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少人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日报》与新华社的保管员张瑞书，但是在当时的延安，张瑞书是很有名的，特别是在新闻单位是很受人尊敬的。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张瑞书24岁，是山东省微山湖畔的贫苦农民。没有地种，没有饭吃，流浪到南京也找不到事干，在23元安家费的诱惑下，他与法国人签订了赴法劳动的合同，成为第一批走上远洋运输船的华工。在法国，他拼命劳动，节俭度日，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偿还了23元的安家费，成为难能可贵的“自由人”。
张瑞书1925年在巴黎参加法国共产党，提高了思想与政治觉悟。他在国内没有学习过，斗大的字也不认识三个。这时，他每天劳动在12个小时以上，坚持学习中文与法文。在法国劳动与法人接触多，他的法文学得比较好，可以用法文写信，可以读一般法文报刊，还时常为其他受欺压的华工写申诉状并出庭作证。
1936年，西班牙爆发反法西斯战争。法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共产党人参加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人民。张瑞书最早响应，报名参加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前线，并要求参加机枪连。可是因为他已43岁，经过医生检查，将他分配到第14纵队的卫生队。
在卫生队工作，也是危险而艰苦的。战场上，战斗天天打，伤员天天有，国际纵队的卫生队，“救死扶伤”是不分彼此的。在战火燃烧与子弹纷飞的火线上，遇到伤员，抬上担架就要跑，有时要跑十几公里才有医疗队或者安全的地方。张瑞书后来回忆说，有时跑得心都要跳出胸腔了。在卫生队抢救伤员，张瑞书是著名的英雄人物。
接着，国际纵队提升他担任纵队的军需员。为保证火线上弹药与给养供应，他总是不顾敌机轰炸，亲率卡车出发，指挥卡车迅速前进。一次，一颗炮弹在卡车旁爆炸，弹片炸伤张瑞书的胸部，他捂住伤口，命令卡车继续前进。这是张瑞书第二次受伤。报社的同志请张瑞书谈谈他在西班牙英勇斗争的情况，他总是谦虚地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只是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普通一兵。当时，参加国际纵队与法西斯战斗牺牲的人好多哪！我挂点儿彩，又没残废，不算什么。只在阴雨天气，有点儿疼痛。现在我们跟日本鬼子打仗，八路军与新四军不是天天有人流血牺牲吗？我们反对日本侵略，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战，又有谁怕流血牺牲呢？我们在延安，这是解放区的后方，这里听不到枪炮声，是很幸福的。我们积极工作，发展生产，也是支援前方。”
1937年秋，张瑞书所在的卫生队进行休整，纵队长给张瑞书一天休假，让他去马德里参观。张瑞书说休整时还想做些工作，不想去参观。纵队长坚持要他去马德里。张瑞书走到马德里的大街上，发现在许多墙壁上都张贴与悬挂着他光着头的标准照片。他恍然明白纵队长让他去马德里的原因了。马路上的行人发现张瑞书时，会欢呼着向他跑来，拥抱他，亲吻他，用西班牙语向他致敬、祝福。1938年，国际纵队在法共领导人马尔底率领下返回巴黎。1939年张瑞书回国，1940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5月党中央创办《解放日报》时，调来当仓库保管员。这时张瑞书已经48岁了。延安尊重老人，对50岁的人，都尊称老，张瑞书虽不到50岁，他到报社工作，大家也称他老，社长博古见他就说：“张老，您好！”开始张瑞书坚辞不受，双手作揖推辞，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有事找他，喊声张老，他趋步向前，答道：“有啥事要办，你说。”
