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
王家庄办理解租，有一天解决地主王老四和佃户们的租佃关系，按法令定过租约后，农会主席问王老四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王老四说：“那是法令，我还能有什么意见？”村长和他说：“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咱们不只要执行法令，还要打通思想！”王老四叹了几口气：“老实说：思想我是打不通的！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为什么偏要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倒？我应该照顾佃户，佃户为什么不应该照顾我呢？我一大家子人就指望那一点租来过活，大前年遭了旱灾，地租没有收一颗，把几颗余粮用了个光，弄得我一年顾不住一年，有谁来照顾我呢？为什么光该我照顾人呢？”农会主席给他解释了一会，区干部也给他解释了一会，都说粮食是劳力换的，不是地板换的。解释过后，问他想通了没有，他说：“按法令减租，我没有什么话说；要我说理，我是不赞成你们说那理的。他拿劳力换，叫他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你们是提倡思想自由的，我这么想是我的自由，一千年也不能跟你们的思想打通。”
小学教员王老三站起来面对着王老四讲道：“老四，再不要提地板！不提地板不生气！你知道！我常家窑那地板都怎么样？从顶到凹，都是红土加沙地。论亩数，老契上虽写的是荒山一处，可是听上世人说，自从租给人家老常他爷爷，十来年就开出三十多亩好地来，后来老王老孙来了，一个村上安起三家人来，到老常这一辈三家种的地合起来已经够一顷了。谁打粮食，不知道他共打了多少，光给我出租，每年就是六十石。如今啦，不说六十石，谁可给我六升呢？大前年除了日本人和姬锁魁的土匪部队扰乱，又遭了大旱灾，二伏都过了，天下不下雨满地红。你知道吧！咱村二百多家人，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七零八落丢下了三四十家。就在这时候，老常来找我借粮，说老王和老孙家都饿得没了办法，领着家里人逃荒走了。后来老常饿死，他老婆领着孩子回来林县，这庄上就没有人了。我想起来也很后悔，可该借给人家一点粮。
“那年九月间，八路军来打鬼子的碉堡，咱不是还逃到常家窑吗？你可见来了：前半年虽没有种上庄稼，后半年下了连阴雨，蒿可长得不低，那一块地也藏住人。庄上的房子没人住了，牵牛花穿过窗里去，梁上有个碗口大的马蜂窝。那天晚上大家都困乏了，呼噜呼噜睡下一地，我可一夜也没有睡着。你想：我在咱本村里，就只有南墙外的三亩菜地，那中啥用？每年的吃穿花销，还都不是凭这家常家窑的顷把地吗？眼见常家窑的地里，没有粮食光有蒿，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这年秋天，自然是一颗租子也没有人给。咱们这些家，是大手大脚过惯了的，‘钟在寺里音在外’，撑起棚子来落不下。冬天出嫁闺女，回礼物，陪嫁妆，请亲朋，女婿认亲，搬九，哪一次也不愿丢人了，抬脚处动手都要花钱。几年来兵荒马乱，鬼子也要，姬锁魁也抢，你想能有几颗余粮啊？自己吃的是它，办事花的也是它，不几天差不多糟蹋光了。银钱是硬头货，虚棚子能撑几天？谷囤子麦屯子，一个一个都见了底，我有点胆寒，没等过了年就把打杂的、做饭的一起都打发了。
七岁的孩子能吃不能干，你三婶活了三四十岁也是个坐在炕上等饭的，我更是出门离马不行的人。这么三个人来过日子，不说生产，生的也做不成熟的。你三婶做做饭扫扫地就累坏了她，我喂喂马打个油买个菜也顾住了我，两个人一后晌切不了两个干草，碾磨上还得雇个零工。
过了年，接女婿住过了正月十五，囤底上的几颗粮是眼看撑不住了，我跟你三婶看着发了愁，依我说就搬到常家窑去做我那地，你三婶不愿意，她说三口人孤零零地去那里不放心。后来正月快过完了，别人都往地里送粪。我跟你三婶说：“要不咱就把咱那三亩菜地也种成庄稼吧？村边的好地，收成好一点，俭省一点，三亩地也差不多够咱这三口人吃。”她也同意。第二天，我去地里看了一下，辣子茄子杆都还在地里直撅撅长着，我打算收拾一下就往里送粪。
