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4日，洁平来电话，说，“韦君宜阿姨去世了，2月1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我先给您说一声”。
君宜卧病多年，随时会走的，但接洁平电话，却感突然与难过。她晚年时，我因杂务缠身，没能抽空去看望她，深感后悔。君宜18岁参加革命，干到85岁，是一位为众人所敬重的纯粹的老共产党员。
（一）
1945年，为适应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新形势，延安新华社要派人到东北解放区创建新华总分社与分社，并加强对新形势的报道，原有人手不够，这时就把有编写经验的君宜和她的丈夫杨述从中央党校调来。君宜到新华社口语广播组（后改为部）做编辑，杨述任新华社秘书。这时，新华社与党中央《解放日报》由一个编辑委员会领导，编委会主任与社长都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兼任，人事与后勤工作合并在一起。
口语广播组是新建立的，只有韦君宜、苗力沈与温济泽三人。组长温济泽，原是报社副刊部秘书兼自然科学编辑，他与副刊部商量让口语广播组挤在副刊部办公室工作。君宜来上班那天，温济泽向副刊部大家介绍“这是韦君宜”。我看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着普通的灰布军衣，戴着一副眼镜。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和微噘的双唇显出这是一位性格坚强开朗的女性。她向大家点个头，就坐下来。以后上班，进窑就坐在靠窗口的她的办公桌前，不与人招呼，也不说闲话，埋头工作。她专心编写口语广播稿，与她在中央青委同过事的副刊编辑陈企霞向她约稿，她都说没有时间写。
虽是第一次见面，可韦君宜的名字我早熟悉。因为她在副刊发表过两篇稿子《龙》和《群众》，都在头题位置上。《龙》写晋绥解放区对贺龙司令员的传说，生动传神，很受群众欢迎，可以说是她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主编丁玲与陈企霞是不轻易说青年作者好话的，都赞她是个“才女”。韦君宜还在第二版发表过一篇反映绥德警备区生产的通讯，用头号字发在左上辟栏重要的位置上。后来，我又读过她一篇题为《三个朋友》的短篇小说，写知识分子转变思想立场的故事。这个知识分子干部下乡组织变工互助组，有过三个朋友，一个是知识分子干部；一个是绅士，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对象，但在减租减息中是个违法地主；一个是农民，劳动英雄。这个知识分子在劳动与工作中逐渐认识到这位农民是他的良师益友，他的思想作风“被一层一层剥掉了”，“自己的脚站对地方了”。描写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学习马列主义与社会实践中，逐渐把立足点移到人民大众这方面来。这是一篇典型的表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作品，被许多小说选集选用。
（二）
1946年底，胡宗南反动军要进攻延安，延安一切机关都要撤退，老百姓坚壁清野，报社与新华社决定“延安留一摊精悍队伍，坚持工作；一摊撤退到延安北部90公里的瓦窑堡，准备接替原有延安的工作，并同时考虑在黄河北边的解放区准备一个接替瓦窑堡的工作点”，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确保新华社的文字报道与口语广播一天都不中断。
君宜被分配去瓦窑堡，准备接替延安的工作，杨述则留在延安。君宜与单身的男、女编辑和职工与新华社领导机关住在史家畔村，我在病号与婆姨娃娃集中的阎家坪任支部书记，并管《解放日报》临时版的副刊发稿。
1947年3月14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出完终刊号。报社与新华社全体人员便从延安往瓦窑堡撤退，瓦窑堡接替新华社的全部工作。新华社除留少数精干人员坚持瓦窑堡的工作外，其余全部人员与报社人员又往黄河东边撤退。口语广播在瓦窑堡改用陕北广播电台的名义，仍用XNCR的呼号广播，至3月28日晚广播完青化砭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时，敌军已攻到离瓦窑堡10公里，广播电台的同志才背起行李撤退。君宜和杨述是最后撤退的，比起先撤退的队伍条件差，一切都得靠自己，但他们特别开心。而先撤退的每人每日还可以骑20里路牲口，午餐都是群众给做好的肉菜和细粮做的主食，可说是战争年代最舒服的撤退与行军了。
