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事情常常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意外，使人思想接受不了，李季同志的不幸逝世就是这样。事故发生的那天上午，我和他还见过面，谈过工作，但当天晚上，我就听到这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最先告诉我这不幸消息的是罗荪的电话，我不相信，我说：“是真的吗？”“不会吧！”事情是这么使人难以置信，跟着接二连三来了好几个电话，同样告诉我这不幸的消息。葛洛的电话把李季去世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他说：“我去医院和李季告别了！”什么？向遗体告别！我不相信，我不忍听，更不愿听，这是什么话？我无力地说：“我也去医院看看他！”葛洛说：“9点钟已经把他送到了太平间，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永远看不到了，就这样我失去了我的好同志、好兄弟！几个小时之间，事情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意外，我的思想停滞了，我的感情凝固了。夜深了，想去看李季的爱人李小为也不可能了。我呆坐着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这一夜，不，应当说是这些夜，我不能入睡，总想着李季，他的容颜笑貌，他的举止言谈，他的工作为人，一一展现在我眼前。
李季的身体本来不好，受林彪、“四人帮”十年的折磨，患了严重心脏病，医生曾经建议他动手术换一个塑料制的冠状动脉，我们商量尽可能不这样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服用石油部老中医的中药有意外好的效果，非常高兴，感到来日方长，还可以为党多干些年。三中全会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李季兴奋空前，更觉要做更多更大的贡献。全国四次文代会以后，他负责中国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工作繁忙，常常得不到休息，我见他精神很好，有时心想大概他的身体好起来了。他最后发表的作品是2月20日刊登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的《荆江铁女》，他说很忙，二百来行的短诗断续写了七八个晚上才完成。怎么会想到这是李季在诗坛上最后闪耀的光束！从此，我们再不能读到他的新作品了，党失去了一个忠诚于革命文艺事业的优秀的诗人和作家；文艺战线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组织活动家；我失去了一个好战友、好弟兄！
我头一次见到李季是1949年春，郑州解放后，我在刘祖春房间碰到他的。他穿着一身灰色粗布军衣，一看便知是自西北来的第一野战军的人。他军容严整，淳厚朴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祖春见我俩在他屋里碰着面不说话，奇怪地问：“你们俩还不认识？”接着介绍说，“这是李季！”“这是黎辛！”我俩都高兴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李季拉着我说：“我的老师，通信不少，还没见过！”我说：“你是诗人，你才是老师。”
我在1943年前后开始和李季通信，那时他在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区报社，常向延安党中央《解放日报》投稿。当时我在《解放日报》副刊部做编辑，因为稿件的事情不断通信。1946年底我自延安撤退，和他中断联系，我们没有见过面，互相了解些情况都是经过《解放日报》驻三边记者站，想不到在郑州碰见了他。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我是河南省唐河县人，现在正解放河南，我要求组织调回河南工作了！”他说一口唐河话，我也是河南省人，听来备感亲切。他又说：“我很久就盼望见到您这位老师，想不到今天见到了。”我又说他是老师，我说的是真话，因为他是我最喜欢最尊敬的诗人、作家之一。他说我是“老师”，指的是我在《解放日报》发表他的作品。他这样的称呼使我很不安，我请他不要这样说，他说：“您年长，那就叫您老大哥吧！”我说：“好，您是老弟！”从这时开始，30多年我俩一直这样相称。
李季以李季、李寄、里计的笔名向当年的《解放日报》投稿，新闻通讯、小说都写。最早被引起注意的是他1945年9月12日以李寄的笔名发表在副刊上的小说《老阴阳怒打虫郎爷》，副标题是《新编〈今古奇观〉的一段》。他用朴实生动的口语，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表现三边地区群众扑灭农作物害虫的斗争，成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小说写作方面和赵树理、邵子南一样具有优异成果的作家。
李季自幼喜欢文艺，熟悉民间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决心创作新的民间文学。他认为新文学作品不仅应该给读新小说的知识分子看，也应该为习惯旧小说的读者所接受，还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说唱，让不识字的人也听懂。李季的作品，既普及人民，又提高人民，闪耀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光辉。李季对文艺创作的崇高理想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使我感动、敬佩，我写信支持他、鼓励他，也学习他！
1946年，李季突然寄来了《王贵与李香香》这部今天国内外著名的长诗。我一拿到，惊喜异常，马上推荐给副刊部别的同志看，我拿给冯牧看，冯牧说好；我拿给刘祖春看，祖春说好。我说我写个介绍文章和诗同时发表吧，大家赞成。于是我写了题为《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的介绍文章，与《王贵与李香香》在9月22日的副刊发表。《王贵与李香香》共分三章，约有千行，在《解放日报》副刊一天发表一章，连载三天，作者的署名是李季。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贵与李香香》印单行本，他去掉了副标题《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冯牧说起诗的标题原叫《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是我们和作者商量改成《王贵与李香香》的，我回忆好久才想起这件事，当时我写的介绍文章说：“可以预测，这将是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好作品。”还说，“《王贵与李香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作品，李季同志的创作和学习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果然，它的发表引起了空前的反响。《王贵与李香香》发排以后，排字工人一边排字，一边叫好，工人的情绪和字粒一起跳跃。发表以后，报社社长博古同志立即问我：“作者是什么人？”他说这首诗很有创造，很了不起，说着哈哈大笑起来，博古同志高兴的时候，大声发笑。他很爱才，可很少说文章好，凡说到报上的好文章，他都高兴得哈哈大笑，像年轻人。李季这首长诗引来了博古同志爽朗、豪放的笑声。
