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同志在延安时期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做过编辑，那是1943年春至1944年末的事。《解放日报》位于清凉山东侧山麓。“滚滚延河水”在山下从北往东绕过，站在山上往前看，它的前面便是“巍巍宝塔山”。清凉山历代古迹名胜多，山上的盘龙古松根深叶茂，郁郁葱葱，这不正是我们延安的庄严和希望吗？人们向往它，说远在城南十里铺都能看得见它。清凉山是好地方，我们当年工作、生活在那里，它便成为《解放日报》的代号。
《解放日报》是中共创办的对开四版的大型中央党报。1942年4月1日进行改版，要求“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9页），撤销原占半版版面的文艺栏的报头，改第四版全版为副刊，这在我国新闻史上是最早的大型副刊。副刊的方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它是以文学艺术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第四版每月发表18万字的文艺稿件，这又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文艺阵地。初改版，副刊仍由原文艺栏的舒群（主编）、陈企霞和我三个人编，版面增加一倍，又有地理、历史、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稿件，任务艰巨。8月末或9月初，毛主席亲自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跟着又召集征被稿人开会，逐一落实征稿计划。在9月11日召开的编委会上，舒群汇报了毛主席为四版征稿的情况以后，再次说“请编委会考虑一下我们工作的重量”，强调他领导综合副刊实在有困难。毛主席和社长博古（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决定调艾思奇同志（中央文委秘书长、中宣部文艺科科长）来任副刊部主任，同时又调几位当时在延安和国内的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来充实副刊部，默涵也在其中。舒群改任副刊部副主任。
默涵是1929年参加少共的老革命，在1938年来延安以前已经有译著出版，有作品发表，协助谢云逸编辑《国民周刊》，协助钱亦石编《世界知识》，协助张仲实编《读书与出版》，协助柳编《全民抗战》等，在延安协助艾思奇和周扬编《中国文化》。当时没有副主编的名义，实际上做的是副主编的工作。默涵调来以前的职务是华北书店总编辑。使我们敬佩的是新来的默涵、陈学昭、白朗、温济泽、庄栋等同志，工作热情，没有架子，来报社报到后，安排了住处立刻上班，迅速站好编辑岗。默涵住在清凉山最高处的南天门，每天上班、吃饭（厨房在山下），山上山下跑好几趟；轮到值班看副刊清样时，得往清凉山最西的万佛洞排版车间跑，一天跑两三个来回。哪一趟能比今天爬18层大楼轻松？默涵都不在乎，他说：“我个子高，腿又长，跑跑挺好的。”
报社编辑部设在十孔石砌窑洞内，一孔窑洞内面对面摆两排白木的三屉办公桌，每张桌后放一只凳子，走路只能顺着墙边转。编辑部是集体办公的，每天坐班八小时。大家都准时上下班，一来便紧张地埋头工作，看稿、改稿、退稿简直没完。如要谈事情，抽卷烟，一律自觉地到室外去。这种集体办公对许多初来者都是个“下马威”，而默涵等几位新来的同志都很适应。
最大量的工作是写退稿信，一切不用的稿件都要逐一写信提意见，连同原稿退还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报纸创刊的时候文艺栏有一个培养新作者的任务。作者最希望的是对他们的稿子提意见，丁玲创办文艺栏时作了这个创造性的规定。每封退稿信写好以后，放在主任或副主任桌上，请他们审阅以后才能发出。当时做编辑，还得做许多事务性工作。从登记来稿、贴阅稿签、算字数、画版式、结算稿费、接待来访，到作品发表以后剪报寄给作者等等都得做。默涵到报社以前一般不做这些工作，现在都兢兢业业毫无怨言地去完成分给他的那份事务性工作。默涵分工管社会科学、杂文和工农兵作者的稿件。工农兵作者许多人没有稿纸，有的八字也写不清楚，来稿能选用的，他修改后不声不响地用稿纸抄清楚交给发稿人。有一次，默涵反常地着急了，手里拿着一叠稿子摇晃着说：“真要命，怎么他的字总是这么潦草？”“谁的稿子？”有人问。“韩东山（新中国成立后，评定军衔为中将）的，一个在党校四部学习的工农干部写的。”默涵答。稿件是用白纸写的，没格子，毛笔字写得潦草，又大小不一。大家说：“已经发表过他几篇稿子了，他知道要抄清楚才能排字吧！稿子要是能用，退回去，请他重抄！”默涵说：“以前发表的都是我代他抄的，这次稿子我修改过，请他重抄，还是不清楚。”“抄得不清楚，寄回去，请他再抄一遍，也可以给他提点批评意见嘛。”平时少话的白朗说。默涵按大家提的意见办了。过几天稿子寄回来，字写得略好些，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作者检讨自己粗枝大叶不负责任，并解释右手挂过彩，不听使唤。看了韩东山的来信，默涵说：“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这次批评错了他。”白朗和默涵隔一个人坐，她老远伸过手来，说：“这一次我替他抄吧！”默涵说：“我处理的稿子，怎么能让你抄！”白朗说：“大家都该抄，我写字一笔一画，稿不涂改，比你抄得清楚，给我抄吧！”
1947年末我在大别山遇见韩东山，他听说我在《解放日报》工作过，称我为老师。我说你的稿子是默涵同志处理的。他说：“默涵是我的老师，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你也是我的老师。”在默涵来说，只是当好工农兵写作的“理发员”，满腔热情地帮助工农兵作者写作，每当发现新人佳作时，他那欢欣的神态，至今我记忆犹新。当时在《解放日报》发表作品的韩东山、高朗亭将军，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做过省长的李立同志，都客气地称编辑为老师。可默涵从不好为人师，他只是做他应做的编辑工作。
