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艾
延安县六千多的人民，从此要离开七百里的盐池，驮回盐一万八千驮，就是二百七十万斤。
这不是个简单的数字，我们如果把它形象化，那么，驮运这个数量的食盐的牲口，就会从延安，经过安塞的高桥，一直排列到志丹城，长达一百八十里；假使把这些食盐连麻袋叠在一起，就会把参议会大礼堂塞得满满的。它在国民经济上的价值，能供给三十六万到五十四万人口一年的食量；同样，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将在延安县增加抗战财政和国民经济的统计表上，惊讶地填上一个巨大的数字——二千四百三十万元。
要多少物品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呢？这实在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延安县的牲口虽然比较其他各县要占一个很大的比例，但骡、马、驴三者总和起来，也不过四千一百二十七头（建设厅去年统计），而能够驮运食盐的长脚牲口只六百头左右，它们过去是庄户们卖柴售炭的运输者。真正能够提出驮盐的牲口，只南区有一百多头，其他各区就是很少的了。现在按照运输大队部的计划，至少得组织一千驮牲口，那么，怎样把这些分散的牲口集中起来呢？怎样组织到一千驮的牲口呢？
一万八千驮——这个巨大的任务，在政府还没有正式公布的时候，不知什么人的口舌，却在农村里普遍的传开了。这个消息给一般习惯庄稼的农夫们，多少带来一些任务重大的感觉，由于习惯与经验，虽然驮盐有更远大的利益，但他们宁愿多种一些庄稼，这在他们计算起来，也许要比驮盐的利润更大一些……但是，在南区的公民们，他们已经没有这样大的顾虑了，这在去年八月合作社宣传“公盐入股”的时候，四乡农民李生良就入股一千元，当时的约言是：如果公盐任务超过红利一千元，不足之数，由李生良添补；如果公盐任务超过红利一千元之内，合作社负责代交公盐。李生良并且凭这一千元的股票，在合作社赊了一百元的货物，等到公盐布置下来的时候，果然没要李生良负责，于是老百姓们都传开了，到去年十二月的时候，自动以公盐代金请求入股的就有四十多万元了。现在南区三分之二的人民，已经以等于须缴公盐数的代金，算做股金入到合作里来了。他们现在手上已经执有合作社的股票，合作社并且已经向他们说明，今年的公盐任务，全凭由合作社以股票的红利负责代缴了。如果说他们还有顾虑的话，那就是全区四千七百八十驮的运盐任务，公盐只有八百二十驮，还有私盐三千八百八十驮，这又是怎么来完成的呢？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与信心：“合作社一定会给我们想办法的。”
这个猜想是完全正确的。当全县运盐数字还没有正式决定的时候，刘县长和刘主任在原则上已经商量好了，他们决定扩充运盐队，由运输队负责完成人民运盐的任务。他们是这样设想的：只要运输队扩大到足够的程度，公盐也好，私盐也好，就有办法完成了。这就是他们所提出的“通过公盐完成私盐”这一口号的内容。他们的具体计划是抽出大部分的公盐代金购买运输牲口，再以这支雄厚的力量，利用合伙的方式，更多的来组织民间的牲口。在这方面刘主任尤有独到的算计，他预先就调查得清清楚楚的了，南区可以高潮组织在运盐队里的牲口，共二百头，合作社原有一百头，今年又买好了三十个骆驼，连驴带马，合作扯三百个骡子，每个骡子二十天驮一次，从三月起到十二月止，共扯驮盐十四次，那么，到年终的时候就可完成六百三十驮，南区的运盐计划不仅可以完成，而且超过任务的四分之一以上。全县的公盐代金七百二十万元，抽出五百万买五百驮牲口，组织民间牲口一百驮，全组运输力一千驮，全年共运盐一万四千次，即二百一十万斤，六千驮公盐计六十三万斤，余一百四十七万斤顶私盐一万驮稍弱，再加上私人零星的驮运，一万八千驮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
现在南区的农村里，当人们提到合作社三个字的时候，种庄稼的汉子们，谁都极自然的放下满脸笑容来，向你介绍合作社的好处，他们说：“咱们有了合作社，什么事都比人家占便宜，现在我们的公盐私盐又都由他们组织的运输队代运输了。”他们说：“人家出了公盐代金就出了，咱们把代金入股，除了向政府缴纳了实盐外，仍然还是股金咧。”其实，还不仅这些，还能再分红利；而且，更重要的，明年的公盐数如果在价值上和今年相等的话，那么，南区的公民们，就不必再过问了，因为合作社自然会给他们以第二年度的“公盐股金”的红利代交了，而且股票是永远的仍然存在着。
