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断读到谈论《野百合花》等问题的文章，颇受教益，也引起一些感想。现就我所历、所见和所闻，简单说点情况与观感，谨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目的是交流情况，说明真相，减少些以讹传讹，求得共识，进而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
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一文中，曾经说过：“文艺栏中引起批评的文章是3月9日第98期登载的我的《三八节有感》和3月13日第102期、3月26日第106期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是的，丁玲1941年5月到1942年3月主编延安党中央《解放日报》文艺栏十个月，发表的作品，引起发表文章和读者来信批评的，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只有这两篇。
半个世纪过去了，环境变化了，如果现在发表这两篇文章，可能不会引起什么批评，更不至于进行“再批判”了。但是，《野百合花》的发表、批判，以及后来王实味被处死，是我国现代文学史和新闻史上引人注目的悬挂多年的案件。
1991年公安部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以后，许多当事人和知情人写了不少回忆文章，说明情况与总结经验。《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出版，以下简称《纪实》）中选辑八篇好文章，说了许多真知灼见和鲜为人知的实情，并附录《野百合花》和《斗争日记》，难能可贵。该书“出版说明”说“可以帮助读者对王实味其人、其事有个真实的、全面的、历史的了解。对某些文章中不实的报道，也可据此更正”，是否说得满了些，这本书和《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不仅有些情况和意见说得不一致，有些情况也可能说得不准确不清楚吧。
一、《野百合花》说了些什么？
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大标题，于1942年3月13日发表《野百合花》的《前记》和《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二、碰〈碰壁〉》；3月23日又发表《野百合花》的《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和《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前记》，为作者缅怀他“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李芬——一位女共产党员，1928年在湖南家乡悲壮牺牲的历史。接着说：“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作者从尖锐的“不和谐”开始，批评延安生活的缺陷。
在《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中，作者说生活里缺少领导和群众间的同志的爱，“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并且“到处乌鸦一般黑”，“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
在《碰〈碰壁〉》中，作者写他不同意2月份《解放日报》“青年之页”专刊上《碰壁》一文中说的“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作者说“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做镜子照一照自己”，希望“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
在《“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中，作者说不能只说“我们的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必然性的”，更重要的是“去防止黑暗的产生，消灭黑暗的滋长”，“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
在《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中，作者写“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王实味是作家、翻译家，会写文章，杂文写得犀利、形象，感染力强。编辑陈企霞编发第一次《野百合花》时，即3月12日上午约9时许，伸手把它放在我的桌面上，说你看看这个稿。我看完伸手放还到企霞的桌面上。企霞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他会写，我觉得写得酸了点，也偏了点。企霞说，我看不错，他很会写。稍停一会儿，企霞又说，这是丁玲看过、签过“可以用”的。我说，我看到她的签发了。我和陈企霞作为编辑，时常这样议论作品，我根本没有想到建议修改或不用此稿。现在重读《野百合花》，我的印象仍然没变，但我每想到此事，都深深责备自己，怎么不把意见说给博古同志。作者说的“面汤”“稀粥”与“享受”是过分夸大了，而“大头目”，“小头目”与“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是同志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分“延安”与“西安”的冷嘲与棒击，等等，显然是不对的。
二、博古说《野百合花》：“我看，写得偏了点！”
《野百合花》发表以后，第一个向文艺栏提意见的是社长博古（秦邦宪）。见报的次日上午，博古来到编辑室，问陈企霞：“王实味是哪里的？”企霞说：“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注：是中灶伙食待遇的研究员）。”博古又问：“他写的《野百合花》是怎么来的？”企霞说：“是从丁玲那儿拿来的。丁玲现在住在文抗，是她先看过，认为可以用，交我带回来发表的。”博古说：“这稿子还没有写完？”企霞说，“听说他还要写下去。”博古说：“以后不要发表了。”企霞说：“为什么？”博古不答，转身出去了。
3月23日，第二次发表《野百合花》，24日上午上班不久，博古就来了，仍是站在企霞旁边，弯下腰，问企霞：“怎么又发表《野百合花》了？”企霞说：“是第二次从丁玲那里拿回来的。”博古说：“我不是说过不发了么？”企霞说：“文章有问题么？”博古不答，企霞说：“你要说说文章有什么问题，我们才好办嘛！”博古直起身，略一思考，说：“我看，写得偏了点！”企霞说：“不是送你看过才发表的么？”博古说：“最近我忙，早班的稿子也多，你们的稿子我有时没有看。”企霞说：“我们送给你看了，看不看是你的事。”博古听了哈哈大笑，说：“当然是我的事，我负责，可是以后你们绝对不要再发了。”
博古说忙，是真的，他常忙得不吃早餐。博古特灶的炊事员老项常常围着早班办公室转，快中午了，把脚一跺，说：“忙，忙，又忙得不吃早餐！”挑起早餐担子下山给他做午餐去了。这时博古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总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要签发许多稿子，博古每早4时半起床，与新闻编辑一起上早班，审阅四个版面的稿子。他上新闻班或在编辑部开会，他窑洞的专用电话常常叫他，毛泽东主席有时一天几次电话找他。他还要外出开会。夜间无论谁从博古窑前经过，都能看到他还在亮灯工作，博古是个埋头苦干的大忙人。
博古从我们办公室出去以后，企霞问我：《野百合花》发生了什么问题？我说不知道。企霞说博古的看法和你一样。我说博古姿态高，说得好；我说“偏了点”，是在后边，在前边我还说了“酸了点”这三个可以不要的字。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忆当年博古力排众议，直说自己的意见，整风中又承担责任，我深深钦佩这位党的领导人高度的思想水平和道德修养。丁玲在《前前后后》一文中，回忆在延安高干会上，因《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受到批评时，博古从后边的座位走到她身边，悄悄问她：“怎么样？”丁玲当时感到的关心与温暖是无限的。
这时与文艺栏同在一个窑洞办公的还有党的生活栏和国内部的同志。博古走后，有人说，你们发表《野百合花》惹了祸，外边批评博古发表反党文章。接着，又听说有某将军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有人在后方写文章骂党，并来报社质问博古等等。这些虽然是“小道”传来的信息，但我们也能感到博古为此承受到的压力，王震忽然常来博古处，许多编辑都见到过，谈话内容大家不知道。
三、毛泽东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
《野百合花》发表以后，迅速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听说中央研究院有人调查，该院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同《野百合花》，详情不悉。《解放日报》“信箱”栏自3月20日起就有来信议论。4月6日第四版发表克勉的题为《〈轻骑队〉及其他》的来信，说：“在贵报信箱栏内看见有几封赞扬《轻骑队》的作风，其中有一封甚至主张把这样的作风应用到大报上去。同时贵报副刊上有些杂文（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同样地获得这几个读者的好评。我是一个不同意于这样见解的人。”“我们试一检查《轻骑队》的内容，除了使某些人能够发泄发泄以外，还有多少可以教育人的东西呢？”“这个小刊物的作风是有毛病的，这个毛病也曾侵入贵报副刊某些杂文。”
