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和王匡同志见面，他总说起拙作《西瓜兄弟》，说得如此认真，诚恳，使我感动。《西瓜兄弟》这篇短通讯，是我在战争年代写的，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有些报刊在刊载此文时，把作者误标为“王匡”，使他感到不安。其实，1947年9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此文时，广播员说得很清楚，作者是“解清”，“解清”是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用的笔名，它是取《解放日报》和当时报社驻地清凉山的第一个字组成的。
写《西瓜兄弟》是45年前的事了，如果不是和王匡在一起，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淡忘了。去年王匡同志来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约穆青、缪海棱和我等几位解放日报社的老同志见面，穆欣也来了。见面时，王匡紧握着我的手，相视而笑，没有问好，也没有客套，一切尽在不言中。闲聊时，他说起《西瓜兄弟》。他说：“不知为什么，有的报刊把你写的《西瓜兄弟》说成是我写的，真莫名其妙。”我说：“是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提起《西瓜兄弟》，使我回忆起那段难忘的记者生活。1947年8月，正当刘邓大军向国民党统治区挺进，揭开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前，我奉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廖承志（新华社社长）之命，和王匡、张铁夫、庄栋一起随军南下，任随军记者。
反攻一开始，我军就打得国民党军队晕头转向。刘邓12万大军，不顾国民党30万军队的尾追，勇往直前，遇险抢渡，遇阻摧毁，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从鲁西南黄河边千里跃进大别山，威震武汉三镇。刘邓大军常胜军的威风和新解放区群众的热情，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每个人都满怀喜悦之情，？写了不少稿件。
挺进大别山是关系解放战争全局的重大而艰难的任务。这时，国民党的兵力比我军要多100万人，中原野战军在鲁西南羊山战役消灭国民党三十二师等部5万余人后，国民党调集30万兵力与只有10余万人的中原野战军决战。当时，部队没有休整，人疲马乏，在此严峻的情况下，如撤回黄河以北的老解放区休整，又考虑到老区群众经受不起拉锯战的折磨，刘邓首长请示党中央，决心提前向大别山挺进。在这一战略性的行动中，部队行进路线极端保密，我们往总社发稿也不能用明码发，只能用密码，而密码又有限，为此总社规定，每次发稿不得超过1200字，可以不用标点符号，但字数绝不能超过。
部队挺进国统区后，9月初在河南省淮阳县李楼村宿营时，我趁机将途中采写到的新闻，写成了一条消息和五篇短通讯，《西瓜兄弟》和《过八路》就是其中的两篇，这两篇通讯加起来刚好1200字，誊清后就送到电台发稿了。
10月份，李先念司令员率领十二纵队从太行山出来，带来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人民日报》，我们发的稿件报纸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有王匡的《南下散记》、张铁夫的《留着他打老蒋吧》和我的《西瓜兄弟》《过八路》等等。这些稿件是新华社播发的，所以各解放区的报纸也都刊登了。后来听说有些解放区还把《西瓜兄弟》选为小学语文课文。
《西瓜兄弟》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原二野宣传部部长陈斐琴一次路过武汉，中南文联副主席于黑丁请他在冠生园吃饭，约了我和几个熟人作陪，席间聊天时，陈斐琴忽然问我，“你写的《西瓜兄弟》国民党翻印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们翻印这干什么？”他告诉我南京解放后，他在南京军管会工作，一次，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现有许多印有《西瓜兄弟》的印刷品，而且用大字排版，加上插图，印成四开新闻纸那么大张的宣传品。我问：“是不是原文？”他说：“是原文，只是把文章中的‘八路军’改为‘中央军’，把‘国民党反动军’改为‘八路军’，这样，就把文章改成是宣扬他们的宣传品了。”我听了惊讶不已，问：“有没有作者的署名？”“没有。”他说，这真是出人意外，竟没有想到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居然盗用了我的这篇小文章作为他们的宣传工具，岂不令人感到可耻又可笑？陈斐琴还说他当时留了两张这种“宣传品”，准备给我看看，可我当时已离开了部队，这次武汉见面，也是偶然相遇，所以我始终没有见到。
由于《西瓜兄弟》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把《西瓜兄弟》和离开大别山以后写的其他短通讯，请著名画家武石作了插图，以《西瓜兄弟》为书名，由武汉通俗图书出版社出版。
至今王匡还不知道《西瓜兄弟》曾经有过被“盗”的经历，他告诉我《新闻学辞典》把《西瓜兄弟》作者名字仍写成“王匡”。我笑着说：“《西瓜兄弟》托你的福，还能有机会和读者见面。我当了20年右派，它若不能冒你的大名，怕早已被埋进黄土了。”
《西瓜兄弟》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王匡的，它是属于我们生活、战斗的那个时代的！
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