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起伊罗生，想起他的夫人姚白森。伊罗生的本名是哈罗德·R·伊萨克斯。伊罗生是30年代在上海时，茅盾先生为他取的中国名字。姚白森是伊罗生夫人薇奥拉·R·伊萨克斯的中国名字。伊罗生夫妇于1980年访华时，我曾接待与陪同过他们，1984年姚白森再次访华，我们又见过面。认识伊罗生以后，我对他与他夫人有些了解，分别后，不时想起我们相处的日子。也有朋友向我询问伊罗生是怎样的人，现就我所知写些情况，怀念与悼念伊罗生，并告诉关心他们的人。
一、创办《中国论坛》
伊罗生于1910年出生于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肄业，1928年担任《纽约时报》记者。1930年伊罗生来我国，任上海英文报纸《上海大美晚报》与《大陆报》的记者与编辑。1931年，他沿长江上溯，深入四川、西康等地旅行，目睹当年长江大水灾的惨状与四川军阀对人民大众反动与黑暗的统治。这年2月7日，中国五位年轻的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国民党反动派仍以全部力量镇压国内革命，对日本侵略者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这些情况，使伊罗生震惊与愤慨。伊罗生在上海接触许多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宋庆龄、鲁迅、茅盾、史沫特莱与胡志明等人，他们经常聚会，议论当时形势。经史沫特莱帮助与介绍，伊罗生于1932年1月13日创刊《中国论坛》（China Forum）半月刊。刊物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进步的文艺作品。为纪念五位年轻的革命作家遇难，在创刊号上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他们被捕与牺牲经过，同时发表他们的照片与共产国际、著名学者作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抗议与强烈谴责。
《中国论坛》第二期刊登胡也频的小说《同居》，此后还发表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与殷夫的诗《血家》。《中国论坛》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虽然出版不能按时，仍出版39期，于1934年1月13日停刊。最后16期，用中英两种文字合编。姚白森是伊罗生在美国时的情人，伊罗生久留中国，她于1932年自美国乘船漂流半个月来上海寻找伊罗生，婚后姚在北平任中学英语教师。
伊罗生敢说敢干，在政治上很活跃。1932年12月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表宣言，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临时执委主席为宋庆龄，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1933年1月7日，民权保障大同盟成立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会九人，是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邹韬奋、陈影和、胡愈之与伊罗生。开会研究工作，通常是总盟临时执委与上海分会执委联席举行。1933年3月18日上海分会执委改选后，总会的执委改为七人。这七个人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邹韬奋、胡愈之与伊罗生，从此伊罗生不再担任上海分会的执委，而与宋庆龄等人接触更多。
民权保障同盟筹备伊始，即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2月17日开展营救北京的许德珩教授与爱国学生；8月营救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上海办事处的秘书牛兰夫妇；1933年1月16日成立营救陈独秀与彭述之的委员会并开展活动；接着，陆续不断营救其他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如营救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黄君平等等。
1933年2月17日，英国作家萧伯纳到上海逗留一日，宋庆龄出面接待，出席宴会与参加拍照的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