如此看来，事实并不是有的文章所说的，《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发表以后，报纸上没有反应。恰恰相反，是反应迅速、强烈，并且常常是和《轻骑队》一起被提出来的。这是当时延安发生的大事，在有些党员、干部中，一段时间内，议论得简直比战争还多。我们听说毛主席曾经发脾气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本文为说清楚《野百合花》，也附带说说《轻骑队》等有关的情况。
《轻骑队》是住在文化沟里的在青委工作的一些同志编的墙报，其形式颇像现在说的大字报，用毛笔字写了稿件贴在搭架子的大字报墙上。《轻骑队》的名字来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列宁青年》杂志的一个揭露缺点与开展批评的《轻骑队》专栏。《轻骑队》1941年4月创刊，1942年4月5日编委会写了《我们的自我批评》，检讨“编辑方针有错误”，不久停刊。
《轻骑队》勇于“揭露缺点”和“开展批评”，读者踊跃，在整风初期的星期天和晚饭后观众拥挤，有时如赶集市，有的整风学习会上也被议论起来。关于该刊的缺点编委会的自我批评说得好：“批评必须明白、具体，实事求是，被批评者的姓名与事实，应该直说，不要用某机关某人某次等笔法，不要以一个侧面来概括全体，以一个事实概括一个机关。”可见该报进行揭发与批评的混乱，这些经验教训从实践中来，对于健康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了切实的总结。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2月8日在中宣部召集的“研究写作问题”的当时称作“压缩会议”的会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会议由凯丰同志主持，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整风时期。两次演说的听众主要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高级干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为使更多干部听到，2月9日在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又讲了一次，现在不少作品说《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是在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召集的会议上作的，这是误会。
毛泽东的两次报告，都由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社会部部长，6月2日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后任副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负责人（排在第一）］于2月21日和3月7日分别向2000多和3000多干部作了传达报告。延安许多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分别在上述会上听到。
毛主席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整风报告，竟被分别刊登在《解放日报》第三版的中、下部，消息中写毛泽东讲话只有几百字。这时《解放日报》等报刊又接连发表出一些有错误有问题的批评延安生活和对于文艺问题发表意见的作品，其中除1958年《再批判》提及的几篇文章，还有2月17日《谷雨》杂志发的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等。王实味还在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上发表文章。这在当时被称为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大斗争，大论战。论战的形式是非常复杂的，从口战到笔战，从谈话到开会，从“小广播”到大广播，从墙报到《解放日报》，已经处处开展起来。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尾巴的集中的前所未有的表现，而且是自称为无产阶级思想出现的。这时又是抗日战争“黎明前的黑暗”，即最困难的时候，它促使人心混乱，尤其干扰整风运动的开展，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作为反共材料，所以从一开始，就为毛泽东所注意。
3月31日，在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主席发表讲话，其中后半部分说道：“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又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腐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读了毛主席的讲话，我们文艺栏的同志认为这是针对《野百合花》等文章说的，应该在版面上有所表示了。于是，4月6日发表了克勉的来信，4月7日发表齐速的《读〈野百合花〉有感》等。稿件都是作者投寄来的，文章都称王实味为同志，是商讨性质的。对于《野百合花》，毛泽东还曾经让胡乔木同志向王实味转达他对《野百合花》的意见：“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是这种错误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绝对不容许的。”王实味不接受。
2月份和3月份作了整风报告和传达了整风报告，但是正式的整风学习运动还没有开始。4月3日中央宣传部才作出《关于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但是，3月份就决定了解放日报社、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为整风试点的先行单位，首先整顿这些单位，取得经验，而后再普遍展开。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在全院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罗迈（李维汉，本文以后称他为李老，中宣部副部长，受张闻天同志委托领导与主持中研院工作，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兼任中研院院长）同志也讲了几点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的意见，讲完因感冒头疼离会。李老和范文澜的发言，引起王实味和许多人的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同意院务会议提出的院的领导同志和各研究室主任为领导全院学习和检查工作的院检委工作委员会当然委员，主张全部委员由选举产生。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在整风墙报上发表稿件的署名问题，李老的意见是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该匿名写稿，王实味等主张可以匿名。
为配合整风学习，中央研究院3月23日出版墙报《矢与的》，创刊号上发表王实味的《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和《零感两则》。王实味说罗迈同志“在群众情绪稍高涨时（要求检委民选）就来压抑，板起家长面孔，威势逼人，坚持主任为‘当然’检委，并从事领导。这在客观上表现他既不相信群众，又害怕群众，并装腔作势压抑群众”。又说：“从墙报可以不记名投稿问题，他就联系到‘无政府状态’这样使人害怕的词类。也许本院研究员同志都是些幼稚无知的小孩子，非得家长照顾才能生活吧？”
《零感两则》的一则是《硬骨头与软骨头》，全文如下：“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纲（刚）的硬骨头！”
《矢与的》发表的文章，多数人赞成，只有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写文章发表不同意见，《矢与的》第三期又发表王实味的《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说你们说“罗迈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所谓正确的意见，被大会以八十四票对二十八票的绝大多数所否决了”。
《矢与的》的发刊词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气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该刊发表文章，也发表漫画。有一幅黄铸夫同志画的讽刺张如心同志的漫画，画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口含烟斗，手捧《马列》，屁股上斜长着两条翘得比肩还高的大尾巴，并且有四五个人抬着这条尾巴，保护这条尾巴。漫画标题为《这条尾巴是领导批准的，动不得的》。也有讽刺李老的漫画。墙报上的文章，强调整风是“整领导”，“整大名流”，“割大尾巴”，有反领导情绪，对院领导提的“检查工作的范围是领导作风与个人思想”不理解、不接受；墙报文章都署真名发表。
