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昭在《延安追忆记》中说，她与丈夫何穆1938年去延安前，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伍云甫处长找我们谈话，伍处长对我们说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后来看到她长得不太小，但年纪很轻，只有十四五岁。我满口答允”。陈学昭说，“这个女青年，她姓夏，但看来这不是她的真姓”。陈学昭夫妇和男孩与这个女青年四人乘坐一部八路军的敞篷货车，条件不好，但在那时可以说是最优越与安全的了。陈学昭是留法文学博士，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知名作家与记者，丈夫何穆是留法医学博士，重庆的名医，都是延安最需要的人才，是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介绍去延安的。何穆又带有手提X光透视机，怎么能让他们走路步行去延安呢？
陈学昭说得对，“那个女青年”的真姓不是夏，她现在用名夏沙是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随便翻字典临时改用的名字。她真姓温，名文，又名联琛，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温崇信是CC分子，抗战初期曾任安徽省六安专署专员兼六安专区少将保安司令。北平和平解放时，温崇信任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因他反动，害怕共产党问罪，逃往台湾。
温文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受革命老师江上青的影响，决心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抗战以后，温崇信将温文的堂兄温济泽从苏州反省院保释出狱，在温崇信主办的六安专区中小学教师抗战训练班做政治指导员。温济泽入苏州反省院前是少共团员，思想进步，被保释出狱后暂住在温崇信家。温文这时失学，入训练班学习，与堂兄谈得来，并在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女主角，温济泽曾写文章回忆说演出效果很好。不久，温崇信离开六安赴武汉任职，温济泽去西安转赴延安，温文随父亲去武汉。
温文1924年出生，从小娇生惯养，主要是统战关系吧，伍云甫才请陈学昭照顾夏沙。夏沙不懂事，他们四人坐在行李物资包上，两个大人坐当中，男孩靠着何穆，夏沙靠在陈学昭身上，开车就睡。到延安，陈学昭夫妇去交际处住，温文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报到，从此与陈学昭多年不见。温文在扬州中学时有家庭教师辅导，学习成绩好，能跳班升级，13岁初中毕业，14岁在武汉与重庆断断续续读了几个月高中。她平时阅读进步书籍多，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能考进抗大。
在武汉时，温文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温文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飞机票让她去西安。
离家时，她带有说不清具体数目的钱和衣物，但在西安精简行李，只带一小箱丝袜子与内衣去延安。在抗大，小箱子敞开放在宿舍，袜子与内衣随便让人拿用。星期天，她常请同学们到机关合作社的饭店吃饭，这位“阔小姐”很快成为穷姑娘了。冬天，抗大只发棉衣，没有棉鞋、棉袜与手套。她的棉衣里也没有毛衣或内衣穿，只穿短裤背心，冬天冻得手脚生冻疮，行动与吃饭都困难。
温文入抗大不久，就被吸收入党。她入党的预备期大约是三个月，可是到该转正那天，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年满18岁的预备党员才能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她的预备期延长了。
温文到西安后，曾向父亲写信报平安，入抗大即与家庭划清界限断绝关系。有同学劝她向家庭要些钱，购买衣物与零用，温文说她参加革命了，应该依靠革命，不再用家庭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较好，延安与国民党统治区还可以通邮。
