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牧是1939年末考上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第三期的。他在《窄的门和宽广的路》一文中回忆道：“我终于在另一次报考中，考上了鲁艺文学系，而且被认为是这一批考生中水平很不错的。”这是确实的。我认为冯牧不仅在“这一批考生中水平很不错”，就是在文学系第三期50名左右的同学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冯牧一生在文学创作、编辑与组织领导工作中的贡献可以证明。
1940年春，新生正式开学，院长吴玉章莅临讲话，周扬副院长宣布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这是由他提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我听不懂改名的理由，反正鲁艺的校名从此正式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了。1944年4月，鲁艺合并到延安大学，我不懂为什么又恢复为鲁迅艺术学院。
我是1939年初冬从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延安入鲁艺文学系的。这时文学系只有十余位同学，多半是党员，大家选举程坤与我当班长，程坤任支部书记，我为支部委员。次年春天有三四十位同学时，音乐、戏剧与美术系也招进相当数量的学生，才正式开学上课。从此，我与冯牧在文学系同学两年，有一段时间还是同班，同住在用木板架成的大床上，算是比较熟悉的了。
一、文学系的高才生
冯牧曾回忆：“1938年春天，我终于逃离北平，通过‘民先’的安排来到冀中解放区”。不久，冯牧又和一些青年一道被送到延安学习。“到了延安，我和一个北京同学一道去报考鲁艺，他报考音乐系，高高地考中了；我报考文学系，却名落孙山”。冯牧指的这次报考，时间估计在1938年6月以前。我是1938年7月在抗大总校报到，被编入六大队，驻在洛川。当时抗大编队是以报到时间与文化程度编排的，够一百几十人就编一个队，一个大队三个营，一个营四个连队。我是高中二年级学生，冯牧是高中毕业生，如果同时到达，我们就可能被编入一个队了。
冯牧是北平的高中毕业生，在延安的青年干部中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又自幼阅读大量经典文学作品与喜爱写作，本应考中鲁艺，就是报考国民党统治区的名牌大学也能高高考中。1938年的鲁艺是短训班性质，没有固定的教学计划与招生制度，报考学生来一个考一个，有时也同时考几个，录取与否完全由主考的老师决定，有水平、有才华的学生名落孙山的不乏其人，《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李季即是其中之一。
话说回来，冯牧1938年报考鲁艺“名落孙山”之后，他说，“我几乎用心地阅读我得到的一切文学书籍，几乎每天都试着用自己以为优美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记下来，以提高文学素养”。1939年，他再次报考鲁艺，主考是系主任何其芳，“问了几个关于文学的知识性问题”，“然后是笔试：要我在一个小时内写出一篇人物速写来。恰巧我刚刚读过法国纪德写的一篇散文《描写自己》，我也就写了一篇1000字的题为《自画像》的散文，我完全没有想到，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显然还很幼稚的文章居然大为赞赏，他拍着我的肩膀，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行了，你考上了。’”
冯牧在北平就“逐渐从对于屠格涅夫、哈代的长篇小说和何其芳的散文的迷恋转入到‘民先’和同学间组织的读书会的活动上来”。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几乎参加了从‘一二·九’开始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受过国民党军警的水龙头和棍棒的冲击”，政治口试无疑他是可以通过的。而“何其芳的散文”主要的是1936年获《大公报》文艺奖的朦胧散文集《画梦录》，在当时虽然赫赫有名，但是革命与进步青年阅读的却很少，仅凭这一点就够让主考教员开心了——多么难得的知心“得意门生”啊！
1938年，没考入鲁艺的冯牧却考上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去了当时集中许多进步文化人士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搞进步文艺活动。该校由阎锡山创办，这位老军阀1939年末忽然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决死队与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冯牧与邢立斌、胡采等只好迅即返回延安，冯牧与邢立斌都考入鲁艺文学系。