默涵勤奋好学。晚上时间可以自己支配，他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不跳舞、不串门。那时候我们每人一盏小美孚灯，这是延安难得的宝贵的光源，他擦亮小灯，埋头伏案，不倦地读书写作。在报社工作约21个月的时间，他用“默涵”和“禾乃英”的笔名共发表了至少40篇文章，这在当时的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
来报社以前，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默涵经手发表在《中国文化》上的。当年，他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主席的讲话。1943年10月他又经手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讲话》全文。他有幸先听先读，但重要的是他听进去了，学进去了，能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默涵发表的文艺评论较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写了《“面包师”和“饼干匠”》，说：“艺术家如果不彻底脱离这个狭小得几乎近于自我陶醉的小圈子……即使主观上想要为大众服务，恐怕很难服务上。”接着在12月份，他又写出《打破旧观点》一文，阐释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家要到工农兵中去的原则，说：“艺术家要打碎艺术高于一切的观点，到实际工作中去，并且是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真正参加实际工作。”1943年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组织文艺家深入生活都是这样做的。这说明默涵对《讲话》有深刻的理解，最早提出切实可行的深入生活的办法，为繁荣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943年延安的春节文艺活动中，秧歌最为醒目，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而形式又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秧歌。默涵热情赞扬这些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新文艺创作及其表演活动。当时秧歌剧没有印好的脚本，写评论文章必须跟着秧歌队看巡回演出，当场做笔记，当场采访。戏散回家已是夜里，还得在深夜把文章赶写出来。默涵不辞劳苦地宣传文艺阵地这一新生事物，接连发表了《保安处的秧歌》《留政秧歌队》《延安市民的秧歌》《学习郝家桥秧歌队》和《关于秧歌的三言两语》等等。
默涵还有许多文章谈论整风和生产当时最重要的两项任务。整风的检查思想阶段，他在一篇题为《说真话》的文章里，说要总结经验与提高路线觉悟，“首先要说真话”，对别人对自己都要说真话，“本着自己真正的了解，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是则是，非则非，好处要说，缺点也一样要说”，“这才真正是对待同志的态度，才算是对党负责”。他对在整风学习运动中检查非无产阶级思想，改变立足点，需要“说真话”，说得朴实诚恳，与为说真话而说真话的唯心观点迥然不同。1943年，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大丰收，边区政府召开劳动模范大会并举办农业展览会，副刊部有个介绍科学种田的经验与成就的任务，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温济泽同志忙不过来，默涵不声不响地陪他去采访，写了介绍红皮花生、苜蓿蔬菜等优良品种和第一次制造玻璃的经验。默涵的这些作品像一块块煤炭，在推动整风和生产两大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发光发热。
默涵当年所写的杂文，文笔犀利，内容丰富。作品有指责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罪行的《枪口对外》，有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有歌颂工农兵的创造才能和幸福生活的，也有批评官僚主义与腐败作风的。他的杂文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高尔基、鲁迅的文艺理论为指导，每篇作品都表达了作者的真知灼见。默涵的杂文拥有广泛的读者，他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在每篇千字左右的作品中，运用群众的语言，音调刚柔缓急具备。他是以自己的独特风格为群众所熟悉所热爱的杂文家。在那时延安紧张繁忙的环境里，人们拿到报纸，往往先读短小的杂文，有些读者读到他的杂文不看署名也知道是他的作品。近期我翻阅旧日的《解放日报》，把他的论文、杂文重读一遍。读着，读着，我恍惚回到我们当年生活、战斗的清凉山，备感亲切。当年发表在马兰草纸上的作品，激励着人们去抗日，去迎接新社会，今天这些作品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不朽之作。我赞成编辑出版默涵文集。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默涵待人处世也实事求是。在整风的审查干部阶段，插进来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把报社这个文明单位也搞得天翻地覆，“抢救”的气派特大，逮走了好几个人。副刊部首先审查陈企霞，他说抗战初期曾经和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做过一件事。