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谔，是我久闻大名的漫画家与美术活动家。可是到1942年初我调到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做副刊编辑时，才认识他。
一、“漫画成家，广告立业”
报社编辑部在延安清凉山西头的十孔石砌窑洞里办公，工作人员住在东边石砌的两排窑。我调来时山上没有空窑，临时住在山下的石窑里。张谔住的石窑大约比我住的高十米，在我斜对面。一天中午下班我从办公窑回住处，忽听有人拖长声音喊：“噢！——黎辛！”我抬头，见张谔向我走来。
“是黎辛同志吗？你好，我是张谔。听说你是新来的副刊编辑，我是美术科长，我们是文艺同行，我想认识你，到我窑里坐坐好吗？”他说着转身往回走，我跟在他后面，来到他的窑洞。窑外有小场坪，窑门上贴着对联“漫画成家，广告立业”八个美术字。我说《解放日报》有什么广告？只有报眼上有时登个启事或声明，没什么商业广告。他说这是暂时的，我在《新华日报》当美术科长也管广告，报纸的广告是大有可为的。
张谔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体重约90公斤的大个子，但行动灵活，很有朝气。对我和蔼可亲，没有文艺家的架子，说话总是笑着。他说：“你看我的窑怎样？”窑的外墙是人工石砌的，西、北两边都有窗户，床靠西窗放，靠北窗放一张书桌，两者中间放一张四方桌，靠山墙还有个书柜。窑的面积大约有18平方米，这在延安算宽敞的。他让我坐坐，我说该打饭了。他说打饭来我这里吃，我有红烧肉，味道还不错，是用国统区进口的大头菜烧的，延安的酱油不行。他边说边从书桌下的凳子上端出一锅红烧肉来。揭开锅盖，果然，肉香引人馋。他问：“你打麻将么？我东边这孔小窑住的是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他老婆在外单位，星期六他老婆回来他才来住。你们副刊的陈企霞星期天也常来，我们四个人打麻将。你要是会打就好了，我们打麻将，谁输了做两斤红烧肉请客。”我心想，打麻将输红烧肉，我不干。
二、关于《讽刺画展》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术家协会在军人俱乐部举办《讽刺画展》，展览一室为蔡若虹的作品，二室为张谔的作品，三室为华君武的作品，每人展览20多幅漫画。
2月15日《解放日报》文艺栏第82期出版专刊，发表三位画家的《作者自白》、江丰的《关于〈讽刺画〉》、力群的《我们需要讽刺漫画》与黄钢的《讽刺画给了我们些什么》。在《作者自白》里说：“为了画展的举行，我们很高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能让我们指出它的缺点，也就是我们大家的缺点，而不得到压迫和损害。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对这社会有更高的热爱？我们就将以这次的画展来表达我们的热爱，我们的画展的主旨是揭发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腐蚀着今天新的社会。”江丰说，讽刺画“犹如医生手中的一把挑刺挖疮的小刀”。力群列举蔡若虹的《醉了的自由》《爱神坐了飞机》、华君武的《群众大会》《因此大会总要延迟三小时》、张谔的《老子天下第六》《文化水平提高了》等漫画，揭示了生活中“不健康的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的，甚至可恶的事情”。黄钢说漫画家“对延安生活的各样不够处加以友爱的指责”。
25日，文艺栏又发表默涵的《讽刺要击中要害》，说漫画的“批评多偏于表面现象”，虽然他认为画展的意义是“很大的”。专刊中的《作者自白》是报告文学家黄钢代作者执笔的。黄钢能写又能活动，于3月份调解放日报社任采访科长，1943年审查干部以前又调回鲁艺，因为他在南京国民党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为兼任厂长的张道藩写过东西，便被认为他不适合在党报工作。
