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阳山同志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文艺活动家，是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一位坚强战士！
欧阳山同志从事文学创作65周年暨《欧阳山文集》研讨会的召开，是当前的一件文艺大事，祝贺会议开得成功！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研讨会在现在召开，是很适时的。党和国家胜利地解决了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广东干部和群众正振奋精神贯彻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当前文艺界正联系实际，学习《邓小平论文艺》，认真研究和切实贯彻“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这个形势下召开研讨欧阳山的文学著作和他走过的创作道路的会议是很有意义的。欧阳山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杰出的，文集的出版就是证明。从他所走过的道路来看，他是从爱国主义和同情劳苦群众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作家，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典范，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捍卫党的文艺方针路线的战士，研究他的创作实践和革命实践，对于今后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是有许多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可以汲取的。
我当欧阳山的读者几十年了，我很爱读他的文学作品。我读过他早期的描写旧社会知识分子的忧郁、苦闷和革命幻想的长篇小说《玫瑰残了》，读过他的描写工人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竹尺和铁锤》等等。他参加中国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以后，写的作品和搞的活动就更多了，他赞成鲁迅先生的革命文学主张，赞成鲁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写文章参加论战。抗日战争初期，他又写了农民在旧社会受迫害和要求抗日的长篇小说《战果》。欧阳山的作品蕴藏着真实的生活，令人思考，耐人寻味，令人鼓舞。在我的心目中欧阳山老早就是一位作品多、活动多、读者也多的大作家。
在延安，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文艺栏在19日辟栏，第一次发稿登载的就是欧阳山文艺论文《马克思主义和文艺创作》，副标题是《文艺思想和形象性漫谈之一》，在这篇只有2000字的评论中，作者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地把创作思想问题谈得清楚、透彻。在这篇文章中，欧阳山回答一位作者提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首短诗也写不出来”的问题时说，“对于马列主义还没有学懂——没有最初步的了解，那么在加紧学习、专心研读的当中，自然抽不出时间来写作，这缘故就不在学习马列主义之‘后’，而在学习马列主义的‘中间’”。又说：“照普通的情形说，越熟悉马列主义越了解现实，越了解现实越能创作。但要了解现实并不能单纯靠着学习马列主义，必须以学习的心得，对现实细心观察，对每一个生活现象研究又研究；要能创作，必须在学习马列主义，观察研究现实之外，把创作技术——创造形象的艺术手腕，练习得非常纯熟才行的。”在那个时候，他对马列—生活—创作做出如此精辟的论述，真是大理论家的手笔。
广州俗话说：“大鸡唔食细米。”欧阳山却常“食细米”，接连在《解放日报》发表两三千字的短短的纪实文学，这使我心里感到过惊诧！他写延安群众纪念联合国的大会实况，写先进的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田保霖、曹玉科，也写热心乡村办学的村干部。这些作品中只有一篇题为《成功的窍》在四版发头题，其余的都登在边栏位置。欧阳山那时的创作，正如他昨天回忆当年《高干大》出版的经历那样：“确实是不为名，不为利。”那时《解放日报》第四版每天要发12000字的稿，这个“大肚皮”不容易填饱，能得到这位大作家的支持，我作为编辑，是很感激他的。后来，听说毛主席喜欢和赞扬这些短作品，使我更认识到这类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模范人物的作品的重大意义，更增添了我对作者的敬意。欧阳山和丁玲都写了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人物的文章，同时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第四版，丁玲文章的题目是《田保霖》，欧阳山的文章题目是《活在新社会里》。毛主席7月1日给他们写信，信是早晨执笔的，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毛主席的信上还说，“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这两篇短文章的作用和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毛主席把这些两三千字的作品看作金子般珍贵。因为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作家提高思想觉悟，深入到群众中去，前所未有地发现了在陕甘宁边区这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个得到了翻身解放的新社会里，广大农民以主人翁的态度向贫穷做斗争，辛勤劳动，改善生活，支援抗日战争的坚强斗志和创业热情。这些歌颂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的作品，凝聚了作家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和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开拓了文艺创作的新天地！
蹲过一两年，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问世了。它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影响也最大。小说反映了边区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治贫致富和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塑造了一个处处为群众着想，被群众称为“高干大”的不朽典型高生亮。高生亮的典型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为改变家乡贫穷、疾病和落后现象而勇于创造的改革者、开拓者的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身上既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也闪耀着历史的光芒。且听高生亮说：“咱们先让少数人发一点财，随后多数人才会把钱拿出来交给合作社，随后多数人才会发财。多数人发了财，合作社才会有力量，……才能够办工厂，才能够办生产事业。”高生亮说的“发财”，实际上是赚钱受益的意思。那时候解放区的生活水平很低，即使在合作社用两包缝衣针的价钱连续三年买三包针，也算入了股，以后每年就可以在合作社拿一包针，不用给钱。当然，这样让群众发财是不可能的，但在方便群众、改善群众生活方面，也可说是有“经济效益”吧？高干大的卓见，与今天《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的“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来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是否有相承相通的地方呢？高干大的卓见，不正是作家卓见的体现吗？这使我想起了苏联著名诗人谢·利普金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诗人永远是先知！”