托派当时被认为是特务、间谍和反革命。大家对此提了些问题。艾思奇作总结说，陈企霞主动提请组织审查是好的，现在缺乏材料，对这个问题无法作结论，只好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暂时保留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作出审查结论，没有问题）。接着审查陈学昭，经过三个下午的会，结论是历史清楚。再接着审查我，在第三天发生意外，外单位转来材料，有人伪供我是特务外围组织复兴社的小组长。可是，“抢救运动”从头到尾“抢救”不动，艾思奇在编委会说对我的问题应该两点论，副刊部没有搞出来一个特务。领导批评副刊部包庇反革命，几乎把艾思奇和默涵也“抢救”上了。事后我问默涵，为什么“抢救运动”中很少说话。他说：“叫我说什么呢？陈企霞的问题是他自己说的，我不了解情况，说不出意见；陈学昭的历史清楚，没有话可说。你的问题，有人说是复兴社，外调来的材料说不是，你的交代清楚，没有可说的。”艾思奇和积极分子研究问题时，他都表示这个看法。在运动中，默涵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他说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乱说。自己是革命的，怎么能说自己是特务呢？这有什么意思？我不赞成有些人假坦白。默涵鲜明的政治态度、立场，使我忘不了。他在生产、生活中的有些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春天，默涵跟大伙儿一道上山开荒、播种。秋末，爬山捡烂洋芋、瓜藤、菜皮喂猪。凡必须参加的集体生产任务他都参加，而可以自由参加、公私兼顾、赚钱放入腰包的如纺线、卷烟等，他都不干。那时生活艰苦，但副刊部的同志“安贫”，平时也较少另做饭菜改善生活。大家一起聚餐有过那么几次，欢送默涵调往重庆工作，欢送周立波南下，还有就是有人结婚。大家凑钱，厨房的师傅给做几个菜，围着圆桌欢欢喜喜地吃着，说着，笑着。
默涵个人偶然也做点儿吃的。1944年春，他在米脂县工作的妻子带给他十小包大米，他便在南天门东南角用几块破砖砌个灶，放上大茶缸，煮大米粥。当年延安有“共产风”，有东西大家吃，但遇见这类难得的“珍品”，却不好意思“打游击”了。默涵总说：“你怎么能不吃呢？在延安是见者有份，我煮的是福建稀饭，里面放了猪肉大葱，好吃！”他说得诚恳，谁也不能拒绝；我至少吃过两次。
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默涵在清凉山的那段革命经历在他全部的经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当年的工作、学习所磨炼的思想修养和革命毅力，使他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能肩负重任，出色地完成任务，为文艺界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称赞。他从事文化艺术活动60多年，为中国革命文化艺术工作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的贡献。今年，默涵80岁了，还在孜孜不倦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而工作，为党为人民贡献晚年！
太阳还没有下山，光芒仍然灿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它以其光辉而深远的意义记载在党的史册上。
这个伟大转折的表现之一，就是重申并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和作风。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向前看，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我个人政治生命的历史转折。12月8日上午，我在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复查小组作出的《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上签字。复查结论指出：“经过复查证明，‘反党集团’一案的定性材料都与事实不符，……是一起完全搞错的案件，应予彻底改正。”结论还说“李之琏等人认真严肃贯彻执行中央的肃反审干政策”等等。签字后，复查小组长说，我调回北京中央机关工作，个人可以考虑提出对工作的意见。25日中组部发给我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复查结论。这是我的政治生命获得新生的一天，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洗刷干净了。
1958年秋，我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的罪状，是包庇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包庇舒群、罗烽、白朗反党小集团和包庇萧乾、马敏行、汤浩等所谓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这是莫须有的，也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只是在我所负责和参与的工作中，按照党的政策、规定和办事原则，说过一些意见，在中宣部和作协党组一度重新查处丁、陈和舒、罗、白的问题时，做过一些应做的工作。对于作协反右扩大化，我没有也不敢严正地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我的过错，我一直为此深感不安。现在，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为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创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我坚信这灿烂的阳光将照遍每一个角落！我的错案将获解决了，但当时一般的冤假错案尚未复查。我过去曾经工作过的部门的冤假错案也应该解决，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使我不能再沉默了！