温文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抗大总校迁回陕甘宁边区，驻在绥德。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领导机关有7000多名干部与战士被捕被杀，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遇难。1941年5月，日本侵略军在太行地区“大扫荡”，八路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这时期温文都在敌后工作，演戏做主角。晋冀鲁豫地区歌咏比赛，她获得第一名。温文聪颖好学，工作认真，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成绩。解放战争时期，她曾帮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做口语播音。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带信回来说，温文播得好，特别是播放通讯稿件有感情。在新华社做编辑，领导新华社的胡乔木说温文的稿子写得好。这都是我听别人说的。我还听说1942年前，主持抗大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副政委张际春对她都有好印象。日军“扫荡”时，每天爬大山，有时行军不分昼夜地走，他们叫她拉着马尾巴或骑一会儿马走，她都不干。在严冬风雪之夜，或敌情不明时，在大山上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站一会儿，蹲一会儿，温文的棉衣湿透，得了关节炎与风湿性心脏病。但她愉快，不发牢骚。她认为抗日与革命必须艰苦奋斗，如果组织要她扛枪打仗，她也乐意。
可是，好景不长，她就遭遇了灾难。温崇信是留学美国的政治学博士，习惯美国见人拥抱贴面的生活方式。温文在抗大时有时也这样待人。她17岁时与文工团一同事恋爱，18岁时与一没有恋爱的同事接近而怀孕，她找张际春副政委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那时不准堕胎，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任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这样，她婚姻不幸又不允许离婚。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做抢救失足落水为日本侵略军或国民党做特务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在陕甘宁边区迅速掀起“抢救运动”。这时温文的“政治问题”与“生活问题”都“大爆炸”，成为抗大总校的重点批斗对象。这时，温文生育后得产褥热，发烧达40℃，但人是清醒的。她将孩子寄养在一位土地革命时的老党员、农民家里，自己照顾自己。在批斗会上，她诚恳地大声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但坚决不承认是特务。她说她父亲是CC分子，早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说过的，参加革命以后与家庭及国统区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犯过政治错误。大会反复批斗她，说CC特务派你坐飞机到西安不是干特务是干什么？抗大哪个同志是坐飞机来的？生活上，你有丈夫，有情人，又与别人亲热，你是大破鞋。温文痛不欲生，但她想她不能死，因为死了也说不清。这时她想起文工团的龚明同志，曾与副校长罗瑞卿结婚，因被怀疑有政治问题而被“礼送出境”，在国民党统治区仍然写文章宣传延安好，也写文章怀念罗瑞卿。温文要求去国统区干革命，不被批准，更批判她想叛党。温文的高烧退了，批斗没有结果也停下了。她的风湿性心脏病发作，她躺倒了。
也许因为温文工作有成绩，1945年她争取到难能可贵的机会回延安治病。来延安之前，她看到堂兄温济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与堂兄取得了联系，到延安就找到堂兄。而温济泽与我同住一个窑洞，温文见堂兄就竹筒倒豆子似的痛快彻底地把一切都讲了，我自然也知道了这一切。可堂兄却让她伤心与失望。她要到学生疗养院治病，请求我用她的津贴费给她买鸡蛋与麦芽糖送到疗养院。我说，“我每个月有7斤猪肉的稿费津贴，我可以赠你鸡蛋、麦芽糖与红枣”。我认为温文是革命的，对党忠诚，为人坦荡，愿意帮助她。
温文不想回抗大。出疗养院前去中央组织部要求去中央党校学习。安子文副部长在调阅了温文的干部档案后，约她谈话，问她知道不知道抗大给她做的政治历史结论？温文说不知道。安子文说，给你做的结论是特务分子。温文说，“我是革命分子，共产党员，不是特务分子”，并汇报了参加革命与被批斗的经过。安子文说，“我让他们再给你做个政治结论”。安子文又说，“你的生活问题的错误给的处分也要解决，如不解决，你是预备党员也不能进中央党校学习。你受处分后没重犯，又主动做过多次检讨，可以在你年满18岁，即1942年转为正式党员”。中央组织部给温文做了历史清白与1942年转为正式党员的结论以后，温文进入中央党校六部学习。不久，被调入就驻在中央党校内的中央管弦乐团工作。
