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报，得知中国歌舞剧院为纪念《白毛女》创作、首演50年，重排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秧歌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革命新歌剧，它是最早表现农民生活、开创人民文艺新天地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之一。纪念它创作、首演50年，显出了歌剧界坚持和发展延安文艺精神，是意义深远的举措。报上说在“不动筋骨”的前提下，做一次较大的提炼加工，将原约200分钟的戏，浓缩为约120分钟，这是演出时间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的改动，我也赞成。可是读到重排《白毛女》，要删掉“黄母虐待喜儿”与“批斗黄世仁”的“阶级斗争色彩太浓的戏”；并以“新的观点”加强喜儿与大春的感情戏，新加的喜儿与大春“木梳传情”的细节有四次之多。如此改动，《白毛女》还是延安革命沃土培植的艺术之花吗？
5月17日晚，我有幸看了彩排，观众为喜儿和杨白劳的演唱满堂喝彩，剧终时对全体演职员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作为观众的一员，我高兴，放心了。事实上重排并没有删掉“阶级斗争色彩太浓的戏”，也没有增加“木梳传情”。《白毛女》基本上保持了原样原味，散发着它固有的芳香。接着，又从报上得知，这是歌剧原执笔者和有关的老文艺家坚持保持原剧面貌的结果。压缩后重排的《白毛女》是成功的！这次彩排和重排的争论，使我想起当年在延安对《白毛女》的排演和争论的情况，《白毛女》出世也不容易。
最初，《白毛女》为1945年4月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献礼首演，第二天，中央书记处派人往鲁艺送去三条意见，说：“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当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当时，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同志又是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主席。毛主席看完戏后这么认真而迅速地表示意见，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意见对《白毛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予以充分的肯定。
《白毛女》首演不久，我去看了。观众的情绪被演出所激动，剧场里掌声、哭声、惊叹声接连不断。散戏出来，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演的就是我家村子里的事！”也有人说：“我的眼泪含了几十年，看了《白毛女》，忍不住夺眶而出！”“《白毛女》让我认识了恶霸地主的罪恶，黄世仁该死！”我抬头仰望宝塔山夜空的星星，星星也似在窃窃议论。《白毛女》演出反映的强烈，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今天，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斗争虽已成为历史，但农村不是平静之秋，还有“白条子”，乱摊派，也有“枉是人”“没大智”向喜儿、大春反攻倒算。因此，重排《白毛女》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当时，我正在延安党中央的《解放日报》做副刊编辑。《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是当年全国以最大的篇幅发表文艺作品的报纸，对延安的文艺活动、戏剧演出及时报道宣传，我想，对《白毛女》应当很好地评介。
可是，到6月10日《白毛女》已经演出七场，即“七大”闭幕（“七大”4月23日开幕，到6月11日闭幕）的前一天，《解放日报》才在地方版发表了一条首演消息。直到7月中旬，还没有人写来评论文章在我们副刊发表，这是我的工作中从没遇到过的情况，我有点不解。
不解之谜终于解开了，原来文艺界对《白毛女》有不同意见。《白毛女》在鲁艺食堂对面的小广场排演时，有小说家贴墙报，说《白毛女》的主题和人物站不住脚。又有人说批斗地主黄世仁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至公演以后，有小说家说内容不真实，有作曲家说不像歌剧，是话剧加唱腔；有演奏家说伴奏中西乐器都用，是不中不西。这些意见多半是著名的文艺家说的。这样，《白毛女》的演出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观众的称赞，然而在肯定与否定的不同意见中，它就没有及时得到宣传。
一天，《白毛女》的执笔者贺敬之来到报社，他问我看了《白毛女》有什么意见，我说：“好戏！”接着我问他是否听到对《白毛女》的不同意见，他说他把中央书记处对《白毛女》的意见和搜集到的各种意见都贴在鲁艺实验剧团的墙报上。我去看墙报，墙报用花花绿绿的油光纸抄出约20个人的意见，我对《白毛女》的意见也在其中。对《白毛女》众说纷纭的意见，也可以说是一种“争鸣”吧，使我受到启发与教益，使我想到对《白毛女》的宣传不能简单对待。这些不同的意见，牵涉抗日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牵涉神话、传说与现实的关系，牵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现行犯罪与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文艺创作的创新与开拓。