不久，《高干大》被翻译为俄、英、捷、匈、日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作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作品，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高干大关心群众，从实际出发，事事为群众着想的高尚品德，震撼着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读者们善良的心。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作家“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深入生活与群众一起斗争，思想感情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先写短的后写长的，这是欧阳山的创作经历，也是一般作家创作优秀作品的共同经历，我们这个会议上有同志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新文学史上的转折点，而这个与群众结合正是检验作家、艺术家是否很好地通过了这个转折点的标志。
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召开，《讲话》1942年10月发表，距离1949年新中国成立只几年时间，那段时间多半是紧张的战争年月，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但那几年却涌现出大批反映解放区工农兵群众英勇作战、进行生产建设和土地改革、反对封建迷信的、从内容到形式都空前的丰富多彩的优秀作品，涌现出大批新的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这种繁荣兴旺景象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作品和作家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随着欢乐的秧歌舞的锣鼓点，也以战士的英姿，昂首阔步走进大城市，走向工厂、农村、学校、商店，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欧阳山正是这个文学史高峰中具有独特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的代表。
欧阳山的创作高峰是200章5卷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作品写1919年广州一条“三家巷”里的三家人，这周、陈、何姓的三家人中，以周家的周炳为中心。经历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延安整风、华北土改，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解放大军回到广州。人物活动的足迹遍及广东、上海、重庆、延安和华北等各个根据地。小说里，活在读者记忆中的人物，还有区桃、胡杏、胡柳、陈文雄、陈文婷、陈文婕、何守礼、何应元、何守仁、李民魁几十个，时空跨度大，事件繁杂，在当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这是一部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史诗性的巨著，一部那段历史时期中各阶级典型人物的生动画卷，一部富有鲜明色彩的风俗画卷。作品创造性地运用广东语言来刻画广东人物，描写广东生活，没有生造难认的字，没有佶屈聱牙的话。识字的读着流畅，不识字的听着顺耳，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优美的广东文学语言，这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又一次卓越贡献。像赵树理创造性地运用山西文学语言，老舍创造性地运用北京文学语言，这三位大作家都无愧于“语言大师”的称号。
欧阳山另一个创作高峰是以《广语丝》为代表的杂文。他写杂文，如同和朋友促膝谈心，语气亲切，说理简明。你读着不觉得就读完一篇，作者已向你朴素地谈了一个文艺创作或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创作自由考》（载《自由评论》今年创刊号），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中谈到了抗战以前，在广州和上海都没有创作自由，抗战以后到了延安，才第一次获得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说那时候全国的作家、艺术家“都得到了思想上、政治上、艺术上的充分自由”。可是，“令人觉得惊奇的”是一些作家、艺术家直到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才说获得了创作自由。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说，这有几种看法：一种是1985年的创作自由，是否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了反对精神污染的自由；一种是以前的创作自由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1985年的创作自由是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的，等等。这篇1000多字的文章饶有兴味地把两个社会、两种性质的创作自由说到本质上去了。欧阳山曾经声明，他的《广语丝》不是冒充《语丝》的冒牌货，《广语丝》和当年鲁迅先生写的《申语丝》和《平语丝》“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很自然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它与当年鲁迅先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形成的“特殊文体”应当是不同的。不过在我来说，每读一篇《广语丝》，就像当年读《申语丝》和《平语丝》似的，同样地得到教益，且感到同样地兴味无穷。
这几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对邓小平提出的意见，欧阳山是衷心地拥护的。这几年我们见面，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些问题。我们谈到这几年文艺界的争论和斗争的几个回合，几个起落。但自由化思潮一直没有减低，反而越演越烈，甚至你说一句“邓小平同志讲得好！”也就有可能被扣上“保守”“僵化”“左”的大帽子。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文艺战线搞精神污染的同志有的真被整下去了，不能工作了。看到当时这种现象，我很悲观，欧阳山却很乐观。他说，那是暂时的现象，是少数人乱来，广大群众不会赞成的。他说真理是不怕讨论的，大家把意见说出来，可以展开大辩论嘛。我说怎么辩论呢？现在许多老作家的稿子都没有地方发表。他说哪里能发就到哪里发，大刊物不发小刊物发，总会有发表的地方的，一手是遮不住天的，开会也可以讲意见嘛。他还说，有邓小平同志在，总会有办法的。即使在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他还是显得那样的从容自若，好像稳操胜券似的。我们每次的谈话，都使我感到宽慰点，信心多点。今年初，他开始写《广语丝》，一发而不可止，接连发表十几篇杂文，如连珠炮似的参加大辩论，篇篇击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要害，表现出老将的智慧，党性的光辉。
欧阳山在1924年发表处女作《那一夜》，不久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65年来，他几乎经历了革命文学的各个阶段和文艺界的每项重大斗争，他忠诚地、坚决地、稳妥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路线和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华南区党政机关、文艺团体和文艺院校的领导工作。欧阳山本身就是一部丰厚的文艺史，一个丰富的文学矿藏。研究欧阳山的著作和他的创作道路，联系革命文艺历史和当前的创作心态，回顾反“左”与反右的经验教训，清理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大是大非，理直气壮地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明确创作、评论和研究的任务，对今后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兴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也相信欧阳山同志能够永葆创作青春，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祝贺《欧阳山文集》出版发行！