民权保障大同盟成立半年，进行革命斗争近20次，矛头对准国民党反动派，震动国内外。不久杨杏佛被暗杀。此后，林语堂不再公开活动，还有人离开上海流亡国外，同盟停止活动。但在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上发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声明中说：“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这篇声明真是义正词严，理直气壮。
宋庆龄在阐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时说：“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其中当然有作为这个同盟一员的伊罗生的功绩。
二、编辑出版《草鞋脚》
为了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情况和发展，把中国革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西方去，1934年春夏，伊罗生约请鲁迅和茅盾共同编选从1918年到1933年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最初取的书名是《中国被窒息的声音》。后来，他又从鲁迅的一篇演讲中吸取灵感，将书名改为《草鞋脚》，征得鲁迅同意，鲁迅并为此书用墨笔题写了“草鞋脚”三个中文字。不知道为什么，出版这本书的封面上没见到这三个字，却印有鲁迅的手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著名的诗。书的卷首还刊有鲁迅亲笔题字“1934年3月25日上海”的照片。3月25日，就是鲁迅“夜招知味观来寓沿馔，为伊罗生夫妇饯行”的日子。书前还印有1933年2月11日出版的《中国论坛》上刊登的鲁迅在北平《再论第三种人》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作家，自命为“第三种人”，要超然于斗争之外，实际上他们的立场与“为文艺而文艺”者相同。这些人，先前曾用皮鞋踏进中国的文艺园址里去，却又想牢牢坐定，拒绝那些穿着破烂的草鞋的人踏进去。这就是《草鞋脚》的由来。
《草鞋脚》1934年开始编辑，1935年编辑与翻译完毕。伊罗生在《草鞋脚》的序文中曾特别提出，“当我的妻子维奥拉和我从上海迁居到北京，在那里我们把完成收集和翻译中国小说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序言也是伊罗生征得鲁迅与茅盾同意的。由于美国政治环境恶劣，至1974年才由伦敦哈拉普公司出版。此书为当时最早出版的中国进步的现代短篇小说集。
1973年4月，伊罗生写的《引言》中，指出：“编辑目的在于介绍并说明当时刚刚进行了十五年的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展情况。这些短篇小说是在鲁迅和茅盾的指导与商议之下编选出来的：鲁迅就是这场革命的缔造者和主要的创作家之一；茅盾则是他的年轻的朋友和同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作家当中仅次于鲁迅本人的最重要的作家。编选的意图，是想通过一些实例来探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从人道主义或是浪漫主义的影响开始，到了后来则在那些年代里席卷全国的重大事件的压力之下，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在书前印有《作者介绍》。最先是鲁迅，还发表了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丁玲、蒋光慈、适夷、胡也频、柔石、茅盾、丁九（应修人）、王统照、夏征农、东平、何谷天、殷夫等15个人的传记。其中茅盾和鲁迅的“自传”，是《草鞋脚》出版时方发现的，鲁迅、茅盾、叶绍钧、王统照、夏征农、何谷天等人的传记，都是根据他们本人在1934年提供的自传材料写成的。至于丁玲的传记，则是采用楼适夷写的《修人活在我的心中》，译文载1923年6月19日《中国论坛》。
《草鞋脚》出版时选择了16位作家的25篇作品，集子虽名为小说集，但其中有郭沫若的三幕剧《卓文君》和殷夫的诗《血子》。
全书后面附有茅盾编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其中对《太阳》《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文艺》《春光》《诗歌》《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科学新闻》《文艺新闻》《榴华》等刊物做了介绍，鲁迅还在后面补写了一条厦门出版的文艺刊物《鹭华》。
