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诞生在伟大的解放战争的高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前夜。1949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的百万大军，从20日到23日在600公里长的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敌阵，横渡长江，相继解放国民党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南京、杭州与上海一带，迅速向浙、赣、闽挺进，截断敌守军汤恩伯与白崇禧两大集团军的联系，曾扬言确保与死守武汉三镇的白崇禧集团军处于孤立与突出的不利地位，惶惶不可终日。
一、赶赴武汉
这时，驻河南省开封市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积极准备进驻武汉与组建湘赣地区政权的事宜。大约5月12日，中原局宣传部宣传科长刘祖春同志（进武汉以后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从开封市来到郑州市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约张铁夫（《中原日报》编委、编辑部副主任）与我（编辑部副主任）谈话，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白崇禧集团扬言要死守武汉，现在可能要逃，我们中原局进驻武汉的时间要提前，中原局迁往武汉以后，要领导湖南与江西，准备改名为中央华中局。过两天，去武汉的先遣队就要出发，《中原日报》由你们两位带几个人去武汉创办华中局的机关报。《中原日报》副总编辑莫循同志率领原《冀南日报》的同志去江西省办报。我随中原局的先遣队去武汉，咱们同一趟车。等你们在武汉创办的报纸出版以后，《中原日报》停刊，社长熊复率领全体同志迁往武汉。刘祖春把《中原日报》派往武汉的干部名单交给我们，要我们立即召集他们开会，抓紧时间做准备工作，随时准备出发。他还说，“到武汉办报的名称与其他具体问题请你们请示武汉市军管会。你们的具体职务，等《中原日报》搬到武汉再定，现在对外张铁夫是总编辑，黎辛是副总编辑”。
为什么由刘祖春找我们布置工作呢？我想因为他是从中原局来《中原日报》执行任务的。他与张铁夫和我都是延安《解放日报》的老同事，他找我们布置比较干脆。名单上写的有编辑王承放、李松灵、李曙光，记者吕建中与高长任，校对组长王欣，机要秘书刘源汉，文书马汉章、张铁夫和我，后来另加生活管理员一名，炊事员一名，张铁夫的警卫员小苗与我的警卫员高福禄共十几个人，人员不多，特别是业务人员少。这时候哪儿都缺人，我们俩没有说话，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大约5月14日，我们一行搭乘郑州开往汉口方向的火车南下。这是一列由货车与极少普通客车组成的列车，前后不通，上车后彼此都失掉联系。由于国民党军的破坏，火车能开到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铁路不断抢修，火车走走停停，联络调度也不灵，没人通知火车在哪个站停与停留多久。大家停车就做饭，找厕所，吃完饭立即上车，等开车，做饭时听到汽笛响，带上夹生饭就上车。
大约17日，听说武汉解放了，应该出版报纸了，可是火车还没走出河南省，急得大家想背上行李急行军去武汉，可是谁能保证走路比火车快，谁又能批准我们单独行动？这列车的领队是一位老红军，名叫刘宏（后任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火车停站，就有人到首车找他骂：“你这个官僚主义，你领的什么队，火车比人走得还慢，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武汉呢？”刘宏任劳任怨，不是不开腔，就是说火车不听我指挥，我也不能推它走呀。原来，由许光达率领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4日从蕲春与黄冈过江，16日白崇禧弃阵南逃，四野不战而解放武汉。