《解放日报》的表现不得力，文艺界思想混乱，中央研究院在整风开始就遇到困难和阻力，这些，都大大妨碍着和不利于整风学习的进行与开展，所以毛泽东不分巨细，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亲自过问和动手动口解决问题。甚至《矢与的》墙报，他也在深夜“提着马灯”去看。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李言回忆，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毛泽东的意见尖锐、深刻，但没有说王实味的思想与表现是敌对问题。
毛泽东在整风初期，有计划有准备地紧张地领导《解放日报》增强党性的改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解决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学习，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战线进行三大战役，为整风铺平道路，创造了领导人亲自动手调查研究的典范，创造了领导人与文艺家、理论家、新闻家交朋友，亲切关怀与具体指导解决问题的典范，特别是系统地多方面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新闻理论和文艺理论！
四、《野百合花》和被“再批判”的文章发表的经过
1942年初，丁玲说她的关节炎发作，为去中央医院看病方便，拟借住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会址蓝家坪，在解放日报去中央医院大路的中间）。1月下旬，丁玲与文艺栏的陈企霞与我开会，安排工作。丁玲提出：一、她去文抗借住时把要看的稿子带去看，她去后陈和黎两人轮流送去初审后认为可用的稿子给她看，带回她复审看过的稿子准备发排。二、陈企霞负责发稿，每天画好版式连同稿件一起送博古审阅，反正稿子都是她看过的，她不看版式问题不大。三、她住在文抗，就近为文艺栏组稿，包括纪念《文艺百期特刊》的稿件。四、退稿信她不看了，谁退稿谁自己付邮就是了。原来规定编辑写退稿信，要经过主编审阅同意才能付邮。五、有急事随时打电话给她。丁玲搬文抗暂住，仍担任文艺栏主编的职务。丁玲说以上做法，是她请示博古并经同意了的。
1月31日（星期六）上午文抗秘书长于黑丁亲自拉马来接丁玲，那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家当，丁玲又只是去文抗借住，一匹马就把她和蒋祖林——与她相依为命的在家过寒假的儿子，一起接走了。
丁玲指示陈企霞和我轮流去她处，但是企霞管发稿，需要向丁玲请示的事情多。2月8日中宣部召集“压缩会议”，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是我给丁玲送票并和她一路去参加会议的，企霞也得到“通知”赴会。加上我还要跑外单位组稿。去文抗丁玲处请示工作，企霞比较多，所以博古问《野百合花》的事，企霞都了解并回答得清楚。
为《野百合花》的发表，1942年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以《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为题作了发言。6月16日全文在《解放日报》第四版发表。丁玲的文章除批判王实味之外，还说《野百合花》发表以后，“没有一个文艺家向编者或读者提出意见，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篇批评的文章出自文艺家的手”。丁玲在文章的后边作了自我批评，她说：“《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一个青年或新党员。马马虎虎地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我永远不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作为自己的警惕。”丁玲还具体地说了发表《野百合花》是她“对于自由论争的理解不够，和政治的幼稚”，考虑“需要短小精悍对外对内文艺理论的论争的等等文章煞费苦心，甚至有只要能引起论争，哪怕是理论不成熟的文章，哪怕是反面文章，都可以登载的简单想法”。
发表《野百合花》，丁玲作了检讨，博古说“我负责”，陈企霞与我在整风中虽然准备作反思，也找出《野百合花》的原稿备用，但解放日报社不搞“层层过关”，不向我们提这个事，我们也都没有“多此一举”再谈这事。
报纸副刊版处理稿件与新闻版不同，新闻稿不迅速发表，即过期作废；副刊来稿多少不稳定，必须手中有粮，预防稿荒。第二次发表《野百合花》时，丁玲虽已离职，但这是她签署“可用”留下的“存粮”。否则，丁玲怎么能大包大揽说她“当主编”发表《野百合花》呢？
丁玲在《前前后后》一文里，说过“到1942年3月11日出满了100期的时候，我就离职，而且在这以前一个星期就搬住在文抗。100期以后就改由舒群同志主编”。1942年3月12日丁玲在文艺栏的《编者的话》里，也说过“我最近大约要离开报馆，工作不久就告一结束”。我想这是笼统地一般地说的，言者无意，但听者有心，在一些研究者中竟引起误会。比如，对丁玲创作与生活研究卓有成果的王中忱、尚侠同志，在《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书中，据此推论出：“《野百合花》前半部分，发表于1942年3月13日”，“与丁玲有一定的关系。后半部分发表于23日，其时，丁玲早已不负‘文艺’主编之责了。”还说：“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分别刊于3月11日、12日，此时正值‘文艺’新旧主编交换工作之间。至于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却是作于1942年4月4日，刊于4月8日。它的发表与丁玲毫无关涉。”
3月23日发表的《野百合花》是丁玲签发的，在此以前发表的被“再批判”的艾青和罗烽的文章，也是丁玲签发的。艾青、罗烽的文章发表在“文艺百期特刊”里，是丁玲住在文抗“组织”来，并由她先看签署“可用”，由企霞带回来发表的。《野百合花》是丁玲“组织”来的，还是王实味就近送给丁玲的，我回忆不起来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个人交往。
可是，现在有几位丁玲著作的研究者和丁玲身边的同志也都说丁玲主编文艺栏100期，改由舒群主编，好像多数被“再批判”的文章是舒群签发的。舒群健在时对此有意见，要写文章“说理”，我劝止了。我说我负责说明此事。可是我怎么让人相信我的记忆呢？
踏破铁鞋，我查看了解放日报编委会的记录，在1942年3月13日的编委会记录上，记载着“会议决定调舒群去文艺栏”。我找到根据了，我的记忆站住脚了。这样，在3月13日以前舒群与文艺栏的发稿就“毫无牵涉”了。
3月13日决定调舒群来文艺栏，15日下午文抗的同志送舒群来，16日上班，17日听博古向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作增强报纸党性的改版报告。博古提出的改版方案，数文艺栏在版面上的改变最大，文艺栏取消“文艺”的报头，改为全版副刊。副刊的性质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全版副刊。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占全版位置的副刊。每天发文艺稿6000字，改为发文艺稿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稿共12000字，版面仍放在第四版。
听完博古的报告，舒群紧张了，他决定白天外出跑稿，晚上看文艺栏发排的稿子。4月8日见报的萧军的文章是舒群组织来，并是由他先看先签“可用”的，与丁玲“毫无关涉”。舒群还表示凡是丁玲签发“可用”还没有用的稿子通通照发，他也不再看了。
五、王实味的托洛茨基分子的结论是中央研究院“揭发”和批判出来的
为解决整风学习运动开始时发生的问题，中央研究院自5月27日到6月11日，召开了全院的“党的民主与纪律的座谈会”。6月11日，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李老和范文澜都发了言。
李老以题为《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作的发言，于6月2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李老说：“座谈会从讨论民主集中制开始，转弯到清算王实味思想的斗争。两个星期的座谈会，一方面对于偏向作了一般的清算，另一方面对王实味的反革命思想和反党的行为作了相当彻底的揭发。”
李老的发言还说：“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了的许多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并且说，“他的言论和行动表现出他的政治目的，也表现出他的组织企图；是政治的，也是组织的，其形式，其实质都是两面派。”还说，“谁都知道，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早已堕落为法西斯走狗，为抗战的公敌，为全世界人民所唾弃。”
范文澜发言的题目是《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载6月29日《解放日报》。范文澜发言首先说，他完全同意罗迈同志的发言。范文澜的发言也曾说道：“王实味是什么人？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范文澜的发言，还具体说到他同意罗迈同志说的“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李老和范文澜的发言，我现在引用的是《解放日报》影印本上当年发表的原件，因为我的记忆中是这样的。近日我读《纪实》中的文章和《斗争日记》，不知道为什么只说范文澜说王实味是托洛茨基分子，而不提李老先说。李老的发言应当是主要的总结性的发言。而且《纪实》第45页说“李维汉到最后还是想挽救王实味的”，我拿放大镜在6月28日发表的李老的发言中却恰恰找不到这样的话，是不是我没有仔细寻找呢？但我在范文澜的文章中却找到了这句话，他说他同意李老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找到这一句，当然可以肯定李老是说了这句话，并且是先说的。可是，亲历其事的作者和记录者怎么不把事情说清楚呢？
