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缘何召开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收入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研究写作问题的“压缩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发表时文题后加圆括号注明为“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说”）。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这说明整风学习的一个重点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和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
2月21日和3月7日，康生分别向2000多与3000多名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演说。在开始学习和讨论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演说时，“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就已经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文艺方面：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3月13日又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毛泽东看了曾拍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打电话批评报社。3月15日，王实味又在《谷雨》杂志一卷四期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一向重视舆论导向的毛泽东于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并且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这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王实味。
为什么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1943年4月22日的“党务广播”里是这样说的：“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加以国内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增长，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于是“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上述说法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意见的。
毛泽东曾说：“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它是新华社播出的交流与通报党的工作经验和情况的特殊形式。上文引述的这份广播，是《解放日报》编委、副刊部主任艾思奇经手处理的。
“党务广播”所指出的问题在当时确曾一定程度上引起思想混乱，妨碍整风学习的进行，有些不恰当的作品还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来攻击延安。
必须说明，“党务广播”里说的问题，并不是对延安文艺工作的全面估计。延安文艺在抗战前后是飞跃发展的。1936年丁玲从南京到达延安，抗战初期有三个上海救亡演剧队到延安，还有大批文学艺术家与文艺青年投奔延安。延安形成三个大的文艺“山头”——陕甘宁边区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与鲁迅艺术学院。还有抗大总校陕北公学文工团、部队艺术学院、青年艺术剧院、延安平剧院、杂技团等文艺机关团体，几乎都是在这时期陆续建立的。在此前后还出版了铅印的《中国文化》《中国文艺》《文艺月报》《谷雨》《草叶》《歌曲》等文艺杂志，《解放日报》的文艺版面是全国最大的文艺阵地。延安还经常举办木刻、漫画、绘画、雕塑与剪纸等展览，业余文艺活动有青年文艺学会、星期文学园、跳舞班、各种诗歌学会与朗诵会。街头文艺活动活跃，且水平高。如街头诗由柯仲平、萧三、艾青等撰写，胡一川、罗工柳、华君武等作画。许多文艺杰作是这时产生的。延安不仅是领导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文艺中心。
还应当说“党务广播”说的情况，在中央青委一些年轻同志办的《轻骑队》的墙报中已有所反映。当年在《轻骑队》上写过稿子的李锐曾就此回忆说：一旦发现现实并不像理想中的那般纯洁，便感到不能容忍，便要拿起笔来，向看不惯的一切进行批判。1942年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封署名克勉的读者来信，说：“《轻骑队》对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的字样，使读者揣测纷纭，疑神疑鬼，而被批评者亦无反省的机会。”《轻骑队》张贴在延安市中心，可以说是轰动一时的。1942年4月《轻骑队》创办一年，第三任主编童大林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检讨批评方针及编辑方针有错误，胡乔木拿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加了《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于4月2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不久，《轻骑队》自动停刊。
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后，进入到“以我为主的宣传新阶段”。
二、毛泽东的准备
1936年丁玲从上海到达陕北，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后，丁玲被选举为会长。毛泽东到会讲话，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从此把对革命文艺工作的领导列入中央的重要工作日程。对丁玲的到来，毛泽东曾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一道设宴欢迎，并写《临江仙》一首，称丁玲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8年，萧军路过延安，毛泽东去看望；陈学昭来延安采访中央各领导人，沙汀来参观，他们待了一段时间又都走了。这时国民党对边区封锁得不很紧，文艺家可以来去自由。
皖南事变以后，艾青、欧阳山、草明、罗烽、白朗、张仃、严辰、于黑丁等陆续从重庆来到延安。韦？在《延安作家生活纪实》一文中，介绍毛泽东与作家的交往，说1941年8月11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的前沟绕到后沟，沿着山坡小路爬上来时，谁也不知道。他找到萧军后，在窑洞里谈了一阵，便问起艾青、罗烽、舒群等在不在家，他想专门拜访一下这几位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知名作家。萧军先把艾青找来，坐下谈着，马上又去找罗烽和舒群。偏巧这两人都到“鲁艺”去了，不在家。而此时，“文抗的同志们已经知道了消息，便自动聚集到萧军窑洞门外。于是，毛泽东同志和所有在家的作家见了见面”。文中还说，“当我得知毛泽东同志傍晚来文抗访问，而偏偏自己没有见到时，心中无比的懊恼。谁知第二天清早，一个通讯员敲响了作家萧军的窑门，他急忙起床，拆开信来一看：‘萧军同志：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敬礼！毛泽东8月12日。’”
这样，这些客人就全去毛泽东处做客了，他们“滔滔不绝，无拘无束地”谈了许多问题。交谈中，萧军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制定文艺政策。
