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听说艾青去世的消息。他近年身体不好，但听到这噩耗我仍感突然、怅然。6日看到《人民日报》“艾青走了”的报道，同时刊登了艾青生前的半身照片。他穿着中山装，微笑着，站着。我久久地凝望着照片，还是我熟悉的睿智而朴素的艾青，历历往事，浮现眼前。
自1930年《大堰河——我的保姆》问世，艾青一鸣惊人，开始了他辉煌的革命的文学生涯。
他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由周总理想方设法从重庆送到延安保护起来的名家。“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这是总理在重庆时说的话，他知道艾青当时写作艰难、生活艰难的处境。到了延安，艾青感到他这个“流浪者回到母亲的怀抱”，在这个自由天地里，他纵情歌唱，热情写作，积极经办和参加多种文艺活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他离开延安去张家口。在延安的四年多，艾青在中央党报《解放日报》发表了40多篇作品，加上在《文艺月报》和无法统计的街头墙报等处发表的作品，平均一个月不止一篇。那时没有什么专业作家，大家都参加整风去了，还有参加中心工作的，忙起来几个月不能写作的有得是。艾青是延安笔耕最勤与收获最丰的文艺家之一。
在延安，艾青走向新的里程。这里有他与时代同步的辉煌，也有他与时代步伐不一的彷徨。到延安不久，1942年3月他应邀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纪念《文艺》副刊出版100期的文章，题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文章的结尾说：“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上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吧——‘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人穷气大，马瘦毛长，是知识分子思想混乱、需要加强学习与改造的时候，艾青不合时宜地引用了李白这句诗，引起了非议。
在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中，毛主席和他商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候，他写出了《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成稿后立即送交毛主席，毛主席对文章予以肯定，并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提出了意见。艾青根据主席的意见修改后，在5月15日的会议进行期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文章严肃地回答了许多文艺问题。
在整风运动和干部理论学习中，艾青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更使他的思想走向成熟，随之创作开始了大飞跃。他不但写得多，而且各种各样的体裁都写，特别是从西北高原的沃土中，研究民族民间艺术，从中汲取营养。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艾青参加去“三边”的运盐队，访问三五九旅。三边淳朴清新的群众语言和民间剪纸艺术，给他以滋润和营养。他按照座谈会的精神，最早走窑洞深入群众生活，他跑了20多里崎岖山路到吴家枣园体验生活，采访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他住在吴满有家，写出通俗的万行叙事长诗《吴满有》。诗成后念给吴满有听，加以修改后，1943年3月在《解放日报》副刊版全版发表。整版刊登一首诗，在《解放日报》六年来的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在《解放日报》艾思奇执笔的《从春节文艺宣传看文艺新方向》的社论中，称《吴满有》这首诗为“实现《讲话》精神的代表作”。诗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断和名句，闪耀着诗才的光彩。“皱纹里也充满了阳光”的诗句，诗人李又然就非常欣赏和多次称赞。
艾青有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与崇高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情，每遇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重大胜利、或国民党倒行逆施进攻解放区这些重大时刻或重大纪念日，他激情澎湃地写出于抗战、于革命有益的作品，表达人民的意愿。他的诗犹如黑暗的岩石上迸射出的火花，飞溅、闪烁、照亮了明天！那时我在《解放日报》当副刊编辑，我们都乐意向艾青组稿，而他对我们有求必应。他写好稿子交给我们就了事，从来没有向编辑提过任何唆的要求，因此，艾青是我们大家最喜爱最欢迎的文艺家。
艾青热情参加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这些都是他为人民服务的阵地。他认为，诗不走向人民大众，人民大众绝不会走向诗，艾青满怀热情地创办与编辑街头诗墙报。这些街头诗常常配合发表一流画家的作品。这些诗画结合的街头诗中外罕见，可惜张贴出去后，都乘风而去了。如果现在能找到一两张展示出来，对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做再高的估计也不会过分。
艾青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纯文学者。从不把文字当做甜点心与小摆设，他写作是为人民、为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艾青没有想过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什么人与不奖给什么人。他在延安做过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当过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对此他深感光荣、喜欢。艾青心直口快，不弄虚作假，有强烈的正义感，对腐朽的作品与错误思想，他勇于进行批评、斗争。
在延安，艾青与毛泽东有较多的交往，同志般的友谊的交往，艾青有一些重要稿件，常常先送给毛泽东征求意见，然后再发表。艾青领导中央党校秧歌队，写了一篇总结性文章《秧歌的形式》，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看后写信给秘书胡乔木，说：“此文写得切实、生动，反映与解决了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子，或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的注移到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艾青向毛泽东要求去前方，毛泽东答复他交通不便，可在边区深入生活。这是保护艾青。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太残酷太艰苦，1942年以后，前方的文艺家多陆续回延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一批批组织文艺家去所谓前方，即新解放区。
艾青出版过约30种文集，其中有许多多次再版，或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晚年又出版精致的艾青五卷，可谓“著作等身”的名家，中外公认的杰出诗人。我把艾青视作老师与前辈。
我和艾青接触较多，是1955年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以后。那时的作协在东总布胡同22号办公，前院是办公室，后院楼下是图书馆、会议室，后院的其他房子是宿舍，住的有周立波、张天翼、艾芜、艾青、我和其他几位搬出搬进的作家。我和艾青是邻居。我们是不熟的老熟人。晚饭后他有时来我家小坐，把他发表的新作与出版的新书赠我，说说书的内容和印刷装订的讲究。他见我没个烟灰缸，便拿来一个法国的瓷烟灰缸送我，说法国的瓷器不行，“但造型蛮好，使得我们借鉴”。他指的是站在缸边喁喁私语的那对小鸟。1956年，艾青在婚姻问题上犯了过错，小心谨慎，足不出户。偶然来我处，也显得局促和腼腆，我说：“请坐！”他才坐下。他说：“我在延安的表现和情况，你是了解的。”他眼里含着泪水，我说不清是因为他患有眼疾还是感情激动，我明白他话里有话，便说：“我了解。”他又说：“我认错，我的检讨你都看了，是彻底的真实的。”我说：“都看了。”他说：“有什么意见，可以指示嘛。”我说：“现在还说不出意见。”他说：“请你帮助！”人谁无过？我说我兼做机关党的工作，有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责任。后经上级批示，同意给艾青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处分不轻，也属恰当。可是有领导却问：“这样的人还能做共产党员吗？”然而我们在后院散步碰面的人，如张天翼、艾芜都为艾青能留在党内高兴。
1957年反右斗争时，艾青这位延安的劳动模范、积极分子成了“右派”，人们不解，可能像战争中的大决战时刻那样，只有总指挥心里有数。“解放以后，怎么文艺界像有了分工，有的人整人，有的人挨整？”这是艾青说过的最著名的怪话，也是他的罪状。这话对领导虽有不敬，但绝无反党之意，这只是诗人童心的单纯。艾青受委屈20多年，从没怨愤牢骚，他只说过一句尖刻的话：“某某某厉害，他死后还从棺材伸出一只脚，踢你一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正冤假错案的阳光普照大地，艾青恢复了党籍、名誉与原级别待遇。1980年我又调到作协工作一年。在党组副书记兼《人民文学》主编李季不幸早走以后，在党的会议上，我建议两肩空空的艾青继任主编，又被人批为“黎辛还是为艾青那些人说话”。我说得不对么？当年艾青不是延安《诗刊》的主编吗？
1996年5月5日4时在黎明的曙色中，艾青从容地给他的人生旅程画上了句号。
诗人微笑着，睡着！
1996年5月20日 积水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