21日，火车开到湖北省黄陂县停止了，因为前边的路不通。我们立即打电话与武汉市军管会联系，接电话的同志非常热情，说你们今晚好好休息，我们马上安排车子，明天一早一定派车去接你们，车子拉你们去江汉路璇宫饭店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新闻部。
二、创刊前期的准备工作
5月22日中午，我们到达璇宫饭店，有人在收发室等我们。他请《中原日报》的同志去食堂吃午饭，让张铁夫与我上楼见王部长，王部长在办公室等我们。推开房门，想不到，屋里坐着的是王阑西与刘白羽，都是熟人。刘白羽是新华社随第四野战军特派记者。王阑西大约就是军管会的王部长，他原任第四野战军宣传部部长。抗战初期，王阑西在河南省开封市任地下党的宣传部长。那时他劝我不要急着去延安，留在开封创办《战时学生》（旬刊）。他知道我是邓拓介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后来我知道他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邓拓），在延安“抢救”我是“红旗民先”与“复兴社特务”时，我苦于不知道王阑西在哪里，不能找他做证，现在碰见他，虽不需要请他做证了，我也特别高兴。我介绍他俩与张铁夫认识后，王阑西向我说，“你现在改名叫黎辛了，咱们先说正事，说完去吃饭，别的以后谈”。
王阑西说：“武汉解放已经一个星期了，这么大的城市没有报纸，军管会的命令与通知没有地方发表，要一张一张往马路上贴，特别是中央的文件与命令很难与群众见面，把我们急坏了。”张铁夫说：“火车走走停停，我们也急坏了。”王阑西说：“我们知道，你们现在到了，想办法快出报吧，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出？”我说：“我们还不知道印刷条件怎么样呢？”王阑西说：“武汉市地下党的工作做得很好，领导工人保护工厂、机关很有成效，武汉市各报社和印刷厂都保护得可以，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武汉市各报社以伪武汉日报社的条件为最好，又是用的卷筒机，我们建议你们去那里办报，那里的职工都在，随时可以上班。”刘白羽也说武汉日报社的条件最好。我问：“那里的职工能都留用吗？”办报，在政治上对干部要求较高。王阑西说编辑部的人可以先不用。我说：“我们来的人手太少，校对只有一个校对组长，校对人员与个别资料员先用行不行？”王阑西说：“这些请你们决定。”
王阑西说：“你们创办的报纸是军管会和华中局的机关报，军管会不能没有报纸，但军管会到一定时候会撤销的，所以主要还是华中局的报，在业务上由华中局领导，行政事务工作可以找我们解决。报名叫《长江日报》，是毛泽东主席取的，报头毛主席也题字了，我们担心这里制版不方便，做好全部带来了。”我说：“在新区办报一定要用毛主席和朱老总的照片，我们做了两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半身标准像的铜版带来了。”王阑西说军管会的意见是报纸先出对开四版。我心里想王阑西是办报老手，想得周到，办得漂亮，把应该想到的都想到了。王阑西说完，看着我们问：“你们看报纸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我问：“各工种的工人都有吗？工人可以马上上班吗？”王阑西说各工种的工人都有，都可以马上上班。我说：“明天出报。”张铁夫谨慎而谦虚，长期做记者，又做过新华社豫西分社社长，在《中原日报》也是管采访的，没有编过报，听见我说明天，他有意问我：“明天出报，能行吗？”我又说：“明天！”张铁夫也说：“那好，明天出报。”我说明天出报，是我请王承放等同志带了大批剪报，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中央文件，有新解放区政策与新解放大、中城市的报道，即使旧一些，对武汉读者都是新鲜的与重要的，加上武汉日报社有收报机，可以收录新华社的新闻广播，还有两位记者采访，装满版面是可以的。王阑西问：“出报还有别的困难么？”我说报社有报纸和印刷材料吧，王阑西和刘白羽都说有。我们谈话过程中，新华社特派记者王匡同志进进出出，不断进来听话与插话，他也是延安《解放日报》的老同事，对办报和对我们都很关心。王匡说他也去过武汉日报社，现在他正写文章，要不然就陪我们去报社了。他还说报社有一部原社长用的破车，叫他们来接：“你们不要像老区那么老实，对外有时要有点儿派头。”王阑西说：“走，咱们去食堂吃饭。”他站起来又坐下了，说，“你们先走，我打个电话，找人告诉武汉日报社来车接你们”。我说也通知排字工人与校对立即上班，我们到报社就发稿。创办报纸的工作千头万绪，迅速解决这些问题表现出王阑西的组织才能与对党报的重视，创办《长江日报》是王阑西与武汉市军管会打的基础，我们办报吃的是现成饭。
