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黑丁，原名于敏道，1914年出生在山东省即墨县农村，家庭贫困，14岁随父亲“闯关东”谋生。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军攻占沈阳我军兵营，黑丁冒着敌人炮火冲出，逃回青岛。1932年读高中文科时，写了题为《乡情》的短篇小说，经名作家王统照老师指导修改并介绍到文学前辈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发表，这是他的处女作。
黑丁在青岛写作，又主编《青岛民报》副刊，1933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共产党，与这时在青岛的东北作家萧军、萧红、舒群等一起进行革命文艺活动，往往也被称作东北作家。
我认识黑丁是1937年秋，“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他在那里待不住了，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在冀南、豫北参加战地抗日宣传活动。秋天，他与碧野、田涛等青年作家先后到开封，住在地下党办的《风雨》杂志社。刊物主编是嵇文甫、王阑西、姚雪垠三人。黑丁睡在办公室乒乓球台上。他生活简朴，待人热情和蔼，大家都亲切地喊他老黑。
这时我已经读过老黑的引人注目的发表在《作家》杂志上的《生路》。后来我才知道是鲁迅先生帮助他发表的。1936年4月20日，老黑写信向鲁迅请教，鲁迅日记中记载“得于黑丁信，即复”，鲁迅表示愿意给他看稿，并鼓励他参加工人爱国运动与革命文艺活动。22日，老黑将短篇小说《路》寄鲁迅请教。鲁迅23日的日记记载“上午得于黑丁信并稿”。鲁迅将稿寄《作家》主编孟十还，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请孟十还与于黑丁联系，老黑将《路》改为《生路》发表，这是于黑丁的成名作。
《生路》揭露了国民党当权者对铁路工人剥削压迫的罪恶勾当的本质。
老黑的作品题材较广泛多样。有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内容的短篇《火场》，描写日本士兵反战情绪心理活动及反抗行为，被长官发现，于是以残酷血腥手段来对付本国的士兵，读后颇觉惊心动魄。他的另一短篇小说《北荒之夜》，写东北抗日战争中的游击队员英雄形象，是一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战争与爱情的故事。描写一对男女主人公相识、相恋的经过，男主人公有一次出去执行任务，不幸被捕，上酷刑，遍体鳞伤押进牢房。他把藏在棉帽夹层中一寸大的恋人的相片翻出来，他庆幸没有被敌人发现。他用手指捏住相片细细端详，然后送进嘴咀嚼吞入肚里。他想：恋人融化在他心中与他相伴而死，瞑目矣！这篇小说的细节描写有新鲜感。
老黑的散文《流浪》《夏》《雾》等作品中的青年主人公，在黑暗的旧社会他们痛苦、迷茫、彷徨，希望寻找一条光明的路。这正是老黑青年时期的思想情绪的写照，也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青年所期盼、所向往的写照。
老黑的作品的特点是把自己的思想及爆破性的性格融入作品中，以烈火般的豪情塑造抗日民族英雄形象，用仇视的目光锐利的笔锋揭露民族败类的丑恶灵魂，揭露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大地的毒辣手段及对老百姓的凌辱的罪行。人物、景物较有“动”感力，好人、坏人一个个活生生般显现在读者的眼前。老黑在上海那段时间是他的创作丰收期。
老黑来开封时，我在开封编杂志，听说老黑等作家来到，我非常高兴，去找他们约稿，碧野给了一篇，老黑与田涛说，再上前线以后写了寄给我。1938年初，老黑与曾克等人去了豫北前线一八一师做战地宣传工作。曾克是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就与我一起在开封做救亡工作的熟朋友，不久他们同居结婚了。1938年3月或4月，老黑夫妇去了已经在内地形成政治与文化中心的武汉市。1938年6月我在武汉市八路军办事处考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回长沙取行李与路费准备去延安。在长沙认识了共产党员、名作家彭慧，她告诉我老黑和曾克已经回到武汉市了，与彭慧是邻居。彭慧与穆木天住在武昌海马巷小客栈，老黑夫妇住在附近海月巷小客栈。彭慧善良，不放心我18岁一人远行，约我一同到武昌，让穆木天写信给创造社老朋友、在西安的郑伯奇与在延安的周扬照顾我。
