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同志在开封市住过三年。
邓拓的侄儿邓应增在题为《邓拓叔在开封三年》的回忆录中说邓拓“1934年从上海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开封”。1937年秋，邓拓从开封砖桥三号舍下“去西北”，在开封住了三年。
家父在开封创办“平民医院”时，曾延聘邓拓大嫂郑中硕为妇产科主任，并借住邓家砖桥街三号住宅前院，过从甚密，邓拓还介绍我加入“民先”，引导我走向革命。因此，我对邓拓当年在开封的生活，有些了解，近年读邓应增文和其他一些邓拓传记及回忆文章，不时想起旧事，现做些补充与商讨。
一、邓拓在河南大学经济系插班学习
邓拓学名邓子健，常用笔名邓云特，偶尔也用邓君特为笔名。邓子健1912年出生于福州，1929年去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入党；1931年转学上海法政学院，1932年因从事工人运动与参加纪念广州起义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3年取保释放，回福州原籍。1933年11月22日，蒋光鼐、陈铭枢、蔡廷锴等原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福建人民政府”，邓子健担任文化委员会专员兼任外交部秘书。不久，蒋、陈等失败，邓子健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逃往上海。1934年秋，其大哥邓伯禹担心他在上海不安全，写信邀他来开封。
邓拓到开封后，插班入河南大学经济系二年级读书。
二、邓拓在开封的生活是幸福的
邓应增回忆说：“我母亲为邓拓叔安排好在我家的东厢一个套间住，里边一间是卧室，外边一间是书房。”应增的回忆与我所见一致，不是《邓拓传》与《邓拓和他的一家》中说的“大哥伯禹从自己的住房中腾出一间小屋给他”，“为减轻兄嫂负担，邓拓课余兼任了济汴中学、西北中学的英语教员与历史教员”，“下课回家，还帮着大嫂、大哥洗衣做饭”。我想邓子健在邓伯禹任事务主任兼教员的济汴中学教公民课，后也曾在西北中学教历史，主要是为着做青年学生的工作，不是为“减轻兄嫂负担”，邓家的经济生活是过得去的，颇有收入，因此能在砖桥街三号建造住宅，长期空着前院。1936年暑假我考入开封高中，郑中硕邀我家住，不收房租，且多方照顾，亲如家人。冯玉祥主豫时，家父创办“平民医院”，后改为省立医院，家父任院长，郑中硕任妇产科主任；家父创办省妇产科学校兼任校长，郑中硕任教；家父还兼冯玉祥部队的伤兵医院院长与平民医院的西医训练班主任，郑中硕都去帮忙；蒋冯战争，冯玉祥失败，家父流浪外地行医，家庭生活困难，常由郑中硕关照。邓伯禹与郑中硕爱护与尊重子健，应增回忆说，“拓叔在开封三年中，无时无刻不是在紧张繁忙中度过的”，“我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起三更睡半夜，可是他听了只微笑点头。平常母亲替他煮些荷包蛋或者冲上一杯牛奶，他老是不肯吃，他还说，‘不要看我瘦弱，可是我经得起狂风巨浪的冲击呀！’”原来，1932年子健被捕受过刑，并且患过肺结核和胃病。我在前院住，夏天饭后在院中走走，清清楚楚看到郑中硕在吃饭时为邓家三位男子特别是为子健打扇，大家吃过，郑中硕才吃，他们哪里会让子健洗衣与做饭呢？
《邓拓传》中引用子健在河南大学的同学周震中后来的回忆说：“我第一次看邓拓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那间又矮又窄的住房，和朴素简陋的被褥桌椅，而是他那琳琅满目的两大架图书和桌上堆满的书报杂志，以及正在写作的摊开的稿纸。这与其说是一间学生宿舍，倒不如说是一个作家的书房。”这是真实的，邓家上房的西边有个后门，通龙亭的杨家湖，邓家的住处也算安定与清静，这为子健提供了合适的写作与工作的环境。
三、邓拓担任开封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
1935年，北京一二·九学生救亡爱国运动之后，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封的学生迅速响应，也进行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卧轨要求南京政府抗战，接着也成立了开封“民先”大队，邓拓当选为大队长，领导学生与青年开展抗战与进步活动。邓家在砖桥街三号的住处就是开封市“民先”大队部的地址。
开封市“民先”的活动是普遍而深入的。开封有的进步中学，如北仓女中个别班，只个别同学没有加入“民先”，全班“民先”简直可以公开进行读书会与座谈会活动。开封的“民先”队员去延安与参加各地抗日救亡演剧队的也很多，不少学生是带着《大众哲学》《哲学大纲》《反杜林论》《论左派幼稚病》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革命与马列主义书籍去延安参加抗战活动的。邓拓在开封，多数时间用在学习、教学、写作与领导“民先”大队的工作方面。邓拓在上海被捕过，他在开封的活动是谨慎的，来访的人不多，公开场所也少露面，如1936年开封文化界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会议”，许多文化名人、学者与进步学生都去，我约子健：“我们去吧。”他就说：“我不必去了。”