因此，南区合作社的办公室里，送公盐代金请求的人川流不息的。现在他们已经收齐该区代金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了。人民除了以货币慰问团代金外，不少的老乡们，当他们了解了运盐的道理之后，他们把可以抽出的牲口和鞍子，折合代金，送到合作社里来了。而另外一些喜欢牲口的以及走私人运输的长脚夫呢？他们更高兴了！一乡三里铺的脚夫封世英，把他去年向合作社借九万元买的八个骡子，四个驴子也呦来了，把他今年的两个骡子也呦来了，另外还带了他的堂弟的两个骡子，一齐呦到合作社里来入股了。一共二十个牲口，当即按照市价，除了向合作社借的九万元不计外，共折价十三万四千元，合作社退了一万四千元给他，又拨出作价六千元的现款，这样，连借款在内，合作社出了十八万元，共合资本三十万元，牲口马上编成“延安县运输大队二十二中队”的番号了。封世英现在就是个中队的队长，由他自己召来的六个长脚夫，也成为中队雇用的成员，他们已经在这几天向着盐池出发了。封世英入股不同于“公盐入股”，这是运输合伙的性质，这个中队虽然由他指挥，但他须绝对受运输大队部的领导与谴调。他们合伙的条件是“四六入股，对半分红”，封世英出资四成，合作社出资六成，但结帐的时候是平半分利。这个中队的人员除了六个队员每月支俸八百元外，队长是没有俸给的。
在他们出发之前，我见到了这位中队长，他是一个三十余岁的壮年人，正像所有的脚夫一样，喜唱、爱说，和一般农民比较起来，有着较多的活泼，而且在任何一个可以表现的机会里，都爱把他那种轻快不羁的个性表现出来：“呦牲口久了的人，家里哪里生的住呢？在路上，有吃、有说、有唱、有笑，就乐多了。好同志！”他在答复我的问题的时候，是哈哈呵呵笑诺着说的。
他并且极力推崇他的大队长刘永祥同志，他拉着他说：“我们的老弟干运输队，我们当然要大伙儿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原来刘永祥同志是呦过十三年牲口的老手了，在边区的脚夫，只要一提到刘永祥的名字，没有一个不会知道这是一个“急公好义的洒脱人”，和他结拜兄弟的脚夫，就有四百多人，在几个礼拜前雪花纷飞的两天内，就有五十多个脚夫来投奔他。
如果现在还要问封世英为什么要参加运输队呢？那么，把他冗长的谈话组织起来，那就只有这样几点了：“一、自己呦牲口没有运输队的力量大，发展快，而且路上差使多，插上运输队的旗子，就什么问题也都不会发生了；二、一个人呦牲口没有人管束，高兴就走，不高兴就停止，一年最多走盐池十次，参加运盐队就至少得走十四次了，这样，牲口的草料又都‘吃在门外’，不用自己花费了。”
他正计划把全中队的牲口添到三十几头，并且都要换上骡子，在这个计划实现的时候，他这个中队每次的运盐量就要增加四分之一了，而这个计划，他现在的确有力量实现了。
所有参加运输队的故事，大体都和封世英的情形一样，不过，在封世英参加了之后，全区的脚夫以及有牲口的人们，都更热心参加运输队了。一乡马庄的刘向存，他虽然一个牲口也没有，但当他把这个例子拿回去宣传的时候，全村有较多的牲口的四户农民，就一齐交出了十二个骡子和驴子，作价十三万元，合作社退给他们一万元，又拿出十七万买了九匹骡，他们也成立了运输队了。
“先前还是不顶事的牲口，现在可成立了偌大的运输队了。”人们这样的宣传着，也这样的实行着。于是，曾经被一般不调查、不用脑子的人们认为没有办法组织起来的那些散漫的马呀，驴呀，骡子呀，现在渐渐的集中了。
南区合作社的这些办法，在全县引起了极大的注意，经过县政府研究之后，就决定全县的运盐任务都照这样的办法做了。现在县上成立了全县统一领导和指挥的运输大队部，这样，不仅南区的公民们向抗战政府有了缴纳公盐的保证，有了赚钱省事的保证，而且其他各区也同样享受到这个好处了。今年一月份县上召开的区长联席会上，就根据这个原则做出了具体决定，确定各区驮运公私盐任务的数额，公盐代金一概由各区合作社代收。
这在南区，由于南区合作社在群众中已建立坚固的威信，组织长脚牲口，完成运盐任务，当然不成问题，其他的某几个区，虽然公盐代金也收齐了一半以上，但没有发动组织牧人牲口，只是靠公盐代金买了十到二十头牲口。刘主任在这里曾着重指出过：无论如何，光靠公盐代金，不组织民间牲口，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公盐的任务的。甘谷驿年底买了十二头骡子，到正月半还没有动弹，所吃的草料已花去一万多块了。经过了全县合作社主任联席会和全县干部会上的讨论，马上把这个偏向也捩转过来了，新的规定，确定完全由运输大队部长一人负责，各区买的牲口以及代金，也完全由运输大队部统筹统支，各区合作社派队长一人，参加大队部，集中运输，听候调遣，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备民间牲口，指挥驮运。盈余利润按照各队成绩，分别算账。大队部除了要完成一万八千驮的运盐任务外，并保证赚回等于全部公盐代金数的利润，即六七百万元的利润，实现为群众代交公盐的诺言。
现在运输大队已集中牲口六百多驮。他们并且商得盐业公司的同意，在南区设立盐店。另外，他们现在定边、张家畔、安塞旧城、暮于、化子坪、高桥、樊家砭、志丹、王庄、乱石头、新安边各站设立了草料店。
此外一个重大的措施，就是他们从代金中抽出一百万元，成立了“预备队”，这个“预备队”里除聘请了两个专门兽医外，还预备了若干牲口。哪一个运输中队里的牲口病了，在回到延安的时候，立即作价交给“预备队”负责医治或出售作其他用途。预备队要队里供给这个中队健全的牲口。这样，运输队中一个最严重的威胁——即外牲口的威胁，就相对减轻了。