抗日战争初期，延安各学校的招生简章上公开写着毕业后去留自愿，实际上留在延安与解放区工作的多，去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少，一些看问题简单的同志却认为去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是“脱离”革命，开倒车了，我想冯牧可能因此不愿提此扫兴的旧事。冯牧学习好、工作好、写作好，人缘也好，在延安始终没有入党，这一段经历可能是主要原因。1946年他被派往晋绥解放区陈赓部队采访，迅速写出报道，受到欢迎，被陈赓部队留下，并迅速入党，是理所当然的。
冯牧说：“从1940年起，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文，那多半是学习中的作业，由何其芳同志挑选出来寄到大后方报刊上发表的。也是从这时起，我的兴趣从诗歌、散文转到了评论方面来。”冯牧发表在大后方报刊上的作品我没有见到。当时，国统区只有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与萧乾主编的《大公报》副刊发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比较多，何其芳与萧乾熟悉，与胡风没有交往，何其芳可能是将冯牧的作品介绍给萧乾的。
我记得冯牧在延安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题为《奥勃摩洛夫和我们》，但却想不起也没找到发表在什么杂志，印象是发表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编的《文艺月报》上，可是鲁艺有的老师对鲁艺的学生在《文艺月报》发表作品是不满意的，陆地的《落伍者》发表在罗烽主编的《文艺月报》就受过非议，也可能是在鲁艺墙报上发表的。
1941年，鲁艺出版一份名为《草叶》的铅印杂志。《草叶》的取名，据何其芳说是来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何其芳喜欢惠特曼的长句诗，他主编鲁艺的铅印刊物，就取名《草叶》。冯牧在《草叶》上的作品，还是老师留着版面等他把“习作”抄清交稿发表的。《草叶》每期一个印张，印刷500份，发表的作品少，不公开征稿，读者少，我对它没有什么印象。
冯牧最早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理论文章，是1942年5月9日的《论文学上的朴素》，一开始就表现出他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年轻理论家。文章说，“朴素的风格，我们应当肯定它，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的朴素的风格，是那种单纯的、真实的、能够使人立刻嗅见那所反映的生活的气息，感到那所反映的生活……”，“我想为创作上的朴素作一次公开而合理的辩护，所谓朴素就是单纯、自然和真实的概括语，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完全的合适，思想和形象的完全的合适，就是当你想用作品告诉别人一个思想、一点生活的时候，你所应当用的是和它们最相一致的艺术形式，最相一致的语言文字”。冯牧认为，“朴素，那意思就是它是一篇单纯而完整的，真实而不夸张的，以适当的语言和形象表达出一片现实生活的思想的作品”。现在重读这篇文章，仍感亲切与现实。
冯牧与黄钢、杨思仲（陈涌）1942年5月27日在《解放日报》副刊版头题发表的《我们的部队在山林里》，描绘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深山老林里开荒、养猪与学习的生活，是较早描写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被我们副刊部重视的作品，这篇报告文学还请著名青年木刻家古元作了五幅插图，图文并茂，非常可贵。
冯牧创作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但写得最多的是文学评论，是一个文学多面手。从1942—1946年，仅在《解放日报》即发表21篇作品，与人合作的只有一两篇，在青年作家中是高产型作家。近年拿到作家组织发赠的抗战文学纪念牌的作家，有的抗战时只发表少数几篇，也可能有的在抗战时写过但还没有发表呢，纪念牌是硬发的，也不便退还。
冯牧随陈赓部队从晋绥开过黄河，渡过长江，解放南昌、杭州，到达昆明，写过几十篇战争报告文学，最著名的一篇《新战士时来亮》在昆明印过单行本发行。1950年，我业余兼管中南新闻出版局武汉通俗图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时，曾以《新战士时来亮》为题，给他出版一本报告文学集，这是冯牧的第一个作品集，冯牧的九弟还到出版社取过二三十元稿费的。后来未见冯牧提及，可能是忘了。
二、《解放日报》的好编辑
1941年末，文学系学生两年学习结束了，新年后要分派到实际工作中实习半年，回来正式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栏实习。1942年3月中旬以前，文艺栏主编是丁玲，接着由舒群接任，编辑只有陈企霞一人。
