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昭同志是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最早的一位女作家，我久闻大名，在初中时期读过她写得纤美细致的处女作《倦旅》，想不到，1943年有幸与她一起工作了。
（一）
1942年，我在延安党中央《解放日报》文艺栏做编辑，另一位编辑是陈企霞，主编为舒群。三个人编辑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全版副刊与专刊，不仅做编辑、校对与计算稿费等工作，还要用旧报纸糊信封用。编辑室离排版车间一里半崎岖山路，值班的编辑一日要跑三个来回发稿、取清样与送清样；特别是不能发表的稿件，必须逐一写信退还，提出参考意见。退稿信要经主编审阅同意以后才能付邮，工作繁重。休息时间，除去洗澡与洗衣，可以说都是加班工作。
主编舒群多次向报社社长秦邦宪（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主席提出困难，1942年3月中央将中央文委秘书长艾思奇调来，老艾知道任务艰巨，他与有关部门说妥，同时调来林默涵、庄栋、王匡与温济泽做编辑，温兼秘书。庄栋与温济泽调来以后，中央研究院不放王匡，老艾又调来女作家白朗与陈学昭。老艾与这些编辑来后，报社将文艺栏改为副刊部，老艾任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舒群任副主任，并将原由社长直接领导的美术科长张谔也划归副刊部领导，副刊部从此有十个人，其中艾思奇、舒群、陈学昭、陈企霞、白朗、林默涵与张谔七位都是持毛泽东与凯丰发的请柬正式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占参加研讨会的正式代表十分之一。这么强大的副刊编辑阵容在新闻史与文教史上都罕见。
（二）
学昭来前，我没见过，只听说她在法国得过文学博士学位，她丈夫何穆是留法的肺科博士，他俩是延安仅有的两位博士。不久后发现，何穆与姚护士有婚外恋，他们离婚了，不到一岁的女儿陈亚男判给学昭抚养。
9月的一天上午，学昭来到副刊部的办公室，老艾说：“陈学昭同志来了，欢迎，欢迎！”请她坐在一个空办公桌处。老艾介绍大家互相认识，说了副刊部的工作与报社的作息时间，学昭环顾副刊部十个人十张办公桌，一个人一个坐凳，门后放一把扫帚挂一块抹布。学昭说：“我干什么呢？”老艾说：“你身体不好，今天休息休息。”学昭说：“我是来上班的，向大家学习的。”我看学昭身材高、皮肤白、腰板挺、五官正，是位漂亮人，身着藏青色厚毛呢列宁装，是当时时髦的高级服装。企霞负责登记来稿，递给她几份稿件看，小温递给她一些退稿用的白油光纸与用旧报纸糊的中间贴一小块白纸写字的信封，学昭就开始工作了。
过一会儿，学昭给老艾两份稿件，说：“我写了两封退稿信，请您看看行不行？”我看学昭的退稿信字迹清楚，一笔一画极为规范，我深感惭愧。接着学昭说：“12点了。”她有手表。老艾掏出他的西马怀表看看，说：“12点了。下班、吃饭。”从此，学昭的退稿在老艾处都通过。稿件多时，星期日不去幼儿园看亚男，加班处理完，以免星期一企霞检查处理稿件，说她有逾期没办的。学昭极为认真与好强。
走出办公室，学昭也沿着编委住的这排窑往东走，迈步大且速度快，像青壮年。走到报社大门口上山这条路口，她推开我住的窑的隔邻窑，我说您住在这里，她说：“您是住在我隔邻么？”我说是的。学昭说：“我很高兴，我们邻居！”我说：“您今天刚来，可能小鬼弄不清您住在这儿，他很快会挑饭来的，您在窑口等一会儿，我下山去打饭了。”学昭说：“您是吃大灶么？”我说副刊部一半人吃中灶，一半人吃大灶（日本战败投降后，副刊部的老编辑才改中灶待遇了）。因为邻居，她又和蔼可亲，我们接触与交谈较多。
（三）
延安文艺座谈会号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学昭热烈拥护，但她为自己写工农兵太少而不安。她与周恩来同志谈起，周说：“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经历也好么！”在周的提示下，她决定写《工作着是美丽的》，出版后反映强烈，至今仍为文学界采用的名句。
在报社，学昭利用业余时间写诗《我怀念被屈辱的巴黎》《这是法兰西的传统》，杂文《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重庆来人谈大后方》，翻译苏联舍赛那的《列宁与文学》、杜林的《戏剧家高尔基》，还采访女劳模马杏儿、抗属英雄忻碧莲、劳动英雄胡华钦等，写作报告文学。学昭是文艺界难得的多面手，是延安最活跃的作家之一。
（四）
学昭的主要历史情况，我是在1943年4月3日开始的纯洁组织的整风中知道的。纯洁组织，每个干部都要审查，受审者自己先介绍个人的历史，大家提问题，最后所在部门作结论。