撤退队伍陆续经过晋绥解放区，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阜平县，驻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的西柏坡邻村。这里比陕北穷，人吃“钱钱饭”，猪圈建在厕所下边，猪吃人粪。不过那里的环境还好，阜平县的平川可以种水稻，对面的山上树木葱葱，山下有一水渠，约一米宽，渠水清澈，游鱼可数。这时新华社的工作由晋冀鲁豫新华总分社代做。我们总社的暂停待命。大家忙着准备继续出发，君宜与杨述经常挽起胳膊在水渠边散步与吟诗。
5月末，中央青委恢复，君宜和杨述被调回抗战初期留在那里工作的青委去了。7月，我作为第二野战军的随军记者，“千里跃进”从黄河边打到长江边，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三）
1955年9月，我调中国作家协会任副秘书长，同时调来的还有郭小川，他任秘书长。作协的党组副书记、“肃反”领导五人小组组长刘白羽在五人组内宣布小川和我参加五人小组，我兼党组秘书。党组书记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兼任，另一位党组副书记邵荃麟病休。原党组成员丁玲和陈企霞已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其他党组成员还有谁，我不知道，因为这时党组已停止活动了。
韦君宜在两年之前已调来作协，任《文艺学习》杂志的主编。这样，我和君宜又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了。我上班没几天，《文艺学习》的评论编辑沈承宽拿着秦兆阳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的清样来要我写书评。我刚来作协应先做好工作，没考虑写作，就推辞了。过两天她又来找我，说韦君宜说我在延安介绍许多新人新作，写过不少评论，请我一定写，就把清样放下。第二天，我找君宜，对她说，我现在像她当年在延安初到口语广播组那样，应以工作为第一，更何况现在又正搞“肃反”运动，写书评的事请她谅解。
“肃反”领导小组分配我联系《文艺学习》与《新观察》，《新观察》的主编戈阳也是一位女同志，《新观察》没设编辑部，戈阳直接领导各小组。《文艺学习》有编辑部，编辑部领导各小组。君宜与编辑部主任杜麦青、副主任黄秋耘对本单位的“肃反”提不出什么意见，很好谈；《新观察》正批斗摄影记者张祖道，因为他做了几抽屉卡片，现在那些卡片原封未动地放在张祖道办公室，戈阳说这些卡片对敌人了解我国情况很有用，有组长附和他。我问这些卡片上有无内部资料，有无给别人用过，回答都是否定的。我问为什么怀疑与批斗他是特务，戈阳说如果被敌人使用了，不就资敌了么。我与戈阳纠缠不清，加之我又分管机关的业务与干部工作，管五人组的甄别工作，不久又负责作协的审干工作，实在太忙，所以我在五人组提出来不去《新观察》。这就是小川日记里记的“黎辛坚持不去《新观察》”的原因。会上决定小川去《新观察》了解情况。
1956年4月，作协党总支改选，我当选为二届总支书记。接着，中央宣传部机关党委改选，我当选为二届党委副书记，君宜当选为委员。1956年12月，作协党组改组，荃麟代替周扬任党组书记，刘白羽与郭小川为副书记、成员等，康濯和我仍兼党组秘书，这样我与君宜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中宣部党委开会我们常乘一部车去。
（四）
与君宜商量事情很融洽，《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杜麦青与黄秋耘都是审干对象，杜麦青的历史问题比较严重。黄秋耘在新中国成立前打入敌人军队做情报工作，需要审查。君宜说他们两位对受审都有顾虑。我说作协审干是在“肃反”以后才开始做的，审干办公室又是由“肃反”办公室改的，审干与“肃反”有连续性，但又有区别性，它们的性质根本不同，“肃反”对象是反革命，审干是内部问题，在机关审干动员大会上我已着重说了这个问题，以后还要反复地再三地说这个区别性。
君宜说麦青与秋耘都是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工作认真负责，做编辑部主任有些委屈。我说他俩来作协以前没做过负责工作，《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在东北是正局级干部、行政十二级，与杜麦青一样，黄秋耘是十三级，他们都该提拔，现在审干未完领导不让提拔，只好以后再说，麦青的历史问题严重不能提拔。君宜说麦青办事与为人正派，对历史问题交代得好，能保留党籍么？我说我想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职务与级别不变，君宜说她同意，但不知道上级是否会批准。我说中宣部审干委员会主任是党委书记李之琏，我可以在党委书记办公会议上说说。君宜说秋耘的历史问题呢？我说秋耘打入国民党部队做情报工作，做得好，现在查清楚了，特别是连贯同志写的证明很具体。君宜说她告诉秋耘，让他放心。我说好。对审干问题、对“肃反”问题或其他问题，我们的意见常常是一致的。审干委员会为麦青与秋耘做的审查结论，本人都同意，上级也都批准了。