《草鞋脚》终选作品与初选作品有所变动，许多是与鲁迅、茅盾写信反复与认真商量而后决定的。出版前，伊罗生个人做主修改与增加的是少数，也是好作品，不是次品。伊罗生赠我的《草鞋脚》我转赠有用的人了，一时无法确切查对，但我认为伊罗生所做的改变是尊重鲁迅与茅盾的，如下列这封信中提的意见在《草鞋脚》中一般是实现了的。
茅盾 鲁迅
七月十四日
8月22日，茅盾与鲁迅给伊罗生的信中又说：“我们觉得像这本《草鞋脚》那样的中国小说集，在西方还不曾有过。中国的革命文学青年对于您这有意义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谢的。”这说明茅盾与鲁迅对《草鞋脚》的编辑是重视与满意的，一直到《草鞋脚》出版，我未见茅盾有不同意见。
茅盾逝世后，草明在《痛悼茅盾同志》一文中说：“1934年茅盾先生和鲁迅先生把一批年轻人的作品介绍给美国友人伊罗生（美国刊物《草鞋脚》的主编）。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批被推荐的人本身并不知道，我们的老前辈，对于推动我国进步的新文化事业，以及为把中国的进步的新文化力量与国际上的进步文化力量接连起来，做了多少曲折的、艰苦的工作啊！”
20世纪80年代，有文艺前辈说《草鞋脚》最后的定稿表现出他的“托派”思想，我认为很难站住脚跟。关于伊罗生与托派的关系，下文再谈。
为编译与出版《草鞋脚》，鲁迅与茅盾通信多次，交往也频繁。鲁迅日记中的伊赛克、伊生、罗生与书信中的伊罗森、伊先生等名字，都是指的伊罗生。鲁迅、茅盾写给伊罗生的信，有时署真名，有时用英文名字的拼音的简写L.S.与M.D.，有时鲁迅用L.－S.或L.：这大约是为迷惑国民党反动派而采用的吧。
以上情况，在我接待伊罗生时并不完全知道，是在接待时闲聊与后来看些资料，主要是阅读《上海社会科学》对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情况的介绍，与戈宝权同志赠我的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文献资料刊物上《鲁迅、茅盾关于英译〈草鞋脚〉书信与资料手稿》和《谈在美国新发表的鲁迅和茅盾的手稿》得知的。
三、又来中国，访故旧朋友
抗战期间，伊罗生作为美国记者来过中国，与旧友没有联系。1980年访日时，他写信给当时任副委员长的宋庆龄。
宋庆龄通过主管部门，建议由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伊罗生访华，作协立即接受任务发出邀请。伊罗生于12月13日—26日在华访问13日，由作协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与翻译何滨陪同，在上海访问时外委会处长范保慈也参加陪同，伊罗生访华主要是访问故人看旧地，了解现在中国旧友与文化艺术界的情况及对他的看法，对一般参观游览与文娱活动兴趣不大。
伊罗生在北京期间住北京饭店，宋庆龄曾会见并设家宴招待伊罗生夫妇，还曾送点心给他们。作协副主席丁玲也宴请了他们。作协副主席冯牧向伊罗生介绍中国当前文学与创作情况。戈宝权与唐就鲁迅日记注释工作的一些疑问，与伊罗生交换意见。伊夫妇分别拜会了茅盾、丁玲、阳翰笙、刘继尊等老朋友。另外，伊罗生夫妇还同周海婴、谌容等进行了座谈。伊罗生夫妇在北京参观，游览了他们1934—1935年在北京生活、工作和经常去游玩的地方，如大雅宝胡同一号旧居、鼓楼原河北男子高中旧址、天坛、北海、卧佛寺、北大图书馆等地。
伊罗生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残余会不会卷土重来、中国有无写作自由、中国有无民主、“四化”能否实现等等。他与人交谈反复议论这些问题，大家都向他尽可能地做了肯定的回答。伊罗生与老友交谈，时间较长，谈得较细较深，而且亲切有趣。
10月15日下午，伊罗生看望茅盾，老朋友见面，握手让座后，伊罗生说“我忘记了中文”，茅盾说“我忘了英文”。伊说“以前在鲁迅家谈话，都是您翻译的，您译得很好”。茅说“可以听懂您的话，现在不行了”。伊说“您现在还可以说”，说着说着两个人有时也就说些英语了。茅盾说：“1921年共产党建立以前，我是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建党后我是党员，1927年北伐我作为国民党左派去广东开会，同时做毛泽东的秘书，住在毛泽东家里，中山舰事件后我才回上海，毛泽东也不再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了。在汉口，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教官，这个学校后来改为武汉黄埔军校。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我任《民国日报》主编，‘四一二’蒋介石叛变，接着汪精卫也叛变，我自汉口出来。”伊罗生说：“1926年3月24日中山舰事件，毛泽东是主张反击的，你们共产党说陈独秀右倾”。茅盾说，“蒋介石通缉我，我不能公开露面，这时候开始写小说，《追求》《动摇》《幻灭》就是这时候写的。”