12月8日，我在复查结论上签字之后，下午便赶快去看望林默涵同志。默涵1959年以后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是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3年春到1944年末，我们一起在延安党中央的《解放日报》做编辑，他一直是我尊重和信任的领导和朋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这段时间，默涵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文联秘书长、文联恢复小组组长（这个小组起党组作用）。原文联的其他负责人尚未恢复工作，这时默涵是文联的第一把手。我去看他，把我经过复查、落实政策的喜悦和党纠正冤假错案的情况告诉他，想请中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包括暂时划归文联领导的作协，把落实政策的工作开展起来。我说：“文联和各协会落实政策的事还没有动，现在该动了。”“文化大革命”中文联和各协会是重灾区，冤错假案多，50年代反右扩大化也严重，文联、作协和各个协会有几百人的问题要复查，工作量大，早做主动。默涵看着我，欣慰地微笑说：“你的错案这样解决得好！你说的情况我也正在想，该怎么办呢？”他说，那时文联刚恢复，老同志回来的不多，新调来的或借调来的几个人又不了解情况，他正作难。他沉思着，忽然他恳切地对我说：“你来干落实政策的工作，好不好？”我说：“我还没有恢复党籍呢！”他问我：“你现在归哪里管？”我说：“复查小组是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成立的，他们都管。”他说：“那你先来帮忙吧，行吗？”我说：“行，我现在等中央批示结论，没什么事情。”他说：“我问问中组部，如果中组部同意，你就来，说定了！”
默涵一贯说话办事诚恳、认真。对落实政策这件大事，使我深为感动的是他不因为1957年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参加过一些文艺机关团体的活动而对此淡然置之。不像有些领导同志反右是中央发动的，或者表示“批斗某人是经过中央同意的”，而对纠正冤假错案缄口不言。当年，默涵负责的文艺处，文艺处副处长苏一平说文艺处没有划右派分子，也没有打反党分子，甚至没有论处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延安时，审查干部和“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中，我们《解放日报》副刊部没有整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因而成为报社甚至清凉山新闻出版系统的落后单位。因为部主任艾思奇同志，还有默涵等，坚持实事求是，不乱批乱斗。因此，他们被怀疑为“包庇反革命”，几乎也被“抢救”。批斗与“抢救”我时，默涵不说话，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我看过你的材料，没有问题，怎么能批斗你呢。”我深感默涵对执行党的政策坚定不移、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复杂的斗争中难能可贵的品德。
过了两天，默涵来电话，说中组部同意我去落实政策，并说他向中组部提出调我去文联工作，这事他向文联三位副秘书长和有关负责人说过了。
那时刚恢复的文联，果真没有几个人，在工人体育场招待所租了三间办公室，开全体会议时可以坐在一间标准房间里。那天，默涵主持会议，宣布我来做副秘书长的工作，负责落实政策。他说，现在文联的主要工作有三项：恢复和重建机关，这包括解决临时办公地点和建设办公和住宿房屋，筹备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做好落实政策工作。关于落实政策，他说主要是思想上要重视，只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决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解决文艺界的团结问题，这是国家安定团结的组成部分，我们务必努力把工作做好。他指出，落实政策必须实事求是，研究清楚问题的关键和性质，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具体做法可以先抓大案要案，在各个协会中作协应当是重点，因为它有“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牵涉的人比较多，还有萧三同志的案件默涵指示从大案要案做起，就是说无论“文化大革命”或是反右斗争中搞错的大案要案，不需本人申诉，也不论是何许人，一律复查，而且尽快。
这样，文联和各协会落实政策的工作比党中央机关开始得迟，但比起一般机关要早。因为在18日三中全会闭幕以前已经布置了。在文艺界的思想和人事关系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默涵如此鲜明、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这是以党的事业为重，无私无畏的表现。一个红头文件发出的中央政策，理解和执行很难完全一样，其结果也可能大不相同，关键在于执行人的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态度。默涵同志的思想和态度，加强了我落实政策的信心和勇气。我想，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而且也一定能够做好。