学昭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破落的书香家庭，取名陈淑章，6岁读私塾，打下中文基础。1923年在上海爱国女中毕业，《时报》以《我所希望的新妇女》为题征文，学昭第一次用学昭为笔名写稿应征，获第二名，社长戈公振写信鼓励她多给报社写稿，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参加进步文学团体“浅草社”，改名学昭，是因为是“淑章”的谐音，也表示她喜欢《昭明文选》。
1927年，学昭想去外国深造，杨之华建议她去苏联，郑振铎告诉她学政治去苏联好，你学文学可去法国。学昭预支《寸草心》与《烟霞伴旅》两本书的版税，与郑振铎、徐霞村等人同路赴法。年末，戈公振在法国得知学昭经济困难，请她担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月薪120元。1931年，学昭进克莱蒙大学文科，C教授很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与学昭的文学根底，建议学昭以中国古典文学题材写论文，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末，学昭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词》通过答辩，学位证书由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颁发。
（五）
1922年，学昭在爱国女中读书时，认识校长季通的儿子季志仁，1926年夏，在上海送季志仁赴法国留学，认识与季同行的何穆。不久，学昭也赴法学习，经戈公振介绍，认识袁昌英，袁为学昭介绍钢琴教师，学昭学法语又学钢琴。秋天经季志仁介绍，认识蔡柏林——蔡元培的儿子，出生在柏林，发现宇宙磁场的著名科学家。
从此学昭与季、蔡成为好朋友，蔡帮助学昭补习法语，学昭教蔡学中文，他们鼓励学昭写作并完成博士论文，并与学昭合作翻译外国小说。可是，1929年6月，何穆患肺病去离城疗养。约学昭与季暑假也去，学昭先去，何穆追求她，她不同意。1930年，何穆来巴黎向学昭求婚，未成。不久，应何穆约去里昂，因同情何穆是病号，同意与他结婚。
学昭从开始写作，就得到老一辈革命家与革命的进步作家的帮助，如瞿秋白、杨之华夫妇，鲁迅、许广平夫妇，周建人，茅盾、孔德祉夫妇与同学张琴秋等，并且关系密切，鲁迅先生与学昭的往来，日记里有多次记载。学昭说她现在还没入党，也没有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平时她不说这些，现在审查历史，她必须把一切都说清楚。
以上是学昭在副刊部也就是学习小组上说的，学昭说了两个下午，大家提意见与作结论一个下午，老艾作结论：“陈学昭同志历史清白。”由林默涵与温济泽起草结论稿，老艾审阅签字后，存入学昭的干部档案袋。
此外，学昭向我谈了更多的情况与细节。学昭与季、蔡的友谊纯真、深厚。学昭与季在马赛，因找不到适当住处，虽在宾馆同房同床“住”，但只通夜谈。季知柏林与何穆喜欢学昭，他早婚躲开。季知学昭事业心重，不顾早婚与早恋，像身携浙江龙泉宝剑，谁向她提爱，她会挥剑斩断这个友谊。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学昭也没有想到，她一时糊涂与软弱造成了终生遗憾。
学昭告诉我，她在琴房练钢琴时，柏林来约她午餐，她趁机告诉柏林，她将与何穆结婚，柏林脸色立即变白，扭头就走，用最大力量带门，“哐”的一声，把她的心都要震出来了。学昭捂心伏琴流泪，此后在巴黎再没见过柏林。
一天早晨，学昭与我在窑外刷牙时，她说：“你猜我昨夜做了什么梦？吓死人的。”我说：“你梦到了一个人！”学昭说：“你真坏。”我说：“我自以为很好。”学昭说：“是的，你是好人，所以我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学昭说着停止刷牙，手扶窑壁小憩，说现在我想起来“哐”的一声，心都跳。
（六）
学昭还告诉我一件罕为人知的事。留法的李富春同志与蔡畅大姐劝她再婚，她不干。1944年，新四军卫生部部长、留法的沈其震来延安了，李、蔡认为合适，学昭同意见面认识，约好见面那天，沈先到，他看见学昭从山下走来，他出窑从另一路溜了。学昭不知，蔡大姐说改一天我再约他来。下一次学昭先到，蔡大姐指着山下一个人说沈其震来了，学昭听完走出窑洞从另一条路下山了。我问学昭：“你为什么这样？”她说：“女人结婚，要生孩子，带孩子，伺候丈夫，我怎么干革命哪！”我问学昭：“沈其震为什么也这样？”她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七）