当时报上有消息报道《讽刺画展》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展室“挤挤拥拥，说说笑笑，空气十分活跃”，“观众五千余人”，把窑洞的门都挤坏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与党员总共才一万人左右，参观画展的人数却占了参加整风人员的半数，很不常见。因为这时延安的群众都住在远离市区的农村，一般不进城参加这类活动。21日报载毛主席与王稼祥前往参观画展，毛主席对这一天值班的作者华君武说“予以赞扬，勉以努力”等语。参观完毕，华君武送主席他们出门时，说：“请主席批评。”毛主席说：“漫画还要发展的。”华君武回来告诉蔡若虹与张谔，说主席的话他不懂什么意思，蔡若虹与张谔也说不懂。
三、麻将牌局
3月中旬，舒群调报社接替丁玲任副刊主编，住在张谔西边祝志澄让出来的一孔小石窑里，陈企霞和我常去，晚上没事四个人就打麻将吃红烧肉。张谔嘴里说谁输牌谁买两斤红烧肉，一般都是他请客，他慷慨大方。星期天遇上舒群夫人回来有时也烧菜加餐。打牌时如有祝志澄参加，祝志澄总是拿出一包三炮台香烟，这是他1937年去上海采购印刷器材和聘请技术工人时带回来的。平时他一支不抽，只打牌时拿出来请客，谁也不知道他带来多少包，源源不绝。这位经过长征的原商务印书馆的老工人，深知物资重要，需长期存用。
博古社长路经这里，有时也进来看看张谔和舒群，他知道张谔处常打麻将，有时遇见张谔时，他哈哈大笑地说，张谔你喜欢打大牌，什么时候我来打一次，一定叫你和不成，赢你两斤红烧肉。博古是说说玩笑而已，他工作忙，早上6时起床去上早班，晚上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不跳舞、打牌，他哪有这个闲暇？张谔说，你只说不干是嘴把戏，谁知道你的本领怎么样？有一天，博古终于坐下来打牌，他说咱们规规矩矩打，先打牌排座位。结果是博古坐张谔上手，我坐张谔下手，舒群坐张谔对面。后打庄，张谔当庄，打过开门的点数后，博古说咱们在对家开门，不让张谔搞鬼。博古脑子灵，他记得谁打过什么牌，估计谁手里有什么牌或可能要什么牌。一次，舒群打一张“发财”，张谔说“碰”，博古说你“碰”什么？张谔说碰“发财”呀。博古说刚才黎辛打“发财”，你为什么不“碰”？张谔说那时我还没有对，怎么碰？博古从自己的牌里拿出一张“发财”，说黎辛打一张，舒群打一张，我有一张，你凭什么碰？你是偷黎辛打出去的“发财”凑对碰的，不行！张谔争辩，我明明是一对“发财”，你不让我“碰”，讲不讲道理？博古要张谔把从“地上”拿的“发财”交出来，把“地上”换“发财”的那张牌拿回去。张谔拿了张“北风”进去，博古说不对，你打全幺九，你拿出来换“发财”进去的应该是“三条”，便把“三条”给张谔。这样，张谔和不成大牌，却让我和了牌。摊牌时，博古笑着说，张谔你好大野心，你要和清一色全幺九对对和，你要的“东风”我这里有两张，“白板”我也有。摊牌时，张谔感叹说，“东风”我可作将，如有一张“北风”，我这副牌就厉害了。
张谔这只狡猾的狐狸给博古逮住了。
到1942年4月3日正式开始整风学习，我们就不打麻将了。以后几十年我都不打了，虽是娱乐，太费时间。
四、张谔的漫画与“拳头”
张谔为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画了许多漫画。1942年7月2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第一幅反法西斯的漫画，张谔预言希特勒必败的作品，他用屠格涅夫的诗句作标题《幻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现实！》，画面画的希特勒是只大蜘蛛，在丝丝紧扣的蜘蛛网里垂死挣扎，耐人寻味。
舒群见张谔画漫画，开玩笑说：“这‘拳头漫画家’又要画拳头了！”张谔说：“你画画试试，《新华日报》每天在报眼上要发表一幅漫画，你画什么？在动员群众抗日，鼓舞抗战胜利，拳头是有力量的。”
张谔的漫画表现了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事件，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垮台了。张谔画《墨索里尼‘荣膺’第一名》，三个法西斯头子带头赛跑丑态毕露，第一名墨索里尼甩出跑道，希特勒也将跑到终点，后边是个“小日本”。
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二三十万大军，阴谋进攻延安。张谔的漫画《“四大领袖”之一》，揭露了所谓抗战“领袖”蒋介石两面派的真面目。画面上的蒋介石一边朝着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这是同盟国的“四大领袖”；另一边朝着希特勒、墨索里尼与日本天皇，这是轴心国的“四大领袖”。在两边，蒋介石都是“四大领袖”之一。
