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
年末，华北油印石印大大小小的刊物也渐渐被后方的人们所重视。常常也看见报纸上用夸耀的语句说起华北前线和敌后的文化工作了。可是朋友，你要知道这儿的“文化工作”是怎样做的吗？我要告诉你一个前线期刊是怎样诞生的，我告诉你我自己的故事。
今年六月，我衔延安中国青年社命到晋西为她创办一个地方分厂。
收拾好行李出发了。我简单的行囊里包括报头、木刻原版、社章、文稿。我把它们负载在自己肩头的挂包上，用我的双脚，量过了八百里地山路（真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啊！”）从延安走到了黄河边。来到河边的蔚县城，我听见敌人的炮在河东响，我站在山坡上，看见敌人在晋西扫荡的炮烟对着河西。我准备冒险过河去，可是河那边送过消息来，说是非战斗人员已经撤过河了。在猛烈的摇荡中间，出版工作发行工作都不可能继续进行，河那边仅有的一张石印《新西北》和一张油印《五月时事》都停刊了。文化工作人员们，除了随队伍打游击，就都过了河。我呢，到这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停止在中途住下。
我住在河边，没有一天不着急我的刊物。自己想着，这样一住下去就把它拖延了这么久，该怎么对得起派我出来的任务？可是那时候有什么办法呢？我在河边住了两个月，刊物也跟着我在没出版以前就先停了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战事平静，随着队伍过了河，才着手刊物的准备工作。
头一件事，先物色助手。找了两个仅能勉强执笔的中学生，就要建立我们的社。这个社除了我们三个光人，一间空房，几份卧具以外，是地地道道的家徒四壁。图书杂志，参考资料，大小毛笔，黑红墨水……一概全无。连一个壁报编辑应有的那份家当也没有。我不认识这边文化界的任何一个人。只凭着自己一张嘴和“想当然耳”的编辑计划，就开始了工作。
我自己想想，自己人生地疏，要拉开场子，也得先拜拜江湖，认识地方。将来要文章，也得靠这边文化界的朋友。于是决定拜访晋西的文化人和作家。
我曾经四面打听过，别人就把晋西出产文化人的地方数给我听……再没有了！那个朋友说得干脆：“晋西原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地方。”
可是我不能听这种丧气话，我依照他说的，一处一处地去轮流拜访。这些团体相离都几十里，寻到那些山背后的小村和窑洞的炕沿上会见了这个团体的人——几个人在林莽中辛勤地挥着锄头的可敬同志。当我向他们说明来意之后，他们差不多是诚恳多于客气地告诉我：自己多少做过文化工作，从不曾是文化人，更不是作家。其所以会做了现在这工作，原则是和我一样的，只是为了文字还通顺，而且这里是华北啊！别的人也告诉我，这几位同志差不多都是军队的政治工作员。假如称他们为“作家”，他们会以为我是有意奚落他们，会红脸生气的。
这可怎么办呢？刊物总得有稿件，稿件总得有人写。可是这里没有作家，缺乏文化人，缺乏后方一般期刊所应有的人力，缺乏应有的团结在刊物周围的活动分子，缺乏一个以执笔作文为经常工作的写作者之群——无中生有，沙里淘金，我焦急地左思右想，就想出了一条谁也反对不了的大道理：“既然这里谁也不是作家，那就谁也都是作家了！”谁也不能写，就谁也都能写。任何人都是刊物的写稿人。
我放心大胆地去找人，要稿子，我找过军队的青年干事，政府秘书，青救妇救农救的县干总，初小教员，刚脱离生产的青年农民，合作社店员……三教九流，诸色人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平生第一次碰到刊物向他们要文章，差不多都是一听见我说出来意就大吃一惊，差不多都是立刻说：为刊物写稿对于他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自己根本不会写文章。但是，不论我的作者们怎样胆怯，我不管。我说尽我所想出来的话。告诉他们：这不要紧的，这刊物和别的刊物不一样，就要这些不会写的人的文章。这样，我东跑西跑，到乡村，到山沟，到几十里外，找着各种样子的作者。渐渐的，编辑室桌上的稿件就集了几寸高了。
有了稿件之后，就要进行看稿和改稿。我翻着桌上从各种地方来的，有光纸、麻纸、毛边纸，旧书的反面，毛房用的手纸……各种纸头上各种七斜八歪的字迹。心里一面泛着欢喜，一面实在有些发愁。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我的作者们都是没有写过文章的。不必说内容，有许多是辞不达意，是啰嗦不堪，是错字连着欠通的文句。而且因为他们从没写过文章，写出的格式几乎很少是印刷厂肯拿去排的。用稿纸的绝无仅有，许多人用横行写，许多人不分段，不标点。很多人写得一塌胡涂，写的只有晋西北人认识的简笔字，字小的像绿豆。