26日，报社总编辑陆定一同志写了题为《读了一首诗》的推荐《王贵与李香香》的短文送给副刊部，28日在副刊发表，新华社立即把《王贵与李香香》和陆定一同志的推荐文章向国内外广播，接着，李敦白把诗译为英文，向外广播。广播诗歌，据我们所知，当时还是第一次。
《王贵与李香香》是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的叙事长诗。信天游这种两句一首的民歌，无论文字或音乐的表现力都很强，但它长久以来只是一首首地表现思想感情，最多也是数首连贯地连唱，写成千行长诗却是李季的创造，并且成为诗歌领域中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的第一部杰作。
我把《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后的反映告诉李季，祝贺他的成功，鼓励他写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并向他请教搜集和研究民歌的经验，他热情地把他搜集的信天游抄送我一份，有几十页纸，我十分感谢和珍视他的劳动，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当作珍品保存。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我不幸被打掉马匹，丢掉了全部身外之物，这宝贵的资料也就失落在战争的硝烟中。
听说李季1945年在三边油印出版过《卜掌村演义》，我向他要来看看，原来是他自己刻，用土纸印的，约48开大小，是唱本形式的章回小说，以三边地区文教模范崔岳舜忠心耿耿为人民治病、破除迷信的英雄事迹为基础，把崔岳舜塑造为小说的典型人物，改名为崔岳瑞。全篇6章，每章不到2000字，内容感人，文字生动，一派民族民间文艺气势。这是他实现自己的夙愿，把作品向民间发行，争夺和扩大新文艺阵地的珍贵创造。我们自1946年10月7日开始，在副刊一天一章连载，发表第一章时，我用编者按的形式，写了《关于〈卜掌村演义〉》为题的推荐稿。
我非常喜欢李季的诗歌和小说，新中国成立初，我们都在武汉工作，当时我兼做一个出版社的编委会的召集人，我学习李季当年在三边印刷《卜掌村演义》的做法，把《老阴阳怒打虫郎爷》印成几分钱售价的小册子，使这篇小说成为普及读物，得以在群众中流传，我觉得对李季的小说研究和评论太少了，我以《群众迷信敬神怎么办？》为题，写了书评，在《长江日报》发表。李季去世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文学财富是丰富的，我们要重印出版李季文集、诗歌、小说、散文，让李季的文学遗产弥补因他去世而不能弥补的损失吧。
李季1938年参加革命时，是一个16岁的普通的初中一年级学生，自幼喜爱文学，由于长期在群众的火热的斗争中生活，使他具有丰富的创作源泉，他有强烈的创作要求。1943年他从太行山回到延安，想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没被录取，被分配到三边地区工作，他利用业余的时间，极少的书报资料，刻苦钻研，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创作技巧，能运用民歌说唱、章回小说等民族形式，陆续写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诗人和作家。李季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刻苦、勤奋，给我们留下一个个宝贵的脚印！李季的道路，也是我们广大业余作者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季担任文艺领导工作，仍然坚持深入生活，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斗争中汲取营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走遍全国石油矿区，参加了著名的大庆石油会战，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反映新的斗争和生活的新作品，如《石油大哥》《戈壁旅伴》等名篇。他写他熟悉的生活，对他不熟悉的，他就深入生活，从头熟悉。李季的写作实践证明，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文学创作规律之一，就是保持与群众生活的密切联系。李季熟悉、热爱工农，歌颂工农，遵照李季生前的愿望，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让他穿上石油工人的衣服去见马克思。李季真不愧“石油诗人”的称誉！
李季是党培养的作家，他又为党培养年轻作家而努力。他辛勤地耕耘，播种，他要让文艺园中繁花盛开。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武汉创办并主编《长江文艺》，后来主编《人民文学》《诗刊》，给青年作家看稿、改稿，关心帮助青年作家的成长。我们在武汉一起工作时，开会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培养青年作家的问题，他非常强调两点：一是作家要深入生活，熟悉群众的斗争；一是报刊要大力培养年轻的作家，出不出和出多少年轻作家，是刊物办得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他的关怀、指导下，当时《长江文艺》的通讯员工作做得很出色。李季去世。悼念的文章很多，他当年培养的作者，有许多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在文艺春天里，我看到李季欣慰的微笑。
李季知道我写过一点东西，他常常鼓励我写作，在武汉，在北京，甚至我在天涯海角时，他都不断督促、鞭策我写作，奈何我既懒惰，又满足于事事务务混日子。今天，我很懊悔我没有写出东西来，辜负了他的一番心意，他去世前，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不到三个月，他又两三次地劝我写东西，给我出过写作题目，要某编辑找我要稿，他说：“你可要写，不写不行，冯牧说，咱们不写，就要成为空头作家！”现在我写了，是在李季离开我的时候，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来写的，是悼念，又是回忆，我无法表达我的哀思！
我第一次见到李季时，他穿着布衣布鞋；30年后的今天，他去世的那天，我见他时仍是穿着布衣布鞋，只不过在飘雨飞雪的春寒中，多披了一件草绿色的军棉大衣罢了。李季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艰苦朴素。他一直保持延安时代革命战士的生活作风，他为人民勤勤恳恳地工作，可却不要求给他什么特殊享受，我想他该像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吧！
人们对失去的东西往往有着强烈地眷恋、怀念，这些天我都在想着李季的表情动作，背诵着李季的文词诗句，回忆起我和李季认识、接触、通信、交往的情景……我想着他，也想着郭小川、陈笑雨，想着几十年来许多和我们在文艺战线上并肩战斗、共同前进的战友、同志，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听从李季生前的鼓励和鞭策！
198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