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如福
1943年。
陕北高原的冬天，降临得特别早。在祖国的中原，这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宜人季节，而我们山脚下的小溪，却开始结冰了。可是，同志们还没有穿上棉衣。自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敌人对边区的封锁，更是变本加厉，棉花、棉布一点儿也不让进来。他们声称，要“困死八路军、冻死八路军”。这狂妄的叫嚣，当然吓不倒我们，但也的确给抗战造成了不少的困难。有一个团，因为执行紧急任务，每人发了一件羊皮袄，远远望去，部队一片白，敌人讥笑他们是“羊皮团”。其它部队连羊皮也摊不上，每人只发了十斤羊毛。因此，上级要求连队抓紧秋收后的时间，自己捻成线，然后交到供给部织成“呢子”，做成衣服，再发下来。
我们四班十个人，住在一座窑洞里。洞里除了一铺火炕外，地方很狭窄，十斤羊毛老大一堆，十个人的羊毛根本没处放，有些同志就把它捆起来，挂在壁上，一进洞门，只见壁上、地下，到处都是羊毛。一些性急的同志，特别是班里有几位今年才由晋察冀边区调来学习的同志，心里更是没底，看着这满满一洞羊毛，有点发愁。
“这么多的羊毛，一根根地捻成线，再织成布，做成衣服，还不等到明年立冬！”性子急躁，外号人称“机关枪”的小李，沉不住气了。“纺线织布，是妇女们的事情，咱们这些粗手笨脚、拿惯了枪杆和镢头的人，还能捻线？”王玉成同志也没有信心。“同志，不要急嘛！当个八路军，打仗是英雄，生产是好汉，捻起线来嘛，就要像个大姑娘！“副班长几句话说得大家都嘻嘻哈哈大笑起来。
中午，收操回来，暖洋洋的太阳，晒得人怪舒服的。班长谢光中带着几名学员去做捻线工具——一根五寸多长的木棍，有铜钱粗，中间按上一个铁丝钩，名叫“拨吊儿”。副班长张禄保领着大家把羊毛搬到窑前的坪里去晒。这些羊毛从羊身上剪下来，没有加工，一疙疸一块的，和泥砂粘在一起，要晒干，用柳条弹松，把泥砂清除出去，才能用来捻线。吃过午饭，利用出操前的休息时间，大家围着羊毛，坐在太阳地里，班长让我给大家边作示范，边讲要领，然后，每人提着一个拨吊儿，捻起线来。小李干什么都是急性子，捻线光图快，拨吊儿转得太勤，刚给他接好，又拧断了；有些同志转得太慢，拧不成线，也要断。你听吧，可热闹啦！你也断，他也断，木制的拨吊儿掉在冻得梆梆硬的地上，砰砰叭叭，此起彼伏，好像过年过节放鞭炮一样。王玉成有个“钻”劲，他也不看别人的，自己埋头干，捻出的线，好像长虫吃哈蟆，一节粗，一节细，粗的地方比筷子还粗，细的地方只有两三根羊毛，捻了不到五尺长，就把拨吊儿缠满了，同志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最吃力的，要算是大个子高志恩了。他原是彭真同志的警卫员，今年才到陕北，长得身强力壮，膀大腰圆，外号叫“大力士”。他十个指头好像十根小棒锤，干起活儿来，一人顶两人，投弹、刺杀，样样是能手，但捻起线来，却笨手笨脚，别人都学会了，正、副班长和我都手把着手教了他多少遍，他怎么也学不会。拨吊儿在别人手里，非常轻巧，滴溜溜转个不停，到了他手里，却特别调皮，怎么也不听摆弄，捻不了两寸长，又断了，急得他满头大汗，”叭“的一声，他把拨吊儿摔在地下，蹦出去老远。
“这不是拿公鸡下蛋吗？我可干不了这个玩艺儿！”“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公鸡生蛋有什么不好？”心直口快的小李，见他这副神气，觉得非常好笑，立刻顶了他一句。“我们八路军，能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能叫南泥湾长出粮食来，还能叫捻线难住？不为穿衣服，也要争这口气！”
“对呀，让他封锁吧！再封锁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爱讲大道理的张富民，一本正经地补充了副班长的发言。这时，班长早就把高志恩扔走的拨吊儿捡回来了，坐在小高旁边顺手递给他，说：
“不要小看这玩艺儿，一人手里一个，就能彻底粉碎日本鬼子和蒋介石的经济封锁，这也是跟敌人斗争的一种方式。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我们可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啊！”“我们来个‘变工互助’吧，我替班里站岗，干重活……”
“那还行，训练这样紧张，用什么时间换工？”