为配合整风学习与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知识分子放下架子，改造思想、立场，张谔的《老子天下第六》，画了一个妄自尊大者，戴着眼镜，军帽戴在后脑袋瓜，上衣有九个纽扣，口袋插着三支笔，得意忘形地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挂像前张望。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张谔的思想与艺术水平都提高了，漫画的内容与形式较前深刻丰富。他在延安发表的绘画数量仅次于华君武。
五、胸怀纳百川
当报上发表各单位美术家各种形式的作品时，张谔组织稿件却不分山头，不讲流派，也不论名家与新人，只要作品适合报纸，一律向领导推荐发表。报上发表的漫画名家有蔡若虹、华君武、黄铸夫、陈叔亮、钟灵、彦涵等的作品；木刻名家有胡一川、陈铁耕、沃查、张望、马达、陈叔亮等的作品；还有青年木刻家古元、罗工柳、华山、焦心河、夏风、计桂森、郭钧、庄言、毛宁、牛乃文、吴劳、笑俗等的作品。报上这些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可说是美术科长张谔胸纳百川的功劳。
华君武发表漫画，也发表连环画，如《相差不多》，一组连环画左边画法西斯罪行七幅，第八幅画墨索里尼倒毙在地；右边画国民党反动派罪行七幅，第八幅画个大“？”。
木刻家也画连环画，如夏风的《劳动英雄孙万福》。古元的新年画《向吴满有看齐》，张谔认为这幅木刻年画醒目生动，艺术独特。吴满有是延安穷苦出身的劳动模范，他饱经风霜，满脸皱纹；他身穿皮袄，头戴毡帽，脚着衲帮厚鞋，微笑着站在画面正中，围绕着他身旁的是牛、羊、猪与谷、粟、豆。一位“艰苦奋斗，丰衣足食”的平凡劳动者形象蕴涵的深刻意义，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张谔请总编辑陆定一介绍这幅年画，陆定一写了同题的短文，与作品并排发表在1943年3月2日副刊头题位置上。
古元的《秧歌》木刻三幅，以秧歌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表现群众的艺术活动，刻绘得生动形象，让读者感受到民间艺术的情趣与魅力。
印刷厂锌版极少，后来完全绝货。报上需用领导人头像，英雄模范头像，或专栏小报头时，怎么办呢？便由张谔绘画，工人把它刻在木版上印刷出来。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副主席李鼎铭的头像。
张谔还发表表现群众生活的木刻作品，如延安完小四年级刘仲财的儿童画《游戏时游戏》。在丢手帕的游戏中，孩子们表现的动作神态各不相同，画面洋溢着天真的童趣与延安儿童的幸福生活。
六、地图·插图·美术字
读者阅读战争新闻，总想要与之有关的地图。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封锁，延安非常缺乏地图。为报纸绘制地图的任务便落到张谔身上。1941年5月19日报上发表社论《地中海战争形势》，张谔不仅绘制一般战争形势图，还绘制了《地中海形势图》，还绘了《苏联西部边境图》《日本陆军分布图》，给读者阅报以方便。绘制地图的资料，个人、报社资料室都没有新的国内外地图，张谔只好跑去外单位借用，画完再还，再画再借，不厌其烦。发表地图没有锌版，只好木刻，而木刻的地图上又不便有许多美术字的地名。张谔便与工人商量，在木版上打洞嵌入铅字，标示地名。
鲁迅先生说：“书籍插图，原意是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情趣，补助文字所不及，所以应是一种宣传画。”张谔受到启发，认为党报发表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有插图。副刊发表黄钢、杨思仲、冯牧的报告文学《我们的部队在山林中》，有古元作的木刻插图。发表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张谔请木刻家罗工柳与杨君作插图，孔厥的弹词插图则由木刻家力群作的。张谔重视给文艺作品作插图，为文学作品插图，可以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又可增添读者审美情趣，与作品相得益彰。
