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对学术研究的方针是“学术自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里也有“奖励学术自由”的规定条文。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的现实，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需要各流派文艺家、科学家进行各种研究。当时，延安物质条件虽然极端困难，但是有学术自由的气氛，有民主的生活，大批文艺家、科学家从国内外，历尽千辛万苦，聚集在延安，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欧阳山同志在《双百小吏》一文里说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次鸣放的典型，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提出‘双百方针’来，但是在那个会上，人们可以自由发言，说错了也不会受到行政处分，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交锋，毛主席做总结，也没有说要强制执行”。欧阳山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做了过发言，会前会后多次和毛主席交谈，他说的是亲身经历。
我当时在延安党中央的《解放日报》副刊做编辑，有机会亲耳聆听毛主席有关文艺工作的教导。有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它体现了毛主席主张和提倡同志式的平等说理的文艺思想。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1942年11月26日和27日的《解放日报》第四版在“平剧研究”的小报头下，发表了尚伯康同志写的题为《“乌龙院”的生活和思想》一文。尚伯康不同意宋江杀阎惜姣，他说：“宋江和阎惜姣的矛盾不是单纯的关于爱情和关于男女关系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阶级矛盾，是一个阶级压迫者对被压迫者要使用他应享的特权。被压迫者反对这种特权，要求平等，要求自由，要求从这个压迫者手里解放出来。”尚伯康说，平剧《乌龙院》“是拥护封建道德伦理生活，拥护阶级压迫的社会秩序，拥护强制的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并且提出“这样的剧，是否可以在今天的群众面前演出呢？当然不能”。这种看法，在《乌龙院》初上演时是有代表性的。
《乌龙院》取材于《水浒传》。延安平剧（现在称京剧）院演出的剧本情节大体是这样的：押司宋江买妾阎惜姣，居乌龙院。宋发觉阎与同街张文远私通，对其盘问，阎直言不讳，还大骂宋江。宋大怒，匆匆离去，误将招文袋失落在院中，而袋中却装有梁山泊头目晁盖来信，此信如被阎拿到，后果不堪设想。宋立即转头回院寻找，阎拒不交，扬言要诉诸公堂。宋江被迫将阎杀死。当年平剧院演出时，宋江、阎惜姣与张文远分别由阿甲、方华与朱萍扮演，甚受欢迎。
毛主席在延安是京剧的热心观众，他看过《乌龙院》的演出。读了尚伯康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他将意见告诉解放日报社主管文艺的副刊部副主任舒群。他说宋杀阎主要是因为阎要告官，宋江与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有联系是革命行动，阎要告官谋害是奸细所为，建议舒群请专家写文章与尚伯康商量讨论。
12月17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发表了张庚写的《谈〈乌龙院〉》的文章与尚伯康商榷。张庚说，读了尚伯康写的《“乌龙院”的生活和思想》一文，“因为是研究平剧的，所以欣然读下去”，“然而读过以后，却使我感到不同意，觉得想说几句话，和尚伯康同志以及爱好平剧的同志商讨商讨”。张庚认为“这其中所着重的，明明是革命与反革命（反叛者与奸细）的斗争”。张庚还说：“虽然宋江与阎惜姣是主奴关系，而当宋江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反叛者，阎惜姣作为一个反叛者的破坏者之时，我们如果还从个人的身份去着眼，就完全看不出斗争的意义了”。张庚的文章是温和的、同志式的讲理，而不是盛气凌人地指责别人的文章，更没有给对方戴什么帽子。
张庚的文章发表后，毛主席告诉舒群，说文章写得好，问题说得清楚，态度温和，是同志间商量问题的态度，文艺批评应当这样写。舒群非常感动，他说毛主席那么忙，日理万机。发表张庚的文章我根本没敢告诉他，怕麻烦他。可是他看了文章，还打电话来谈意见。我想，毛主席的这些意见，我们应当作为对于文艺批评的指导原则遵循。毛主席关心领导文艺工作，将其摆在议事日程上，他经常阅读文艺作品，必要时，还以平等的身份，具体地提出意见，并给予指示。
张庚的文章发表以后，蔡天心和李纶也有评论《乌龙院》的文章寄到报社来，我们认为都有独特见解，也发表了。《乌龙院》的演出，在延安一直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