李老、范文澜的文章和《斗争日记》发表以后，延安的读者都知道王实味是个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了。这个结论虽然是大会“揭发”出来的，不是组织经过调查研究作出的正式政治结论，但是文艺栏却不能不重视这个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是中宣部和中研院负责人作的，特别是文艺栏同仁都看到李老、范文澜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以后，才送第四版发表的。6月24日发表的艾青的《现实不容许歪曲》和7月末发表的周扬的《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也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由毛泽东处送第四版发表的。
这样，在6月11日以后报纸发表关于《野百合花》的文章，就不再以同志相称，并且是批判式的了，上纲高，语气凶，是对敌人进行斗争了。只有6月16日发表的周文同志6月12日定稿的题为《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说：“我这篇文章，也用不着采取‘同志’的态度。”但他还是说理的，他并且引用鲁迅批评张春桥的《三月的租界》里的话。鲁迅说：“‘要执行自我批判’……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周文从这个角度评论《野百合花》，视角新鲜而说理朴实，我认为比较冷静，有独到的见解，所以，记忆深刻。
六、王实味的问题，必须和延安整风运动相联系而又相区别
王实味的问题是延安整风初期发生的，要正确理解、看待此事，总结经验教训，必须和整风的目的、做法和政策相联系，而又必须和整风取得的伟大成绩相区别。
《纪实》第1118页所载宋金寿同志的文章说：“当延安整风开始发动的时候，正如李老说的，青年人反而走在前头。青年抢先一步把延安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作风问题提到整风的高度，从而干扰了大方向。所以，毛泽东等出来‘纠偏’，首先同王实味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交锋。”“但是，这股风不怎么好刹。这样，王实味的在历史上的‘尾巴’，即同托派的关系被提出来了。揪住了这条‘尾巴’，既打了王实味，又刹住了‘歪风’。”宋金寿说得切合实际，是经过调查研究后说的。
揪王实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尾巴，中央研究院是怎么做的呢？5月27日到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党的民主与纪律问题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一开始就给整风初期发生的问题扣上搞“极端民主化”的大帽子。《斗争日记》说：“我们在动员大会上否决了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我们把整风运动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领导方面的尾巴），这些都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是的，在范文澜主持的整风动员大会上，28人赞成院务会议提出的检查工作委员会名单，84人赞成选举全部委员。选举的结果是院务会议提出的李老、范文澜、党委书记、秘书长等院的领导同志和多数研究室主任当选，落选的两位主任也在4月2日召开的第二次检委会上，经李老提出，大家同意，又都当上了委员，普通研究员当选为检委的有王天铎和陈国璋两位。据王天铎回忆，在检委会上没人理他们两位，他们也没有说什么话，最多参加三次会议就自动退出了。这个问题在4月初已经完全解决了。民主选举检委会，是经过范文澜副院长同意以后才进行选举的，这个“极端民主化”并没有违反组织纪律。范文澜是著名的忠诚、淳朴和高水平的专家，他为不理解这个“极端民主化”作过多次检讨，现在看来也可重新研究。
延安整风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准备时期、普遍整风时期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准备时期，中央首先组织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现在说的延安整风一般是指的普遍整风时期，学习整风文件，在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后又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延安整风主要解决的是王明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的残余，最后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实味等人不会没有听到普遍整风以前高级干部学习路线问题吧，他们提出“割大尾巴”也不是没有根据，即使对整风的要求理解得有片面性，与极端民主有多大关系？事实上，当时一般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对整风的意图、要求和做法也是不理解的，因为中央还没有作出整风的指示或决定。
据李老在《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中的回忆，说“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结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4月3日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中才指出“检查工作时，不仅检查领导方面，而且要检查下面和各个侧面”。“讨论和检查的方式，以上面领导与发扬民主并重”，并“要求时常把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到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才提出注意民主集中制和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民主程度的伸缩要看机关的性质和所处的环境与条件。延安整风从一开始就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王实味等人整风初期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和表现，应当怎样看待？
“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据“主席团在会议开始时说明”，“是为了纠正全院整风开始时发生的极端民主化的偏向”（见《纪实》第40页）。可是，“在座谈会的前一天”，党委书记“李言找我，要我发言说明王实味的错误与其他同志的偏向性质不同。……”我就反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总学委。”我领会这是康生（党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的意见。这两个“总学委”都说得不清楚，随着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延安各机关的学习日益开展，为统一研究中宣部指定的整风学习文件，组成了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领导，另有委员21人。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6月12日见报时同时发表两个附件，在附件二《延安学习组织概略》中，说到“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同志为副”，中直机关成立一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另有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等。在5月份，中央还没有成立总学委，而康生和李富春负责领导的只是中直学委会，这里议论“总学委”康生就不清楚了。座谈会召开以前，布置发言提出“王实味的错误与其他同志的偏向性质不同”，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同志根本不同”，第二次会议李老“指出王实味的立场是与我们的党相对立的，是对党采取反对的立场的，这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的错误”。第五次会议提出王实味与托派的关系。王实味不出席会议，“6月2日向党委提出退党”，王实味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
6月4日第七次会议王实味第一次出席，王实味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接着就有人不断“提问”“质问”，追查王实味的托派思想、活动和组织关系。王实味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以后，提“质问”，并表示“义愤”“气愤”的人更多了。此后，王实味不再参加会议。