1942年整风初期报上发表整风论文，读者难以理解，张谔有时也请画家插图。如发表艾思奇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就请华君武插图两幅，其中一幅描绘“不要落井下石”的意思。
如此，《解放日报》美术插图水平之高、数量之多，在新闻史与文艺史上都是罕见的。在今天报纸印刷出版进入高科技时代，借鉴和发扬《解放日报》为文学作品插图的优良传统，仍有其现实意义，照片是不能代替美术插图的。
当年中央印刷厂的字体很少，报纸的新闻标题只有老宋体和黑体字两种，显得单调。张谔便向博古社长提出他写美术字，为头版头题作标题字。开始只为头版头题写，后来他的美术字写多了，其他标题也用。给新闻报道写标题字须及时，张谔便每天清早与新闻编辑一起上早班，写完标题字即赶往排版车间，与工人师傅商量刻字与印刷。
张谔的美术字自成一体，工人总结它的要领为：“横平竖直一样粗细，点要平长形，撇要上直下边斜，刀撇要粗半圆形。”1946年张谔调重庆工作以前，由张谔书写美术字作新闻标题。张谔走后，遇有以前没有刻用过的美术标题字，工人可以模仿张谔字体，代替张谔设计刻画给报纸使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谔为《人民日报》写过一段时间标题字，别具一格的张谔体美术字流传了较长时间。
张谔为党报所做的美术工作，他的创造性劳动在报史上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
七、毛主席接待三位漫画家
毛主席说过“漫画还要发展”。漫画家希望通过舒群“一见毛主席面陈请教”。我记得，那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蔡若虹与华君武从城东桥儿沟的鲁艺来到清凉山，约张谔与舒群一路去枣园毛主席的住处。
蔡若虹回忆当时毛主席接见的情况：“我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接待我的第一句话是从张谔的介绍开始的。张谔对毛主席说‘蔡若虹就是蔡公时的侄儿。’”蔡公时是著名的外交家，在济南与日本侵略者办外交，被日本鬼子割舌头，挖眼睛，刺刀向着他的身体乱刺……死得悲惨壮烈。蔡若虹还记得，“毛主席对我说：‘你是九江人吧，可晓得九江为什么叫九江？’我马上脸红了。小时候曾经听父亲说过，九江是长江上游九条支流汇合在一起的地方，什么川水呀、湘水呀、汉水呀、浔水呀……我记不住九条江水的名字，只好红着脸对主席说：‘我不晓得。’主席放下酒盅，伸出两手，用左手扳着右手的手指，说一条江扳直一个手指，说一个扳直一个，一直把九条江的名称说完。他接着又说，‘九龙戏水，九江可是个好地方呀！’”
蔡若虹记得，当时是张谔先请毛主席谈谈对讽刺画展的意见。华君武对毛主席说：“您只要谈谈我们作品的缺点就行了，我们都希望听听您的看法。”接着，“毛主席对我们看了一眼，才慢吞吞地开了口，他说讽刺是批评的一种手段，我们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也不会把讽刺关在门外……批评也好，讽刺也好，说话总要说得符合事实……要避免片面性，不能以偏赅全。接着这段话，毛主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幅漫画的标题是《延安的植树》，是几棵没有发芽的光秃秃的小树干，这表示树都没有种活。我看，这哪里是延安种的树呢？大概是清凉山下种的树吧！如果把延安二字改清凉山就对头。”
华君武告诉主席，这幅画是他画的。蔡若虹向主席解释：“清凉山是解放日报和抗大所在地，是知识分子的集中点，清凉山下种的树都没有种活，这是华君武画讽刺画的根据。”
华君武这幅画发表在1942年8月19日《解放日报》第四版，题为《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在《毛主席和我谈漫画》（载1992年5月14日《文学报》）一文中说，这幅画讽刺当时有人种树不加管理的现象。“真是这样，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只剩下一根光光的高高的死树干了。植树造林的问题，还不该引起注意么？”