4月初，副总编辑余光生来到我的办公桌前，说：“小黎，请你到我这里来一下。”在他窑中坐下，他问我：“你来报社工作三个月了，你对工作有什么意见？”我说：“我觉得党报工作很重要，这里的政治空气好，领导对干部关心爱护，我感到很好。”想不到，余光生说：“我们对你的工作感到是好的，我们想留你在这里工作，你有什么意见？”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同意！”余光生说：“好吧，我们谈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谈。你留在这里工作，你什么都不要管，调动手续由我们办理。”过两天，余光生找刚从鲁艺调到报社任采访科长的黄钢和我谈话，他说：“我们报社的记者太少，还想从鲁艺调些人来，调能写能跑的同学来当记者，请你们给我们介绍几个，写些他们的简单情况，我们考虑。”黄钢问：“要几个？”这时报社编辑部包括校对科只有三四十人，大约黄钢估计增加记者也不会很多。余光生说：“要十个，你们可以提十几个，让我们考虑。”这时除去黄钢和我，在报社工作的在鲁艺学习过的还有张蓓（张沛），他是从《绥德日报》调来的。后来陆续从鲁艺调到报社工作的，一般都是我俩提名的，总共有十七八名。冯牧能写能说能活动，又与黄钢和我比较熟悉，我们提的名单中，冯牧排名在前。可是，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冯牧1944年下半年才分配到报社来，他是理论家，分配到副刊部做编辑。
冯牧以前没有做过编辑工作，可是他聪明，很快就进入角色，能够出色地完成编辑任务。冯牧看稿快，他认为能用的来稿，在稿笺上写清楚意见，没有被发稿人退回过，他写的退稿信针对性与说理性强，副刊部主任艾思奇（1943年调来，文艺栏改为副刊部）审阅后一般同意，没有让他重写过。编辑轮流跑印刷厂发稿与看清样，我带他去两次他就熟悉了。他看过的清样，像老编辑，符合编辑部要求。那时编辑部要求报上没有错别字，最多1万字（即一个版）可以有一个错别字，但这一个错字不能是政治性的和重要的。有一次发表一篇陆定一写的题为《斯固必脸谱》（黎注：可能有错字，现难以查对）、署名“观察者”的杂文，冯牧看完清样交给排报车间改正付印时，一位老工人拿到清样翻翻看看，很快告诉冯牧：“你看看这篇文章的署名是不是错了？”冯牧一看吓了一跳，“观察者”错为“观察着”了，“者”与“着”字形相像，这样的字难校对，他疏忽了，老工人有经验，拿到清样先看标题与署名等重要的地方有无差错。冯牧从工厂回来就把“险情”告诉大家，大家都说这对我们也是个经验教训。
难得的是冯牧与拼版工人处得很好，副刊编辑每人轮流一周看副刊（即第四版）的清样。副刊版提前一日发稿，上午编好送审，下午排字，晚上看清样，次日见报。轮值看清样的编辑，要在下午晚餐前去排报车间取清样，具体时间没规定。编辑去早了，版面还没拼好，去晚了工人下班走了，要在工厂找到拼版的工人才能取到清样，为省事编辑一般是早去一会儿。冯牧在等清样时，认真看拼版，走动看看字架，记住各种字体与常用字排列的地方。这样，拼版工人需要什么字与花边铅条，他常可以帮忙取来，文章多的时候，他可以临时删去些字，不用拼版工人改换字间的铅条，版面也不拥挤难看。
冯牧关注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纸，发现好的作品，提出建议在副刊版转载。一次，他在太行山《新华日报》发现有署名苏策的报告文学，他向我说：“这个苏策，不知道是不是北京与我一起做救亡工作的苏策，他也到解放区了？”我当然更不知道。不久，有个署名苏策的人从太行山寄稿来，冯牧看后认为可用，交我看看可用否。我说我看也可以用。发稿后，他写信希望作者继续来稿，并问他是不是冯光植（冯牧原名）的朋友，就这样分别数年的朋友联系上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小拐棒胡同，我认识了苏策与他全家。
赵树理是1930年左右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1943年起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地板》等作品轰动太行山与山东等邻近的解放区，可是没有向《解放日报》投稿，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通信地址，无法约稿。一天，冯牧或杨思仲在解放区的报刊上发现了《地板》（即土地的意思），交给我转载，因为这时我兼管发稿，编辑有事与我商量得多些。《地板》写得非常好，杨思仲写了约1000字的长篇按语，在内容与形式上予以称赞，并发在头题位置，这是1946年6月9日。不久，资料室将延安新华书店翻印的太行新华书店出版的赵树理短篇小说集放在靠办公室门口坐的冯牧桌上，说这是你们要找的赵树理的小说，这使我们喜出望外。这本集子选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与《李家庄的变迁》三篇小说。冯牧说：“那我就先看看吧。”几天后，冯牧写了题为《人民文学的杰出成果》的推荐文章，建议转载《李有才板话》。