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
骑骆驼作沙漠长征，在我尚为第一次。我们在北平和平绥线一带所看到的骆驼，体格总不很大，驼峰小而倒仆的多，这五只骆驼，因为被喀尔喀人终年休养着，精神焕发，体格壮美，其中三匹有出乎寻常的高度，人骑在驼峰间，只剩下一个头部比驼峰略高一筹，骆驼肚子肥大得可怕，从背粱到肚底，我们这般骑士们的腿长只够它五分之二。新长的秋毛，是那样的鲜嫩，那样的舒展。
驼主兼向导的这两位蒙古喇嘛，一个叫道尔济，一个叫苏牧羊，同胞兄弟俩。道尔济是聋子，真正负担向导工作的是苏牧羊。翻译是久留蒙古的汉人老杜。老杜从前拉骆驼惯走外蒙古，酒泉到绥远一路也很熟，蒙古话说得很漂亮。关于走拉善左带的东西，如吃的面粉、羊肉、盐、醋、绿豆、大米等，做饭的锅、铁叉、铜勺，睡觉用的帐篷、铁锤，补织用的针线、个人行李，特别是饮水，我们预备了四五日用的饮料，举凡生活所需，或有关的用品，全须带上。他们是老行家，我托福不必自己操心。
他们知道我是初行戈壁，选择了那匹比较矮而年青的骆驼，给我作骑驼，顾虑大驼不好驾驭，恐怕跌我下来。实在骑驼比骑马平稳安适得多。
用汽车行戈壁，并不感觉戈壁的十分广阔，骑上骆驼，就感到缩地之无术了。由白音泰来东南过东河，额济纳肥美的森林水草区，慢慢留在我们的后面，骆驼舒缓平稳的脚步，前后摇荡着骑人的上身。驼背上不必要很安全的骑鞍，有相当垫隔的工具就行。驼不要缰，牵着连在它鼻上的单索，就可以对它指挥如意。
你要想骆驼自己加速它的行进速度，最好让他们并排着前进，平行局势下，谁也不肯让谁，它想赶过它的同伴，而它的同伴却没有一个愿意落后，你快我更快，它们各不相下，我们赶路的人，却占了便宜了。生存是竞争的，各方面不能不全力奋进，否则将成落伍者和失败者，一个民族在最纷乱的时候，各种势力并存的时候，往往是最进步的时期，而大一统天下之后，内外无忧，则又往往堕落下来，丝毫没有进展，这完全看竞争因素是否存在来判断。
戈壁中无鲜明的道路，只是望着山头走，走过一个山头，又望着另外山头，作为前进的指针。
连续通过两大戈壁滩，骑得乏了，下驼休息。下面是干燥的沙地，寸草不存，四望遥远的天边，有时有山，有时我们的视线，消灭在银灰的地天相连的气氛里。人是这样的四个，骆驼是这五匹。两个蒙古人和我语言不通，他们三个相互间谈得起劲，我自己除了偶尔和翻译谈几句而外，没有方法可以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我这时才感到戈壁之辽阔，及其给予旅人之空虚。
一片戈壁盆地的中心，沙地上存留着灰白色的细泥沉淀块，整个来说，这些沉淀泥块，已经破碎了。远远看去，还保存着蜂巢式的平面。假如回到若干万万年以前，戈壁正是碧蓝海底的平沙，我们如果坐在探海器里，沉坠到海洋的中心，那时可能遇到许多鲨鱼、乌贼、珊瑚之类，隔着玻璃我们可以和许多水栖动物见面。可惜我迟生了若干万万年，沧海已成荒漠，风沙而外，所余的只有极少的古海征候了。
途中，常遇成堆的白骨，狼藉戈壁中，盖为过去横渡沙漠而牺牲之骆驼。骆驼本生于沙漠，其所持以生者，以其能食各种杂草，有水囊可以蓄水，有驼峰可以耐饥，故能纵横大漠，独傲群兽。待其一定时期经过之后，一代之生命即告结束，黄沙广漠，即为此漠上英雄白骨之陈列所。过去若干代如此，今后若干代亦莫不如此，此盖为骆驼生存史之本质。然而我们所骑未死骆驼，对于彼等先代之白骨，仍时现避之行动，是盖有惧于“死”。生物必不能不死，而生物皆不欲死，此生物之所以特奇也。
午后走过了一个十数里的大沙窝区，黄昏后又走进另一沙窝，我有点不愿意走，一方面是骑驼骑得饿了，一方面是恐怕走进沙窝，夜间走不出来。但是老杜告诉我，苏牧羊的意思是再过了这片沙窝才住下，过了沙窝有草可以喂骆驼，沙里没有办法。我当然只好听话。天慢慢由太阳的世界，走入月亮的世界，朦胧的月光射在紧密的沙浪上，半明半暗的浪头，无禁的绵连着，起伏着，四望都是茫茫。五匹骆驼在苏牧羊领导之下，转来转去，浮沉在沙浪之中，飘荡，飘荡，到嫦娥小姐都有休息的意思了，我们仍没有发现沙海的边沿。看苏牧羊东张西望的神气无疑的是迷路了！既然丧失了方向，也只好暂时找地住下来。沙里无水无草，因为沙是松的，帐幕也立不起来，草率地烧些茶吃，我们就露天睡在沙上了。
仰面看到明月和星光，她们陪着我们，她们的态度非常温和活泼，似乎有几分嘲笑人类，笑人类的活动太迟缓，太小气，太自私，太白费气力，因为她们想来，人类正当的生活期，应该是集中所有的力量，克服自然界，增加全人类的享受。现在还停滞在民族压迫民族，阶级压迫阶级，事业压迫事业，个人倾轧个人的时期，人类的进步太慢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现尚拼命提倡压迫弱小民族，说是“传播文化”，这完全是开人类历史的倒车，在她们看来，是更加可笑了。
我们这一小队人驼，实无异大海中的孤舟，假如我们今夜就消灭在沙漠里，等于大西洋上沉没了一只帆船，不会引起世人的注意。这种遭遇，常常令许多有志的人灰心。他们努力的苦心，总希望世人的了解和同情，如果一番热忱放在冰窟里，往往令人伤心丧气，然而，真正从事艰难事业的人，又应该有更深的了解。人与人间之彻底了悟，因生活环境之不同，与修养之有别，纵然平心静气，障碍已多，何况利害不齐，观点各异。故明名将俞大猷说：“真丈夫处世，唯自信而已，又何穷通得失知足动与其心哉！”这实在是紧要的秘诀，我们认定事情做去，旁人是否能了解我们的苦心，大可不管。白昼本来很热，而夜间却盖了很厚的羊皮才勉强温暖。蒙古人出门睡觉方法简单，一条羊毛毡子垫在地上，白天穿的大羊皮外衣盖在上面，头脚都缩在皮袍里，无论多么冷，他们都如此睡法。所以蒙古骑兵的行军，因为少带行李，可以异常迅速。成吉思汗时代之能横行欧亚，蒙古军之生活简单，行动便利，当为重要原因。