班长还在和小高耐心交谈，这边，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凑起一首快板来：
小小拨吊本领强，
捻出线儿细又长。
一人一个手中拿，
换来呢料稀衣裳。
吃得饱，穿得暖，
打仗生产有力量！
经济封锁白费劲，
越困我们越富强！
气死奸贼蒋该死，
吓死日本小东洋！
大家一边捻，一边反复地数快板，小高不知不觉地也跟着数起来。我和副班长又研究了一个新办法教他：第一步，先跟他合作，让他只转拨吊儿，我撕羊毛，他掌握了转的要领以后，再对调；最后，让他一人干，我们在旁边指点，他慢慢地就学会了。
当时，冬季训练的确非常紧张，天天出操、上课。天气一天比一天更冷了，寒冷的北风夹着黄砂，吹得早已落了叶子的白杨树不断的呼啸。为了赶时间，尽快的穿上棉衣，每人都是右边的衣袋里装着拨吊儿，左边装着羊毛，抓紧训练间隙和饭前饭后的时间，走到哪里，捻到哪里。晚上没有灯，就上山去砍“松明子”，点起大火把，大家盘着腿儿围在炕头上，一边谈天讲故事，或提问功课，一边捻线。队里有个大猪圈，修在山沟里，为防止野狼来咬，每天有人站哨看猪。轮到谁看猪，谁就带上队里养的狗，让他睡在旁边，自己把脚伸在狗肚子底下取暖，手不停地捻线。来了生人或有什么动静，狗就汪汪地叫起来。当时每个人的手都冻裂了很多口子，但没有一个叫苦的。班里有个贵州籍的学员曾召海，模仿家乡搓草绳的方法，用木头做了一个捻线架，这样，用脚蹬机器，用双手撕羊毛，速度提高了一倍多。开始每人平均每天只能捻一两线，经过同志们这样努力，提高到四两多。我们几个捻得快的，都挤时间帮助高志恩他们捻，全班很快完成了任务。
春节前，呢子衣服发下来了，大家穿着自己亲手捻线织成的衣服，觉得分外温暖，高高兴兴地欢度了春节。
抗战时期的延安，被誉为中国的最后一片净土。全国的知识青年明知那里条件恶劣而且不被“中央政府“接纳，却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丁玲、萧红、萧军、苏群、何其芳等等一大批知识界名流纷至沓来，丁玲在《七月的延安》里赞到：“这是哪里，这是乐园。”当时美国的报纸称这种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定向流动是“一场三十年代的革命红流”。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由于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民族主义立场；第二，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是以群众路线为精髓的延安精神极大的吸引了进步青年。杨如福的《捻毛线》一文描述了1943年冬天，八路军为解决过冬棉衣不足问题而发动群众，开展的“捻毛线”活动的情景。是抗战时期延安生活的一个剪影，为我们呈现了当年延安军民的一个生活片段。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当年延安军民面对困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当时，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困死八路军。解放区在物质极度困乏的情况下，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国民党严酷的军事包围和严重的经济封锁，极端困难又无外援的环境，也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特殊品格。这些在散文《捻毛线》中可见一斑。
首先是艰苦的环境对快乐的战斗生活的衬托。
作者回忆了当时延安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陕北高原的冬天，降临得特别早。在祖国的中原，这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宜人季节，而我们山脚下的小溪，却开始结冰了”。自然环境的艰苦不言而喻，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劣更是让人唏嘘。“自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敌人对边区的封锁，更是变本加厉，棉花、棉布一点儿也不让进来。他们声称，要‘困死八路军、冻死八路军”。这无疑对于生活和战斗在延安的人们是雪上加霜。然而，苦并不是全文的基调，战士们与苦难做斗争中所迸发出的革命乐观主义激情，才是全文的感情基调。苦的环境正反衬了战士们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狂妄的叫嚣，当然吓不倒我们，但也的确给抗战造成了不少的困难。有一个团，因为执行紧急任务，每人发了一件羊皮袄，远远望去，部队一片白，敌人讥笑他们是‘羊皮团”。这种调侃的语言在文中多次出现，也正是战士们“与困难做斗争，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的自然流露。
