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回北京好几天了，头脑里总还浮现着延安的山水、草木、窑洞，还有我当年生活工作的情景。这次回延安，参观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与边区政府旧址；在宝塔山顶俯瞰延安市容；特别在清凉山大半天，看遍名刹古迹，找到了当年《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居住的两孔旧窑，走遍我曾经住过的三处窑洞。在新闻出版纪念馆里介绍《解放日报》副刊的地方，发现展出三四篇我推荐文艺新人新作的报纸，包括发表《王贵与李香香》的报纸和我当天写的推荐稿。在延安文物管理委员会姬乃军研究员的陪同与指点下，还看到不少当年在延安时没有去过、以前回延安参观没有到过的地方，深感又一次受到教益，但同时总觉得没有看够。不由自主地，我常拿起摆在桌上从延安带回来的图书和资料，翻了又翻。
有一天，我突然在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纪念馆编辑的《万众瞩目清凉山》中发现冯森龄同志《在清凉山前后》这篇文章里有写我的地方。冯森龄回忆他当年在《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做实习工作时的情况，他说对“每篇来稿，我们都仔细阅读。每篇稿子都要有所交代。能用的但有些事情没有交代清楚，便写信请作者补充，不能用的写信说明为什么不用。凡是编的稿或写给通讯员的信都交给看复稿的同志修改。在编辑部工作期间我才体会当编辑是非常辛苦的劳动”。冯森龄说他“深感新闻这碗饭不容易吃”，他接着说，“采通部这样，其他部也是这样”。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副刊部关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一稿的处理。“处理这篇稿的黎辛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又到采通部征求意见。叶滨同志当时负责编三边地区的稿件，他说这个故事在三边流传很广，群众以这个故事编的‘顺天游’，很多人都会唱。黎辛听了非常高兴，很快就编出来了。这篇稿当李季寄给《解放日报》副刊时，同时发给《三边报》。原稿题目是《红旗插在死羊湾》，开始是说唱一段，有一段道白。《解放日报》刊登时，题目改为《王贵与李香香》，删掉了道白。《解放日报》是1946年9月22日至24日，连续三天登完。”
感谢冯森龄，我们当时接触不多，同事时间也短，他把他知道的情况记得这么清楚，而我则忘却了。冯森龄说的这些情况是有意思的，特别是他说《王贵与李香香》在《三边报》发表时是说唱形式，题目叫《红旗插在死羊湾》，这一情节鲜为人知，在《李季文集》《李季评传》《李季研究专辑》与《李季作品评论集》中均未提到。现在想来，1946年我拿到李季《红旗插在死羊湾》的说唱稿，读后非常感动，也想到作者在副刊发表过作品，为了解作者更多情况，曾几次向采通部的同志请教。我估计李季是报纸的通讯员，采通部有通讯员的档案。
如今读冯森龄的文章，有关的历历往事又浮现出来。当时我向叶滨请教后，翻阅副刊部来稿登记本，知道李季1943年4月12日在副刊头题位置发表过题为《在破晓前的黑暗里》的报告文学。1945年7月20日在副刊发表过题为《救命墙》的民间故事，署名里计。1945年9月12日又在副刊头题位置发表题为《老阴阳怒打虫郎爷》的短篇小说，署名李寄。李季向副刊投稿三次，都发表了，但分别署三个音同字不同的笔名。显然，作者追求作品一篇好过一篇，而不重视署名的影响。
我与李季可说有缘。李季的作品多数是我处理的。《在破晓前的黑暗里》，作者写他从太行山回延安，在山西临汾通过日伪封锁线，看到当地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的痛苦与灾难，从人民的不屈斗争中显示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曙光。事有凑巧，1938年冬，我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六大队学习，从陕北去太行，也是在这里过的封锁线。临汾是平原，在这里走必须接连通过铁路、公路与汾河三条封锁线，一日走90公里，越过海拔4000米终年积雪的绵山，夜宿在两边大山后边的解放区，困难极大。但是敌人麻痹，通过比较安全。这次过封锁线，跑得我腿肚子抽筋往前转，过了封锁线，宿营时什么都不记得了。而李季却在这时还能采访与写笔记，稿子的内容珍贵。我在稿笺上建议刊登在头题位置，这时是陈企霞发稿。现在看来，这应当算是李季的处女作。