延安县今年一万八千驮的运盐任务，其中公盐六千四百驮，其余部分是私盐。“通过公盐完成私盐”，就是要在公盐代金流动的短促时期内，利用七百二十万元的公盐代金，完成等于三倍公盐的任务。政府给它的限期，是在四、六、八月份前分期完全交清，每期的公盐数是二千驮。所以这项资金的凭转期是非常短促的。同时，目前运费高昂，售价平平，又不是在“放青”的季节，这样，合作社能保证给“公盐入股”的人民，以利润来帮助他们缴纳公盐么？因而发展全县各合作社的股金么？运输队能保证参加运输队的脚夫赚钱么？因而建立以后运输队的坚实基础么？
我向刘主任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县委干部会上提出集中运输的道理就在这里！”他着重地说：“无论如何，对于群众不能失信，我们所提出的保证是有办法的，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赶快把代金集中起来，买足五百驮牲口，发动群众合伙。”原来，全县的公盐代金虽然收齐半数以上，但各区合作社还没有交到运输大队部。他们所组织好了的六百驮运输力，其中用作和脚夫合伙的资金，它的主要来源，是盐业公司、光华商店等机关投资的五百万元，由于这项巨大资金的协助，使运输大队组织牲口的计划，有着更顺利的条件。所以刘主任认为在最近期内能否把代金收齐，对于完成公盐代金，有着很大的影响。现在，他计划在旧历七月里结账一次，因为到那时候，赚利多少，就可完全看出来了。如果不能赚回六百万元，那么，就把公盐代金中余额二百万元，加强消费合作的力量，和人民的消耗联系起来，周转三次，六百万元也就可以赚回来了。“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运盐任务及时地完成，这里，各组织运输力、运输资金同样重要的，是使他们看见了与了解这个是有利的组合。”刘主任说：“否则运盐的一切计划就要垮台了。”
从远大的见解来看这个问题，这是延安运盐问题中重要的一着。“运输合作目前正是萌芽的阶段！”刘主任指出在这个阶段里，一定须要在消费合作的收入上来补助。由于今年是发展这种运输合作开始的第一年，是建筑以后运输合作基础的开始，一切设施和装备，都需花费很大的资金，所以今年单从运输的本身企图赚上一本一利，事实上是不易做到的，即使有利，首先应该使参加运输队的份子获得较大的利益，刺激他们对于运输合作的兴趣。
——那么，怎样具体完成以红利代交公盐的任务呢？
——把消费合作的利润移挪到运输合作的方面来。
依据刘主任的统计，去年全县消费合作净获利益二百多万元，估计今年可赚三百多万元，加上运粮、生产等等各方面的利润，完成六七百万的利润是有把握的。“这是合作社建立农业的基础，只要今年能为群众积蓄六七百万元的财富，就是合作社增加六七百万元的股金，到了明年，这股力量就非常伟大了。”谈得兴起的时候，刘主任更加兴奋了。
是的，刘主任明年这个时候，全延安县各合作社资金的总额，就会由二百万元上升八九万元了，而今年一万八千驮的运输任务呢？刘主任说：“一切布置都停当了，已经是个没有问题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非常艺术的组织工作，刘主任在这次具体的工作中，都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943年4月7日
这是一篇长篇通讯。从这篇通讯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边区的市场经济源头，看到了贸易经济在40年代中国延安的发展。
此文最能代表解放区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大力发展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抗日战争和边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意义。这就是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即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域内发动的一场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的群众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和保障供给。通过这场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中共控制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
莫艾（1917-2003），江苏泰兴人，上海政法学院肄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新华通讯社西北总分社特派记者、副社长、社长。三四十年代，他是《解放日报》最活跃的记者之一，采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据他的夫人李蕴辉编写的《莫艾传略》统计，仅在延安发表的通讯报道就有四、五十篇。
