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延安党中央《解放日报》做过五年多副刊编辑，读过许多毛泽东主席起草的中央文件、新闻与文艺稿件原稿，经常阅读毛泽东修改过的稿件与为稿件问题写给社长博古和其他领导人的信件。胡乔木同志在毛泽东处任秘书，1940年中央成立宣传委员会，他又兼任秘书，因此乔木常与报社有工作联系。1994年，我得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出版，非常高兴，赶早去书店买三本，一本自用，另两本准备给需要但又因购迟而难得的朋友。拿到书，我先读该书第一部分“谈话录”中的《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与《关于〈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两篇，和第二部分“初拟稿”中同样内容的两篇。读后，得知不少当时不知道或不清楚的情况，受到教育与启发。但是同时也想到一些有关的情况，顺手写了些读后感，现在抄录两则发表，敬供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怎么形成文字的？”乔木说：“当时有记录，我是根据记录作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乔木又说，“《讲话》从在《解放日报》发表到收入《毛选》，中间不会有大变动，因为毛主席的讲话是不好轻易改动的。”我想补充说，毛主席讲话时，手持他写的详细提纲。关于这份提纲，我1995年在《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发表的《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写作、发表和参加会议的人》一文中，曾经说：“去年读到一篇写乔木同志的文章，说《讲话》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无法发表，他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这和我的记忆不一样。座谈会召开时，舒群就告诉我《讲话》的提纲是用毛笔写在一摞毛主席常用的白色连湿纸上的。今年我特别找来何其芳和黄钢的回忆文章读。何其芳1977年说：‘毛主席手里拿了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何其芳不仅说了‘一叠’，还回忆当时毛主席讲的内容和要点与其他具体情况，怎么是‘很简单’呢？黄钢因为‘记者的职业要求’，坐在离毛主席很近的地方，‘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毛主席手里拿着的一整摞十六开大小，写满了字迹的白色油光纸上，’”黄钢说的是“一整摞”。很显然，胡乔木是根据毛主席讲话的一叠或一摞较详细的提纲与速记员的记录稿整理的。所谓“记录”稿是速记者用速记符号作速记，事后整理的文字稿件。胡乔木整理的“比较有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的稿件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讲话》稿送到《解放日报》，于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登载以前，我是较早看见的。这时副刊编辑轮到林默涵值班看清样，我是老副刊编辑，与各版编辑较熟，副刊部主任艾思奇让我与林默涵共同负责，联系从一版到四版刊登，并共同校对清样，保证无误。
我们拿到的讲话稿，不是毛主席的手迹，这是前所未有的，我想也可能是《解放日报》发表的唯一的不是毛泽东手迹的毛泽东的稿件。特别的又是用钢笔抄写的，清清楚楚一笔一画都没改动的稿件。这是谁抄的呢？林默涵说，“乔木通常也是用毛笔的。”我说：“毛主席没找人抄过稿呀！”默涵说：“字迹很清秀。”我说：“是乔木抄的。”默涵说：“我也看是乔木抄的。”我想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后修改过，请乔木抄清的。毛泽东的稿件，一般他都要亲笔修改的。乔木回忆说，《讲话》是他帮助毛泽东整理的，我读后很自然地接受。
我想补充说的是，《讲话》发表以前，毛泽东看清样的时候又作过相当大的修改。他在清样上删去约600字，加写又约600字。默涵和我仔细阅读，认为改得好极了。几十年来，我常后悔没有设法保留下来这份清样。
《讲话》从在《解放日报》发表到收入《毛选》的中间，是不是“有大变动”呢？这要具体看。我对照过1948年出版的《整风文献》中的《讲话》，是按照《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排印的，只作了少许个别文字的修改。1951年，我在中南局《长江日报》工作时，知道文艺编辑李曙光（黎之）对照过《整风文献》与中南人民出版社印的《讲话》稿，有数十处不同，改动多的地方能有几行字。总之，《讲话》在《解放日报》发表到收入《毛选》是有改动的，我知道的有两次。《讲话》的版本很多，我想只要毛泽东知道再版，都有可能过目与修改，毛泽东对《讲话》的写作与发表是非常慎重的。
“初拟稿”中《〈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一文说：“1942年2月，党中央调派陆定一同志参加报纸改版准备工作，办《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8月总编辑杨松逝世后，陆定一任总编辑）。……陆定一同志参加报纸改版准备工作。”我以前毫无印象。1941年秋，陆定一由八路军前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1941年末或1942年初返延安，宣传部长的职务由副部长王东明接任。陆定一返延安后创办《解放日报》的《学习》专刊。《学习》专刊是中央党校为配合整风学习运动，不定期在《解放日报》第四版全版刊登的专刊，自1942年5月13日创刊，1943年1月16日停刊，共出24期，负责人是彭真，陆定一具体编辑。在创办《学习》前后，我才听说陆定一来报社联系过工作，《学习》专刊的稿件与《军事》《妇女》其他专刊一样，都是交副刊部送审与发排的，清样由专刊编辑校对。
陆定一是1942年8月调《解放日报》任总编辑的，此前编委会记录中没有他参加编委会的记载。陆定一任总编辑以后，仍继续编辑《学习》，编到停刊。但是，陆定一不是“总编辑杨松逝世后”接任总编辑的。《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辑杨松在伪满洲国长期坐牢患严重肺结核，是延安著名的老病号，干起工作来是“拼命三郎”，报纸初办，人少事繁，百业待举，常工作至午夜，翌日未明即起上早班，无休息日，以致肺病发展为两侧扩散性进展性的肺结核，于1941年1月入院治疗，总编工作由社长博古兼做。延安药品缺乏，中央医院院长何穆虽是留法的肺科博士也无能为力。杨松于11月23日去世，报社同仁为能朝夕与杨松相处，公议将杨松安葬在报社所在地清凉山顶的蟠龙大松树下。杨松的病逝与安葬，《解放日报》均及时在头版报道，还发表悼念文章。陆定一调报社工作，杨松正在中央医院治疗，说陆定一在“杨松逝世后”接任总编辑职务，显然是没有查阅档案资料，约莫着写的。
往事如烟，有时难以说清。作为读者与《解放日报》的副刊编辑，我说说以上情况，敬供参考。
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