我清楚地记得，这次会前在毛泽东处研究过：“王实味出席会议坚持错误和发表长篇大论怎么办？”毛泽东指示“准许插言”。会后总结经验，也强调“准许插言”是会议成功的重要经验。
此后会议扩大，6月8日“从早晨七点钟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十几个机关”。主席团并宣布“来宾也有发言权”（见《斗争日记》），几位外单位的名人，如陈伯达、艾青、丁玲在会上作专题发言。
座谈会实际上成为对王实味的批判会或斗争会，不允许本人解释和说明，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6月4日的会议萧军去听了，据他回忆，“会开完了，我就犯了点‘自由主义’，在回家的路上我说：‘这他妈的什么会，简直是狗打架，倒尿盆！’”，“这话被一个和我们同行的女同志听到，引起一场小风波”。
座谈会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无情地揭发和批判，并根据会议的“揭发”，给王实味戴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接着，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23日“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据宋金寿说，中组部“只有1942年10月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这决定是由凯丰、毛泽东亲批的，文字很少，只说王实味因托派反革命，开除党籍”（见《纪实》第103页）。凌云说“这是组织结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个结论将王实味转到保卫机关审查也就注定的了”（见《纪实》第73页）。还不止此，应当说也为1946年社会部为王实味作“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打了初稿”。还不止此，“由对王实味的思想斗争，又引出了中央党校反吴奚如（被错打成叛徒）斗争”。毛泽东在1942年12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号召全党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查一查。”康生等人借此在党内大搞逼供信，并导致了1943年的“抢救运动”（见《纪实》第118页）。
中央研究院解决了王实味和整风初期发生的问题，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甚至延安的整风打通了道路，为中央所肯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里，对整风作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提法，说“整风斗争的主要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1943年8月1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说：“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对王实味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解决了问题，发展为继续进行类似的斗争了。
处理王实味问题，在开始时康生就根据王实味主动交代的历史上与两个托派分子的关系，肯定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是“双料”特务，下令逮捕王实味，最后又同意处决王实味，其罪责是不容推卸的。但是《纪实》的“序言”开头第一句就说“王实味冤案”，“是当时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一手制造的”。这很勉强，因为从开始到开除出党，毛泽东都关心和过问，中宣部也开会讨论过。《纪实》第68页还具体说王实味案是在康生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因为康生整风开始，担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中直机关总学委领导的，康生就当然成为上级直接的领导人，他的话就成为总学委的‘指示’。事情不是这样的，作者把康生任职的时间说错了。1943年6月4日《解放日报》《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里说：“中央已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来更细密的及时的领导延安的学习运动。”6月8日中宣部作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时，同时发出两个附件，在附件二《延安学习组织概况》中，才提到“中央决定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同志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并说“中直机关成立一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同志负责”。“附件”后没有注明时间。决定和附件均于8月12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按惯例此件不再行文。中研院召开“民主与纪律座谈会”自5月27日开始，那时没有中央总学委，康生怎能以总学委领导人的身份“领导”中研院的整风呢？如上所述，那时作出整风决定的都是中宣部，也不是总学委。
揪住王实味这个“托洛茨基分子”以后，就把敌情估计过高了。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抢救”错很多人。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在延安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说“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1943年8月1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说：“从1943年4月起至8月止，延安审查2000多人（其中一部分被弄错了，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但是这还没完，“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干部有1万人，已经“审查”即“揪”出了2000多人（包括“一部分被弄错了”的），还要继续“审查一切人员”。
如上所述，延安在“抢救”运动（搞了约半个月）前后，中央发出的审干、肃反文件，与《抢救失足者》对敌情的估计是一致的而不是不一致的。虽然我现在没有找到《抢救失足者》原件重读。中央的审干决定，以“特务之多，本不足奇”的警句开头，许多人都看出这不是一般领导人的手笔。《纪实》中写的毛泽东说的肃反中“大都不抓，一个不杀”，1943年12月27日《关于在反特斗争中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的方针的指示》致华中局等电，是毛泽东、康生两个人签名发出的。这些也表明当时中央的做法与想法。康生的错误大，但把一切错误堆在他一人身上，不符合实际，更难总结出切实的经验教训。回顾历史，首先应当找到根据，尊重事实，秉笔直书，公正评论，力戒主观褒贬，或有意无意地渲染和遮掩。
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批斗，创造了一个把思想问题上纲到政治问题，发动群众揪政治尾巴、打棍子、戴帽子，在政治上把人斗倒斗臭，制造假案的先例，轰动延安，影响深远。我详细介绍批斗与批判王实昧的经过，是它使我想起50年代批斗几个反党集团与反革命集团的情况。《斗争日记》中记载的斗争王实味的做法，应当重新研究，如果肯定当年的斗争是正确的，王实味的问题就难说清楚了。王实味的错误是严重的，应当批评帮助，他自己不都提出应当停止党籍半年么（见《纪实》第46页）。这不是什么新、旧看法的问题，而是是否实事求是看待这场斗争的问题。
执行指示，都是通过执行人的头脑进行的，延安各机关进行“抢救”的情况大小相同，比如，我所在的解放日报“抢救”的人数比较少，因为有些负责同志，如艾思奇、许之祯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乱“抢”乱“救”。解放日报被抓走的人比较多，博古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不为康生接受。一项政策，或一个指示，各单位和各部门执行的结果往往不同。执行者有执行者的学问。贯彻与执行政策不能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要对上、对下、对党对工作都要负责。
延安整风的收获是伟大的，李老说“延安整风是教育了两代人：年青一代（新干部），中年一代（老干部）”，又说“延安整风是我的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的思想解放的老师”。这是李老的体会，也是经过整风学习的人的共同心意。当年的延安干部缅怀延安，称颂延安，是因为在延安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学到了怎样为人民服务，坚定了终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延安整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思想和组织的基础，也为今天高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顶着国外“演变”，国内腐败的凶风恶浪，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中坚力量，绝不能因为延安整风出现过个别冤案和“抢救运动”而对它估价不足。