三、《长江日报》创刊
武汉日报社在江汉路北头，从璇宫饭店出去拐弯向北走约三四百米就到，这点儿路要车接，真有点儿“派”。我们走进报社大门，见《中原日报》来的同志都坐在背包上等我们，护厂队的同志戴着红袖章跟他们聊天。《武汉日报》编辑部临江汉路办公，印刷厂紧贴着在后边。我们请《中原日报》的同志先等一会儿，请护厂队的领队带我们参观报社与工厂。现在除戴红袖章的护厂队，报社没有人，社内安静、清洁、妥当。社长与总编办公室里家具齐全，热水瓶与茶杯都有，各车间都是原样，新闻纸成堆。护厂队说报社与印刷厂职工都住在附近，已经通知他们上班了。我们走到制版车间，看设备简陋，护厂队说制版的老师傅缺位，现在只有一个刚出师的小赵师傅与一个十四五岁的学徒，这是个薄弱环节。我们请护厂队通知报社与印刷厂全体职工来开会。
接着，我们立即向《中原日报》的同志传达去军管会请示与交谈的情况，告诉大家即将创办的报纸是华中局与军管会的报纸，报名是毛主席取的《长江日报》，报头军管会已经制好版带来了，大家鼓掌欢迎。接着，我按延安《解放日报》的老规矩，说我们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是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要全党办报，逐步与地方党和政府建立联系，事事处处注意党报方针与党报的纪律，开始我们出对开四版，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地方，三版是国际与国内，四版是专刊与副刊。我请大家立刻开始工作，尽快发稿，最后提出刘源汉负责行政与安全工作，马汉章帮助做校对工作，后勤同志买菜做饭，按郑州的伙食标准一日三餐，夜间11点煮一锅小米粥，就咸菜，做夜餐。张铁夫派记者立即出去采访，报道社会安定与群众欢庆解放。吕建中抬腿就走，我说你去哪儿采访，他说：“走到哪儿算哪儿，我不认识路，又不懂武汉话，反正我找工厂，找基本群众，找工商界谈呗！”我说报社可能有自行车，找个车骑，他说不会骑，骑车还不如走着问好。高长任已经骑上自行车走了。
在召开职工大会以前，张铁夫与我商量好，他分工管行政、对外与采访，我管编报与出版发行。两个人住在原报社社长与总编辑面对面的两个办公室，有事商量很方便。这屋子是办公室，也是卧室，警卫员也在这里搭床睡。
张铁夫向职工讲话，首先表扬他们护社护厂有功，鼓励他们合作办报，宣布印刷厂职工、报社校对与资料人员立即上班，其他人员等候分配，并宣布每人每月暂时发给以300斤小米计钱的生活费，工资标准以后再议。一般职工都很满意这些措施。张铁夫讲话时，我出去给刘祖春打电话，请他为报纸写发刊词，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写。他于晚9时前派人送来，题目是《庆祝新武汉诞生》，在社论的位置发出，副标题是《代发刊词》。
我们感到在武汉日报社可以工作，但地方毕竟太小，职工宿舍住得满满的，《中原日报》大批人马来了没处落脚。我俩抽空乘车去伪《华中日报》看看，原来它在武汉日报社南边一站路的江汉路当中，是汉口最喧闹的中心，报馆在马路边，地方更小，工厂设备很差。再去看哪里？司机说汉口别的印刷厂的条件更差。华中局在汉口，湖北省委设在武昌，汉阳没有报社与印刷厂，我们急着出报，连再往前走一站路看看武汉三镇的象征——江汉关都没去，转头回武汉日报社。如果我们去江汉关，需经过新落成而无人用的永利银行大楼，这是武汉最高最新的七层大楼，谁见谁喜欢，如果我们看到，定会向军管会要求做办公楼的。不久，《东北日报》来武汉办报的同志为《长江日报》要到了这幢楼。
从《华中日报》回来，大家都各就各位上班了，工厂老师傅冲上热茶围着围裙等待工作，女校对有的已经抹上口红与校对组长王欣坐着聊天了，还有一位女校对田福宜快活地抹桌子和搞卫生。管资料的先生年纪较大，见《中原日报》的人从他身边经过，就站起行礼问候，是一位典型的在旧社会长期受欺压的老实的小职员，他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
5月23日凌晨约2时，我将《长江日报》创刊号的清样，送军管会陶铸副主任审阅，他签字同意并表示满意；同时指示以后不要送审了。陶铸在延安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重视新闻工作，常为《解放日报》写稿与组稿。这次要审查清样，是他提出来的。
