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 二月×日
1942年2月6日下午，我得到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署名发出的上述通知。通知上的文字是现在从记忆里挖掘出来的，可能不完全准确。那时我想，我这个《解放日报》（党中央当时的机关报）的普通编辑，中宣部怎么通知我去研究写作问题呢？我问对面办公桌坐着的老编辑陈企霞，他说他也收到了通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还说，丁玲的通知在他那里，文艺栏的三个人都通知了。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为就近医治关节炎，1月31日上午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秘书长于黑丁接去，暂住在蓝家坪文抗宿舍了。陈企霞接着说，他刚去过丁玲那里，这次你给她送票去吧。这时，我俩轮流去丁玲处请示工作，陈企霞管发稿，又不喜欢到处奔走组稿，去丁玲处比较多，他刚刚去过，后天自然该我去了。
下午1时半开会，如果午饭以后去蓝家坪，再转中央党校旧礼堂是来不及的，我只能午饭前去到蓝家坪。我到时，丁玲正坐在小板凳上，往木炭炉里加炭，我把票交给她，我说去于黑丁处吃饭。丁玲说就在我这儿吃吧，我饭量不大，又有剩馒头，不用打客饭。想不到丁玲还烤了香肠招待我，香肠在延安是罕见的珍品，我在延安八年也只吃过这一次。
我们饭后即走，走到王家坪附近时，碰到李伯钊同志，丁玲问她今天开什么会。李伯钊说是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丁玲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奇怪，为什么研究写作问题的会在大礼堂召开呢。李说，毛主席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时间不够，这一部分没有怎么讲，今天继续讲。至于通知说研究写作问题，那是主席谦虚。李伯钊把我们的疑团给解开了。
2月1日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据《解放日报》2月2日“本报讯”报道，是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参加盛会的党中央诸同志、被邀请之来宾及全体学员共千余人。校长邓发讲话并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学员”，主要是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在延安工作的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七大”的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5人，听取整风报告的代表人数可能略少些，因为有些代表是1945年4月开会前才赶到延安的。
2月8日我们走到中央党校礼堂大门，一手交会议通知，一手接过会议散发的《宣传指南》。会场差不多已坐满了。到开会时，过道上站满了人，后排的长凳上也站着人，窗台上坐着人，主席台上也挤了许多人。于黑丁说他找不到座位，跑到院子里找了块半截砖头挤上台去，就放在凯丰脚边坐下来听报告。
凯丰主持会议并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会议，名字叫“压缩会议”，和大家研究怎样把文章写短些，希望以后编书的机关与写文章的同志注意压缩。
毛主席走到台中央，开口就说警句。他说，今天开的是压缩会议。现在兵荒马乱，全世界的文章都要缩短。我们今天开会就是研究要把文章缩短。接着，毛主席逐条讲解《宣传指南》。《宣传指南》选辑苏联《联共党史》中列宁论在工人中如何进行宣传的一段，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报告中论宣传的群众化一段，鲁迅答《北斗》杂志论文章的写法一篇，及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论宣传的民族化一段。最后，他以尖锐的讽刺口吻指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指出党八股是教条主义的藏身所，必须打倒。三个多小时讲了四五万字，会场活跃，掌声、笑声时起时伏。大家听到开心时，毛主席也笑。毛主席讲话常用比喻、警句、谚语、妙语、故事，增强演说的幽默气氛，他的动作表情尤富感染力。听毛主席演说，既受益又开心，所以场场爆满。
毛主席2月8日的演说，《解放日报》2月10日曾发表“新华社延安八日电”，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干部会议，对残存于中共党内的八股恶习，进行了‘末日审判’。这次会议是专为肃清党八股、反对宣传工作中浮而不实、无的放矢的恶劣作风而召集的。到会者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凯丰等同志，及党内外高级干部与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干部八百余人”。听报告的主要是党的“七大”代表，这次会议是1日会议的继续，听众也主要是他们，少数是延安高级干部和其他干部。这“八百余人”的“余”字可包括不少人，因为礼堂有座位八百零几个，听众这么拥挤，超员不少，也可能有人没票“看蹭戏”的，但最多不会有1000人。《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于6月1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题后注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开头第一句是“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以上情况清清楚楚地说明《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是在中宣部召集的“压缩”会议上讲的，虽然后来没有再提“压缩”会议。
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1万人，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听毛主席报告的只有“千余人”。2月21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6月上旬任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在八路军大礼堂向2200多干部传达毛主席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后，康生3月7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向3000多干部作传达报告。不同的是，2月9日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社社长）又请毛主席作了一次《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解放日报》2月10日曾发表“新华社延安十日电”，报道“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昨在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出版局召集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党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最后残余施以挞伐”。没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参加，没有报道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人数及会议地址。在这则消息里，写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和《宣传指南》选辑的内容。这两点在8日的电讯里是应该写的却没有写。这两则消息同时于10日发表，共用一个《厉行整顿文风》的标题，肩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干部会议》，小标题是《凯丰：精神上、物质上都不能容许党八股继续存在毛泽东：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必须肃清党八股》。
现在有几位同志写回忆文章，说他参加了中宣部和出版局联合召集的《反对党八股》的会议，这是不准确的。没有听凯丰同志讲开会宗旨，甚至不知道是谁主持的中央整风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会，不能说是参加了2月8日的这个会议。
对《反对党八股》的会议报道和讲解不清楚的报刊不少。有的编写得极为详尽、忠实和精彩的延安整风书，如求实出版社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也说，“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还说：“到会的还有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干部800余人”。可能编写的老师不知详情，弄不清8日和9日的不同情况，把两天的会议揉搓到一起，混为一谈了。更多的书刊说，《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是2月9日在“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的。类似的其他不确切的说法也还有。如毛主席5月23日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5月30日去鲁迅艺术文学院检查工作，向大家作一次内容与《讲话》有许多相同处的报告。即毛主席提出大家走出“小鲁艺”，到群众的“大鲁艺”去的这次报告，对此，也曾引起误会。我读过仅仅听了这次报告的作者写回忆文章，说他聆听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怎样怎样。往事如烟，不容易记忆清晰，当然不便苛求，可是历史不能含糊，会议的时间、地点、听众、主持人不同，甚至讲话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怎么能把两个会议说成是一个或张冠李戴地把这样重要报告的会议说错呢？遗憾的是，类此误会，随着岁月的前行，有逐渐增多的倾向。在少数文化“名人”当中，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希望作者写时应回忆准确，多和有关同志交谈，并且查对有关的可靠史料，切忌大而化之，以讹传讹。
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