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写文章说周扬首先评论赵树理的作品，冯牧说：“我写的评论比他早。”冯牧说得对。冯牧的文章发表在1946年6月26日。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发表在1946年8月21日。在延安，更早些是杨思仲执笔的编者按语。冯牧逝世后，有消息说：“冯牧早在延安时期即开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工作。他发现并推出了如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郭小川的文集等一批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品。”这则消息的第一个句号前是对的。第二个句号前的说法不合适。发现并推出《李有才板话》的，首先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李大章。1943年《李有才板话》发表后，他即写了评论文章。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1946年9月22日发表的，当日即刊载了解清的题为《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的推荐稿。《王贵与李香香》见报前，冯牧读过，也认为是又一杰作。至于郭小川的作品，《解放日报》只发过两次稿，一次是1941年11月4日，冯牧还没到报社工作，第二次是1945年6月4日—5日，是谁经手初审的，我已没有记忆，但冯牧在延安从没有评论过郭小川的作品是可以肯定的。大约郭小川在延安也没有出版过“文集”。
冯牧写稿，文字流畅，条理清楚，言之有物，为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艾思奇欣赏。一次，编辑部解放区组写了篇题为《解放区应当首先得到救济》的社论，艾思奇交给冯牧修改，艾思奇说：“这篇社论，他们写得比较乱，请你抽时间给改改，迟一两天发表没有关系。”这天晚上，冯牧窑洞中的美孚牌油灯很晚才熄，次日上午上班就将社论交给艾思奇。艾思奇坐在办公桌前立即审阅，告诉冯牧：“你重写得很好，可以用。”这篇社论发表在1946年1月14日头版的位置。
三、《大登殿》的精彩演出
1946年秋高气爽的一个夜晚，延安阔气的有长椅能坐千余人的中央党校大礼堂内座无虚席，高悬两只大汽灯，明亮辉煌，台下一片宁静，人们聚精会神地观看延安平剧团公演延安从未演出过的压轴新戏《大登殿》。
平剧团头牌老生李英良饰演的薛平贵将岳父王允问斩，马达、江海将王允押下场，头牌青衣花旦任钧饰演的代战公王靠右边站，“望家乡”的锣鼓点敲打得特别响亮，出场门打帘子的把出场门帘高高地往前甩起，王宝钏凤冠霞帔，左手持笏板，侧身上场，猛转身亮相，地地道道的程派出场亮相，好俊俏的王宝钏！大家欢喜而惊异地鼓掌叫好，坐在我附近的人不断悄悄打听“演王宝钏的是谁”。延安平剧团演戏，只在剧场门口张贴剧目，不写演员姓名，戏迷们认识刚从一二师平剧团调来的李英良，认识任钧，认识扮演马达的名丑王一达等等，可是没人认识这位程派的王宝钏。
冯牧身材适中，长相漂亮，高鼻梁与大眼睛，地地道道的是许多女同志喜欢的美男子。满堂彩中，王宝钏左手持笏疾步上场，走到台中，抖右袖面向下场门，高诵念白“刀下留人”。“韵味好！”坐在我身后的戏迷说。延安演戏，不发票不对号，常常是在第五排与第六排留两张坐五个人的空椅专请首长与记者坐，没人看管也没人乱坐。我是《解放日报》的副刊编辑，剧团的同志常让我坐在这两排。戏迷们总是抢先坐前边的座位。虽然如此，这一晚我也来得特别早，剧场刚挂上汽灯，还没几个人我就坐下了。冯牧自幼喜欢京剧，在北京曾受程砚秋亲授，并在剧场登台玩票，从家里拿个绸被面作彩裤穿，受过训斥，但父母知道他唱得好之后，偶尔有熟识的亲友来玩，父亲也能让他清唱一段助兴。可是，在延安，高兴的时候，他只小声哼哼，同学请他唱，他就不高兴。冯牧调报社工作以后，资料室主任黎伟的妻子杨云英喜欢京剧，有时他们一起唱着开心。这时冯牧在平剧团当客座老师，星期日常去教戏，但登台表演却还没有。演《大登殿》这天，晚餐前冯牧对我说：“今晚去党校啊！”“去干吗？”“今晚我演戏。”他说得清清楚楚，可是我仍怀疑，又问：“什么？”“今晚我在党校大礼堂演《大登殿》，你与温联琛都来看啊！”“好，我们一定来！”我喜出望外地说。冯牧说：“可不能告诉别人！”
想不到冯牧演唱得这么好。王宝钏在台中右转身，提裙迈步上金殿台阶，并向“左控门”，面对薛平贵唱：“要斩我父为哪般？”挨着我坐的温联琛忽然笑出声来，我用胳臂碰她，制止她出声，她说：“你看冯牧的脚！”我说：“他的脚大，剧团没有那么大的彩鞋。”她说：“穿破草鞋，怎么也不洗洗脚？找一双布鞋或新草鞋，也好点嘛。”我心想，如果能借双朱德总司令穿的那种编织着红缨的（布）草鞋就好了。延安尘土大，又干燥，谁不是鲁迅说的“草鞋脚”呢？
此外，冯牧还演过一次《战蒲关》，两次演两出戏，观众着迷上瘾，可是到现在可能看过戏的同志还不知道饰演女主角的是谁呢。我是戏盲，但看过不少戏，说不出冯牧演戏的门道，但我认为程砚秋说过的“要是冯先生与我合作就好了！”是有道理的。
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