第二是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组成了一幅生动热烈的生活画卷。文章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勾画出一个个特征鲜明的战友形象。性子急躁，心直口快，外号人称“机关枪”的小李；“钻”劲十足，喜欢埋头苦干的王玉成；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笨手笨脚的大个子“大力士”高志恩；爱讲大道理的张富民；幽默风趣的副班长；善于钻研，敢于创新的曾召海；还有平易近人，孜孜不倦的班长等。这些人在上级分配生产任务后，有的同志心里没底，在发愁；有的是抱怨，“这么多的羊毛，一根根地捻成线，再织成布，做成衣服，还不等到明年立冬！”“纺线织布，是妇女们的事情，咱们这些粗手笨脚、拿惯了枪杆和镢头的人，还能捻线？”“这不是拿公鸡下蛋吗？我可干不了这个玩艺儿！”是的，对于这群老粗男人让做捻毛线这种细活，的确是为难了，谁不会有不满和抱怨呢？这是多么贴近生活，富于生活性啊！没有不满，没有抱怨才不正常。这也正是边区自由、民主的政治氛围的真实写照。不满、抱怨并不等于对上级任务的抵触。在革命斗争最为艰苦的岁月，共同的革命信仰、革命理想驱使他们互帮互助、互教互学。一场紧张忙碌别开生面的捻毛线活动开始了，尽管班长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了，不是你的断了，就是他的断了，不是你的粗了，就是他的细了，要么就是拨吊儿摔地了。场面描写中浓郁的生活气息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似乎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生活的热情和战斗的激情。
第三是细节描写展现人物群体的精神风貌。
文中的几处细节描写无不透漏出当年延安军民的不怕困难、团结协作、求实创新、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如“我们八路军，能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能叫南泥湾长出粮食来，还能叫捻线难住？不为穿衣服，也要争这口气！”“对呀，让他封锁吧！再封锁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多么霸气的语言，这是对困难的藐视，对敌人的藐视，更是革命者的自信、乐观。还有“我和副班长又研究了一个新办法教他：第一步，先跟他合作，让他只转拨吊儿，我撕羊毛，他掌握了转的要领以后，再对调；最后，让他一人干，我们在旁边指点，他慢慢地就学会了。”“晚上没有灯，就上山去砍‘松明子’，点起大火把，大家盘着腿儿围在炕头上，一边谈天讲故事，或提问功课，一边捻线。”“学员曾召海，模仿家乡搓草绳的方法，用木头做了一个捻线架，这样，用脚蹬机器，用双手撕羊毛，速度提高了一倍多。”教小高捻线、战士们炕头捻线和曾召海改进机器几处细节描写，更是战士们在生产中互相帮助、亲如兄弟，团结协作、求实创新精神的展现。
革命乐观主义是全文的感情基调，即使写到战士们面临的困难时，也透露出积极向上的生活激情。如天冷没棉衣，战士穿成“羊皮团”；晚上站哨天太冷，脚伸到狗肚子下取暖；手冻裂了不叫苦。战士们在生产活动中自编的快板更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透过杨如福的《捻毛线》，我们看到的不是贫瘠的土地、艰苦的生活，而是红色的浪漫、青春的激情和一个民族的希望。这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热血青年所向往的乐园——延安。
（段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