太阳刚从地平线的东方放出红光，我们已经骑上骆驼随沙梁而起伏，骑驼有如骑龙，因为它的头颈有几分像龙，走路的风度，又复安详落大。驼上四望，风景索然，于是转而运用思想，往往能把一个问题想得很远很深，没有什么另外的刺激，可使我的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义。淡泊指生活，宁静指环境，即生活之物欲不能过高，始能建立高尚之志趣。同时自己心内心外，都要保持安宁与清静，才能集中精力，致力于精深远大之事功。
因为是清晨，看准了方向，约二小时走出沙窝。飓风区海浪式的沙窝，上上下下，象征人生之崎岖，崎岖中正是有人生最精彩的节目。一入戈壁，宛如人入顺境，平顺生涯，又无大可称述了。
细想我们这一小队的构成，其中包含重要的政治原理，我为生活上某部分工作需要，须由额济纳走阿拉善，然而我自己没有走沙漠的经验和准备，所以以一定代价，雇蒙古人之有此经验和准备者，来作我达成这一任务上的指导。用政党政治的国家来说，我是人民，蒙古喇嘛是当权的政党，他们在领导过程中，当然要以我的利益为前提，以他们的经验，在茫茫的戈壁中，引导我前进。在技术领导上，我当然服从。但是有两点，我是不能不注意的：第一，他们是否忠忠实实的在走路；第二，我自己应有一个根本的方向，从大处看他们走得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们在半途停顿，另外作他们自己的打算，我们应该加以干涉，如果走的方向，觉得不对，应该提出质问，这是人民的制裁权和言论自由权。也许因为地势气候等关系，要走一段反乎平常方向的道路，也许一时有错误，我们不能干涉太严，不过我们最后的制裁权是不能放弃的。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甚至在古代君主专政时代，情形比较危险，他们未上台时，总是些“吊民伐罪”“解除民众痛苦”的口号，上台以后，大权在握，问题倒有些麻烦。因为他们不但要有高明的政治技术（大智），而且要有很好的政治道德（大仁），否则自私自利，恃势横行，完全违反民众利益，民众辛辛苦苦捧上台的力量，即刻成为大家最头痛的东西。阿斗要不是遇到光明磊落的诸葛亮，老早被人当猪仔卖了。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光明的。
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见的最好办法，许多新闻纸的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沿途间有青嫩的红柳，骆驼对于这种东西，非常爱吃，最初我是任它去吃的，所以它只要看到前面远处有红柳，即以轻快而平顺的步调，向前迈进。后来因为要赶路，不让它随处吃草，它就怒鸣，甚至于以不走相抵抗。这事使我发生重大的感触。就是骆驼完全是为了它自己的生存而活动，它并不想驼客驼货，人们把它们制服来作交通工具，在它们原是一种不得已，它们并不对于运送和它们不相干的客货感到兴趣。利害不同，观点自异。我们希望赶路，它们希望永远优游于水草之间。利害既然不同，如果没有强力强迫着，大家是无法合作的。
范长江（1909-1970），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民国时期《大公报》著名通讯记者。西安事变发生时，范长江正在绥东的红格尔图采访。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不久张学良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局外人莫名其妙。虚惊一场之后，并没有详细的资料和报道来解释这短短的两星期究竟给中国的政局带来怎样的变化。范长江觉得不到西安去采访是自己的失职，也是新闻界的遗憾。从绥远到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要经过重重封锁线。既有东北军、西北军出于自卫设置的封锁线，又有国民党中央军包围西安的封锁线，还有散兵游勇、强盗土匪出没，趁火打劫。由于交通困难，一路上范长江历经艰险，可谓死里逃生。沿路范长江数次被绑架，因为许多人看过《大公报》，知道范长江的名字，才侥幸过关。几番历险，范长江于1937年2月初进入举世瞩目的西安。范长江在重重封锁、战云密布中进入西安，不仅使西安各界人士深感吃惊，而且使西安之外的新闻记者感到震惊。几经周折，范长江见到了周恩来，这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这次会见使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土地革命时候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他于是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主席的打算，经延安方面同意，周恩来派车送范长江去了延安。