我家搬到邓家前院居住后，子健第一次来我屋，先看书架，说：“你的书都是好书，你是进步学生。”我说我在许昌初中时与赵凡（赵有成）、徐庭耀、张远（昝范五）、刘昭平（刘松成）共同阅读进步与革命书刊，大家决心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抗战后，大家都参加了革命队伍）。1936年秋或1937年春穿夹衣服的时候，子健介绍我参加“民先”，应增回忆说：“在拓叔的影响下，国民党某军医处长郭师武的儿子郭有容（黎按：应增错把舍妹的名字写为我的名字了）毅然背叛了家庭奔向延安。还有同学宁兆义、孙瑞五等多人和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
应增与宁兆义、孙瑞五都是济汴中学的学生，我们加入“民先”后，就在子健住处过组织生活，主要由子健介绍进步书刊给我们看，讲形势与任务给我们听。子健在河大，与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周震中、赵以文等一起过“民先”组织生活。据周震中回忆，1936年西安“双十二”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以后，群众议论纷纷，进步学生主张枪毙蒋介石，子健说形势复杂，虽然共产党有人去了西安，但国民党报刊说蒋介石已被杀，何应钦调动大军准备进攻西安，如果内战打大，这是亲痛仇快的，建议大家多看看，大家从中受到教育启发。这两个小组是子健亲自抓的典型吧。
《邓拓传》中说了刘子厚受“‘民先’总队部的负责人的委托，到开封了解一下‘民先’的活动近况”。刘子厚在开封活动时叫马志远，我听过他讲《游击战术》。1947年坚持大别山斗争时，我与刘子厚坐在马背上说过许多有关开封、河南与子健的事，他对子健的印象很好，但他也不知道邓子健去西北以后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初，我听开封市党史办公室张主任说邓子健任开封市“民先”大队长，与北京“民先”总队部的刘导生有联系。子健作风谨慎，工作扎实，尤为重视理论、形势与思想教育，埋头苦干，为开封的“民先”与青年学生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担任“民先”大队长却鲜为人知，在开封时周震中与我都不知道，甚至有人怀疑他不是大队长，所以就此问题我曾向刘导生同志提出询问。
四、邓拓在开封的著作
子健在开封三年，是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著作最丰的时间。子健在这三年中，除写作一部中国空前未有的开拓性的20余万字的《中国救荒史》外，还发表近10篇10多万字的社会科学论文。
应增回忆说：“1935年暑假拓叔要我帮他搞‘图书索引’，我便整整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才算初步完成。”子健写作《中国救荒史》要赶时间向商务印书馆交稿，邓伯禹、郑中硕与邓应增全帮助抄写。子健在开封能写出这么多著名著作，是与家人的关心与帮助分不开的。
子健在开封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社会科学论文。当时社会科学界曾展开中国社会历史分期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邓拓传》一书中提出，有人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力的作用，中国已从封建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并且断言‘现在乃至将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仍有伟大的作用与影响’。”按照他们的逻辑，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进步和幸福，中国人民不但不应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应该对它感恩戴德。1935年，邓拓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四卷一期上，发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义正词严地批驳了“外铄论”。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的理论，指出“外因虽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内因”，分析了“外铄论”者在理论上的错误。