关于温文离婚的事，在延安她不断与丈夫商量。1946年春，她丈夫在调赴东北解放区的路上写信给她，表示同意离婚，让她持他的信去办理离婚手续。她找中组部，回答她说：你们原来是抗大的，应找领导抗大的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办理。一天下午，温文打电话给我，说她已经在联防军政治部办理了离婚手续，联防军负责通知她丈夫。我说，你也应该写信或带信给对方。温文说她很高兴，请我到联政门口见面，我说我正在上班。我想温文解决了离婚问题，当然是高兴的，可我正在上班，没有必要请假去与她聊天。
原来，温文是把我视作知已朋友了。不久，温文向我提出延安的男同志多女同志少，有不少人向她纠缠生活问题，她问我可否与她订婚？只是为着减少她一些麻烦，至于结婚，我可以找没结过婚与没生过孩子，名声更好的。我认为，温文有错认错改错，工作认真，人也漂亮，能干，同意订婚。两人写了报告，经双方所在单位党组织批准，办了订婚手续。
大生产运动中，温文是生产能手，为着迅速完成生产任务，可以两天织一件毛衣，夜间没有照明设备或照明条件很差，她也可以用手编织。温文在工余为我织了一件最暖和的蜂窝状毛衣，毛线也是她自己手捻的，用了两斤半线。洗干净后，我穿上舒服极了。可是，她不愿花费时间再织一件自己穿，她是工作与学习第一。我1948年坚持大别山斗争，穿着这件毛衣寒夜走在冰山上，仍感温暖。
1946年8月24日，延河发大水。温文随中央管弦乐团到河东工作，不能回河西的中央党校去，她找我说：“咱们结婚好不好？要不，你把房子借给我住，你看怎么好？”我说：“你说怎么办？”温文说：“我说结婚，这样我就更少麻烦了。”温文又说：“我们结婚也还像朋友一样，我有心脏病不能再生孩子，你随时提出离婚，我都同意。”
我向机关党总支秘书提出结婚要求，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温文的堂兄告诉我，温文在生活问题上名声不好，让我慎重考虑。我认为，对已订婚的人提出结婚，如此答复不妥也不正常。我立即去找副刊部主任、报社编委艾思奇。老艾说，他们的意见不对，不理他，我们帮你办喜事结婚。老艾找来温文的堂兄，让他通知厨房，今晚给副刊部做一桌菜，大家会餐。
1946年，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议”，协商统一，共产党准备在北平办《解放三日刊》，负责人钱俊瑞通过组织，请温文给这时担任北平市社会局局长的温崇信写信，介绍他们认识，希望温崇信给予方便，因为社会局主管报纸的注册登记。温文立刻写了信，信上只介绍他们认识，说钱俊瑞是她的好友，请予以关照，并问候父母与祖母，一句多余的话没有说。温崇信的秘书接了信，温崇信不见钱俊瑞，也没有回信给女儿。
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30万反动军队要进攻延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在胡部攻到延安南三十里铺才撤退，中央机关与边区机关早已无踪影了。新华社分三套人马进行工作，一套在延安，一套在延安北90公里的瓦窑堡，一套在黄河东边，无论战争形势怎么发展，新华社的文字与口语广播一天都不能停。我们自己开玩笑说，“这是狡兔三窟”。1946年，温文即被借调到延安广播电台，呼号是XNCR，进行播音。温文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调到新华社工作，与我一起往瓦窑堡撤退。温文舍不得离开管弦乐团，但战争环境能与丈夫在一起，生活上有许多方便。1947年7月，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反攻南下，做随军记者，温文留在新华社做口语广播与文字编辑。
1948年初，温文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心脏病发作住院，医生诊断她又患某种传染病，无法医治。她请人带信往大别山，要求与我离婚。因交通阻碍，我在前方不能带信安慰她。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我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工作。报社社长兼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关心照顾我与温文的关系，让我随中南军区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在北京，根据会务组统一安排，我与警卫员高福禄合住在前门外翠花饭店一个房间。我马上请假，就去麻花胡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宿舍找温文。已是晚上10点钟了，温文的堂叔温崇实刚巧正在温文宿舍。他说他是地下党员，解放前在北平做温崇信的工作，温崇信已改任市政府秘书长。他说现在温崇信仍在北京，他要带温文去看看温崇信。温文说单位通知，初进城不准大家探亲访友。后来，温崇实又告诉温文，温崇信畏罪潜逃了。温崇实的话说得没头没脑，他既做温崇信的工作，怎么还让温崇信畏罪潜逃去台湾呢？温崇实甚至知道什么人送他到青岛乘船去台湾的。我告诉温文，少与温崇实来往，反正你与温崇信没有关系，也不必再听他说温崇信的事。