《老阴阳怒打虫郎爷》写三边地区群众扑打蝗虫、破除迷信的故事，生活气息浓厚，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是篇用民间手法写的优秀小说。作者附信表示他这样写是希望识字的人能看，不识字的人能听，希望他的作品广大农民能够欣赏。这是一个像赵树理那样怀抱雄心壮志，要使自己的作品占领农村、占领广大人民群众阅读阵地的作家。这时，陈企霞已赴华北前线工作，改由我发稿了。无疑，把它刊登在头题位置与在标题周围加花边框是我经办的。这是当时《解放日报》发表文艺佳作的最高装饰与最高规格。《老阴阳怒打虫郎爷》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这应当算李季的成名作了，《红旗插在死羊湾》是以故事发生的地点取名、采用说唱形式、分行写的长诗。可以唱，道白可以说与讲，像北方的评书与南方的弹词。我不懂民间文艺，但也立即被作品吸引、打动，特别是用“顺天游”这样两行一韵的民歌形式刻画人物，表现革命斗争与群众的思想感情生动极了！诗的优美堪与我读过的中外名诗相比，而人物的思想感情则完全用群众的活的口语来表现。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不仅精彩，简直是神奇。显然，这是作者的一次新的尝试，也是一次大的飞跃。可是作品太长，说唱部分情节重复，说的部分篇幅更长，故事行进速度缓慢。
从采通部了解了有关情况以后，我写信向作者请教并希望他提供有关的《三边报》。想不到，作者寄来《三边报》时还寄来他搜集的数千首“顺天游”。原来，“顺天游”只在民间口头流传，家喻户晓，简直人人会唱人人会编，可是没有文字的印刷本。《红旗插在死羊湾》在油印的《三边报》上只发表了第一部分。作者的学习与写作态度诚恳感人，他向我们介绍“顺天游”并坦率地说，作品里的诗句有不少就是民间传诵与歌唱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作品是创作，中外许多来自民间的名著的先例是不少的。
我又写信给李季，说我感到作品太长、标题缺乏力度。李季复信，说他把作品改为叙事长诗，题目改为《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不久寄来。这样，作品精彩和利索多了，但诗题这句口语被使用得过多，有陈旧感，我一直被作品中王贵与李香香这两个人物的精神力量所感动，就索性把它改为《王贵与李香香》，副标题《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仍保留着。为了尊重作者，我又写信征求李季的意见，并请他对作品做最后的修改。李季同意改后的标题（新中国成立后出书，李季把副标题也去掉了），这个标题一直沿用下来。
于是，我对我对面办公桌坐的副刊版主编刘祖春说：“我发现一部非常好的诗，想写推荐文章发表，请你先看看这首诗好吗？”刘祖春说：“你写推荐文章发表就是了。”我说：“诗有10000多行，我们还没有发表过这么长的诗，你先看看好。”刘祖春说：“只要好，不怕长，你写文章吧。”刘祖春抗战以前就开始发表作品，是位老作家，对培养新作家很热心。他为人正直，与大家相处得很好。坐在靠外边的编辑冯牧听到了我们的交谈，插嘴问有什么好诗，先睹为快，给他看看。副刊部发现好稿，大家常常这样传看和议论。冯牧看完，称赞这是绝妙的好诗，并说把题目改为《王贵与李香香》，改得好，他赞成。
《王贵与李香香》于9月22日至24日在副刊连载，第一天发表在头题位置，我用常常用的笔名“解清”写了推荐文章《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刊登在22日左上角辟栏的位置。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26日送来文章《读了一首诗》，称赞《王贵与李香香》是“用丰富的民间词汇来作诗”，是“内容形式都好的”的一首诗，说它是“披荆斩棘、开出了道路”的“新文艺的开路先锋的各位同志”中的一项成果。无疑这使《王贵与李香香》更加为人重视。新华社请美国专家李敦白先生译成英文，连同《读了一首诗》一文在1946年冬向外广播。据我所知，这是延安时期第一次用英语对外广播文艺作品。