这幅漫画发表后，副刊主编舒群就向编辑陈企霞和我传达毛主席对这幅画的意见，他说毛主席说延安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种的树都说成不好的，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部的东西，会有人不服气的。如果讽刺确实没有种好树的地方，当然是可以的。听完传达，思路敏捷的陈企霞立即说，那很简单，改个题目就是了。可是改个什么题目呢？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在22日登了个“更正”，说这幅漫画的题目应为《一九三九年延河边所植的树林》。延河年年发洪水，有的地方又是交通要道，小树常被当做拴马桩用，马见树皮就啃，种树成活率低。这样不写具体地方，不牵涉种树单位的责任，也避免有人对号入座提意见。
谈话间，蔡若虹向毛主席说他特别喜欢《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下才慢吞吞地说：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不太好，什么知识分子不分子，应该说他的本行，应该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一个娘生的双胞兄弟，都是被压迫者。有压迫就必定有革命……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舒群在《天安门前》一文中写了1000多字毛主席谈漫画，蔡若虹不赞成。蔡若虹去世前写信给我说：“一个搞文学的人，怎么把写小说时的虚构本领应用到叙述中来了！”舒群说他写《毛泽东故事》，重大情节真实，但细节有创造。在舒群的回忆中，曾说毛主席提出：“你们是不是可以实事求是地，有正侧之异轻重之差地画一幅‘死’、‘活’的对照——‘全面性’漫画呢？其目的在于教育，在于批评与表扬相结合的教育……你们试一试吧。”毛主席为漫画的效果更好，提出“全面性”的漫画表现内容，供作者参考与试验，没有批评作者。华君武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和我们谈话》一文中说：“毛主席讲了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因此这段话在以后几十年我的漫画创作中，克服片面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够终生受用。”而张谔说当时他在报社工作多，很遗憾没有做过“全面性”漫画创作的试验。
这次接见，毛主席和大家谈得很投机，就着一碟凉拌豆腐，一碟青辣椒，一碟西红柿，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话匣子打开了，无所不谈。张谔问毛主席，想申请入党又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怎么办？怎么申请入党？怎么做党的支部书记？华君武说上前方打仗他敢冲锋陷阵，但怕被俘受刑，问毛主席怎么办？毛主席说：“我告诉你，一旦被俘受刑，你心中要想着人民。”不知不觉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了，几位文艺家向主席告辞。主席一直把他们送到枣园门口，握手告别时，毛主席又语重心长地重说一遍：“要想着人民。”
回家路上，华君武说张谔，你还没有入党，就问支部书记怎么做。张谔说，怎么不能问，你还没有被俘，怎么说怕被俘受刑？华君武说：“我是很严肃地问的。”舒群说：“何必责备他呢。他这一句，倒问出一个思想的法宝，斗争的法宝，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不是都有教益吗。”在《天安门前》一文中，舒群说凭着这个法宝，这些年，他不仅越过了被俘的苦海，而且熬过了“抢救”“肃反”“反右”的难关，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批判斗争中，他因心中有这个法宝而镇定自如，泰然处之。
蔡若虹91岁高龄时写了《讽刺的讽刺》一文，忆及当年“举办讽刺画展，创作所谓对‘自己人’与知识分子的作品，是站到敌人立场上去了，不能不使我后悔莫及”。蔡若虹与我谈及创作时，一直坚持他这个看法。也许因为这样，我再没看到过他画讽刺“自己人”的漫画了。
这几位文艺家牢记当年与毛主席的谈话，毛主席具有思想、哲理的这番话，几十年来成为他们创作、工作的一盏明灯，照耀着脚下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八、张谔为革命鞠躬尽瘁