2月6日至10日范长江在陕北采访，见到了毛泽东，作了长达10个小时的通宵长谈。这次采访使范长江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利用《大公报》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出去，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立即回到上海，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独家报道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相，透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形成的特大新闻，及时传达了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主张，帮助人们廓清了对于中国大局的模糊认识，激发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爱国热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文革时期遭到监禁并受到迫害，1970年在其下放劳改地河南确山一口枯井中发现其遗体，怀疑为自杀身亡。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以迟到的追悼会为这位著名的记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范长江在1935年被聘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以后，只身前往大西北，历时十个月，行程四千里，穿雪山，过草地，绕贺兰，抵敦煌，经历了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市，写了大量通讯，报道西北地区人民贫困悲惨的生活，揭露国民党统治者的黑暗腐败，歌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伟绩，陆续在大公报发表，并以《中国的西北角》为名出版通讯集。
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的希望在西北，中国联合抗日的总后方在西北。那支头上戴着红星的队伍，是中国人民未来的寄托。这也是为什么有着民族心爱国心正义感的范长江把西北作为自己独特视角的唯一原因。
作者此行的目的是到阿拉善去，选择的交通工具是骆驼。在向导的带领下，他一路朝北，在沙海中颠簸，并一路行进一路思考，最后把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面对这连绵的沙丘和茫茫的戈壁，作者浮想联翩，对人生、社会、生物、政治的思考一起涌上心来。
作者先是由物及思，从骆驼们的齐头并进而引发出对人类社会的思索。“生存是竞争的，各方面不能不全力奋进，否则将成落伍者和失败者，一个民族在最纷乱的时候，各种势力并存的时候，往往是最进步的时期，而大一统天下之后，内外无忧，则又往往堕落下来，丝毫没有进展，这完全看竞争因素是否存在来判断。”由于当时日本的侵略，由于社会的内忧外患，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契机就来到了。面对忧患，面对外侮，才是中国发愤图强的最好时间。作者由骆驼而社会，对民族的希望看得非常清楚。
而当他看到狼藉的戈壁、成堆的白骨时，又不由发出“生物必不能不死，而生物皆不欲死”的喟叹。茫茫宇宙，浩浩历史长河，人类的生命只是一瞬。可是无论是人还是一个团体、民族，都有趋生避死的本能。可是，人类自己却相互杀伐，相互攻击，这就是连月亮和星星也要嘲笑“人类的活动太迟缓，太小气，太自私，太白费气力”的原因了。在作者看来：“人类正当的生活期，应该是集中所有的力量，克服自然界，增加全人类的享受。现在还停滞在民族压迫民族，阶级压迫阶级，事业压迫事业，个人倾轧个人的时期，人类的进步太慢了。”这既是对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喟叹，也是对当时社会的悲哀。
最后，作者由一个小小的驼队而想到当时的社会，想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想到当时的言论专制和白色恐怖，想到他们的“自私自利，恃势横行”。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于一己之利所由。如果不是从民族大计去考虑，如果不为国家的生死存亡去着眼，“利害既然不同，如果没有强力强迫着，大家是无法合作的”。
通篇文章只以一个驼队来写，只写红柳沙浪，戈壁驼声，却无一处不对民族的命运感到忧虑，无一不对眼前的形势感到哀叹。所以，这是一篇以含蓄来彰显其志的文章，无一处不透露着作者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担忧。
（王海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