伊罗生说：“我都看过，请你说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茅盾说：“1949年，我先在大连，后去沈阳，北京解放后进北京了。本来内部决定郭沫若任科学院院长兼文化部长，有人说郭兼太多，想让张东荪搞科学院，党组织认为张不合适，就让郭沫若搞科学院，我当文化部长。1949年到1964年我在文化部搞了15年不搞了，许多事应付不了，就又当全国政协副主席了。”伊问：“有一段时间听不到您的消息？”茅答：“我有时去外地，也出过几次国。不当文化部长，不出国了。”伊问：“‘文革’十年，赶你出北京没有？软禁你没有？”茅答：“‘文革’中，我没受什么冲击，周总理保护我。”伊问：“怎么保护？”茅答：“红卫兵来了，周总理打电话，叫他们走！那时我住东四头条，我只读书，什么也不写。”伊说：“你是继鲁迅以后最伟大的作家，不写作品，不可理解。”茅盾说：“那时候的事当时不能写，写别的也没心思。我除了与少数极要好的朋友，偶然走动走动，哪里也不去，‘明哲保身’。”伊说：“我1975—1976年给你写《草鞋脚》，都被退回来，说地址不详，我们很为你担心。”茅说：“我每月仍领400多元工资，我没有进‘牛棚’。”伊问：“你可曾被弄下乡劳动？”茅说：“没有。”伊问：“你对中国流血牺牲建立新中国，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上台有什么体会？”茅说：“开始只知道有几个人被关起来，两派武斗死人。”伊说：“是反革命么？”茅说：“当初知道是毛主席发动的，搞过火了。发动是为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路线，但后来想想何必用这样的办法。红卫兵在上海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揪斗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也戴红卫兵的红袖章。这些怎么写，我不写，通通不写。曹禺没有被抓起来，他也不写。现在我写回忆录，从年轻时写起，写到解放为止。解放后不写，以后有时间再继续写。”接着又说了写作自由与如何防止“文革”不再发生。两个老朋友自由地欢畅地交谈，足足谈了半天。
我与何滨静静地谛听他们交谈，何滨也不用翻译。茅盾是我在延安鲁艺学习时的老师，他讲市民文学时，我当班长。每次他讲课我都去东山他住的窑洞接他，因为他讲文学，还有许多人来旁听，每次讲课的地方不固定，课毕我送他回东山。这次见面我一句话没有说。听他们讲话，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与不记得的事，感到有益、亲切与有趣。
四、一张照片的风波
伊罗生在北京的参观访问是很高兴的，在从北京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我和伊罗生坐在机舱的第一排，阳光通过玻璃窗照在我们身上，光亮而舒适。我们从书报袋里拿一本报刊翻阅，突然伊罗生“噫”一声，我看他的眉头也皱起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伊罗生把他手里的杂志拿给姚白森看，伊罗生又“噫”起来。何滨问：“有什么事？”姚白森说这张照片上没有他，何滨看了照片说“为什么？”我见过这张照片，这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访华时在宋庆龄处拍摄的照片。伊罗生说：“照片上没有我与林语堂，他们把我和林语堂一样看待？把我们两个人从照片上挖掉了。”我拿过杂志看，是外文出版局《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第10期发表的照片。该刊发表一篇S.金麦农写的关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的文章，附有1933年在上海欢迎萧伯纳在宋庆龄府上花园拍的这张照片。伊罗生知道林语堂与国民党关系较密切，把他与林的照片去掉，是把他与林都当做“不友好、不存在的人”。伊罗生问我这张照片的修改人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愿意得到这张照片与这张照片原来的底版。伊罗生还说他对这种做法感到万分诧异，他希望我们为他调查清楚这件事，以便把问题搞清楚。伊罗生最后补充说，当然我对作协这次邀请，能够重访中国，是感到万分荣幸的。
我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些事大家不清楚，也难以想象，我说不清楚这个照片的来源，我回北京以后可以问询，您如果有当年的照片，交给我们，我们还可以发表。
来上海机场迎接伊罗生的是精通英语的诗人王辛笛与上海作协办公室的“上海通”精明能干的徐钤同志。我悄悄将伊罗生在机场上看到照片的事告诉徐钤，请他关照宋庆龄故居、鲁迅故居、鲁迅纪念馆等地，千万不要悬挂修改过的当年接待萧伯纳的照片。我们日程上安排的主要是参观这些地方，以及伊罗生夫妇居住与活动过的地方。徐钤说，“您放心，安排你们住下，我立刻与这些单位联系”。想不到，住下后，伊罗生忽然提出明天就参观鲁迅纪念馆，我担心这么快去，会不会发生问题。徐钤又说：“您放心，在上海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好了。”