七、《纪实》中说到的有关胡风和丁玲的问题
《纪实》第126页说：“胡风（原名张光人），1922年参加共青团，1925年终退团。……1927年至1928年，胡风曾在国民党省党部和剿共军担任过反动职务，写过《反共宣传大纲》，有政治历史问题。”并说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生活中去、提倡改造思想、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等等。
这些问题，显然作者都是根据中央1980年7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平反反革命集团以后，保留的问题提出来的。
可是，这些问题在1985年5月20日公安部党组《关于处理胡风申诉问题的请示》，向中央的报告和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都已经解决，补充通知是中办发6号文件。关于胡风的历史问题，公安部党组的请示里说“自动退团问题”，胡风在被审查期间多次交代他是1926年离开北平时把“团的关系丢掉了”。只有1955年底在审讯人员向胡风指出陈毅副总理证明是“自动退团”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的。但档案里没有陈副总理的文字材料可查。我们意见，应尊重胡风意见，不写“自动退团”。
关于胡风“在国民党省党部任反动职务”和“在剿共军中任反动职务”两个问题，是指胡风于1927年秋至1928年初，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和在江西的三十一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一个月。“我们意见胡风这段历史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了，根据现有材料，对于当时湖北省党部的情况和江西三十一军的性质，都难以判明，也没有必要再做调查了。因此，我们考虑，可以将原《复查报告》中‘剿共军’‘反动职务’‘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词删去。”
写“反共宣传大纲”。“经查，所谓‘反共宣传大纲’，指的是1928年2月刊登在《剿共宣传的理论与实际》上的《江西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宣传部制定最近反共宣传大纲》，这篇文章没有署名，也没有查到‘大纲’原稿，只有朱企霞揭发是胡风起草的，但胡一直否认。我们认为仅凭一人揭发，不能成立，应将‘反共宣传大纲’的问题从原复查报告中删去。”
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是根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胡风家属1985年4月24日的“申诉信”，“重新复查了当时的预审档案”，将情况弄清，并提出上述意见的。这个复查报告，还否定了胡风在日本“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等问题，说这是“不实之词”。
公安部党组的报告，在中央办公厅批转中组部处理后，胡风已不幸去世。有关领导批示可请朱穆之同志在悼词中予以修改。
朱穆之当时任文化部部长，他代表治丧委员会致的悼词中详述胡风的历史，并说“一九二九年秋他东渡日本”，“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并积极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被捕，同年七月被驱逐回国到上海”。悼词中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在受错误处理期间，他对党抱着坚定的信念，写下了大量诗文。平反后，他更焕发革命青春，对未来充满信心，继续坚持写作，赞颂党在新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回忆和记录了许多重要文艺史实。”这是第二次为胡风落实政策。
1988年中办发6号文件说1980年76号文件“从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使这一批因这一错案而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当时还未来得及仔细复查研究，以致《通知》中仍沿用了过去的一些提法。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也遗留了几个问题。1985年，公安部对其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最近，有关部门又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
《通知》中说：“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
《通知》说：“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经复查认为，在我国革命文艺阵营的发展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因此……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
《通知》还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经复查认为，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通知》并说：“本通知，请按中发〔1980〕76号文件的传达范围传达到全体党员。”可能宋金寿没有看到、听到，在1993年还说1980年的老话。“不知不为过”，但使我想到在报刊上公开宣传过的问题，只在党内发文件落实政策收效的不易。但胡风身上的污泥浊水经过三次洗刷，总算干净了。
《纪实》第70页和第71页还提到《三八节有感》，并引用了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的回忆，说“丁玲的这些回忆是真实的”，丁玲在这次回忆中，述说“现在我重读它，也还认为是有错误的”。丁玲诚恳。有错认错，不因时过境迁，把错误变成正确记述，她不表示自己一贯正确。
可是，我对丁玲的回忆也有些不同的想法，趁此机会也说说吧。一、丁玲说：“文艺整风时期，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她忘了《解放日报》上也有批评。二、丁玲说：“三月七号，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连夜挥就，……”有一位作者竟把此事说成“千叮万嘱请她一定不要推辞”，因为“空着版面”等她的稿子。丁玲曾经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她应当记得副刊是早一天成版的，现在许多报纸的副刊仍然是见报的前一天成版，3月7日组织纪念三八节的稿子，怎么能赶上三八节用，何况丁玲是3月7日“连夜挥就”的？
有的知情人还可能这么解释，《三八节有感》是3月9日发表的，3月7日脱稿，3月8日交稿，不正合适？《三八节有感》在3月9日发表，是编者临时安排的。文艺栏从来没有这么紧张地“空着版面”组稿的事，延安的交通条件，也不允许这么做。事实是，这一年的三八节，文艺栏根本没有组稿任务。1942年三八节，《解放日报》刊出的是全版《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特刊》标题的美术字是报社美术科长张谔写的。全版发了毛主席题字，“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共发蔡畅、白霜，李英岚，草明、曾克、舒琪等六篇文章和艾青的诗。这期三八节特刊是中央妇委编的。从3月1日编委会分配社论写作的记录也可看出，三八节的社论也由妇委执笔。这个决定，副总编辑通常都及时向编辑传达。外单位编辑的专刊稿件一般在见报前三天送到文艺栏，文艺栏简单过目以后，在见报前两天把版式和稿件一起送博古审阅，接着发排，校对清样。
那么，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怎么回事？我只能估计，大约是2月份陈企霞和丁玲见面，谈起此事，陈企霞知道丁玲有话想在三八节说，就催她了，三八节赶不上用，也不能用，过一两天发也并非不可。
《纪实》第71页引用丁玲的话，说1942年4月初毛主席在高干会上作总结，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说：“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毛主席是保护并爱护丁玲的。在5月27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作结论前照相时，有人听见毛主席找丁玲，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当他往左看，见丁玲隔他三个人挨着朱总司令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他这句玩笑话说明《三八节有感》的事过去了。我怀疑的是丁玲说的“4月份”。在4月毛主席关于王实味问题说过几次话，都是说的王实味的思想毛病。解放日报参加高干会的有博古和余光生二人，如果听到毛主席说王实味是托派，能不回来告诉文艺栏组织批判稿么？还有，如果4月份这么说，不比康生向中央研究院说得还早，李老和范文澜怎么能拖到5月27日才座谈王实味的问题？丁玲的回忆，我想是把时间提前了，有机会查阅下当年延安高干会的档案，就清楚了。
