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中存在的具体实际问题。这一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相结合的理论概括，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并形成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的任务，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她成立之初，就高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同一切腐朽的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开始的革命形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一些挫折。大革命的失败教训表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和武装的领导权。实践证明，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次会议指明了革命的新出路，但是却滋长了“左”倾情绪。20世纪30年代初期，王明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指责“调查研究”为“狭隘经验论”，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至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为什么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开始的时候屡屡受挫？关键的一点就是缺乏一条科学的思想路线来引领全党，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以至于犯了“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以中国的具体革命斗争形势来确立党的政策。在江西革命根据地领导武装斗争的时候，鉴于红四军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民甚至旧军队，为了加强红四军的思想政治建设，毛泽东在1929年所写的一封信中，分析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一些争议问题，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红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一名词，并把它同历史和环境的考察联系了起来。
为了反对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毛泽东把只是依靠“本本”、反对“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的思想倾向称为“保守路线”，而把通过调查研究在实际经验中形成正确的斗争策略称为“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从而第一次把“思想路线”问题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从斗争中”，是说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是说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也就是说从旧的思维形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
红军被迫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揭露经验主义、特别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1936年至1937年，毛泽东连续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的哲学著作，系统地论证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全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哲学基础。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39年10月，毛泽东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表，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并全面进行了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并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思想基础，毛泽东不仅从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而且从党的思想作风和党性高度，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强调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是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问题。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变化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指出“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都是极坏的作风，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报告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此后，毛泽东还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他指出，“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才是党性的表现，才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此，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1943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党校亲笔题词“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校训，就是要求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延安时期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教育运动，使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在全党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把理论联系实际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从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带来的精神枷锁，实现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和过渡时期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新中国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延安时期培育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方式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要求和号召全党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遵循这一思想路线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尽量避免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犯错误，减少挫折。开展这一工作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真正掌握客观实际中的“实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根本的要求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只有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真正搞清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真正搞清楚影响革命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才称得上真正掌握客观实际中的“实事”，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而这始终是党进行一切科学决策所必须的也是唯一可靠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队伍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真正掌握客观实际中“实事”的唯一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是中共搞调查研究掌握客观实际中“实事”的典范。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段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亲自从农村收集第一手材料，形成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这些调查对土地革命方针、政策的完善起了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毛泽东的大量社会调查，为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战略方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和客观依据。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全党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方法。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也是调查研究理论创建者。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著名的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系统论述了调查对象、目的、方法以及调查的技术，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成形。长征到达延安以后，为了总结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集中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在百忙中，他亲自整理了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找到一个如何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的方法。这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成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不断深化，在全党推广并形成制度。其理论则上升到系统化的阶段，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首先调查研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认识世界的重要保证。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样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这是我们达到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保证。其次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策略和方针的基础。制定一整套正确的具体政策和方针、条例，就必须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掌握情况的基础之上。因此，做工作必须坚持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情况不明，则一切无从谈起。第三，调查研究是纠正盲目主义、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要方法，也就是转变党风的关键。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对于政策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目主义。”纠正的方法：重要的一点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调查和研究”对于形成党的斗争策略和方法的重要意义。第四，调查研究是增强党性密切党群关系的中心环节。中国共产党是为实现人民利益而工作的执政党，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历来是科学决策的最基本条件。领导的责任就在于将群众的分散的意见化为系统的、合理的意见，同时把领导的决策化为群众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调查研究过程。只有发扬民主，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才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只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
2.调查研究的目的。调查研究就是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在这里表达了他对不注重调查研究、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教条主义做法的痛恨，告诫党员干部只有做到对遇到的每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他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就是说，要根据革命斗争的情况；针对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加以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在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时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
3.调查研究的原则。调查研究是一种普遍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但是遵循不同的原则，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为此，毛泽东指出了调查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则。