参观时，我们边走边议，何滨有时还走在伊罗生前边注意这张照片，可是，忽然姚白森用手臂碰了一下伊罗生，指给他看头上挂的照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清清楚楚，是当时的原照，让大家特别高兴的是伊罗生站的地位较好，面目完全显示出来了。当年参与拍照的人全有，伊罗生微微笑了，这是他少有的微笑。姚白森也笑了。他们夫妇站在照片前很久，看照片思往事，伊罗生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中国文学》发表修改的照片？”我没再回答。鲁迅纪念馆的同志说，“您看照片吗？我们可以复制给您”。伊罗生与姚白森都说“我们有，不需要，谢谢”。本来，这里悬挂的是修改的照片，纪念馆的同志在徐钤提出以后，连夜加班，寻找并放大这张旧照，并加镜框挂在这里。伊罗生看着高兴，当然不知内情。
鲁迅纪念馆的同志接着向伊罗生介绍《上海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关系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成立与活动》的文章，文中有21处介绍伊罗生在上海从事革命与革命文化活动的业绩，伊罗生立即拉姚白森坐在沙发上阅读。这也使我感到惊喜，站在中间观看。
伊罗生越看越有趣，不时与姚白森交谈。伊罗生放心了，中国没有歧视他。但对文章中附印的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没有写他的名字提了意见。伊认为这件事不可能是中国人干的，他分析判断是史沫特莱干的。伊对史有看法。为此事，伊罗生分别给宋庆龄、茅盾、作协都写了信，希望能调查此事并给他答复。
五、伊罗生说：我不是托派
伊罗生的表现却在我们心中引起疑问，他为什么说《中国文学》把他与林语堂一样看待，又说这件事是史沫特莱干的，他个别告诉我们说，当年史沫特莱说他是托派。何滨心直口快地问伊罗生：“你是不是托派？”伊说：“我不是。”伊回答得从容自然。我就没有阻拦何滨。何滨又问：“你以前在上海是不是共产党员？”伊说：“不是。”何滨又问：“那你是什么党派？”伊罗生稍微思考，姚白森说：“他是美国最好！”这两位共同生活几十年的老人，感情深厚，互相理解，姚白森平时不多说话，在伊罗生欲言难言或不知如何回答时，姚立即替他说出他心里的话。伊罗生说：“我最恨别人说我是托派。”原来如此，说伊罗生是托派的人是有的，首先是中国托派的“老人”王西凡，他在《双山回忆录》中说：“伊罗生，原来同情斯大林主义，办一份英文杂志，态度很左倾，因为中共要他写文章攻击陈独秀，并且供给他一些虚拟的材料，要他诬蔑中国托派，使他发生了反感，竟逼他变成了托派，他结束了杂志，自己择居当时的北平，雇佣刘仁静做他的翻译……从事于比较积极的反对派的活动。”王西凡的《双山回忆录》是凭“记忆”写的，没有档案资料。他在《双山回忆录》中写王实味是托派，后写文章又说王实味不是托派，他说伊罗生被“逼”，“变成了托派”显然是勉强说的。人的行动是主观因素决定的，伊罗生这样有个性的人，他什么党派没有参加，怕谁逼呢。某文艺前辈回忆录中引用王西凡上述说法后，说伊罗生编辑出版《草鞋脚》表现出他的托派思想，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伊罗生夫妇在龙华公墓时，向墓地的负责人详细询问了胡也频、柔石、冯铿、殷夫、李伟森等烈士尸体的发现、墓地修建等情况。那天阴雨绵绵，天气阴冷，伊夫妇在烈士墓前站立很久，向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土表示默悼，表现对这些革命烈士的崇敬心情。伊罗生注视着一排排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烈士墓，“唏唏”地说“牺牲太大了……牺牲太大了”。我说：“没有这么大的牺牲，就没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今天！”伊罗生不大同意，他说：“为什么要牺牲这么多人呢？”我说：“五烈士与许多烈士是国民党杀害的；你知道国民党是宁肯错杀一百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后来的烈士是继续他们的遗志与国民党斗争与作战牺牲的。”伊罗生不开腔了，但“唏”声不止，还“嘘”起来，说：“牺牲太大了！”忽然他提出来要去看看国民党的龙华司令部旧址，那是当年国民党关押与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地方，是人间地狱。徐钤说那里现在改为工厂，看不到旧貌了。伊罗生还想去看，他说：“以前我去过那里，两扇大黑铁门关着，军人持枪站在门外，吓死人的。”次日，我们去了，原龙华司令部的大门仍然很大，改为普通的两扇门，我们站在对面马路区看看进进出出的神采奕奕的工人与门内的车间，阳光普照，完全是普通的工厂，伊罗生说不进去了。