23日天色微明，碧蓝的晨光透过玻璃窗映进印刷车间，随着印刷机的咔嚓声，一份份报纸印出来了。毛主席题写的“长江日报”四个字在晨光中闪耀，马路上报童清脆的叫卖声也传进来了。中原日报社、武汉日报社与印刷厂参加创刊活动的100多人的劳动成果出现了。这时印刷工人都已回家睡了，他们做了他们应做与能做的工作。
我正准备从印刷车间回房休息，警卫员说军管会有人来，我走进张铁夫房间，见坐着一位健壮的中年军人，自己说是魏今非。我们没见过面，但知道他是四野政治部和武汉市军管会的秘书长。他说他是代表军管会，来祝贺报纸出版并询问有什么困难让他解决的。我们说没有困难。他问缺少什么吃的穿的，我们说都有。他说给我们些钱，我们不要。他说不要客气，你们办报很辛苦，陶铸和王阑西同志都说你们不到十个业务人员，一夜能办出一份大型日报，这在新闻史上没见过，你们昨天下午到现在没有休息，可不要作难。我们什么也不要。我只问：“现在党的文件怎么发？”魏今非说：“现在华中局很忙，我们发给你们吧，我回去就派机要员送来。”张铁夫和我是《解放日报》出来的，规矩惯了，绝不会趁时局与机构变动的时候“捞稻草”，我们的伙食费仍按郑州的规定开支，一周吃一次肉，要求炊事员做得饭热菜香就好了。我们《中原日报》的先遣人员，没有多领一分钱，没给干部多发一双鞋，可以说是先遣人员的节约模范。两个小时以后文件送来了，机要秘书刘源汉说文件一般的一份，发师党委的《1949年的作战计划》“你们俩一人一份，要你俩亲自保存”。第二天魏今非又来慰问，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仍说没有。
《长江日报》创刊的第三天。王阑西介绍原武汉地下市委的经济小组来报社编辑经济新闻，该组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由郭治澄负责，是原市委的得力工作班子，共有三四个人。《长江日报》创刊初期常有自己的经济消息，在当时新解放区的报纸上是少见的，这不能不说是《长江日报》的一个特点。
那时候新华社发新闻稿，可以说没有截稿时间，往往通知截稿了，过一会儿又通知有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只好等，等到凌晨1、2、3点不一定。一般稿，新华社又不提必发的建议，可是我舍不得不登新的胜利消息，总想等。当时，《长江日报》主要发武汉市与解放军，外地的发行网正在疏通，又无发行的时间限制，更想多发新的胜利消息。等稿时，我把清样上的重要稿件再校一遍，也去车间与工人通通气，我告诉拼一版的上海籍老工人老陆，今晚等的是头版头条，约1000字，请你留出位置，先拼好别的，老陆说好。改一天，我告诉老陆，现在等600字的消息用三栏题，标头号字，发在显眼位置，请你留出位置先拼别的。老陆看看已经排好的消息，说今晚的三栏题多了些，可能不好拼。我说改一个三栏横题，老陆说先拼拼试试，拼不拢再改。我说那多麻烦，老陆说不要紧，现在等新闻，有时间拼，多动动手没有关系，只要做得符合要求就好。每次等稿，老陆总是留三四个排字工人，消息一到，一人排一页，老陆的标题也做好了，校对完毕，老陆的版也拼好了，大家想方设法在这个工序不耽误事。等消息时，排字工人还排第二天用的稿子，也常常找小样看他们刚刚排的重要稿件或消息。校对工作也做得好，那位老资料，总要等到截稿才肯走，他说没有截稿，万一用什么资料你们到哪儿去找，虽然武汉日报社没有什么资料，麻烦他的机会极少，但他忠于职守就是不愿早走。
为什么武汉日报社的职工与我们相处得这么融洽？我们与工人个别聊天才知道。勤杂工裴宏礼说：“每人每月发300斤小米的生活费，职工的生活有保障了。你们的中州币信用好，4元中州币换1元银圆，银行随时兑现，货币硬，物价稳，与国民党在武汉时手里不能存放金圆券根本不同。”排字车间主任老刘说，“您看我手上的金戒指，我口袋里还装一支盘尼西林”，说着他掏出来给我看：“这是我干三十多年的全部家产。”我问：“你买盘尼西林做什么？”他说：“这是救命药，急用的时候不是买不到，就是没钱买，买瓶盘尼西林也像金子一样有用。现在好了，生活有保障了。”拼版的老陆说：“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架子，不训人。你们有事都是跟我们商量。以前报社的头头不到车间来，拼版他稍不如意，就是错在他，他也发脾气。”青工胡仁均说：“我们学徒每月也发300斤米，待遇提高了，有人煽动我们不跟你们合作，没得人肯。大家都有眼睛，你们吃窝头、青菜，没得什么油腥，一个月最多有50斤米的伙食钱，一月一元钱工资，你们干革命还不是为我们工人、农民，我们怎么能不爱戴你们？”