温文告诉我，北平解放后，她去医院复查，肯定老解放区的诊断为误诊。但她已写信给罗瑞卿同志，希望打胜仗缴获到盘尼西林时给她一些。虽然有好几年没见，罗瑞卿很快派人送来20针盘尼西林。她全部注射了。我不知道盘尼西林的市价，只知道解放前夕有职工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购买食物之外，不是抢购黄金就是购买盘尼西林。我问温文，既然没病为什么还用盘尼西林？温文说：“那病太可怕了，我不放心。医生也同意注射。我浪费了国家财产是不对的。”
文代会后，我回武汉，不久接到温文来信，说温崇实接管了温崇信的一栋住宅，已将它出租出去。我复信温文，绝对不沾不理此事。1952年夏，温文去武汉看我，不久正式调武汉工作，没时间去北京搬运行李，等她准备去搬时，却被温崇实席卷干净，包括我母亲赠温文的金手镯，我们买的美军用蚊帐，我的战争纪念品——被子弹打穿过的两条毯子，以及温文的一切衣物用品，通通让他拿去了。
1954年底，各中央局撤销，温文与我都调北京工作，我去中宣部，温文由中组部分配。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告诉温文，她的档案里又有一份特务嫌疑的材料，要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分配工作。这是在后方工作时接触一个抗大同学，他是“特嫌”，有关单位也给温文挂“特嫌”。经过调查，那个人的“特嫌”早已取消，温文这个“特嫌”也就立即取消，留在中组部工作。“特嫌”虽没有“特务”严重，但对温文的震动很大，这是她意料不到的，她感到干革命不安全，“政治”可怕。更使温文感到意外的是，1958年反右补课中，中宣部将已经降职使用、调湖北省当文化局长的我调回北京批斗，划为右派分子，温文所在的处长召开处务会议要她交代我的右派言行。我被划右派罪行是“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为“舒群、白朗、罗烽反党集团翻案”，包庇“反革命分子萧乾、马敏行、汤浩等人”，还有反对机关“肃反”。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硬被加上的，1978年中央复查做出结论“这是一起完全搞错的案子”。都是工作问题，温文不知情，交代不出来，与处长的关系弄得很僵。
为减轻压力，能够工作与活命，温文向我提出离婚，我表示理解。温文写了一式两份的离婚报告，两人都签名，一个人拿一份。温文说“什么时候交，我告诉你”。作协刘保吕、朱革非听说后，认为这时离婚不符合党的挽救右派分子与预防万一的精神，并向作协党组报告，党组负责人说共产党员与反革命右派划清界限有什么不好。温文听到后说：“这些人这么狠心，什么政策都不讲，我偏不离婚，离婚报告暂时不交，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由湖北派来的保卫人员押回湖北省文化局以后，重新翻阅自己保留的有关档案资料，认为中宣部整风领导小组对我的批斗是栽赃陷害，立即向中央提出申诉，并气得咽喉密封，发高烧，滴水饮不进去。温文得知后向安子文报告，安子文说：“你应该去看看，想办法医治，不能见死不救。”温文说：“处里已经批判我划不清界限，我怎么去？”安子文说：“鼻子下边长的是嘴，是说话用的。你向处长请假，他要是不准，你再找我。”处长准许温文去武汉看我，并且没有说假期的时间。
温文到武汉，一是为我找医生看病，并设法让我住院；二是去最大的餐厅买高价鸡汤给我喝。温文找到武汉最好的五官科医生家里，说明情况，让医生同意我入院，又找卫生厅与医院办理医疗手续，将我送入病房，拜托同病房住的农民照顾，五日后回北京了。
1960年国庆节前几天，我接到通知，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时，温文已要求调回原籍广东省工作，不搭理我。但我向安子文提出请求，获准也调到广东工作。与“脱帽右派”一起生活与工作是困难的，“文化大革命”时温文与我家门口插着许多标枪，一根是“到牛棚去”，一根是“抄你们的家”，一根是“到干校老家落户”，等等。我去干校以后，温文得到单位夺权的“造反派”支持，单方面提出了离婚。我同意，但却完全不知情。
温文现在广东的一家老年公寓常年卧床。她很怀念她的父亲，继母与继母生的小妹妹，她的亲生母亲抗日战争初期就走了。温文患一种突见的不能医治的病，使腿部的伤口不能愈合，不能站立行走。她全部的收入刚够交公寓的费用，拿了她两只金镯的叔叔不管她，她不向任何人伸手。
2002年6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