我到老黑住的小客栈开一间房住下，上楼去看老黑。旧友忽然相逢，分外开心，他俩让我与他们同住，我说我已交了房租，他们说不管怎样，都搬到一起住，大家好好聊天，说着拉我下楼去取行李。这客栈既简陋又肮脏，屋里有一张桌子，两三把木椅，坐下看见墙木板缝有指头宽，可以看见邻居。大家坐地铺，地板缝里有臭虫，老黑说天花板上也有臭虫，晚上人睡了，臭虫会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喝饱血，天亮顺墙又爬回天花板。一间房租两角，一日三餐一人伙食费也是两角，一桌八个人，四菜一汤，一碗饭没吃完菜就没有了，谁不够，可以另付钱加腐乳。当时卖文为生的作家过的就是这样艰难的日子。
好在老黑的稿子还有地方发表。他在中学时期与著名作家茅盾先生通信，这时茅盾主编《文艺阵地》还管些报纸的副刊，都发老黑的作品。他写的是打击日本鬼子的内容，一般报刊也发表。老黑这时成了著名的多产的报告文学作家。
老黑自193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1938年，他作品的风格和技巧，逐渐走向成熟。他的有些作品被译为俄文，如《回家》《沁河两岸》等。他的作品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与《延安文艺精编》等。
1940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局势紧张，周恩来同志决定把一部分进步文化人送到延安与香港。国民党抓人的黑名单上有于黑丁的名字，周恩来秘书约老黑谈话，恩来同志亲自接见，亲切地说：“我已经通知延安，你最近就走吧！”1940年末，他们辗转艰难地到达延安。老黑被分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秘书长。我那时在《解放日报》当编辑，我们在延安重逢备感亲切。此后，我常去“文抗”玩并向他约稿。那时，老黑正当盛年，他决然放弃文学创作，投身于秘书长的行政事务与为文艺创作服务的工作中去。他干劲十足，精力充沛，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似的工作，他是共产党员，自觉地服从分配。
1942年5月，毛泽东召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老黑应邀参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老黑听了格外高兴，以前他也长期与工农兵在一起，但这与毛泽东号召的不同。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中去，向工农兵学习，改造思想，与工农兵相结合，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新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大发展大丰富。老黑带领机关勤杂人员和行政干部，去南泥湾原始森林烧木炭。烧木炭是机关学校每年必须做的工作，它是最辛苦的劳动，要用木柴搭防风、防雨、防冻的帐篷，要挖地灶做饭，要防狼防野兽，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出工砍树、锯树，烧炭出窑，累得浑身冒汗，每个人不是伤手就是伤腿。老黑这样吃小灶的干部、作家，大概也只有他一个去了。烧炭回来，老黑写了题为《炭窑》的中篇小说发表在《谷雨》杂志上，让人了解烧炭的生活，高尚的劳动，这是延安描写生产劳动的杰作之一。
1943年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时，老黑想不到竟成为“抢救”运动的重点对象，逼他承认是文化特务，在三部鲁艺做典型发言。他不能写作也没法工作，苦恼极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要求去晋冀鲁豫敌后方抗日民主根据地。离开延安前，他找党中央刘少奇副主席谈历史问题，刘勉励他：“你放心去前方吧，不要背包袱，放心到群众中去吧！”
到晋冀鲁豫，他要求参加土地改革，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夜，他在小油灯下及时写出了反映土改斗争的《斗争》《母子》《区委书记》等小说。这些作品风格朴实，抒情色彩较浓郁，有着地方特色的群众语言，人物性格鲜明。从中可看出他的思想情操及精神相应转化而上升到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度。在晋冀鲁豫，曾克随军上前方，老黑带孩子，两人从暂别到分别，他俩各自重组家庭后仍保持友谊联系。
1948年郑州解放，我们又再次旧地重逢，并被分配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日报》，他任编辑部副主任，并编副刊，我编新闻版，他外出开会时，我代他管副刊。