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艾思奇同志是“七大”代表，当时他正忙着开会和会议的传达，来不及传达和研究书记处对《白毛女》的意见。“七大”闭幕后，我向老艾（他群众关系好，大家亲切地称他老艾）说了我对《白毛女》的看法，他表示同意，说你看过戏，又了解情况，先写篇文章介绍吧。老艾特别向我解释“应当枪毙黄世仁”的问题，他说，不枪毙黄世仁这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通敌的汉奸，就不能发动群众；戏里没有枪毙黄世仁，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揭发他的罪恶的结果。
我不懂戏，可是领导交给我任务，我经过考虑，决定以来信综述的形式，把书记处的意见和我看到的、听到的意见，以《关于〈白毛女〉》为题写在文章里，文章分“适时生动的阶级教育”“论新歌剧”“放手发动群众不够”和“几个问题”四个小标题段落。文中特别解释毛主席在“七大”报告中再三强调的农民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是工人的前身，是工业的市场，军队的来源，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与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并引用毛泽东的话：在中国干革命“不依靠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将一事无成”。从毛主席的论述中，正好看到了《白毛女》的战斗力量。
《关于〈白毛女〉》一文于7月17日发表，标题上方有报社美术科长张谔设计的《〈白毛女〉书面座谈》的专栏题头。标题后面载有我写的简单的编者按语：“这次本报特辟《书面座谈》一栏，很想作为一个开端，来展开思想的争论”，“欢迎任何同志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发表的方式看情况酌定，希望同志们热烈参加”。稿子署我原名的前两个字“郭有”。
7月21日《〈白毛女〉书面座谈》发表第二篇稿子，是某戏剧家写的《〈白毛女〉的时代性》，作者说《白毛女》对所表现的“时代性”掌握得不够充分，所以剧中喜儿与黄世仁、黄母的思想与行动，“便有些勉强与矛盾”，作者说：“《白毛女》受大众欢迎，是有目共睹的。但我想大胆肯定一句：主要是演员及某些部分的音乐演奏与演出服装、装置的吸引力的成就。”稿子发表两天以后，总编辑来到副刊部办公室，问老艾《〈白毛女〉的时代性》是谁写的，作者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发表他的文章。艾思奇见总编辑脸有怒气，觉得有必要把话说清楚，说作者是左联时期的著名戏剧家，现在对《白毛女》有不同意见，我们根据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的“学术自由”的原则，在报纸上开展讨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最后做出总结，这么做我向您报告过的。总编辑说文艺作品是可以讨论的，但《〈白毛女〉的时代性》这篇文章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你们赶快写文章批评。
吃过午饭，老艾到我住处的小窑洞来，把总编辑的要求告诉我，要我写篇稿子。我只好勉为其难地以《谈谈批评的方法——谈〈白毛女〉的时代性》为题，说了《白毛女》的真实性、创造性，以及文艺批评的方法。稿子急急写成，匆忙间署名“解清”，以《解放日报》的“解”字为姓，报社驻地的清凉山“清”字为名。稿子8月1日见报。这是《书面座谈》第三次发稿。
8月2日，《〈白毛女〉书面座谈》第四次发稿，有夏静的《〈白毛女〉演出效果》、陈陇的《生活与偏爱——关于〈白毛女〉》、和唱家的《〈白毛女〉观后感》，是一组三篇短文。
解清的名字见报后，想不到外单位很快就知道是该报编辑的化名。两三天后，《白毛女》中《北风吹》一曲的作曲家张鲁告诉我，他听到鲁艺副院长周扬向院政治部主任宋侃夫说：“《谈谈批评的方法》一文是黎辛写的。”
报社编辑写的稿子，那时往往被人认为是代表报社的意见，既然报社发表意见了，对《白毛女》有不同意见的人就不再写稿参加“书面座谈”了。《白毛女》的“书面座谈”只能草草结束。老艾本来准备做总结的，也不做了。
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进军，《白毛女》响亮的歌声响遍了城市、乡村、高山、平原，它成为那个时期国内外演出最多效果最好的剧目，并获得了革命文艺的最高奖赏——斯大林文艺奖！
我在学习中央书记处对于《白毛女》指示性的意见，倾听和研究群众对《白毛女》的评价、观看《白毛女》一边公演一边修改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政策上受到教育，在艺术鉴赏和研究中得到启发，我想到党报应当更多地关心和宣传优秀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新人的好作品，让它立于不败之地。从此，我便以解清的笔名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他的章回小说《卜掌村演义》，为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为盲艺人韩起祥的《刘巧团圆》（高敏夫记录），为部队集体创作的话剧《李国瑞》等写推荐评论文章，我以满腔热情为它们唱出第一声赞美歌。如今，经过历史的检验，当我看到这些文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耀着光辉时，我为作为一个编辑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而欣慰。
这次《白毛女》的重排公演效果是好的。我想如果能够继续做些提炼加工，再压缩一些过场与对白，保留一些大春、黄世仁、黄母的演唱，可能更符合原作的真面目，更焕发出《白毛女》艺术的光芒！
1979年5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