他进一步论证了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工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形态，所以在闭关形势打破之后，经不起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才会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他深入剖析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指出在外国入侵以后的50多年，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自己的机器工业，仍然不能建立，仍然不能自动转向产业资本的发展道路”，因为这时，“外国资本发展为帝国主义阶段了，从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了”，从而“堵塞了中国自身工业化的道路”，“只造成了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转变的基础”。这样，通过周密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论证，邓拓有力地驳斥了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铄论”，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绝不能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邓拓在这篇文章里，还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革命今后的道路。他说：“我们现在还可以进一步相信，所谓新的产业革命，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邓拓这些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邓拓传》进一步指出这一争论并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青年邓拓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投入了这场斗争，在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党的纲领、路线。作者的介绍清楚，评价深刻，令人尊敬。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时是24岁，子健写作《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时也是24岁，这是中国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历史上的两份珍贵财产。
子健的这些论文，我当时读过，他也与我们讲过，我深受教益。1938年，我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学张闻天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著，发的参考书有子健的文章，这时，我才明白它的重大意义。子健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与张闻天、毛泽东的论著一致；子健从内因是决定的因素阐述分析与看待问题，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论述一致。子健1937年在开封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毛泽东与张闻天的著作。党的方针、路线与任务，是由社会性质与当前形势确定的，所以关于社会性质的确立是极为重要的理论与政治问题，子健青年时期即为此做出论著，他一到晋察冀即担任领导职务不是偶然的。
子健在开封三年是刻苦钻研、不懈写作与埋头工作的时期，也是他思想与政治上成熟的时期。
五、邓拓在开封被捕
“双十二”事变后，卢沟桥“七七”抗战前夕，国共合作的大局已定，但是开封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仍然猖狂地逮捕共产党与共产党嫌疑人士。《邓拓和他的一家》中说，“1937年6月下旬，河南大学开始毕业考试。子健是毕业班学生”，“当他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刚刚走出学校大门，一辆警车早已等候在那里，几个蓝衣社特务一拥而上，将子健逮捕了”。这里说的“蓝衣社特务”具体切实。“蓝衣社特务”指的是军统特务，当时在开封最反动与猖狂，这里说的时间对，但地点不对。《邓拓传》中说：“1937年6月下旬，河南大学开始毕业考试，邓拓是毕业班学生，他想参加完考试再走。正当他考完最后一门功课，走出河南大学七号楼（教学楼）北门的时候，一辆警车和几个埋伏的蓝衣社特务早已守候在那里。一出门口，他就被捕了。”子健被捕不是在“一出门口”的时候与地点，而是在河南大学七号楼北门里边。七号楼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平时大家走东门与西门，北门偏僻，极少人走，子健谨慎，走北门，可是也没逃脱魔掌。被捕的地方在门里，而不是门外，特务似鼠，躲在暗处活动，而少张扬。这是我听子健与周震中说的。我在本文中说了对上述两本邓拓传记不同的事实，仅供辩证、补充与参考，这两本书不仅是写邓拓的好书，也是我读过的传记书中比较好的。