《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中说：“陈明在北京奔走是顺利的，有让人高兴的结果：中组部批准丁玲先到北京看病，并指示由中央文化部接待。听到这一消息的都想到，这也是过去把丁玲一案搞得太复杂了，要恢复到此案本来并不复杂的面貌，也得有个并不简单的过程。”这是作者的判断，可能也是丁玲的想法。1979年元旦，丁玲、陈明回到北京。事实是在丁玲回到北京以前，文联已经一致通过决议，复查以丁玲牵头的大案。1956年9月领导指示我协助处理丁玲的问题。在这之前，我和丁、陈没有任何接触，1958年竟“莫须有”地给我扣上了鼓动丁、陈翻案的罪名。今天，从党内的斗争中我学到了“慎言行”。虽然我在做落实政策的工作，但我与丁玲、陈企霞、舒群、罗烽、白朗、萧乾等需落实政策的、并不生疏的同志和朋友仍未有接触。
那段时间默涵工作忙，会议多，他请副秘书长魏伯主持文联的日常工作，他参加秘书长会议。不久，召开文代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默涵主要管文代会工作报告的起草，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文代会已有十多年没有召开了。今天，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又需提出今后的工作，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起草这个报告的难处可想而知。
那时工作虽然忙得团团转，可落实政策的成绩是可喜的。文联和各协会落实政策的工作，布置下去以后迅速开展起来。各单位的负责人、共产党员落实了政策以后，可以参加落实政策工作的人慢慢增多，开始良性循环，工作就好办了。1979年这一年，工作效率很高，虽然那时条件还很差，有的单位连一人一桌都没有。文联和各协会的三项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四次文代会以后，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回顾那段时间同志们的工作热情，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有时候忙得连复查结论抄清楚都困难。像美协办公室两个人兼做落实政策工作，实在忙，有时送来的结论勾画修改得甚乱，我们不去计较，能看懂就行，只要求定稿以后，打印清楚发给本人并存入档案。而他们复查所作的结论都不错，每份写明当年是怎么错划的，现在如何改正，使被落实政策的人心悦诚服。白天忙不过来，没有签发的公文和复查的结论，几个副秘书长晚上加班干，一切都在当夜处理完毕。在三中全会的热烈气氛中，据说邓小平、胡耀邦同志都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我们能不学样吗？
默涵指示魏伯和我去参加作协的复查会议。会上，我们建议复查“丁、陈反党集团”问题。如果丁、陈的问题解决了，因此案而受牵连约有60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作协复查办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说丁、陈问题复杂，难度大，要先复查受丁、陈牵连的人。我们说，丁、陈的问题不查清，怎能判断同情丁、陈有没有错呢？可作协复查办就是不同意先复查丁、陈问题，他们坚持“先易后难”。我们请示默涵怎么办。我们请他和作协的主要领导同志谈谈，他表示谈也不一定有用。我们说我们找他们谈，默涵说，这个意见也不一定是作协几个负责人的意见（他说的意思是有原来文艺界的负责人在背后发表的意见），我们不要因为意见争论而耽误时间，只要能把工作做起来就好。后来，作协复查会议不通知文联，作的复查结论也不送文联，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但默涵说作协和文联原是平级的，作协原由中宣部代中央管理，文联原由文化部党组代管，现在虽然临时让文联代管，我们不必强求它们和其他协会一样。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默涵考虑问题、处理事情顾大局、识大体的广阔胸怀，使我得益匪浅。正是：心如明镜天地宽。
1979年春夏，文联副主席陆续恢复工作。阳翰笙同志主管文联日常工作，周扬同志任四次文代会领导小组组长，文联恢复小组无形中消失了。默涵以秘书长和文代会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工作。
秋天，文代会快要召开了。在一次文代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中组部宣教干部管理局郝副局长在会上转达中组部关于丁玲问题的两个意见。他说丁玲的复查结论作出来了，她本人还没有同意。右派肯定是要改正的。她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时她已经参加了政协的中共党员会议。因此中组部建议让她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另外，丁玲现在分了房子在木樨地，要付房租。现在她每月80元的生活费不够用，中组部建议先恢复她行政七级的待遇。郝副局长的意见，作协复查办不同意，主持会议的原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也不同意。他们说，右派分子的复查结论还没有作出来，不能这么做。如果中组部要这么做，请写书面意见给我们。10月份，中组部送来公函，先恢复丁玲共产党员的组织生活。