后来知道，学昭与我和内舍温文（又名温联琛）都是1938年8月6日到达延安的。学昭与温文是8月3日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乘八路军的货车，于8月6日上午到达的，学昭夫妇与八岁的儿子棣棣（次年病逝）住交际处，温文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报到。不久抗大去前方，他们再没见过。温文14岁，一人从重庆坐飞机来西安，考入抗大，她是复旦大学原教务长温崇信（国民党CC分子，北京解放前任市政府秘书长，和平解放后，受人挑拨逃往台湾）的独生女。在扬州中学受共产党员江上青的影响，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坚决要参加革命，在重庆已考上高中，温崇信无奈购买飞机票，让她来西安考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为照顾温文年幼体弱，并由于统战关系，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请学昭夫妇照顾温文。棣棣靠着何穆坐，温文挨着学昭坐，开车他俩靠在大人身上睡，像一家人。学昭夫妇都喜欢温文，我是7月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考入抗大，来西安办事处编队走路，于8月6日下午到抗大总校报到的。
1945年秋，温文来延安治疗风湿性心脏病，得知学昭在中央党校四部任教，我们立即去看望她。学昭喜出望外，说你们怎么认识，1938年以后我就不知道温文去哪里了，现在能见到不容易。学昭一定要请我们吃饭，这是学昭平时不做的麻烦事，她说今天开心，一定要做，我们只好从命。学昭劝我们结婚，我们说结婚太麻烦，又影响工作，学昭说你们可以结婚，婚后仍像朋友一样生活，又避免有第三者插手，不好么？学昭说得有理，是经验之谈，我们拖到1946年秋结婚了。
（八）
学昭于1945年秋末赴东北，我们1947年随中央从延安撤退，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1949年7月1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看名单，得知学昭在华北代表团，我是中南代表团的。我们住的宾馆离得很远，只能在大会与晚会休息时简单谈谈，我知道她又患轻度糖尿病，但写作多产，《工作着是美丽的》已经出版，亚男在北京中央保小读小学，前几年中央曾决定派她代表中国妇女参加国际妇联的工作，因故临时停止出发，柏林与她已有联系。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我们又见面了，仍无时间多谈。
我与学昭联系渐多是在我1955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以后，学昭是从作协调浙江省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任主席的，但是在那里很少看到党的文件，她指望我帮助解决，我打电话给浙江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黄源，他满口答应，说以后让学昭去宣传部看文件。
可是想不到，1957年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时，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来杭州动员鸣放，特别动员学昭带头发言，学昭说了一句“省委对文艺工作还不够重视”，《文汇报》记者容正昌、张煦堂采访学昭，在5月18日的报上发表《乍暖还寒晴复雨——陈学昭谈杭州百家争鸣的气候》又提到学昭的这个意见，在8月以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中，学昭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与下放劳动的处分。这时，划右派分子的权力，中央下放给省部委了，划右派未报中央就在报纸发表了。中央规定改正好的右派分子两年可以脱去右派分子帽子，不知道为什么学昭到1962年才脱帽。
1963年，中国文联组织学习班，学昭随浙江参加学习的人员同往，学昭利用休息时间去看了邓颖超、康克清、孔德祉、陈宣昭（1924年借住在上海张琴秋、沈泽民家时，结拜的姐妹）等。
邓颖超与周恩来对学昭关照较多，告诉她好好学习与改造，争取回到党的队伍，说划她右派分子，他们不知道，如果她在北京，是不至于如此的；学昭问邓大姐要不要去看看周扬，邓大姐说可以去看看。邓大姐送学昭到东单文化部周扬住处大门口说，我不进去了，你也不要说我送你来的。
（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学昭又受冲击，被抄家、揪斗，进“牛棚”劳动，抄走的某些东西，始终不按政策规定还给她，“文化大革命”中学昭受的折磨与打击，比划右派要严重。
1974年，学昭身体不好，杭州大学校长林淡秋照顾她，让她上午去图书馆工作，下午病休。这时她与亚男各住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我利用广东省干校休息的时间去杭州探望。学昭上午工作，我上午外出参观。午餐后，休息半小时我们聊天，我没来时她是写作。我看见她桌上放的原稿，奇怪地问：“你怎么还像延安那样用白油光纸起草，写得密密麻麻，不留空行与天地？”她说：“我习惯了。”我说：“在延安我们都是用稿纸起草，一面写，你还是两面写，现在不缺纸张，不必这么节约了。”她说：“这是习惯，我不觉得不方便，节约些纸张有什么不好。”我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写了发表与出版都不能，多点休息与活动吧，以后再写。”她说：“我行动不便，写作对我既是脑力活动也是体力活动。”