老弟！我把这事情小看了，谁知道种地真不是件简单的事！不信你试试！光几畦茄子杆就误了一前晌，用锄削，削不下来，用斧砍，你从西边砍，它就往东歪；用镢刨，一来根太深，二来枝桠碍事，刨不到根上。回家跑了三趟，拿了三件家伙都不合适。后来想了个办法：用镢先把一边刨空了，搬倒，再用脚踩住再用斧剁。弄了半晌还没有弄够一畦。邻家小刚，挑着箩头从地里回来，看见我两双手抡着斧头剁茄根，笑得合不住口，羞得我不敢抬头。他笑完了，告我说不用那样弄，说着他就放下箩头拿起镢来刨给我看。奇怪！茄杆上的枝桠偏不碍他的事！哪一枝碰镢把，就把哪一枝碰掉了。他给我做了一个样子就刨了一畦，跟我半前晌做的一样多。他放下扁担箩头来走了，我就照着他的样子刨，也行！也刨得起来了，只是人家一镢两镢就刨一棵，我五镢六镢也刨不下一颗来。刨了没几棵，两手上磨起两溜泡来，咬着牙刨到晌午才刨完，吃了饭，胳膊腿儿一起疼，直直睡了一后晌。
第二天准备送粪，我胳膊疼得不想去插（插是往驮子里装的意思。因为用镢插进粪里，能把粪取起来，所以叫‘插’）。叫你三嫂去，这一下把她难住了，她给她娘守服，穿着白鞋。老弟！我说你可不要笑！你三嫂穿鞋，从新穿到破，底棱上也不肯有一点黑，她怎么愿意去插粪呢？可是粪总得用人去插，她也没理由推辞，只好拿着铁锹走进马圈里。她走的很慢，看准一个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小心谨慎照顾她那一对白鞋，我在她背后看着也没有敢笑。往年往地里上的粪，都是打杂的从马圈里倒出来，捣碎了的；这一年把打杂的打发了，自然没人给捣。她拿着一张锨，立插插不下去，平插就从上面滑过去了，反过锨来往回刮也刮不住多少，却不幸把她一对白鞋也埋住了。老弟！你不要笑！你猜她怎么样？她锨把把一扔，三脚两步跑出马圈来，又是顿，又是蹴，又是用手绢擦，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来，我越笑，她越气，擦了半天，仍然有许多黄麻子点；看看手，已经磨起泡来，气得她咕嘟个嘴跑回去了。得罪了老婆，自然还得自己干。不过，我也不比人家强多少，平插立插也都一样插不上，后来用上七里仅在堆上撞，才撞起来些大片子。因为怕弄碎了不好插，就一片一片装进驮子里去。绝没有想起来这一下白搭了：备起马来没人抬！老婆才生了气，自然叫不出来，叫出来也没有用；邻居们也都不在家，干看没办法。后来在门口又等到小刚挑粪回来，他抬得起我抬不起，还是不算话。两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有了主意，把粪又倒出去半驮，等抬上去以后他又一锹一锹替我添满，这才算送出第一驮粪。这一下我又学了一样本领，第二驮我就不把驮子拿下来，只把马拴住往上插。地不够一百步远，一响只能送三驮，因为插起来费事。
老弟！这么细细给你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是粗枝大叶告诉你吧！
粪送到地了。也下了雨了，自己不会犁种，两个马工换了两个人工才算把谷种上。村里牲口都叫敌人赶完了，全村连我的马才只有三个牲口。八路军来了，人家都组织起互助组，没牲口的都是人拉车。也有人劝我加入互助组，我说我不会做啥，人家说：‘你不能多做少做一点，只要把牲口组织起来就行。’那时候我的脑筋不开，我怕把牲口组织进去大家支差，就问大家能不参加不能。人家说是自愿的才行，我说：‘那啦我不自愿。’隔了不几天，人也没吃的了，马也没有一颗料，瘦干了，就干跪卖了马养起人来了。
谷苗出得很不赖，可惜锄不出来。我跟你三嫂天天去锄，好像尽管锄也只是那么一大片，在北头锄了这院子一大片，南头的草长起来就找不见苗了，四面地邻也都种的是谷。这一年是丰收年，人家四面的谷都长够一人高，我那三亩地夹在中间，好像个长方池子。到了秋收时候，北头锄出来那一小片，比起四邻的自然不如，不过长的还像个谷，穗秀得也不大不小了，可惜片子太小了。南头太不象话，最高的一层是蒿，第二层是沙蓬，靠地的一层是抓地草。在这些草里也能寻着一些谷，锈了穗的，大的像猪尾巴，小的像纸烟头，高的挂在蒿杆上，低的钻进沙蓬里；没秀穗，跟抓地草锈成一片，活着的像马鬃，死了的像鱼刺，三亩地打了五斗。老弟！光我那一圈子马粪也不止卖五斗谷吧？我跟你三嫂连马工贴上，一年才落下这点收成，要不连着五斗谷也打不上。这一年，人家都是丰年，我是歉年，收着秋就没有吃的了。