因此，到1942年春，在延安发表许多与抗战主旋律不适应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品，当然会引起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于是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由毛泽东、凯丰与博古负责。4月初，毛泽东又收到欧阳山建议党制定文艺政策的信，9日上午复信，说：“欧阳山同志，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予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见面后，毛泽东说，你提出的中央应该制定文艺政策的意见很好，现在中央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是不是会上谈谈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与工作对象问题。4月13日、17日，毛泽东又给欧阳山、草明写信，请他们就“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帮我搜集反面的意见”。还说，“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单的说明书”。
据艾青回忆，“4月间毛主席给了我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我去了，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话。’毛泽东问：‘我讲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听的。’”
4月中旬，毛泽东又邀请鲁艺的作家与戏剧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严文井与姚时晓等交换意见，这次还谈到李白、杜甫的诗，谈到《聊斋志异》，毛泽东说可把它当做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
当时，刘白羽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任支部书记，了解情况较多，毛泽东曾先后约他谈话三次。他提出的新问题是作家写作犯了错误怎么办？毛泽东说犯了错误就改，在哪里犯的在哪里改。
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亲自动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直接领导了5月2日—23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他还亲自领导中央研究院于5月27日—6月11日召开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以解决整风初期中研院发生的极端民主化和王实味的思想与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说，在整风初期，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思想与文化艺术战线三大战役，为整风的顺利进行打通与铺平了道路。此后，全党于6月8日正式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
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为顺利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又请周扬与舒群草拟出一份参加者名单，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用粉红色油光纸印的请帖，全文是：
毛泽东、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博古每天都要审阅《解放日报》的稿件与签发大样，不能经常到会，便辞掉了“召集人”，但多数会议他是去的。5月23日作结论那天，他还通知报社采访科长黄钢等人去。
5月2日，座谈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首先讲“引言”，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生动地表明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崇高评价，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接着讲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和学习马列主义与学习社会五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丁玲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第一个开炮吧！”萧军的发言发表在5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题目是《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萧军还表示他要当中国第一与世界第一的作家等等。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欧阳山担心毛泽东不很懂文艺，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开始，作一个多小时发言。从晋绥回来的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在前方部队的体验与敌后群众对文艺工作的需要，呼吁文艺家到前方到群众中去。柯仲平讲边区文协的民众剧团去农村演出《小放牛》，很受欢迎，群众慰劳的鸡蛋、花生、红枣、瓜子吃不完。可是他又说如果老演《小放牛》，不提高创新，也可能没有鸡蛋吃了。也有作家在会上讲，不要歌功颂德，“爱是文艺永恒的主题”等等。
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三次会上几十位作家争先恐后发言。毛泽东始终认真听取，并作记录。晚饭前大家发言结束后，朱德总司令也作了发言。朱老总讲得简短、有力、切实，很受欢迎。现全文照录：
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推我做总司令。你是“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这不过是个意愿，还是要给老百姓做事，将来由老百姓来推才行的。
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
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
有的人讲，“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要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群众里就有韩荆州，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因此，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要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用我们的笔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
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外面大都市里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呀。
朱老总讲话后，吴印咸为与会者拍照留念。晚饭后毛泽东作总结，因听者增加，会场由室内改到室外广场，照明的是煤气灯。
四、毛泽东作总结