（五）
那时君宜问过我，为什么全国进行肃清内部反革命的时候，中宣部指示作协暂停“肃反”，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等人，定性为反党小集团，没有处理就要为他们翻案？我说我是批斗丁、陈以后才来作协工作的，据我知道在逮捕胡风与开展机关内部“肃反”运动以后，作协刘白羽与阮章竞（一届总支书记）向中宣部写信揭发丁玲有错误，《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也写材料揭发丁玲，中宣部大致因此指示作协批斗丁玲与陈企霞，不是中央指示的，中宣部是向中央“打了招呼”。
作协从1955年8月3日开始到9月6日，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批斗丁玲、陈企霞等人，会议从追查一封信说作协检查《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是作协转移目标，而检查《文艺报》是毛泽东指示的，9月6日刘白羽做结论丁、陈是“反党小集团”，康濯与陈企霞是丁玲的文臣武将，康濯检讨好，不列入“反党集团”，9月末作协向中宣部并党中央做了书面报告，中央于12月份批准并向全国转发。可是这个结论没让本人过目，本人不服，1956年春丁玲与陈企霞分别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做了申诉，6月28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成立专案组进行复查，周扬、荃麟与郭小川为丁、陈“反党小集团”做了“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新结论，并说“不以反党小集团论处”，这个结论我们党组要讨论的，党组讨论以后就再开党组扩大会重新处理。君宜说批斗丁、陈“反党小集团”罪行，只有检查《文艺报》这一条与中央机关有关，其他都是对周扬个人有意见，怎么叫反党？
1957年6月6日下午，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重新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周扬首先发言，说：“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的结论站不住脚，现在重新给他们做了结论，但是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还是必要的与正确的。”君宜两次发言，说：“正确的批判怎么会做出错误的结论，做出错误结论的批判怎么是必要的呢？这在逻辑上讲不通。”会议开了三个半天，没有一个人发言同意周扬的意见，6月8日下午散会前荃麟宣布“暂时休会”。
不久，展开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反右运动，风向一转，周扬说丁、陈不同意“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翻案，翻案就是反党，7月5日又开党组扩大会议，划丁、陈为右派分子，丁、陈“反党小集团”上升并扩大为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艾青、罗烽、白朗、李又然等七个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君宜为丁玲等人说过话，周扬与党组负责人商量过要划君宜为右派分子。杨述将情况告诉党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胡乔木打电话问刘白羽，他们虽对“胡乔木多事”很不满，但也免君宜一死，再不提划她右派的事了。
（六）
君宜晚年卧病以后，出版了两本书——中篇小说《露沙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回忆录《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两本罕见的严肃的好书。《露沙的路》迅速再版，《思痛录》反映强烈，仅《回应韦君宜》（群众出版社版）一书中就选辑约50篇文章回应君宜。
