家，先后创办起修械厂、军械厂、红军棉被厂、红军印刷厂等。这些精神，就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也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这一种精神。回顾党的历史，从在上海成立到井冈山时期，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党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每个党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去拼搏。
延安时期，毛泽东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作为一贯的治党、治政、治军的重要原则贯穿始终，着重突出了党员领导干部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过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逐步建立起了领导带头，全党共同行动的有效实施机制，使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逐渐在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上和作风上真正扎了根，有力地推动了党的自身建设和新民主主义建设。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长征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合起来不足两万人。由于西北根据地刚发生过错误肃反党员干部事件，人心不稳。西北根据地内国民党军、地方反动势力乃土匪横行猖獗，红军物资极度匮乏，可以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做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报告告诉人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毛泽东就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党和红军的艰难状况。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成了延安时期从始至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和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开展工作的思想动力源泉。党开展任何工作，都需要厉行节约，制止铺张浪费和贪污腐败，如果没有艰苦奋斗作为思想基础，自私自利和贪图享乐的思想占据上风，党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和进行。所以，每个党员只有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才能产生无穷的动力，才能保证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和进行。同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崇尚艰苦朴素、勤俭节俭的高尚品德和保持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工作作风。社会资源和劳动成果是有限的，奢侈和浪费，就会使革命和社会事业失去物质基础和动力。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说：“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的讲话中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将革命事业继续下去。1938年3月，毛泽东为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1939年5月1日，延安各界3万人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指出：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讲演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说：“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在解放战争最艰难的阶段，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说：“全党同志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并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这样，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论述，从理论上和制度上确定为党的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条件。
延安时期，面对巨大的困难，毛泽东始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光明的前景一定会到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表现为一种努力向上、锐意进取、创造财富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分不开的。越是艰苦，越是奋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才是艰苦奋斗的实质内涵。1938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状况已经出现，当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做了报告，说道：武汉、广州失陷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1939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发出“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号召。1943年毛泽东挥笔题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说：“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做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毛泽东的讲话、号召、题字，包含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全部含义，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大家一齐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胜利和光明的前景一定会到来。于是激励起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
自力更生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向世界表达中国共产党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态度和方法。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时说：“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延安时期，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慰问抗日将士，蒋介石在重庆花八百大洋请他吃山珍海味；而到了延安，毛泽东则请他吃战士们自己种的蔬菜和房东大娘专为贵宾送来的一只母鸡。对比之下，陈嘉庚含着眼泪感慨地说：共产党一定会取得胜利。当年，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采访，从毛泽东住窑洞、周恩来睡土炕等平凡小事上，洞察出共产党人作风的伟大力量，动情地把它称之为“东方魅力”“兴国之光”。延安时期，国外友人和华侨正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行，认识到毛泽东号召并确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但是一种思想精神，也是一种取得斗争胜利的方法，更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不是孤立的，同样需要得到外援和帮助，才会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更具活力，才会使革命事业更具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阶段过去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这时，美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蒋介石则完全依靠美国，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在讲演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作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毛泽东在这里阐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是孤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需要外援和帮助，但是要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外援和帮助为辅的方针，不能完全依赖外援和帮助。
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使毛泽东认识到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必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过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才能产生巨大的作用，以解决新环境、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科学冷静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思想变化，于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传家宝。
历史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号召并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纯洁党性、端正党风、清理政风、重塑民风、赢得民心，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克服困难、不懈奋斗，取得胜利，发挥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于是，大力宣传和弘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延安时期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一直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因此，大力弘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精神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的过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才能持续产生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