又一次聊天，何滨问伊罗生：“你编《中国论坛》是谁的主意？”我想不到，伊罗生说：“是共产国际。”何滨说：“你不是党员，怎么能为共产国际编杂志？”伊罗生说：“是史沫特莱介绍的。”何滨问的都是我与大家不知道的事，伊罗生又乐意回答，我没阻拦何滨提问。何滨接着问：“你编杂志的经费是哪里来的？”伊说：“是共产国际给的。”何滨打破沙锅问到底，又说：“那你为什么对史沫特莱印象不好？”伊罗生说：“斯大林统治时杀害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史沫特莱要我写文章称颂斯大林，我们意见不同，我就不编《中国论坛》了。”伊罗生说后来他去北京与姚白森共同生活，继续编辑与翻译《草鞋脚》。
伊罗生对中国与中国革命，对他的老朋友及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是有感情的，但由于他是“美国最好”，又长期和我党没有联系，加之一些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原因，他对中国有些事情不理解，甚至误解。他不赞同我国进行抗美援朝的战争。但是伊罗生是位有个性有见解的人，他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与进步文艺活动，完全出于自愿，且是有危险的，他与受美国政府派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利益做过一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业的朋友是不同的。我对伊罗生记忆特深的地方在这里，伊罗生是坦率的，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伊罗生就是伊罗生，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六、与姚白森相逢北京
1984年春天的一天中午，我忽然接到姚白森的电话，她说应中国记协与《中国日报》的邀请来华访问，现在已在北京。同时，被邀请的都是30年代与40年代在中国采访并做报道，对中国有感情与关怀中国的记者、编辑，一行19人。伊罗生因为身体状况没有成行，但他很高兴姚白森能够再来。姚白森说昨天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接见他们，今天晚上黄华请他们晚宴，她希望今天下午与我见面，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我说当然是我去看您。下午，我与妻子黄懿芬去看她时，她在北京饭店大门内迎接我们。姚白森高兴地说：“哈哈，我们又见面了。”姚白森对邓小平的接见与讲话，非常满意。
姚白森说他们上次访华后，伊罗生写了一本题为《重逢在中国》的书，这本书在她来华前一个星期才出版，非常幸运，她不想寄来，她要亲自把书带来，亲自交给朋友，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姚白森还说丁玲、茅盾很少写他们自己，伊罗生把他们写出来，介绍给美国是很有意义的。姚白森说着从手袋里拿出赠我的书，书里有很多照片，包括他们夫妇30年代在中国，特别是她在北京教书时的照片。看一张照片，她就讲一些当时有关的生活情况，书中也有许多80年代访华时的照片，姚白森还说书中也写了我，很遗憾没有她或她夫妇与我的照片。姚白森特别喜欢书的封面，因为封面上印着30年代她与伊罗生在中国结婚的照片。
姚白森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普通小瓷汤匙，她说这是她30年代在北京使用过的，这种汤匙是民间用的粗瓷，汤匙底上画着一只红公鸡，雄赳赳啼鸣的红公鸡。她现在还保留有六七只。她还保留了几个中国民间的朴素而优美的小菜碟，每逢做中国菜时就拿出来使用。她很喜欢这种大众化的瓷匙与碟，但她在北京苦找不到，问我是否现在不生产了。我说：“这种瓷器我幼时见过，现在北京大概没有了，我愿找到赠您。”姚白森笑了，说：“我希望如此。”我说：“如果这次找不到，以后我去偏僻的小县城，一定注意寻找。”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这种朴素而优美的大众化瓷匙与瓷碟再也没有见到。
想不到，1986年姚白森寄给“亲爱的黎辛”一封短信，报告给我一个“噩讯”，伊罗生于1986年10月18日病逝了。我为这个意外的信息感到悲痛，我不能忘记伊罗生！我深深想起这位对中国人民解放与革命事业做过许多有益工作的人，我常常想起伊罗生与姚白森夫妇的幸福与独特婚姻生活。我还要继续为姚白森寻找她喜欢的瓷匙瓷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