《邓拓传》中说：“这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展，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表示同意释放政治犯。加上邓拓的大嫂是开封著名的妇产科医生，结识不少河南省的上层人物，通过她的积极活动，1937年7月，邓拓被捕不到一月，就被保释出狱了。”说得对，我想补充说，当时子健被捕的“罪名”是“共产党嫌疑”，但未搜出证据，加以郑中硕不分日夜、不计花费、千方百计寻找关系，仿佛也找到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所以子健才能较快获得释放。
六、邓拓去商震部队
《邓拓传》说：“河南省主席商震，他的部队在国民党中央军眼中，是所谓‘杂牌军’。抗日战争开始，商震的三十二军所辖三个师的部队开赴河北前线，分布在沧（州）石（家庄）线上，准备迎击日寇。为了鼓舞士气，开展抗日宣传，他还组织了一个三十二军战地服务队，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参加。邓拓出狱以后，就应邀参加这个服务队。”商震当时兼三十二军军长，同时是二十集团军司令，与开封国民党军统系统有矛盾，抗战比较坚决，曾邀请知识分子参加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初即委派张丽云为团长，组成吴强、杨千华、黄达生、周震中、郭惠贞、方敏与郭有勇共八人的话剧团。周震中、黄达生、郭惠贞、方敏与郭有勇为“民先”队员，由周震中领导过组织生活，1938年七一前后，吴强去新四军，周震中与我一路去延安，黄达生也去延安，话剧团由三十二军马球队队长联系。1939年国民党三十二军派来政治部，话剧团解散，三十二军在话剧团解散前没有战地服务团。
关于邓拓去三十二军的情况，张丽云用文字向我写过材料，以下是他写的原文：
关于邓拓在1937年到河北的事是这样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商震的三十二军就开到河北沧石线，准备抵抗。司令部就在沧石线中间的辛集（现在的辛集，过去是属束鹿县的）。
8月初，商震约了我和邓拓，还有一位山东乡村建设学院的教员张含清，到他家中。他当时就认为抗战是全民性的，光凭军队不成。他请我们到他的三十二军所在地搞宣传组织工作，把民众动员起来，协助军队抗战。于是，我们在8月上旬就到了辛集，当时三十二军的三个师，全布置在沧石线上，商还没去之前，由第一四一师师长兼参谋长的傅立平负责指挥。
我们先进行调查工作。由于邓和我都很年轻（那位张同志年纪比较大），所以我们跑的地方最多。先是辛集镇内，后去附近农村，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宣传抗日，效果还好。9月中旬，我们把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计划做好，连召开动员大会的日子都定了。军部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忽然接到商震的电话，说国民党中央给三十二军派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部。为了怕我们会和他们发生摩擦，就让我们停止工作返回开封。您知道，三十二军是杂牌军队，商震是绝不敢违反国民党中央的。于是我们就离开了辛集，那位张同志回开封了。我和邓拓由石家庄沿正大路赴太原，时间是9月17日，当时局势正紧，我必须到太原把与我妹妹林薇（当时，她是“太原新生剧院”的主要演员）住在一起的母亲接往开封，然后由我大哥送往湖南。邓拓呢，要去找关系好到解放区去。在太原我的家中，邓拓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已接好关系（当时，徐向前、萧克等都在太原）；于是，我们就分手了，临走时，他约我一同去，但我必须把母亲接走，不能和他同去，直到解放后在北京我们才又遇到。这就是当时我们到河北军队中工作的情况。
在《邓拓文集》第四卷中他“写于河北束鹿前线”的那首《寄语坟园》，其中所说的“从戎”即指这一经过：“四年投笔复从戎，不为虚名不为功。独念万众梯航苦，欲看九州坦荡同。梦里关河闻唳鹤，共同身世寄漂蓬。寄语坟园双老道，征蹄南北又西东。”最后一句，即指由开封至河北，后由石家庄至太原也。
张丽云是艺术家，战前在太原出版《丽云半月刊》，完全刊登他个人的作品。张丽云与商震是世交，联系较多，张丽云在开封任防空司令部上尉军官，发表抗战进步作品及演说均慷慨激昂。
子健为什么去商震部队？一则他无事可做，二则商震表现较好，在他部队也较安全，并可趁机寻找党的组织。
七、邓拓去西北
子健去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从周震中处拿了些路费、从我家出发这个细节，在顾行到舍下采访时我介绍过，顾行同志写作《邓拓传》没有采用。
事实是：子健与丽云去太原以后，子健又回开封“办些事”。这时邓伯禹与郑中硕已携子应增离汴，邓家的住处由济汴中学副校长李洁庵居住，子健就住我家客厅，子健与我都是日出晚归，只在夜间交谈。