毛泽东首先说，朱总司令的讲话是会议的总结，我的意见和他的差不多。毛泽东接着谦虚而风趣地说：“我对文艺是小学生，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叫‘结论’。”毛泽东主要讲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怎么为人民服务、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文艺界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等。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表现出来的党的学术自由的方针和民主讨论的作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泽东作的“结论”是正面讲解道理，不点名批评人，不指谁说了“反面意见”，使大家心悦诚服，受到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5月28日，毛泽东在整风学习高级干部组会议上又讲了一次文艺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文艺家与工人、农民和军队结合的问题，党的政策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的不是勉强的，慢慢的和工农打成一片”，也谈到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问题。有人说座谈会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又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30日，毛泽东在鲁艺讲话，他对学员们说，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工农群众生活的大鲁艺去学习。并指出要爱护群众萌芽状态的豆芽菜似的普及的文艺，要帮助它长成大树。
五、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员
舒群曾在《杨家岭夜话》一文里提到：毛主席约两位作家，草拟一份参加座谈会人员的初步名单。这两位作家是谁呢？就是周扬和舒群。
舒群是1942年3月15日被调到《解放日报》文艺栏任主编的，文艺栏的两位编辑陈企霞与我曾于2月8日应邀参加了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压缩会议”。舒群草拟名单回来，告诉陈企霞和我，说要召开几天文艺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人，一般的都是在来延安以前在文艺创作、研究或者表、导演方面有成就的文艺家，约80人；延安培养的青年文艺家只有古元一位，他在木刻创作方面有杰出的成就。舒群说，陈企霞是“左联”时的作家，名单上有，没有我，并要我不必计较。还说，如果我们三个人都去，每天发稿1.2万字，没人去管也不行。
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没有发表消息，没有公开说过有多少人参加。会议拍过一张照片。现在读报刊上发表的个人回忆录，好像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艾克恩同志编撰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8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中看到有个名单。书中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共100多人合影留念。参加者有：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毛泽东、张悟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李卓然、天篮、江半、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傅钟、萧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马加、曾克、周立波、张振武、高阳、张仃、刘雪苇、蔡若虹、胡蛮、金紫光、伊明、林默涵、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奇、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钟纪明、公木、范文澜、杜失甲、于敏、张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张季纯、张真、张望、佟天林、华君武、李又然、李元庆、向隅、萧军、柯仲平等。——吴印咸摄影。”摄影家吴印咸必定是会议的参加者，这样一共有97人。
我曾问过艾克恩：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几个人从照片上认出来的。我问：去中央档案馆查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您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从名单看，显然有些人不是中央领导同志，也不是文艺家，如果没有认错，这个名单上的人确实是到会了。去听文艺座谈会的有些是有工作关系的。从名单看，当时在延安的文艺家绝大多数都到会了。但是也明显的有些问题。比如厂民（严辰）参加会议了，他没有参加照相。高长虹被邀请参加会议了，他应算“代表”，但他因故未去。张铁夫是鲁艺的学生，当时在庆阳实习，根本不在延安，被列入名单可能是被认错了。还有郑景康与吴印咸是摄影家，延安座谈会的照片他俩拍的，照片上自然找不到他们。舒群本来说要我去听总结的，但那天晚餐他与毛泽东等一起喝酒喝多了，忘记通知了。《解放日报》采访科长黄钢去了，他也没有照相。陈亚男告诉我，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还有胡一川，这是对的。胡一川是“左联”时期的木刻家与油画家，一定被邀请的，可是照片上没有。
六、《讲话》的形成文字与发表
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胡乔木说：“至于讲话怎样形成文字的，没什么必要多说，当时有记录，我是根据记录作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根据胡乔木的谈话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说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毛泽东本人在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这就把《讲话》形成文字的过程说清楚了。
《讲话》是胡乔木整理的。林默涵与我还清楚记得，大约是1943年10月15日，博古忽然笑嘻嘻地把《讲话》全文拿到副刊部办公室，说，毛主席今天派人送来了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准备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发表。博古还说他已看过了，写得很精彩，你们赶快发排吧，大家都急着先看，排出来大家看清样，毛主席说他也要看清样的。毛泽东的习惯是自己的文章和别人的重要文章他都要亲自校对清样，校对时再作最后的修改。
林默涵和我与其他版面联络，头版和四版全版发表，二版又辟栏占5000字位置，《讲话》全文于19日一次登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题后面、正文前加有“按语”，是《讲话》送来前已经写好的。按语是：“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
《讲话》全文在演说的一年半以后才发表，相隔的时间之长，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为什么？胡乔木说：“因为整理费一点时间。整理后，毛主席看过说放在那里的，发表还要找个时间，同鲁迅逝世纪念日可能有点关系。”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是1942年2月1日作的，全文发表于4月24日；《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是2月8日作的，全文发表于6月8日。《讲话》发表这样迟，我想主要是毛泽东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不会是因为工作繁忙。我还记得报社与副刊部领导多次催他发表，他都说不要急，要多考虑考虑，慎重些，并说以后不要再催，到时候我会送去的。
大约是17日，毛泽东将看过的清样退回来。清样上，他又删去五六百字，加写了600字以上，这是当时我们校对时数过的。毛泽东校对的清样正确无误，勾画得清楚，加写的字迹潇洒，是一幅精彩的书法艺术作品。当时我很想把这份清样保留下来，但手续复杂，特别是时间短促，没能做到。现在想来，是犯了个错误。毛泽东在清样上修改的是什么内容，我记不起来了，但我有印象，在毛泽东于延安时期发表的文章中，在清样上修改的字数《讲话》可能是最多的。
七、文艺座谈会的宣传
文艺座谈会召开时，报纸与新华社都没有发表消息，会后各单位都根据参加人的笔记向本单位传达。
5月12日，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副刊版特辟一个《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并送来专栏的按语：“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