《一万八千驮》，就写的是“大生产”背景下，集中力量从盐池运盐的情况。
“一万八千驮，就是二百七十万斤。”这在当时没有公路、没有先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靠驴马驮运，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把它形象化，作者这样形容了一下：“驮运这个数量的食盐的牲口，就会从延安，经过安塞的高桥，一直排列到志丹城，长达一百八十里；假使把这些食盐连麻袋叠在一起，就会把参议会大礼堂塞得满满的。”而它所创造的价值也是巨大的，“能供给三十六万到五十四万人口一年的食量”，“在延安县增加抗战财政和国民经济的统计表上，惊讶地填上一个巨大的数字——二千四百三十万元。”可见这是个大任务，也是个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
可是，边区人有着惊人的创造力，他们用合作社的方式解决了眼前的难关，并出色地完成了所有的运盐任务。
文章介绍的具体办法是“资金入股”“公盐代金”“成立盐业公司和盐务运输队”“以公盐完成私盐”等方式进行的。你家有多余的钱，可以入股，可以以代金的方式参加运盐队，并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红。你家有牲口，也可以以代金的方式入股。当时边区的每个农民，都有向政府缴纳盐的任务，可按照当时的边区政策，交盐当然好，如果你不交盐，出工、交粮食，或者以资金、牲口入股的方式，也可完成交盐任务。而且如果你出的牲口多，按市场行情折价，合成代金劵，到年底根据你运盐的情况分红。这样一来，就极大地调动了当地运输商人和其他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把当时想起来非常困难的任务出色完成了。
这样一个大公司，加上庞大的运输队，人员管理、资金掌管、红利分配，包括牲口的喂养和疫病防治等，都被考虑得周到细致，都纳入到了管理条例中来，可想当时的合作社管理是非常细致且高效的。当时的账算得也极其精细，收入、支出、盈余，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把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有限的资源全部利用起来，把每个细节、每项开支算计准确，所以我们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市场经济源头，是最早的贸易形式。
因为时代的久远，我们现在对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已经感觉到非常陌生和遥远了。好在有这样的文字，让我们了解当时边区的生产和贸易情况，让我们知道，当时的食盐是怎么运回来的，当地的军民是如何突破敌人封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把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的事业建设巩固得蒸蒸日上的。
文章中写到两类人物，一个是脚夫封世英和刘永祥，一个是刘主任。显然，刘主任是这次运盐行动的策划者、执行人。他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把每一笔开支、收入和利润都计算到了。边区运盐能完成这一万八千驮，全靠有这样精明强干的指挥家。这说明我们边区共产党的队伍中，也有懂市场经济的人，也有精于计算者。而封世英和刘永祥则是另一类普通大众的典型代表。刘永祥是出色的脚夫，可以说是这一行中的精英，有领导才能和出色人品的人，他的一声号令，可以让这一行业中的人都来汇合。所以，他当了运盐队的大队长后，立刻就有五十多个脚夫投奔他来了。封世英则是个三十来岁，乐观向上的年轻人，“喜唱、爱说，和一般农民比较起来，有着较多的活泼，而且在任何一个可以表现的机会里，都爱把他那种轻快不羁的个性表现出来”。他是那种自由惯了的人，走东家串西家的脚夫，现在却是运盐队的中队长。他把自己的劳力和牲口折合成代金劵，四六入股，对半分成。即他以四成入股，却在年底可以分到一半的红利。以前他想运就运，想歇就歇，现在可不行了，有着诱人的利润，他也就不像以往那样运运停停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呦牲口没有人管束，高兴就走，不高兴就停止，一年最多走盐池十次，参加运盐队就至少得走十四次了，这样，牲口的草料又都‘吃在门外’，不用自己花费了。”
他还计划把全中队的牲口添到三十几头，并且都要换上骡子。而这个计划如果得以实现的话，他这个中队每次的运盐量就要增加四分之一了。在封世英的影响下，全区的脚夫以及有牲口的人们，都更热心参加运输队了。
（王海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