《露沙的路》（以下简称《露》）写露沙这位北平大学的女大学生，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去延安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业余写作短篇小说《龙》《群众》等稿件在党中央《解放日报》发表，她去过晋绥解放区前线，1946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时调新华社口语广播部做编辑。1946年末解放战争中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的史家畔村新华社二线工作点。接着又撤退到晋察冀解放区的阜平，参加土地改革试点。1947年，被中央青委又调回去。《露》写露沙这十年的奔波劳碌的革命生涯。最后，露沙忽然在“中间”，“觉得自己头上的屋顶就是史家畔的屋顶”，“一下子，再看，原来是新华社窑洞的屋顶”。露沙“是做了个好梦，我梦到我回到北平”，读着亲切有味。“梦”中的人物与事件都是真实的，许多人和事我都眼见耳闻，我能指出来他的真实姓名，说出这件事发生在哪里，比如《露》中说“上级说田海水畏罪潜逃”，田海水，真名田海燕，是《解放日报》驻绥德记者站站长，1943回延安汇报工作，去采访部主任丁浩川窑洞，丁不在，他看到丁的办公桌上放着检举田海燕是特务的材料，他立即赶回绥德，带上妻子林坚，从绥德北方逃到重庆，向重庆中共代表团的董必武汇报，说延安要整他，他不是特务，他要求在重庆干革命，报社社长收到董必武的电报后，向大家传达，说“海燕这家伙有本领，跑到董老那儿去了”。显然，博古社长没把海燕视为特务。
我读“梦”似被引入了“梦”，这些事仿佛发生在昨天，但仔细阅读，又感到恍如隔世，那些往事都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审干与“肃反”政策都有阶段性的改进。
“梦”有地方色彩与时代气息，“梦”写延安、晋绥与晋察冀，都是贫穷的大西北，但各地的群众生活与风俗习惯都不同，各地都欢乐、紧张，令人感到可爱与留恋，露沙走到哪里就与哪里的群众结合。《露》写了土地改革初期抗日的村长被打，那是原来“通敌”的假积极分子所为，土改初期最早被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常有地痞流氓混入其中，甚至掌权。《露》中写露沙离婚后与有妇之夫、大学的老同学发生婚外恋，事后露沙说：“我们今天做得不对，下回再不行了。”只用几百字写了婚外恋。露沙的婚外恋是延安式的，写法也是延安式的。我读着想着，我又想起我在阎家坪听在史家畔住的副刊编辑徐亮等告诉我，君宜向石西民（在《露》中他被称为史昔民）副总编辑指出来，口语广播组只有一个人，她说的是标准的北平话，她要求顶一个，石西民没有同意，因为君宜的北平话的语调快慢不一，不够流畅。不久，一次播放社论时，忽然出现一个“戊戎政变”，范长江副总编辑耳朵尖，他说：“怎么把‘戊戌政变’念成‘戊戎政变’呢？”君宜又提出：“我明天去播音吧？”她终于走上播音室——一孔挂一张破羊毛毡的破窑洞，君宜写广播稿，又参加口语广播，身兼二职，成了瓦窑堡新华社二线的大忙人。
不仅如此，延安与解放区的春节要进行拥军爱政与优待军属的活动，机关干部有许多人参加，君宜又参加演出。有一次新华社的秧歌队表演以后，一个史家畔的小伙子忽然即兴唱出“高天成来了穿‘绿鞋’，高天成走了穿‘黑鞋’”的信天游民歌，引起满场鼓掌叫好。这是为什么？原来高天成是新华社的司机，常开车在延安与瓦窑堡间来往，这位漂亮的小伙子竟成了史家畔青年妇女心目中的“情郎”，他来时姑娘们穿上自己绣制的绿花鞋讨他欢喜，延安与陕北少女有穿红鞋与绿鞋讨好男子的风俗。
《露》的感情真挚，情节有紧有弛，文笔朴素，读者的兴趣与情感跟着露沙走，能得到美的享受与道德的教育。《露》还带领读者走进延安文学与解放区文艺的“禁区”，《露》中表现的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与爱情生活，是以前一般作品中都回避的。
《露》表现露沙与一代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击日本侵略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进行艰苦奋斗与英勇奋斗的献身经历与精神。
《露》是以君宜为模特创作的小说，或是一部纪实小说，露沙与君宜有无不同？我暂时还分不开。无论在我的现实经历还是蒙的梦中，露沙与君宜像是一人。
（七）
《思痛录》（以下简称《思》）从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抢救失足者”（黎注：当时把敌伪派到延安与解放区来的特务分子称为失足落水者）写到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与1957年的“反右风暴”，最后写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所经所见，《思》用事实说话，又有联想，时间跨度长且有鲜为人知之事，写人与事有头有尾，有姓名、时间、地址，不是空口说白话，更不夸大歪曲，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包括延安时期的作家与秀才，发行量在回忆录中为最多的。对《思》提出不同意见的文章我见过两篇，一篇是延安老作家陆地的《匪夷所思》（《回应韦君宜》一书中也选辑了）。