张瑞书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住在清凉山下最大的一孔石窑中。他把床放在靠窑口的一边，在窑里随窑的地形堆放纸张、文具与服装等物，在物品前架起一条长木板，工作时张老站在板里，把领东西的人要领的东西放在板上，办手续，领物品。张老保管的东西可以说是丝毫不差的，有时月终结算，数目稍有不符，他把灯芯挑大，戴上老花眼镜，把领单一张一张核算，物品一样一样清点，不弄清楚他不上床休息。中央物资管理局优待新闻记者与编辑，让他们用煤油灯，每人发一只美孚牌带玻璃灯罩的点煤油的灯，张老管灯管油，他自己坚持在小瓦碟中倒点儿杂油，放根灯草作灯用，严格要求自己。张老只有一点儿特殊，他视力不好，用马兰草纸做整风学习的笔记看不清楚，他要求行政处长批准他一个月用一两张白油光纸订成笔记本。
张老在他窑外贴了四个大字“仓库重地”。上班时间，他在窑里，休息时间他在窑外附近走走，与人聊天，一般不远去。
他管的“仓库重地”是“闲人莫入”的。
张老有一位比他年轻几岁的姓刘的老战友，在中央党校当保管员，是1917年与他一路去法国，1925年一起加入法共，1936年又与他一起参加国际纵队，与他在卫生队共同抬一个担架的老战友，后来又与他一起回国并到延安。老刘同志在星期日常来看他，在窑外没见张老，走到张老窑外喊：“老张！”张老立即出来，锁上窑门，两个人站在窑外聊天。因为老刘是外单位的，他的“仓库重地”内，不能招待闲人。我问张老你这么招待客人多不方便，他说都是老战友了，没有关系，仓库闲人不能进，我的朋友当然更不能进！老刘来时，张老常带他去大门口外边的小铺喝酒。买两碗白酒，一人一碗，站在柜台前，两个人说着喝着，最后咕嘟嘟一口气喝完。这是他们在法国养成的喝酒习惯。喝完酒，老刘回党校，张老回报社。有一次，我问张老：“快吃饭了，你不留老刘吃饭？”张老说：“各人有各人的口粮，各人在各人的单位吃多好，何必在这里开客饭。”我说我们单位灵活，开饭时说有客，多打一份就行了，也不要办手续。张老说：“我不干，老刘也不干。”张老就是这样古板正直。
张老工作认真，但也有灵活性。1943年大生产运动时，编辑部秘书林坚（男）抽去卷烟，他的工作由副刊部的杨思仲、冯牧与我三人兼做。有一次我去领文具，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有同志反映稿纸不够用。正犹豫时，张老问：“怎么？有什么不够用么？”我说：“上个月有人说稿纸不够用。”张老说：“这个月你多领点儿。”我说：“要办什么手续？”张老说：“办什么手续？你领多少写条子说领多少就是了，无需办手续。我见你们好几个编辑写稿都是两面写，很节约的，我们办事都实事求是嘛。”
延安的周末与节假日常有戏剧演出，有跳舞晚会，分给张老戏票他都不要，他说仓库离不开人。其实延安是路不拾遗的社会，从没有发生过仓库被盗的事。但他责任心强，节假日许多同志外出，张老在清凉山下巡逻到半夜。
张老把报社当家，报社也把他当家人。他保管的仓库在“七大”以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七大”以后，经过延安整风学习运动，抗日战争的形势好转，报社与新华社的威信增高，各抗日根据地往党中央送金子银子，也有根据地给清凉山送点儿金子。这些贵重的金子都是保管在张老的仓库里。延安撤退时，张老左手每天挎着小木箱，晚上睡觉当枕头。木箱上有绳子绕着张老手腕，日夜不离，人在小木箱在。有人问张老，你手里拿个小木箱干什么？张老说是公家箱子的钥匙，其实主要装的是金子。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30万大军进攻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报纸停刊，报社的人全部随新华社撤退。这时张瑞书已经超过延安被称为“老”的人的年纪，行军时可以轮流每日骑二三十里路的牲口。张老一里不骑，每日总是跟着驮他保管的物资的几匹牲口走，前后照顾，以保万无一失。
张老保管的金子贵重，我想张老本人比金子更贵重，有张老这样赤胆忠心、无畏无私的共产党人，革命的保管与后勤工作才能有保障，革命才能胜利！
2003年2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