十来个晚上，点着小学教科书上画的绿豆灯盏，我和两个社友细心辩认着这些模糊细小的字，窜改着文句，然后一字一字替他们抄到我们自己手印的稿纸上。两位社友都是从没有做过编辑的，怎样删削，怎样修润，怎样将长改短，对他们都是新鲜事情，常常踌躇半晚上，不敢下一笔。常常改了半天还是把原文给人家照抄上。我自己也是个真正的半瓶醋。但是，我们哪有一个高明可资请教呢？只好由我这个聋子来教哑子。天天一句一段地讲说。就那样弄好五万字，编出了第一期。
稿件弄好，再就该谈印刷了。这个印刷厂是全晋西唯一的。只有铅印机一架，大约比都市里印名片的机器稍微大一点。铅字只有一种模子，没有别的花样，没有花边花线。字模最少的一个字只有六个。许多最平常的字如“把”如“写”如“啦”，都是没有的。就凭这么个印刷机，要承印两种报，两种期刊，一种画报。可真是奇迹哩！我去交涉付印，印刷厂答覆道：实在没办法了！没有铅字，买不出铅。要印么，请我自己去买九百斤铅来，铸成字再付印。
叫我到什么地方买铅呢？当时真是急得走投无路。眼看着刊物一天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延下去。有人提及用油印。油印五万字！这明明是开玩笑。有人提及用石印，但石印比铅印还贵得多。哪里印得起呢？我没法子，四方设法，各面疏通，跑穿脚底皮，从山西过黄河到陕西，由陕西又到山西，总算勉强说好。把这刊物挤到两份报的空子中间印。可是刊物又延迟了二十多天了。
这才打发一个社友去付排。印刷厂在黄河西岸，往返一次差不多二百里路。不用说这儿火车汽车是没有的，而我们这个穷社，连一匹马也置备不起（一匹马起码得五六百块呢）。只好叫这社友自己背上他的行李，背上五万字稿件，自己走二百里去过河付印。校完清样他要回来，下月付印又得去。以后无分冬夏，每月都得跑这二百里。
送他出门，我算完了一天大事。心里舒泰了一天。
可真人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刚刚只舒泰了一天，当天半夜三点钟，有人像门外着了火似地擂门。开门一问。送紧急通知的！敌军又出动来扫荡了！立刻集合起来，紧急计议，文化干部、病人、妇女，转移河西！于是连夜收拾行李，烧一部分，埋一部分，把存稿装在我背包里。当夜就得翻三座山岭，赶渡黄河！一连两夜的夜行军，天上连星星都没有，我背着稿子，随着队伍上上下下摸着丛莽找路爬山，好几次跌到酸枣枝子中间。但是这些我倒不怕它，不愁它。只愁是刊物没办成之前就遇到一回敌人扫荡，刚付印一天，遇见敌人扫荡，怎么它的命运这么苦啊！
拥挤、辛劳、不安定，污秽、饥饿……总算辗转到了宿营地。把行李放在百姓窑里，我立刻到印刷厂看刊物。刊物已经印出来了，整整齐齐放在工务科。可是，不能发行啦！敌人分区扫荡。挨村搜索，正在战斗中间。小毛驴驮着笨重的书籍，怎能通过敌人的火线？这样放在这里，还不晓得哪一天能发出去。我的孩子刚一出世就被扼死了。我怎么会不急呢？看着那一捆一捆齐齐的一排刊物，力也白费了，钱也花冤了，印刷厂又抱怨。我真急得几乎哭出来。
可是，另一报纸的一位久在晋西的编辑，见我这样，他就安慰我：“不用着急！在晋西，这是常有的事，我习惯了。”
我想一想，是的！敌人春夏秋冬一年扫荡上四回，二年起码有四五个月这样的日子。我怎能不惯呢？必须在这种条件之下继续工作下去。晋西的文化工作就是这样做的。
华北许多地方的文化工作，都是这样做的，我告诉你吧，朋友！
1940年10月3日
韦君宜（1917-2002），北京人，祖籍湖北建始。原名魏蓁一，笔名陶清、君宜、蓁蓝等。1934年入北京大学学哲学，受当时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影响，大学期间发表了不少文章。政论、诗歌、散文、小说、书评、杂记、通俗文体，写起来都是得心应手，显示了她相当的创作潜力。她的早年作品，继承了30年代左翼文坛直面现实人生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使命感，虽是一朵朵小小的浪花，却以它独特的取材、独特的视角，给当时的进步文化潮流带来了新的气息。
1939年初，她放弃了留学美国的机会，只身来到当时抗日救亡的根据地延安。到延安不久，韦君宜就参加了由“中央青委”组织的“西北青年考察团”，远行至晋西北。此行的目的是东渡黄河，前往刚刚开辟工作不久的晋西北，调研前方农村“青救会”“妇救会”等革命组织的组建情况，并写成调查报告。从陕甘宁的延安到达晋西北首府兴县，不但要自负行囊步行上千里，而且路途艰险，战争也还在进行，真是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了。她一路上，“访百姓、访农妇、居农家”，亲历发生在身边前线的战事，受到了艰险生活的锻练。
