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毛女〉的时代性》一文里，季纯同志谈到剧本情节有八点不妥，最后说：“不应该因为这些意见，就否定了《白毛女》的成就。因为它受大众的欢迎和称道是有目共见的。”关于它为什么“受大众的欢迎和称道”，季纯同志简单地说：“大胆肯定一句：主要是演员及某些部分的音乐演奏与演出——服装、装置的吸引力的成就。”
季纯同志说《白毛女》受到大众欢迎与称道，这是事实，但谈到为什么受这样的欢迎与称道时，他却不从大众本身去找原因。他自己提出来的原因，是和“大众”的实际情形不符合的。看了戏有的观众说：“我含眼泪若干年了，看了《白毛女》我却哭了一整夜，它刺痛了我的旧伤痕。”有的说：“真是巧，戏演得就跟我家过去的遭遇一个样子。”他们并且说：“借着它的光与热，我将不疲倦地奋发学习和工作，誓为‘白毛女’及一切被剥削压迫者复仇！”这些评语，显然和季纯同志的意见不同。他们在事实上承认了这戏的内容本身有教育意义，他们没有或者很少提到“演员”“音乐”“演奏”与“演出”。但是，季纯同志却肯定“大众欢迎和称道《白毛女》是因为这些吸引的成就”。
为什么季纯同志的意见和“大众”有这样大的距离？因为他的批评是一种主观的公式的批评，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作者的几个具体观点就可看得清楚：
季纯同志说，“佃农与地主关系，像我们在革命中对农民问题所提的中心命题一样，是土地，是地租，而不是其他”，所以不应该“放弃”“最大的权威”（靠地租去压迫佃户倾家荡产，不得不把喜儿送上门来）不用，偏去搞一个“女子小人”的小问题。关于佃农的生活说，“在那样的时代”，“农民”“不会因爱女而发生悲剧”，“一个佃农的女子”“在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影响下”“十七岁”“只有”“赘婿”“联婚”“被变卖”，或“出家”；父女的关系，“应近似于工人哥中的”“父亲打他的儿子，丈夫敲他的老婆”。问题就在这里，写佃农与地主的关系，是不是只能写地租关系？写佃农的生活是不是都要像季纯同志所说的那样？诚然佃农和地主关系的中心问题是土地、是地租，地主的一切权威是建筑在地权关系上，如政治教科书里所写的。但是作为艺术的反映，难道不可以用侧面的事实来反映地主的力量吗？对“女子小人”的压迫，难道不是封建压迫？《白毛女》里所处理的“女子小人”的问题，难道就一点也没有反映地权的威力？而仅仅是“女子小人”的问题吗？不错，我们懂得季纯同志的意思，是要求写杨白劳在地权压力之下，乖乖地毫无反抗地自己把女儿送上门去，但是为什么就一定要照这样的公式写呢？而且为什么把农民写得这样没有骨气呢？为什么写地主抢人拉人的事，就不能让地主自己动手，而一定要让农民自己送上去呢？
关于封建社会的农民生活，诚然会受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然而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在下层压迫的农民生活里，是不是影响到连父女之爱也不可能有了？为什么一定要让农民的父女之间只能有“父亲打他儿子”的父女关系，而不可以写“忙里偷闲”的天伦之乐？如果以季纯同志意思，在写作方法上悬上种种禁令，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那艺术的多样创作就不可能，艺术要反映多样生活就不可能。一切创作就只好用一个模子来印成了。这难道不是公式主义吗？
季纯同志又说：“大年初一这个虔诚庄严的日子，不是家家户户都在趋吉避凶，问喜道贺吗？而剧中的地主——少东家及其母亲，在这样的日子，竟肯讨一个昨晚才死掉父亲，还在‘热丧’中的喜儿做丫头，是否会有这样和习俗相反去倒行逆施呢？”这儿有些情节季纯同志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喜儿虽是在大年初一被抢到黄家的，但是来到黄家时她没有戴孝，少东家“讨”她来做丫头，是因为除夕强迫杨白劳按了卖女的指印，少东家并不知道喜儿正在“热丧”中，在他们眼中也不见得已“和习俗相反”“毫不忌肆”。我们退一步说，在这“庄严的日子”，地主抢一个在“热丧”中的佃农的女儿做丫头，就绝对不可能吗？横行霸道的地主就真的这样规矩，这样会守礼法吗？而且就算恶霸是会守礼法的，而艺术作品写了一些多少和事实有出入的现象，是不是就不能容许呢？为着增强艺术的效果，在写作上加了一些空想、夸张的成分，把现实的矛盾强烈地暴露出来，这难道不允许吗？艺术不是照相，我们有许多狭隘的批评家，把现实主义看成照相，对作品的一草一木都不允许它和事实走样，这是大错特错了。外国的浪漫主义作品是不是艺术？中国的《西游记》是不是艺术？如果承认那是艺术，就应该立刻撕毁这个偏狭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吧。例如果戈理的《死魂灵》，描写主人公乞乞可夫大批收买死魂灵的情节，难道实际生活中也会可能吗？这种空想的夸张的描写，难道就妨碍了果戈理之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难道不更增强了腐败地主生活的荒唐无耻吗？自然作为艺术品，《白毛女》是不能和果戈理比拟的，但这里却有一个共同的创作原则问题：艺术不是照相，把创作看作照相，做微末的吹求，不是正确的批评作风。
从看问题的立场来说，季纯同志也是不正确的。例如他不赞成写喜儿到黄家几个月才被奸污，理由是：“假如她是个遵守封建礼法，对儿子能严加管束（这样人是有的），使自己贴身丫头在几个月内不被儿子奸污，那就足以证明她是个端正有方的正派人。”好一个遵守礼法的正派人！季纯同志忘记了压迫人民的人，在压迫人民这件事上就没有正派与不正派之分！不管束自己儿子奸污丫头固然不正派，能管束到几个月不奸污丫头就算正派吗？要知道奸污丫头，固然是对穷人的侮辱，严防少爷们接近丫头，同样是侮辱了穷人，同样是以剥削阶级的高傲无耻的利益出发的不平等的行为。不管儿子奸污丫头，是因为把丫头看作可以任意糟蹋的贱货；严管儿子奸污丫头，也因为认为丫头“下贱”“烂脏”，不是怕污了丫头，而是相反的怕少爷被丫头“污”了。无论管与不管，他们都是不把丫头当人看的，这有什么“端正”“有方”，有什么“正派”呢？季纯同志对于封建社会的这种看法，对于什么是正派人的看法，显然有失人民大众的立场。
《白毛女》不是一个完善的创作，它的缺点很多的确是事实。但我在这里不想批评它的缺点，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想强调，在批评它时，要足够估计它的好处，才是公允的。《白毛女》在主题上是积极的，有教育意义的，它的教育作用，是由于基本上反映了现实——封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它的空想的，不尽合事实的成分并不足以消灭这积极的方面，这是就内容上政治标准上来说的。就形式上，就艺术标准上来说，它虽然不很成功，但比以前一般的秧歌，是多少提高了一些，确为季纯同志所说，“它有需要继续努力与研究的地方”。然而，它是新的作品、新的歌剧，我们不和外国比，单和中国比，在以前我们是没有过这样的歌剧的，正因为是新的萌芽，稚嫩和带有泥土更是难免的。我们对于它的任何一点，即使很微小的好处，也要看到，对于人民的新的艺术创作，我们应该抱着保护它扶助它的态度。自然不是说不能批评缺点，但批评要首先足够估计它的优点，是为着发场优点，为着进步，轻率抹杀的态度是不妥当的。
原载1945年8月1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