这时我在开封编辑出版杂志，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星期日下乡宣传，担任开封话剧界联合会的宣传委员，子健得知很高兴。特别是我告诉他与我接触最多的是光豫中学的英文老师周震中，周用邹雨辰的笔名为我编的杂志写稿，周是开封话剧界联合会主任，周的未婚妻杜绣箴也为我编的杂志写稿，子健更高兴了。他告诉我，周震中是他同学，也是他介绍加入“民先”的，周的理论水平高，人品好，让我多接近，向他学习，工作中互相关照。从此到1941年皖南事变，周从延安被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我们都在一起。我还告诉子健，范文澜与嵇文甫教授都对我很好，他说他们学问高，人品好，是大革命后脱党的党员。我请子健为我编的杂志写稿，他刚出狱给我写稿，对刊物有利。劝我暂时不要去延安留在开封工作的是王阑西。新中国成立后我得知王阑西原来是子健在上海时介绍入党的。
子健住在舍下，我问他今后打算，他说去西北，我明白是寻找党领导的地区与组织，但不知道其具体是去哪里。子健离汴前告诉周震中他要去西北，周震中亲笔回忆说，“去西北的意思是去解放区，他说他没路费，我把身上的几块钱都拿出来，请他稍等一等，我立刻骑车回家去拿。邓却说：‘不，这就够了。’事实上，就连这一点，他也不全都拿去，只拿一小部分就走了”。大约子健在开封只住三五天就走了，从此再无他的消息。1943年夏延安整风进行“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落水为敌伪做特务的人，有人假坦白诬我为复兴社分子，假坦白的最大的特务典型张克勤诬蔑甘肃、河南、四川等省的共产党都是“红旗”党，即假党，河南省籍在国统区入党的、入“民先”的绝大多数被“抢救”，甚至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被“抢救”，我被“抢救”得哭笑不得，似鬼非鬼。我不知道子健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处境怎么样？
八、我曾想在开封留个“邓拓故居”
1954年春，我任中南大行政区文化局代局长，代党组书记，与中南文委领导人潘梓年、陈楚等来京参加中央文委会议，得知会后次日邓拓向全国新闻界做访问苏联《真理报》的有关报告。我与陈楚商量，在京多留一日听听这个报告。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报告时，从后台走出一个身着藏青色呢子大衣，脚着皮鞋的人，原来是子健，看他较在开封时健康与丰满了些，也才想到他去的西北是晋察冀根据地，他改名邓拓了。
我向陈楚说，听完报告我要去与他打个招呼，报告完邓拓立即走向后台，我们在台下出来很慢，陈楚说：“赶不上他，以后有机会见的。”谁知道，以后没有机会了。
子健教我读书与做人，对我坚定革命人生观、世界观与走上革命道路起过促进与巩固的作用；子健是党的一个大秀才，学识渊博；子健被人记忆与怀念，主要是因为他人品高洁，是一个纯粹的、高尚的人，而不是因为他的官职高大。从1949年起，我每去开封，必去砖桥街三号故居看望，门牌已改过数次，我最早找到它，是我老远就看见我住的房间中那个临街小窗，这是那一带唯一的向街开的照亮小窗，后来房屋又有变化，但大致没变。
我有幸接待顾行与邓壮来访，从邓壮处惊闻伯禹伯伯与中硕伯母病逝，应增在福州市。我与应增兄联系后，问他可有开封旧居的房产证，他说早已丢了。我请问在陕西省做过第二书记的赵守一同志，这种情况的房子可否收回，我想帮邓家收回，也好让邓家人去开封有个落脚处，以后再在门口挂个“邓拓故居”的小牌，甚至请示开封市政府与河南大学，在这里办个正式的“邓拓故居”。赵守一说他看过文件，革命干部家的房子可以收回，房产证没有了，可以找人证明，我说开封市医务界老人、名人，能找几十位做证。
经过河南省委与开封市委负责人介绍，我了解到开始开封房管局不承认邓家砖桥街有房，后来说20世纪50年代登过《河南日报》，房主不来认领即作废。没有退还的可能。我又向在开封地下党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任开封市委宣传部长的邓拓的老同学请教，想不到他一口说：“不可能收回。”我问：“为什么？”他说房管局不会给的，接着才慢慢说出他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开封龙井街买进一处被典当的房子，新中国成立后过了赎房期，他家有房契，他家有人想收回住，房管局说当房人要赎回。过几年，当房人不赎回，其在开封的家人又提出收回，房管局只说不行；问的次数多了，房管局说时间长了，房子不能给你们；询问政策与规定，答复是没有规定，就是不能给你们，因此，他说这邓家的房子能收回吗？
1966年5月18日凌晨，“文化大革命”才发动两天，邓拓就匆匆也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祖国大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拓冤案得到平反，党组织与他的家属及亲友为他出版了多种书籍、诗集、书法、藏画集等等，请很多同志写了纪念文章、传记。他逝世20周年时，其故乡福州召开了邓拓学术思想座谈会和纪念诗会；在他80岁诞辰时，福州市委恢复了邓拓故居，建立了邓拓纪念馆。但应增与我想在开封市砖桥街邓拓故居挂个小木牌，都未做到，我们很难过。
2001年5月1日 汝州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