1940年7月，韦君宜受延安中国青年出版社委任，带着出版《中国青年》地方版（晋西版）的使命，从延安出发第二次奔赴晋西北，途中赶上黄河涨水，战事紧张，兴县丢失，遂在绥德停留。《中国青年》（晋西版）为月刊，发行数额1500份以上，主要读者对象为各县青年干部、小学教师、高小初中学生，以及相当程度的区县军政干部。创刊号阵容较强，栏目也较多样。韦君宜编辑5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派黄照来接替了她的工作，共出版到二卷六期停刊。1941年4月韦君宜从晋西北返回了延安，时值《中国青年》（延安版）已停刊，她被安排在延安青年干校执教，并加入到解放日报的写作行列中来，有大量的作品在此间问世。1948年，韦君宜与杨述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主要负责《中国青年》的复刊。1949年3月，他们所在单位随中央机关来到了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从此，韦君宜步入了她人生道路新的里程。
本文所讲述的，就是作者自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间她创办《中国青年》（晋西版）的故事。以亲身经历为依托，款款而谈，娓娓道来，看似漫不经心，在短短的几千字中就交待了一个刊物的诞生，可这中间的艰辛，也从这字里行间跃然纸上了。
文章首先交待自己领衔社命，前往晋西北去创建中国青年分社的经历，还没过黄河，就遇上敌人的扫荡，只好就地在陕西这边停下来，等待对岸的平静，而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对于一个渴求进步的人，一个以救亡为己任的人，一个怀揣图强救国的人，这样的焦急是可想而知的。
然后写社团的组建。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时期，在一个战火纷飞人才奇缺的年代，要想找几个一起办建刊物的人，何其容易。勉为其难，找到两个中学毕业生，算是有了编辑队伍。可社里财产却是一无所有，家徒四壁。在那个物质本就极度贫乏的年代，热血青年全是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白手起家的。
有了四面墙壁的办公场地，算是有了社。可作者却成了它最大的问题。所以，文章用了较多篇幅来写组稿的困难。战时的根据地，文化人才匮乏自不用说。有几个从事文化工作的，也只是字句通顺而已。如果称他们是“作家”，他们会认为这是在奚落他们。万般无奈之下，作者决定动员所有的力量来写稿，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刊物的写作者。
在她的积极动员之下，总算有了不少的“文章”，可这真的是文章么？纸张的不同、格式的各异、书写的混乱、字句的不通，还得她和自己的同事们逐篇、逐段、逐句甚至逐字地去修改和润饰。把改好的文章再一字一句地抄在稿纸上，这就等于是帮他们重写。三个人，有两个还不懂编辑和写作。五万字，要在一个月的时间改完，这是何等繁重的工作啊。
刊物编辑出来后，还得跑印刷。可当时晋西唯一的一家印刷厂还没有能力承担他们的印刷任务。印刷机的老旧简陋，铅字少得可怜，饰线以及字体的单一，都让这些热爱文艺的青年感到束手无策。但还是凭借着无穷的创造力，寻找到其他厂子承担了他们的印务。而一个青年跑一次印刷厂，往返就得步行二百多里路。
而刚刚送去付印了刊物，敌人的扫荡就又一次上门来了。辗转转移到后方后，作者就心急如焚地跑去看自己的刊物。刊物是印好了，可在这战火纷飞之时，发行就又成了大问题。
本文着重介绍了《中国青年》（晋西版）的创办、组稿、统稿、印刷和发行工作。虽然作者也谈到了工作的不易，但真正工作中的不易，却都隐藏在了文字的后面。
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文化极度贫瘠、人才极度缺少、交通极度落后的时代。要跑到晋西去办刊，首先得走了八百多里的路程。要作者没作者，要设备没设备，要交通工具没有交通工具。可就是在这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却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硬是把一个刊物办了出来，而且还是月刊。这中间，作为创办人的韦君宜，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和心血，现在是可想而知的。
由此我们可想到当时解放区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在敌人双重封锁的情况下，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他们却以自己的热情和干劲，给贫瘠穷困的黄土地带来了无限生机。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了，就能够理解延安精神的伟大之处了。
（王海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