四、长江日报社的成立
《长江日报》创刊近一周，有编辑告诉我们，《东北日报》有人到武汉来。我们打电话问刘祖春，刘祖春说《东北日报》约有30个人来，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东北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是领队，现在他任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兼长江日报社社长，你们以后都要归他领导。现在你们干你们的，他们有进城的经验，说要先找个好的社址，可能在江汉关附近的永利银行大楼，他们找好办公地方，休息休息再上班。又过约三天，编辑告诉我们，今晚《东北日报》来的白汝瑗主持编报，让你们俩休息。我们告诉编辑、记者晚上照样干，听白汝瑗指挥。晚上果然白汝瑗带许多《东北日报》的人来了，不与我们打招呼，我们感到也没必要去找白汝瑗，我们也不知道他在《东北日报》做什么。有大批战友来支援，张铁夫和我感到轻松了，张铁夫说：“咱们睡大觉！”我说：“睡！”我已经十天没睡了，有时吃饭都能睡着。
这一觉睡到次日中午，吃完午餐我喊高福禄去璇宫饭店。走出报社，阳光刺眼，我赶快用手捂住眼。老高说：“你从进报社，没出过门，办公室的光线又暗，第一次见太阳，自然受不了！”接着，我说热得也难受，老高说，这天气比天津的三伏天还热。抗战以前老高在天津自行车厂做过工，抗战后回河北老家种地，他是翻身农民共产党员参军的，因为表现出色由二野六纵队派来跟我工作。
在璇宫饭店，没有找到王阑西，却遇到陈荒煤，他是四野宣传部的副部长。他说正准备率四野参加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开会，我说火车不通呀，陈荒煤说平汉路不通，我们坐船去南京，乘津浦路的火车到天津再转北京。从璇宫饭店出来，我们去永利银行。
进永利银行，就碰到谢冰岩同志，他是《中原日报》的副社长，是为《中原日报》迁驻武汉来打前站的。我说妻子在北京患重病，可否随陈荒煤赴京一趟。好心的谢冰岩表示同意，但他在《长江日报》没有任职，让我找廖井丹谈，他可以在廖井丹处帮腔说说。廖井丹不在办公室。我转了一会儿，在楼梯口碰见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问我：“你是黎辛同志吗？”我说：“是。”他说：“我是廖井丹，我同意你去北京。”我说最好也参加文代会学习学习。廖井丹好像知道我在延安长期做中央党报的文艺编辑，推荐过一些青年名作家与一些好作品。他问文代会华中代表团的团长是谁，我说是于黑丁。他说着掏出笔记本，写信介绍我参加华中代表团。廖井丹说他告诉陈荒煤，我随四野的代表团一路赴北平，旅差费用由四野负责，他另写条子让我去行政处领1万元（旧人民币，后改为1万元兑换1元新币）零用。我说带高福禄去，他说好。我问不用再向别的同志报告了吧，他说不要。原来，廖井丹这么通情达理、照顾干部，而且办事利索。
约50日以后，我在文代会闭幕后回到永利银行，想不到廖井丹带着《东北日报》的秘书长叶兆琪与部主任钟灵去重庆了。《东北日报》的另一位部主任级干部刘异生去《广西日报》任总编辑了。《长江日报》的社长仍是熊复，他说我任副刊部主任，管文教、副刊（含各种专刊）、摄影与读者来信，参加编委会。《东北日报》的副社长陈楚仍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编委有白汝瑗、吉伟青，不久又从新华社中南总分社调回张铁夫，从湖北日报社调来顾文华任编委，一个编委管一个部，没有副总编辑，编委轮流值夜班，看大样，实际做副总编辑的工作。这时，又从其他地方调进一些县团级干部，如诗人陈善文，任文艺组组长。
报社机构健全了，创刊阶段至此结束。《长江日报》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不计个人得失，服从分配，团结得好。全社有十位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县团级以上的干部，人手算比较多，也比较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