无巧不成书，有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提及“关于反党集团问题”说，“1957年6月初，中宣部及作协领导同志已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关于“右派问题”说，“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她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结论简单明了，显然无需什么内查外调就可以作出来。既然如此，那么，“丁、陈反党集团”这个帽子在8月份又是怎样给他们扣上的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一次闲谈，几个人和丁玲谈起结论的经过。1957年整风开始，在周扬同志主持下，作协党组分别给丁玲、陈企霞作了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查对结论（草稿），说他们“形成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不以反党小集团论”。自6月6日起，作协党组召开重新处理丁、陈问题的扩大会，周扬，邵荃麟，刘白羽同志宣布了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摘去“反党集团”的帽子。说1957年对丁、陈的斗争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的材料没有调查核实就向中央报告是不慎重的，并表示承担责任。会议举行了三次，丁、陈质问为什么这么做，会议开不下去，只得宣布暂时休会。7月25日反右开展以后，会议复会，又肯定以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并且“丁，陈反党集团”由两个人增加了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李又然共七个人，丁玲划极右分子，其余的划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并分别给予行政处分。他们的首要罪状是翻“反党集团”的案。当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8月11日的《文艺报》对此都作了详细报道。现在，出人意料地把1957年6月摘掉“反党集团”帽子当做为他们落实政策的措施！丁玲憨厚，谈及此事时说：“那次摘帽当然不算数，谁想得那么多呢？只想改掉右派分子就行。”但她说她不同意复查结论中为她作的历史结论。复查结论说：“我们认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5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复查结论上说丁玲1933年在南京坐牢，“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而在1956年的结论写的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变节性行为”。当时丁玲不同意，提过三点意见，为此这成为批斗她最厉害的问题之一。关于丁玲这段历史，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做过审查，结论是“丁玲仍然是一个对党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上有中组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的签字。现在，既没有发现新问题，又不经过中组部，要改变结论，丁玲坚决不同意。直到1980年1月26日，作协复查办通知丁玲1975年5月3日为她作的复查结论不能再作修改，就这样定了，从此恢复了丁玲行政七级工资。
丁玲说1983年8月她又向中组部申诉。中组部于1984年8月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党委发出经中央书记处同意的题为《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9号文件。文件说丁玲的历史“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还详述了丁玲半个世纪以来对革命斗争和文化工作的有益贡献，说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至此，这个“并不简单的过程”才得以了结。
1979年夏天，友谊医院突然发出萧三同志病危的通知。萧三的儿子萧维加和萧和平找默涵，要求赶快为其父落实政策。默涵实在抽不出身，只好让我先去友谊医院。他说：“你今天先去看看他，我明天去！”我立即去中组部借来他的档案材料，送给作协复查办，请速复查。
萧三是1922年入党的老前辈，国际著名作家。在那风雨潇潇的年代，竟被扣上“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他背负着沉重的枷锁踽踽独行。当我去医院看他时，病房静悄悄。萧三仰靠在撑起来的病床上，如一座庄严的半身塑像，小儿子悄声说：“黎叔叔来了。”萧三默然。平时睿智的眼睛滞呆直视。我坐在床边，和平把我们两人的手拉在一起，萧三眼睛猛然一亮，泪如泉涌，说不出话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好久才慢慢地低声说出“你好”两个字。此时，我像个哑巴似的，说不出话。我能说什么呢？最后我只说了会很快为他落实政策，请他多多保重。和平、维加送我出来时说，爸爸今天太高兴，太激动了，居然说出话来了。
想不到，我回到机关就接到中组部宣教局局长沙虹的电话，他说作协把萧三的档案退回了，认为萧三的问题复杂，搞不了。我感到意外。我想萧三的问题不需调查，也无法调查，是再写个结论的问题。我焦急了，问沙虹怎么办？沙虹说：“我们给萧三同志写个结论，解决问题算了，人都病到这样子了。”中央组织部同志的态度使我如释重负，我以莫可名状的心情说：“谢谢！谢谢！”
萧三、丁玲等人的大案要案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有关同志的坚持努力下，至此彻底解决了。丁玲笑了，被落实政策和落实政策的人都笑了。
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