《王贵与李香香》发表不久，就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当时人们听到行路的与赶脚的群众歌唱，有人写信来要求印刷成书出版。特别是1947年3月《王贵与李香香》在香港出版，郭沫若作序，说“中国目前是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是文艺翻身的时候”，《王贵与李香香》是人民翻身与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周而复为该书写了后记，说：“《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无疑的，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它给我们提供了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这是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奇花，是人民诗篇的第一座里程碑，时间将增加它的光辉”。1948年初，茅盾撰文说它“是一个卓绝的创造，就说它是‘民间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算过分”。《王贵与李香香》引起的轰动，在诗坛，甚至在文坛，都是罕见的。
我想不到的是，《王贵与李香香》发表不久，李季又寄来了短章回小说《卜掌村演义》。这是他用民间形式创作的又一篇优秀作品，一半用行文叙事，一半用诗抒情，共分六回，人物、情节生动感人。作品以陕甘宁边区文教模范崔岳瑞治病救人与破除迷信的事迹为素材，写成了可说可唱的小说。我读了振奋不已，即写了约800字的按语推荐它。《卜掌村演义》自10月7日起一天一回在报上发表，六天登完。
李季的作品在短时间产生罕见的轰动与声誉，主要是作者在基层工作，无论在战场或后方，都与群众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他把自己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亦是革命的战士，这种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使他能在人民革命与翻身的时代，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的几篇作品都可以说是表现人民的新时代的代表作。
李季在《解放日报》发表五篇作品，我们通过不少信，在交流工作中也交流思想，互相认识笔迹，是同志也像朋友，但从未见过面。1948年5月，我从大别山前线回郑州不久，一天去刘祖春处，进门看见一个穿灰粗布军装的年轻的黑脸汉子，他的军纪整齐，腰扎皮带，绑腿裹得紧而靓，我想大概是从第一野战军来的。刚巧，刘祖春走进来，见我们互相望着发愣，他说：“怎么，你们还不认识？这是李季，这是黎辛。”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时我才知道他是河南唐河县人，河南解放了，他要求回河南工作。我在《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里说他是广东人，是听《解放日报》驻三边记者站的记者说的。这时我感觉李季淳朴、诚挚，大而有神的眼睛流露出青春与智慧的光芒。1949年6月，李季从郑州乘火车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我在武汉，去北京的火车还不通，只好绕道南京去北京。文化会上，我们编在新解放的华中代表组。7月回到武汉市，又共事到1954年底大行政区撤销。
1950年，我兼管中南新闻出版局所属武汉市通俗图书出版社的编审工作，把李季的《老阴阳怒打虫郎爷》等雅俗共赏的通俗小说印成一套定价几分钱的小书向农村发行，我又为它写了一篇书评，题为《群众要敬神怎么办？》，署名“解清”，在《长江日报》书评版发表。新闻出版总署发的书评通报说这是篇优秀的书评。《李季文集》出版前，责任编辑、诗人宫玺同志嘱我为文集写跋，我不懂诗，不能作跋，只写了个读后感，题为《为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而奋斗》，副标题是《写在〈李季文集〉的最后》，先发表在《红旗》杂志。我要求宫玺把它排在《李季文集》的最后。我为李季写的四篇书评，都收集在《李季作品评论集》中。
1981年，我和李季在中国作家协会共事，他任党组副书记，工作很忙，很少写作。他找出1948年写的诗作《新烈女传》给我看，征求意见，准备修改后向外投稿。我说写得好，当时就该发表。我当时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点时间写了个短诗评，但没留底稿，已不记得在哪里发表了。
以上所述《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前后的情况，仅仅是重述它的价值，也介绍它发表的经过，以澄清一些不实之词。
1985年5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