5月14日，专栏第一次见报，头题位置发表博古为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赶译出来的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当13日12时博古将稿交给我发排时，告诉我说LITEKATURE这个俄语词，是多义词，主要说的是文学，听说以前有人翻译过此文，现在我们找不到译文，他暂时全译为“文学”了。文末博古署名P.K，并以译者的名义写了五六百字的说明，指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写作背景，并引用瞿秋白在《海上述林》中关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写作目的，“部分地说”，这篇文章“亦是针对着巴尔孟特之类的颓废派作家的”，是为与他们论战而写的。译者说，“这论文对我们当前有极重大的意义”。
15日专栏又发表了《恩格斯论现实主义》（摘录），19日发表《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摘录），20日发表《列宁论文学》和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的文章刊登在头题位置，并加了编者按：“这是1930年3月20日鲁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其中对于左翼作家与知识分子的针砭，对于文艺战线的任务，都是说得很正确的，至今完全有用。今特重载于此，以供同志们的研究。”这则按语与15日至20日发表的经典著作，全是由毛泽东处送来的。这些供会议参考与研究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会议的指导思想，《讲话》中讲的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文艺工作的任务，都可以在这些著作中找到思想渊源。
毛泽东手里有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他看过两次，给艾青提过意见，艾青再送给他商量，他略改几句交副刊版发表。14日发表的《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是萧军为配合文艺座谈会给《谷雨》杂志的。经舒群与《谷雨》编委会及萧军商量“移载于此”；丁玲与刘白羽的意见是座谈会结束后才发表的。
报上既然没有发表消息，那么会议的内容就不能随便发表。《解放日报》在5月30日头版头题的位置，以《枪杆与笔杆相结合》为肩题，以《文化人到部队去》为主题。报道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吴三章召集文协、音协、美协、剧协负责人和文艺家开会，实行文化总动员，号召文艺家到部队去；吴玉章、萧三、柯仲平、塞克、罗烽等许多文艺家发言，都没有引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的讲话。
第一次披露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内容，是在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头题位置报道中央文委、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的消息里。这篇报道长达7000字，标题八栏高，是《解放日报》创办六年来发表的最显著最长的文章。该文以鲁迅提出文艺与群众与实际斗争结合为导语，报道了毛泽东的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约1000字，还报道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应会议参加者的要求临时作的讲话。
八、最重要的整风学习文件
10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说：“《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与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长达1800字的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说《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并且说，“《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人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
这样，《讲话》像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那样成为整风学习的最重要的文件。在高级干部的整风进入总结历史经验之际，各单位的一般干部掀起了学习《讲话》的高潮，并联系机关工作与个人思想记笔记，写文章，出墙报，提出整改意见。
九、文艺创作与活动的新气象
1943年3月，一般干部的整风大体结束，中央文委与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组织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在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作《到前方到乡村成为群众一分子》、中组部部长陈云作《反对自视特殊与自高自大》的报告之后，党员文艺家丁玲、刘白羽、欧阳山、草明、萧三、艾青、塞克、罗烽、白朗等几十人和非党作家陈学昭纷纷报名要求下乡。党组织随即根据各人实际情况做了安排。陈学昭与白朗带有小孩，就从文协调《解放日报》任副刊编辑。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文艺家都下去了，文抗机关无必要保留，也撤销了。
4月2日，鲁艺欢送30多位文艺家去部队与农村。有些刚从前方回来的作家，本拟在延安停留一段时间写作的，也要求下乡了。
为配合文艺家去前方和农村，《解放日报》相继发表舒群、何其芳、周立波、陈学昭等学习整风文件与《讲话》的心得，他们表示要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艺术观，正确解决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文艺创作与活动的新气象是从1943年春节开始的。2月6日，文化界200余人举行欢迎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三位工农劳动模范的大会，劳模报告生产实绩与翻身经历，提出文化人“到工厂去，到农村去”。2月9日，鲁艺100余人的秧歌队到杨家岭、大砭沟等地巡回演出，群众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各文工团与宣传队的秧歌活动轰动城乡，秧歌的代表作是《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夫妇识字》等。这时艾青发表了叙事长诗《吴满有》，孔厥发表了《折聚英》，古元还创作了木刻年画《吴满有》等等，可以说是实行文艺新方向最早的代表作。这些新作品的创作者有许多是延安培养出来的文艺新人。这些作品在重庆文化界也引起了轰动。
毛泽东对此后出现的平（京）剧《逼上梁山》、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新生新社会里》、萧三的《第一步》、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好的作品与论文都给予热情鼓励。
接着，又出现“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还有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战》，黄钢的《陈赓兵团是怎样作战的》，洛仃、海默的剧本《粮食》，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地方戏《血泪仇》，盲艺人韩起祥的评书《刘巧团圆》，李季的民歌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乾大》，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还有古元、华君武、罗工柳的美术作品，安波、张鲁、马可的民歌体歌曲，等等。延安的文艺园地里繁花似锦，文艺表现人民的新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