祝愿欧阳山同志健康长寿！
1989年12月
（二）
欣闻欧阳山《一代风流》典型性格座谈会于12月13日至15日在穗举行，谨致祝贺，祝愿欧阳山同志健康长寿，永葆文学青春，创作更加辉煌！
欧阳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30年代参加左翼作家联盟，40年代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运动，一直自觉地紧跟时代的步伐，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经历了革命与建设的曲折而复杂的历程，坚定不移地为民族的解放、祖国的独立振兴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奋斗。
毛泽东主席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曾三次给欧阳山写信，并请他代为搜集意见，“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座谈会后，欧阳山立即深入基层，写出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人物刘建章的题为《活在新社会里》的速写；这篇文章与丁玲写的介绍另一位合作社模范人物的《田保霖》同时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副刊上。毛泽东在7月1日给欧阳山和丁玲写了一封信，说：
毛泽东七月一日早
毛泽东与欧阳山的友谊和对欧阳山的鼓励，加强了欧阳山的作家责任感。欧阳山不断从群众生活中获得创作源泉，描绘出展现时代风云的史诗与画卷。
欧阳山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著作与创作实际紧密结合，他在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后边，加上“东西南北调”，在强调继承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文艺传统的同时，吸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方言土语，以丰富文学语言。他反对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反对“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的说法，提出“一个阶级存在着无数的典型性格”的科学主张，并且认为“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是可以写的”。他强调作品要通俗易懂，“好看有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他身体力行，努力实践，创作出不少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学作品；他特别注意人物性格的塑造，仅《一代风流》就塑造出周炳、区桃、胡杏、胡柳、陈文婷、陈文雄、何守礼、何应元、李民魁等几十个典型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
欧阳山长期担任文艺领导职务，关心作家的创作劳动，热心培育新人；在政治运动中，头脑清醒，受委屈而无怨言，更不任意整人，是众多文艺家的知心朋友。
欧阳山的人品和文品俱高，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杰出的老作家。研究他的作品、理论和创作历程，研究和学习《一代风流》，对于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荣幸地接到通知，邀请我参加座谈会，只是早几个月便安排了其他活动，不能到会，失去一次学习的机会，非常遗憾。特写信致贺，祝愿座谈会圆满成功，对研究《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新的开拓，并祝欧阳山同志健康长寿，文学再创丰收！
1995年12月1日 上川岛作家别墅
（三）
欧阳山同志高寿，乐观而坚强，笔耕不断，一片片《广语丝》陆续飘出，歌颂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宣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揭露与抨击腐败，“西化”与“分化”，令人高兴与尊重。可是9月26日他竟然离开我们远去，这是他自己也料不到的。
我认识欧阳山是1941年在延安。他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以及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等组织的负责人，行政工作很多，创作也活跃，是在党中央《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当时，我在报社任副刊编辑。
《解放日报》1941年创刊，发表的第一篇文艺作品是欧阳山的《马克思主义和文艺创作——文艺思想和形象性漫谈之一》。2000年9月26日，欧阳山“去马克思处报到”前，飘散出的《广语丝》都是“姓马”的，他领导的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做出卓越贡献。他给我深刻的印象是自马克思主义起，又自马克思主义终，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不是每位革命老作家都能做到的，只讲改革开放，不讲一个中心与四项基本原则，片面宣传党的总路线的老作家也不是没有的。
1942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准备期间，毛泽东主席几次给欧阳山写信并约他面谈，了解文艺情况，还请他代为搜集意见。座谈会以后，欧阳山率先深入生活，去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当助理会计，写出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这篇作品和丁玲的《田保霖》在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后，立即引起毛泽东主席的注意，7月1日早上便给他和丁玲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他们都应邀去了，谈得很愉快，过后不久，欧阳山又写出长篇小说《高干大》，从此开创了革命文艺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与斗争的创作新阶段。
1942年春，延安整风开始，中央研究院批判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与《政治家·艺术家》，一般文艺家头脑发热，口诛笔伐，无限上纲，个别理论家破口大骂，中央研究院做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1943年由中央社会部逮捕，并擅自错误处决。欧阳山、李伯钊与周文是极少数摆事实讲道理的文艺家，而欧阳山是王实味的顶头上司，本应带头批判，可是他表现冷静。这是欧阳山又一次高度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表现。
欧阳山突然离开我们，使人特别沉痛。这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欧阳山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大作家，是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欧阳山的作品与人品，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2000年12月12日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