张谔向毛主席谈及申请入党与做支部书记的问题后，于1945年10月5日在解放日报社入党。在早年参加“左联”与进步及革命的文艺活动的文艺家中，张谔入党比较晚，这是因为他严格要求自己，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党员条件。
张谔1931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此前1929年就已参加以田汉为首的南国社进步文艺活动。1932年夏在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任支委，这期间编过许多美术报刊，参加过革命文艺活动。1938年任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主办的《新华日报》美术科长。他是文艺家中“吃公粮”较早的干部。
1938年10月，张谔受命去香港为新华日报社采购照相制版器材并聘请照相制版技术工人。在香港，受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到上海沦陷区约请蔡若虹、夏蕾夫妇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39年4月，张谔带领蔡、夏夫妇，还有制版工人何耀东、林阿九和一批照相制版器材，经越南、昆明、贵州等地，崎岖转折到达重庆。这时《新华日报》已从武汉迁到重庆，张谔和制版工人等留下工作，蔡、夏夫妇赴延安。
1940年，张谔调延安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新华日报》的照相制版设备与技术工人也调到中央印刷厂。张谔任《解放日报》美术科长时，天天与制版工人“大广东”何耀东与“小广东”林阿九打交道，与他们商量在当时缺乏锌版的情况下，把用过的废锌版改造后再用第二次。而这两位是中央印刷厂甚至是延安仅有的制版技术工人，制版质量天天保证。何耀东近年写回忆张谔的文章说，“张谔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鼓励者与介绍人”。何耀东为离休处级干部。
林阿九后来到广东新华印刷厂当工人，他像当年在延安那样老实肯干，在一次攀高架劳动时不慎摔下来牺牲了。他跟随张谔到延安参加工作，剩下母亲一人靠自己的劳力给人做保姆，新中国成立后母子才得以团聚，可惜不久林阿九牺牲了，她一人无依无靠，但也无怨无悔，算为革命献了力。林阿九母子俩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40年张谔从重庆到延安时，除了带着照相制版器材与制版工人，还带有医务人员与药品器械，这是延安极为需要的。他们长途跋涉，通过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层层封锁。张谔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少校副官，押运军车一辆、人员20名、物资若干。到某封锁线时，被反动当局扣押，历时16天。张谔块头大，穿着校官军服，佩戴少校军衔徽章，说话声音洪亮，振振有词。他坚持不让敌伪与赴延人员谈话，也不让敌伪检查物资，那些军级较低的敌人怯他三分。张谔一面安抚同志，一面与敌斗争，临危不惧，有勇有谋，终于胜利，一行人连车带物朝延安进发。同行的许多人中以为他真的是押运副官，而不知道他是一位漫画家。这段传奇经历一直传为佳话。
1946年，张谔调往香港做经济工作，为解放区购买两船物资，一船如期到达，另一船中途遇台风，不知刮到何处去了。张谔急坏了，这都是解放区急需的东西啊，怎么向组织交代呢？幸好经过风浪的洗礼，这艘不屈的船装着完整无损的物资，漂到了解放区。张谔又胜利了。
1962年，张谔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协助馆长刘开渠为美术馆的建设，特别为我国历代美术家优秀作品的收藏、研究、陈列、出版以及对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在工作中从不营私谋利，他千方百计为馆里收藏优秀美术作品而努力，个人却从不收藏一幅。他一生为公，两袖清风。
张谔1995年5月去世，享年85岁。
2002年7月 秦皇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