八、《再批判》
在《纪实》第63页和第69页，作者回答《再批判》“是怎么回事”时，说：“当时‘再批判’的文章，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都是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的。当时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和陈企霞。”这是1958年1月《文艺报》发表的《再批判》的编者按语的重述，但是说得不清楚。当时在具体地逐篇进行“再批判”时，文末都注明了该稿在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具体日期，只有萧军的文章注明发表在《解放日报》4月8日第四版，而这时第四版的负责人是舒群。
《纪实》第68页上还说：“在延安时期，除去……《野百合花》被批判为‘反革命’的文章以外，其他有的文章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是都没有被说成‘反革命’。”在延安时期只有《野百合花》被批判为反革命文章，除去《野百合花》与《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在延安的报刊上根本没有被批评过。
第69页，作者又说：“事情已经过去16年，为什么来个‘再批判’呢？”作者作的回答是来自个人主观臆测，说得不合适。作者说，“这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密切相关。在反右派斗争之前，1955年，丁玲已和陈企霞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时，他们又遭受批判。丁玲、陈企霞、罗烽和艾青分别于1958年四五月被划为‘右派分子’。萧军没有划为右派分子，但被点名说他在延安‘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再批判》刊出时，他们都正在遭受批判。《再批判》就是为了适应当时对他们‘再批判’的需要而刊出的。”
事实的真实经过不是作者说的这样，事实经过是怎样呢？1955年丁玲和陈企霞被打成“反党小集团”，二人不服，1956年申诉，1957年6月6日，即在中央发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前两天，周扬副部长和丁、陈所在机关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党组负责人，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布“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顶帽子”，“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不能成立”，并说“1955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会上揭发的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报告不慎重，愿意承担责任。
到7月25日，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副部长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突然又宣布“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这个大转弯以后，就批判丁、陈“利用国际反共浪潮，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里应外合地向党实行攻击”，把丁、陈集团扩大为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艾青、罗烽、白朗和李又然七个人的右派反党集团，丁玲被划为极右分子，其他六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人民日报》《文艺报》和全国文艺报刊分别在显著版面连续报道。9月16日和17日进行总结，周扬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作总结。“适应当时对他们再批判的需要而刊出”的文章，自1957年8月开始已经铺天盖地地发表出来。作协的反右斗争1957年结束。1958年丁玲等人陆续被下放劳动。1958年1月进行的“再批判”，是斗倒丁玲等人以后再踏上一只脚，行政上加重降级处分，对丁玲等曾是专业作家右派不发工资，在生活上也使其永远不能或难以翻身。
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时期被批评有思想问题的作品，在16年以后，怎么改变性质成了反革命的“大毒草”？现在有人说《再批判》的按语是经过毛主席的，所以是毛主席让“再批判”的，甚至是毛主席让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据我所知1955年批斗丁玲、陈企霞，是向毛主席打过报告的。批斗丁、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简报逐期送毛主席处，作协党组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批的。1956年丁、陈申诉及中宣部为丁、陈翻案没有报告毛主席。1957年定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没有报告毛主席，到1958年初《文艺报》把《再批判》的稿件，仿延安时期的做法，径送毛主席，“水到渠成”，他同意《再批判》，并重写了按语，没看内容，退还《文艺报》发表。我记得《再批判》是党组主要成员与《文艺报》商量作的。在毛主席同意发表以后，我抄下过毛主席的复信，现在只记得他说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的再批判题目太长，“再批判”三个字已经够了，他的复信还说“按语沉闷”，“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不能把经过毛主席的，说成是毛主席主动提出来的，或者渲染为非这样做不行的。这时也不像在延安时处理问题，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请人“代我搜集反面意见”，而在延安与毛主席无所不谈，或接触较多的丁玲、艾青等人不向毛主席反映任何意见，对于公开指责他们“背叛”“自首”、长期向党隐瞒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不作解释，使“大辩论”取得超计划的胜利。
批斗丁、陈或丁、冯、陈集团时，萧军不在北京，与他无关，只在《再批判》按语中，才公开提到萧军，其目的也在批臭丁、陈。
1958年4月、5月，反右斗争已经进行到一个新的阶段——反右补课的阶段。自3月份起，中宣部和作协开始进行的是另一场战斗，是批斗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中宣部负责人在反右以后，把他们1956年决定复查并一度否定丁、陈反党集团的事，硬搬到李之琏、黎辛、张海和崔毅等四个中宣部机关党委正副书记身上，定这四个人为“反党集团”。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以及其他许多吓死人的，但是莫须有的罪名。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一案，1958年末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认为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子”。可能《纪实》的这位作者对上述情况知之不详不清、又没查阅有关资料，凭印象述说的。
九、公安部为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作的复查结论正确而清楚，不必随意更改和解释
王实味问题过去几十年了，延安整风初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李老还记在心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研究与总结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时，他特别强调要把王实味问题弄清楚。他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调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李老委托宋金寿等同志调查有关的情况，特别是亲自向中组部提出进行复查的建议，去世前又委托温济泽等同志继续关心和催办，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良心（见《纪实》第99页）。李老还“强调提出对王实味问题的三点基本思想：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为王实味问题进行了甄别。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全文是：