君宜写《思》的目的鲜明，她在《缘起》中首先表示“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我觉得共产党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君宜还进一步说，“我只说事实，只是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国家永远在正确轨道上，兴旺发达”。君宜的心意是真诚的，她写一些阴暗角落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不是否定过去，更非让个别“人权大于主权”的人去“呼吁人权”。鲁迅在1932年《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早已讲过革命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是提醒人们认识革命的实际，君宜是让子孙后代永记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
君宜在《思》中写绥德地委抢救杨述与许多干部，同时也写了许多干部做申诉与反抗。杨述就是去延安申诉，解决冤案，被彭真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并被提升为中灶伙食待遇的。君宜写抢救是留有余地的，如说1943年8月15日中央发出的审干文件第一句“特务之多，本不足奇”一看就知不是普通人的手笔。是谁写的呢？延安许多人都看得出这是毛主席的语气。
君宜写她在晋察冀农村土改的村子里“设立‘望蒋’（黎注：即望蒋介石）柱，把不拿钱的地主捆在上边让他‘望蒋’”，怎么望呢？她不写了。那时我们从延安撤退，在山西省行军，见过“望蒋柱”，也参观过“土改展览馆”，那是我们见过的最惨不忍睹的无法无天的作为，好在不久就被纠正了。
君宜在《思》中回忆往事，把自己也放进去，不只写自己与亲友“遭冤”，同时也写自己批斗人与“害”过人，不吹嘘自己一贯正确，这种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绥德地区在抢救初期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是甄别工作做得特好，地委书记习仲勋指示对中、小学校的学生一律不甄别，不做结论，中、小学生没有人当特务。1945年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习仲勋是全党地委书记唯一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大后被分配任中央西北局副书记）的，甄别定案工作做得好是原因之一。
对《思》提出批评的陆地在《匪夷所思》一文中，说君宜“吐倾如此悔不当初的‘思痛’心声，是对她信仰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说‘二话’”。陆地这样说的根据，是《思》中君宜曾对秋耘同志说过“如果‘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这是一句言不由衷脱口而出的话。《思》不仅说了写作的目的，还说过“话是那么说，我们已经过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是气候稍微转暖一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总之，君宜晚年这两本书是真实与真诚的书，它反映的是党中央在延安十年中众人关心而又鲜有人写的生活，读着感到亲切与生动，是一本令人震惊与振奋的好书。
最后，我想借机说几句对《思》的误解，黄秋耘在《一本不可不读的书》（载《回应韦君宜》）中，说：“蒲松龄自称他的《聊斋》是孤愤之书，其实《思》的孤愤还千百倍于《聊斋》，它不仅把千百万普通人大都写成牛鬼蛇神，而且这些‘普通人’也竟被逼以‘牛鬼蛇神’自居，一点也不想反抗。”君宜的书与写作目的不仅不能与蒲松龄的《聊斋》和写作目的相比，黄秋耘把千百万革命干部说成是牛鬼蛇神更是对革命干部的大不敬，也不会有革命干部赞同的，另一位在小说里发明了“心硬化”的名词的著名小说家，怎么对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振振有词地批评批准她入党又给她上党课的党的书记避而不谈，她是“心硬化”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