1948年5月武汉市解放前，我奉命去武汉市武汉军管会的《长江日报》；老黑当选中原文协副主席。1949年5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我参加了老黑为团长的中南五省文艺界代表团，我们又到一起了。会后，回武汉，他任中南文联副主席，我任《长江日报》副总编。1952年底，《长江日报》撤销，我调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新闻出版处兼文艺处的工作。一天，中央宣传部干部处有电话找我，问：“你们上报于黑丁任中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职务，可他的历史结论是‘文化特务’，你们怎么考虑的？”我说：“我刚兼任文艺处的工作，对文艺界负责同志的历史不了解。上报于黑丁任职的事，不是我办的，这事我要请示赵毅敏部长以后，才能答复你们。”这时候我才知道当年“抢救”老黑以后，做的是这样的结论，以前我只听他说过，他没有看过结论，他不知道做过结论没有。
我就于黑丁任职的事向赵部长请示，赵部长说：“延安时期给于黑丁做的结论，只是根据他的‘坦白交代’，没有根据，又没有经他本人过目签字，不能算数。这些年他的工作与思想表现都是好的，所以我们把他当作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使用。以后你们抽点时间，再给他做个历史结论。”我把赵部长的意见上报了。不久，中央批准了于黑丁的任职。市委宣传部经过调查研究，给老黑做了没有历史问题的结论。经老黑看过，签字同意，存入他的干部档案了。
老黑长期在中南大行政区与武汉市及河南省文联任主席、党组书记，离休后是文联名誉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首席顾问。在长达几十年的工作中，老黑认真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关心文艺家深入生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他注意培养文艺新人，他牢牢记住鲁迅、茅盾、王统照先生培养教育他的情景，因此几十年来他无不亲自给青年作者看稿，提出修改意见并介绍出版社出书。他以真诚的心来相待年青一代。
老黑的文艺论文先后结集出版了《培养青年作家》《生活学习创作》《文艺论集》《繁荣文艺创作》等。老黑又成为文艺理论家，像许多共产党员文学家一样是文艺写作的多面手。
1959年，他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做“文学如何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发言，后整理成文发表在《长江文艺》上。“反右倾运动”开始后，他因此文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一级，下放到武汉锅炉厂劳动。
老黑胸怀豁达，虽挨整而无怨。延安挨整，新中国成立后挨整，“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是跑不了的，但他万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后，竟被诬陷为“四人帮”余党。所谓“余党”，就是老黑在20世纪30年代住上海时认识过张春桥，而新中国成立后老黑并未与张春桥有过任何来往，有人据此就向河南文管部门还向中央揭发老黑是“四人帮”余党，没有任何具体事实，文管方面也不与老黑打招呼，粗暴地宣布停职审查，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罕见的冤案。老黑万般无奈，决心向中央级领导写申诉。所幸在胡耀邦同志的干预下得到了纠正，耀邦同志说：“今后不能再制造冤假错案了！”
浪费了八个月的时间，这一诬陷才真相大白。
老黑在延安整风以后，一直按毛泽东的教导，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办事。老黑的一生是学习马列学习社会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老黑一生写的一百多万字，先后出版了十多本书，这些书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现在有人说老黑的作品以及延安许多作家的作品不好看，缺乏故事性，没有惊人的情节，更无多角恋爱的内容。这些读者不理解，作者写的是他们所历所见，是真实的生活，使用的是工农兵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作品有地方色彩与时代气息，表现伟大祖国几十年的变迁，是爱国的历史，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它的美学观是人民的、是朴素的、是有代表性的。
现经有关文艺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准备出《于黑丁选集》，这是在文学事业工程上办了一件好事。老黑的英灵有知，会感恩于后辈为他做的一切。
老黑夫人吴萍同志嘱我写点儿感想，我是义不容辞的。
2003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