首先，调查的主题必须明确集中，有的放矢。主题是中心，也是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调查若无主题，犹如瞎子摸象，随便到一个地方去乱抓一把，不但不能收到效果，反而会浪费人力物力。主题应该集中，每次调查最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说：如果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东西丢掉了，仍然是没有发言权。因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指出：“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主题确定以后，还需要拟定调查大纲。列出所要调查的项目。这些项目应该是把许多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系统排列起来，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调查项目也可以制成表格，也可制成调查表。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被调查人就便于回答。有了明确的调查纲目，就可以保证围绕主题，步步深入，得到调查所需要的材料。
其次，坚持实事求是，这是调查研究最根本的原则。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原则，说的是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有的人，调查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调查中“按图索骥”，用事前定下的结论硬套客观实际，“合则取，不合则弃”，收集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印证自己的结论。这种方法从根本上违背了调查研究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冷静地了解事实本身的目的，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指出：“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二是对调查所得材料要认真验证，反复核对，辨别真伪。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当调查研究揭示出某一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时，常常会触及某些单位，某部分人或某些个人的既得利益，有的还会触及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就要求调查者要有勇气冲破重重束缚，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打击。没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要想调查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调查者，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夸大，不缩小，这就是调查中的唯物主义。因此，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做周密系统、深入细致的工作，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工作，不要性急，也不能偏听偏信。
4.调查研究的态度。调查研究必须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这是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中必须抱有的基本态度。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指出：“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所谓“眼睛向下”就是要向群众学习，从实际工作中寻找真理，而“昂首望天”或“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文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重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相联系。”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自己要“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
5.调查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研究领域不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基本调查研究的方法，是我党的重要工作方法，至今仍为我党所用。概括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普遍调查。调查研究的规模和范围应根据所要了解情况的不同来确定，一般可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两种方式。普遍调查是从面上了解一般情况的方法，可以采取“走马观花”“周游列国”的方式进行，从整体上掌握事物面貌。
其次，典型调查。典型调查是深入到具有代表性的一点或若干点上。做“解剖麻雀”的工作，取得更为详细的具体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综合起来，对“麻雀”得出总的概念，这就是“下马看花”。这种方法正确地处理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极为重视并经常使用这种方法。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说：“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做出适合的结论。”这就叫作“解剖学”。典型调查是从了解个别入手，从个别中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因此，个别点的选取必须具有代表性，最能够反映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典型的选择可以根据调查目的来考虑，解决问题的不同，典型的确定也不同。毛泽东介绍了两种选择典型方法：一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从地理位置确定典型。1930年5月毛泽东写成的《寻乌调查》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寻乌这个县，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二是根据事物发展进程做分类调查。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先进的；二是中间的；三是落后的。每类调查两三个，便可知一般的情形了。有了若干点的，详细的典型调查，还要结合面上的情况。这就是说，只有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的方法，了解的情况才能既广且深，得出的结论也就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
第三，会议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由调查者亲自主持会议，每次参加人数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要深明情况有代表性，“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调查会要采取讨论式，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做讨论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不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讨论式是调查会的长处，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由于各个人的经历、环境和职业的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难免有各自的局限性，对同一问题会产生不同看法，反映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就需要探讨磋商。调查人按照纲目提出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除专门召集调查会外，还可从各种会议――干部会、代表会、群众会议等来收集材料。这些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从实际工作中来的，参加会议的人对情况都掌握得具体，为调查工作提供了机会。还有一些会议，如座谈会、汇报会，本来就是调查研究性质的会议，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也可以了解很多情况。
第四，蹲点调查。蹲点实践是深入基层调查的有效方法。有时为了深入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就不能仅限于开会、访问等方法，而要使调查研究与当时当地的工作结合起来，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亲自实践一番，可以在工作进程中得到许多生动的材料，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调查结果是否真实，也可以随时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这样有助于摸到有用的材料，抓住事物的本质。
第五，领导要亲自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决反对道听途说、马虎应付，大力提倡“亲自出马”做直接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凡担负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身体力行，多次到工厂、农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如果领导在调查研究中仅仅局限于听汇报、看材料，决策又只建立在领导者对这些汇报和材料的感觉判断的基础之上，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决策，就很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第六，试点调查方法。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为了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要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当正确的意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要重新回到群众中去，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思想普遍宣传，并在以后应用此方法于一切工作。亦即是“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这就是试点。试点方法对党的领导方法有什么重要意义？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进行试点，一下子就把作为领导意见的一般号召全面推开，那“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6.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不懈”。1937年，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强调了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认识客观世界有一个过程，不能一次完成，因此，调查研究也不能一劳永逸。“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逐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做调查，然后才能不断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他还指出：“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在这里，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做某项调查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强调搞调查研究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要做到持之以恒，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延安时期全党开展了深入持久的调查研究活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在全党深入持久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把调查研究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向全党提出了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任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强调此举为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一环。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对建党以来在调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指出党内许多同志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与此同时，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办法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具体规定了中央和各解放区乃至国统区、敌占区的党组织应当设置的调查研究机构及其职责。
这两个《决定》发布后，党中央和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都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使调查研究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中央各个机关和团体带头调研，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组成30多人的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一年半的实地调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年已花甲，仍于1941年冬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本人针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面临的困难进行调研，提出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在西北局高级干会上所做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就是调研成果的集中体现。
这样，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调查研究的工作也就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在全党逐渐形成了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