村里人都打下两颗粮食了，就想叫小孩们识几个字，叫干部来跟我商量拨工！他们给我种那三亩地，我给他们教孩子。我自然很愿意，可惜马上就没有吃的。村里人倒很大方，愿意管我饭，又愿意给你三嫂借一部分粮，来年给我种地还不用我管饭。这一下把我的困难全部解决了，我自然很高兴，马上就开了学。
这是前年冬天的事。去年就这样拨了一年工，还是那三亩地，还种的是谷，到秋天打了八石五。老弟！你看看人家这本领大不大？我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这本领我非学会不可！今年村里给学校拨了二亩公地，叫学生们每天练习一会生产啦！我也参加到学生组里，跟小孩们学习学习。我觉着这才是走遍天下饿不死的真本领啦！
老弟！我往前也跟你想的一样，觉着我这轿上来马上去，过事都要耍个排场，都是凭地板了，现在才知道是凭人家老常老王老孙啦！哎！真不该叫把人家老常饿死了来！我看我常家窑那顷把地不说了，地广人稀，虽然也有些新来的没地户，可是汽车路两旁的好地还长着蒿啦，谁还去种山地？再迟二年，地边一塌，还不是又变成‘荒山一处’了吗？
老弟！再不要跟人家说地板能换粮食。地板什么也不能换，我那三亩菜地，地板不比你的赖，劳力不行了，打的还不够粪钱。常家窑那顷把红土夹沙地，地板也不赖，没有人只能长蒿，想当柴烧还得亲自去割，雇人割回来不比买柴便宜。
“老弟！人家农会主席跟区上的同志说得一点也不差，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不信你今年自己种上二亩地试试！”
1946年6月9日
赵树理，原名赵树礼，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他1906年9月24日出生，1970年9月23日受文革迫害含冤去世。赵树理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事务，编报纸副刊，并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七七”事变后，主编《山地》副刊。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革命政变，上级把赵树理调到一二九师《人民报》编通俗副刊，不久又把他调到《新华日报》太行版主编专发小报《中国人报》。1941年调到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43年又被调到北方局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
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杂文、鼓词等文艺作品，其中有脍炙人口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
写于1945年的《地板》，其主题显然是“土改”问题。
这里说的“地板”，不是用来装修的铺地所用的地板，而是用来种地的土地。作者写作的年代，土地改革还刚刚开始，它还是地主的专属品。而土地改革在此时，已经拉开了大幕。
这篇小说的主要对话方发生在地主与地主之间，即小学教员王老三与地主王老四。首先，整篇小说看起来像是一份文字记录或速写，而王老三的发言最为细致和生动。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小说开头也提到农会主席和区干部向王老四解释情况，但王老三最后的长篇说辞在叙述者看来最具说服力，（甚至）也最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农会主席和区干部的解释在小说中只有短短一句话——“粮食是劳力换的，不是地板换的”——但是，其背后的论证依据却与王老三的依据一致。而王老四依然说：“按法令减租，我没有什么话说；要我说理，我是不赞成你们说那理的。他拿劳力换，叫他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正是这一通抱怨，引得王老三的长篇说辞。其次，如果我们把整篇小说看成是文字记录或速写，那么意味深长的是，在王老三说完自己的话后，王老四既没有继续反驳，也没有因此承认自己理亏。或许有理由认为王老四真的被说服了，但作者在小说中却安排了他的沉默。