王实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人。1926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掉关系。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合花》《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西凡、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结论写得正确、简洁、周密，解决了它能解决和应解决的问题，甚至在“被错误处决”前加上“在战争环境中”的说明状语。因为当时他被关押在兴县。1947年延安撤退以后，国民党军第二次轰炸兴县，把关押王实味的看守所也炸了。此前王实味在关押地要求改善居住环境，要求一天给他两个鸡蛋增加营养等等，晋绥公安总局认为他“毫无悔意，且更变本加厉”，现遇轰炸，就提出处决王实味的报告（见《传记文学》1993年第三期徐一青同志的《王实味撤离延安及被秘密处死的经过》）。
现在王实味的托洛茨基奸细分子的帽子摘掉了，中央研究院给他戴的托派分子的帽子也就自然不存在了。中央研究院给王实味、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作的反党五人集团的结论，主要是因为王实味的托派问题。王实味的问题得到平反，“五人集团”案也当然不能成立，何况前此已经分别经过有关组织解决了呢。
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被解释为又给王实味戴了一顶反革命帽子，这不合适。这只是时间变了，对托派的看法不同了，把王实味的托派奸细分子换个说法而已。同样把《毛泽东著作选读》本注释的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说成是摘帽或平反，也不合适。反革命分子的结论是有关的党政组织才有权作的。1982年2月2日中组部作出的“为五人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里说，“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纪实》第113页）毛泽东正式的批示，没经中组部具体落实都不算数，毛泽东把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换个说法，怎么能算给王实味又戴了一顶帽子？如果王实味还有这顶帽子，现在公安部的复查结论又没有论及这顶帽子，是否复查还不彻底？编选和注释毛泽东著作的部门是党的有权威的部门，但它的职责范围决定它无权处理与党的纪律和政府法令有关的问题。书籍的注释就是注释，不能另派用场，不能代替复查结论。这个注释仅仅可以使人知道王实味不是国民党的探子、特务而已。如果书籍的注释可以平反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那还有什么法治呢？
王实味的复查结论正确，可以照本解说，也不宜渲染、描写，如“彻底平反”“完全平反”之类。此案的平反不同于一般“文革”或反右案件的平反和改正，那些案件的当事人，是中共党员的一般都恢复了党籍。王实味是一个背着“严重错误”包袱的被冤枉坐牢和处死的但未被恢复党籍的同志，宋金寿据“透露”得知，画圈同意恢复王实味党籍的同志只有一两个人，我想这位同志是深知王实味的过错和认错，深知他的经历和不幸的宽大为怀的同志。
王实味的复查结论作出以后，家属拿到结论送给温济泽看，温写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发表。《郑州晚报》于1988年11月8日—17日已经连载了《噩梦·短暂而又漫长——薄平与王实味》。这位薄平为与王实味的关系也写了申诉。薄平是“1939年初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延安和王实味“结婚”的，“从解放初期审干起，她成了历次运动挨整的对象。她与王实味的关系，她在西安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问题她交代了三十多年”等等。薄平在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时的支部书记关鹤童、同学陈地等同志，都告诉我说薄平与王实味在延安是夫妇。我是1948年郑州解放后，才第一次见到她。她只盼望王实味的复查结论发给她离休的单位一份，但是现在还没做到。
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扫除灰尘，揭露脓疮，葬送腐败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毛泽东论自我批评时，曾经生动地说过：“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斯大林《论自我批评》时，也说过需要自我批评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说：“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揭露我们的脓疮，就不能消灭我们的缺点。”
《野百合花》的历史过去了，《再批判》的年代也结束了。无论《野百合花》和被“再批判”的几篇文章有什么欠缺，它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心意和努力是不能否定的，他们为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付出了代价也作出了贡献。
可是，我清楚记得当年在延安批判《野百合花》与批斗王实味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在报刊上少见了，虽没绝迹，但是这样的杂文很难组织到。杂文的枪口只对外不对内了。丁玲发表《野百合花》惹了乱子，就是因为顶不住不少作家要求“枪口对内”，“不要子弹只往远处射”而发表的。王实味挨批以后，没有人写也较少人说“枪口对内”的事了。虽然解放日报领导人仍然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日报》4月1日改版，在当天的《党的生活》栏以《怎样办党报》为标题，发表《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并发表《列宁论党报》《联共党史论真理报》和《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1919年3月）。《决议》的第（五）条是：“党和苏维埃报纸，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揭露在职人员和机关之各种犯罪行为，指出党和苏维埃组织底错误和缺点，所有这些必须以严正的和实事求是和同志的语调中出之。”
“被报纸上说到其行动的人和机关必须在最短时期内在同一报纸上加以实事求是的更正或指明关于缺点与错误之改正。如果没有这种更正和承认，革命法庭即控诉被指明的人员和机关。”
3月17日博古在动员增强党性的改版时，念完上述原文，特别强调讲解应当无情地揭发腐败与官僚主义的错误。博古说对报上揭发与批评的错误如不答复与处理，我们可以找主管部门的领导人，找他们的上级。
谢老（谢觉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42年4月至11月在《解放日报》三版特辟《一得书》专栏，陆续发表杂文、随笔，时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见发表。为此，谢老向毛泽东请教，8月17日毛泽东致谢觉哉信，曾说：“我对《一得书》感到兴趣，是有益的；虽间有一二点说得不甚恰当，但不要紧。”仍是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942年春一次雷雨击死一头牛，牛的主人发脾气，说：“怎么不击死毛泽东？”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请地方干部调查，老农说：“我们的公粮负担太重了！”原来年征收20万石公粮，群众感到负担重，不满意，在牛被雷击死以后脱口而出骂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得知实情，认为老农的意见是对的。毛泽东不计较挨骂，他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减轻群众负担。3月30日《解放日报》在四版头题发表了边区参议会确定1942年征收公粮16万石，比1941年减收百分之二十，公草确定征收1600万斤，比去年减收百分之四十。这样宣传还嫌不够，4月1日在消息里加写了减收的理由和办法，又在头版头题发表一次。这一年农业大丰收，群众有的是耕三余一（种三年粮可食用四年），有的做到耕二余一。那位骂人的老农丰收以后，多次提出要代毛泽东缴粮，完成毛泽东个人的生产任务，被婉言谢绝。
现在全国多数人民的温饱解决了，可是据说农村仍有8000万贫困人口，城镇有2000万贫困人口，而腐败的肿瘤有越长越大越恶之势。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响亮地敲起警钟：“腐败现象是入侵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如果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诸公在世，能不开火攻击腐败么？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文艺家谁能冷观这场你死我活的反腐败斗争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中国人民战胜腐败？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1994年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