“文化大革命”以后，学昭出版十本书，几乎一年一本，都是付稿酬的正常出版，一本印1万册左右，有的还再版，老年人出现如此创作高潮与丰收，是罕见的。我想：这是为什么？学昭写的是她个人经历与同代人的生活，没有怪人怪事与个人隐私，语言朴素、平易，读学昭的书，可以看见当时当地人的活动、风情，听见那时人物的语言，记录并再现中国这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就是学昭创作的美学与不朽的力量。
（十）
1980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柏林从德国访华，并去上海与杭州探亲，7月1日抵杭，学昭行走不便，要亚男去机场迎接，去迎接柏林的亲友有一二十人。柏林下机径向亚男走去，拥抱她，同时说：“亚男你好！”亚男说：“妈妈行走不便，没来迎接，请您原谅。”柏林说他先回家住下，明天上午去看望学昭，晚上柏林请他外甥来告诉学昭，明天见面说国语。次早9时，柏林来到学昭住的龙游路。学昭住的两间旧平房，寒暄后，学昭说：“我现在的生活你都看见了，就这个样子，你都看见了。”柏林没答话，两行眼泪流出来了，赶忙扭头掏手帕。稍停，也说我现在的生活你也都看见了。与柏林长期同居的澳大利亚妇女不懂中文，呆坐两小时，没吃午饭，柏林就走了。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北京召开万人庆祝大会，柏林应邀返华参加，受到邓颖超接见。会后柏林去上海探亲，亚男代表学昭去上海看望他，这是他们最后的联系。
（十一）
1980年9月，我去杭州开会，还没去看学昭，亚男就打电话来，说：“妈妈今天住医院了，不能在家接待你，让我向你道歉！”我问：“你妈妈是什么病？”亚男说：“这十多天精神不好，吃饭少，也不写作，大家动员她住院检查身体。”21日，我和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社副社长沈虎根去省人民医院看望她，学昭安静地躺在单间病房洁白的床上，像平时那样鹤发童颜，没输氧，没吊针，如果是在家里，我不会想到她是病人。我问亚男医生说些什么，亚男说刚开始检查，医生只说她患糖尿病，饮食单调，可能是缺钙或其他矿物质吧。我说既来了，请医生彻底检查检查吧。亚男说妈妈已经七八年没有住院体检了。我说我一年或两年住院体检一次，她为什么这么久。亚男说妈妈说住院体检花钱多，又耽误时间。我说年纪大了，有毛病要及时诊治与检查，我以后学习你妈妈没大事不住医院，也节约。
交谈中，学昭忽然向老沈笑着说：“老沈，我想吃鱼了！”我说：“那还不容易！”学昭笑出声说：“不是的，我是想吃老沈的鱼！”原来学昭有一本翻译的童话《鲇鱼奥斯加历险记》在老沈兼社长的少儿出版社还没出版，学昭准备将这本书的稿酬捐给儿童福利院。老沈很快说：“我催他们快出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学昭出版的第十本书。我像往常看望学昭那样，高兴地离去。
（十二）
做梦也想不到，10月10日，亚男打电话告诉我：“妈妈走了。”“什么？”我疑问。亚男说：“今天早晨3时50分，妈妈因为糖尿病晚期，引起酮症酸中毒走了。”学昭终年85岁。亚男遵照学昭的遗嘱不给组织和亲友添麻烦，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将骨灰撒入钱塘江顺水流去。学昭悄悄地走了，亚男夫妇不到一天办完后事，打电话来了。
（十三）
学昭17岁写作，参加“浅草社”。鲁迅先生说他们“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参加革命后，却表达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与工农兵人民大众一起，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与解放全中国及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从学昭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学昭写了许多怀念与回忆周恩来、邓颖超、陈云、于若木、李富春、蔡畅、瞿秋白、杨之华、沈泽民、张琴秋、鲁迅、许广平、茅盾、孔德祉、戈公振、周建人等人的作品，开拓与丰富了回忆录著作的天地。学昭的著作是我国文坛的独特的不朽的鲜花，读者不会忘记，可是她突然走了！
我常想起学昭！我再见不到学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