这篇小说的关键，当然在于村长的这句话：“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赵树理并不特别认可那种脱离于“民意”（情理）之外的“法令”，相反，“法令”的基础应该是“情理”，合情合理的“法令”才可能完成一种“契约”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地板》也是一种关于“契约法”的辩论，也是关于人与自然谁是第一要素的讨论。即政治不能仅仅依靠“法令”的支持，还必须同时获得社会、民众的情感和道德领域的支持。因此，政治不仅需要体现在“法令”中，还必须情感化和道德化，甚至转化为一种“德性”政治。
王老四的讲辞长而且生动，从根本看就“粮食是劳力换的”一句话。其背后的逻辑与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提出“财产权”的论点相符合。根据洛克的众所周知的观点，正是人在无主土地上的劳作创造了价值和财富，由此劳作成为私有产权的最终基础。但是，有意思的是，卢梭在《爱弥尔》中讲述了一个与此类似却截然相悖的故事：爱弥尔的教育者指导他耕种一块土地，仿佛是让他领会洛克意义上的劳作创造财产的过程。但是，当爱弥尔试图收获他的作物时，却发现自己的土地被别人重新翻耕了。在愤怒之余，爱弥尔在教育者的教诲下认识到，这是一块已经由别人占有了的土地。而只有在爱弥尔与土地的所有者签订契约之后，他才能在上面耕种自己的作物。换句话说，在卢梭对洛克的想象性图景进行重构之后，“契约”在逻辑的意义上总是先于“财产权”，对土地的正当占有靠的不是对土地施与劳作，而是契约。
《地板》的叙事背景是“减租减息”，而“减租减息”正是抗日战争中“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某种“妥协”性的产物。因此，它是在保留“老契”的合法性前提下来讨论劳动问题。即这时还是承认地主对于土地的合法占有的。而一个法令的出台，必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必要有一部分人从心理上对其给予接受。在这里，王老四质疑“土改”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它改变了传统承继下来的契约关系（“租佃关系”），无论价值出于劳作还是出于“地板”，王老四认为自己对于土地的占有的基础是“契约”，而这也就是他的“情理”所在。但是，“土改”要改变的正是这种隐含着剥削与压迫的“租佃关系”。可是，这时还没有真正收回地主的土地，还只是土改的前奏。而这里，也只是要说明人与土地，谁对收成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一块土地，要是没有人的耕种，它就不会产出粮食。反过来说，人要是没有土地，即使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生产出粮食的。那么，人和土地，究竟谁最重要呢？
小说在这里就是放置着这样一个矛盾。而作者也并没有把自己的倾向说出来，而是通过王老三的口，把它宣示了出来。
即使你有好的土地，可一场战争，把土地上的人赶跑了，没有人的耕作，哪会有粮食呢？或者一次瘟疫，一场旱灾，都有可能让土地上的人出问题。没有了人，再好的土地也是没有用的。这就是内因和外因的问题。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内因，而人却是出产粮食的决定因素，二者缺一不可。其实，王老三在说这番话之前，是承认土地的作用的，是以土地是产出粮食的先决条件的。没有土地，再有本事的人也是没用的。而土改的前提就是在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减租减息”，以给佃农以更大的种田积极性，从而释放出更大的生产力。
（王海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