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与延安市委等单位举办的丁玲在延安时期的作品研讨会，我曾两次爬上清凉山顶，参观新闻纪念馆与《解放日报》旧址，在刘祖春同志、林默涵同志与我个人居住过的窑洞前怀旧与留影，他们都曾与我隔窑居住。默涵夫妇本拟与我同路赴延参加会议的，因故临时未去，嘱我在清凉山旧居拍个照片给他们。留影时，我想照片冲洗出来，去北京医院看看祖春，也让他高兴高兴。想不到，回家就看到祖春8月18日去世的讣告，出我意外，使我发愣。
祖春是党的宣教战线的优秀战士与领导人，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华北局秘书长等职，晚年自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教育部部长的岗位离休，工作勤恳，学习刻苦，都是所在单位文件的主要起草人。
我认识祖春是在1944年夏他从冀鲁豫边区调回延安，任解放日报国际组副组长的时候，我在副刊部做编辑，办公室斜对面，都在清凉山西头那两排石砌窑洞中。那时工作与学习很忙，不在一个部门工作，虽然经常碰面，也不是都打招呼的。1945年春，一天中午从办公室下山吃饭，我听见后边有人喊：“小黎，等等，我们一路走！”编辑部只我姓黎，可是从没有人喊我“小黎”，回头一看，是祖春。他调来不久，已经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了，他约一个多月写作或编译一篇国际形势的评论，常受分管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余光生的表扬，在每日张贴出来的检查报上指出“有研究”“有分析”，1944年编辑部评选模范工作者，祖春排名第二。我停下来等祖春，他问些副刊版发稿的情况，他看副刊多，谈得极内行，我听了开心。
比如，后来他几次谈起孙犁的稿件，祖春说孙犁写得好，问我他是哪里的，我说是从晋察冀回来的，现在在鲁艺工作。祖春说孙犁了不起，有生活，有才能，与他在前方抗战的生活有关系。我说现在许多好作品，都是前方回来的新文艺家写的，像邵子南、李季、海默、方冰，都写得很好。工农兵作家，像李立、高朗亭、常英都写得很好。老作家丁玲、萧三、艾青、杨朔、欧阳山、陈学昭、高长虹、马加、严辰、吴伯箫等发表作品也比较多。延安的青年作家，像孔厥、贺敬之、黎凡、苏策、戈壁舟等也越写越多越好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前方回来的作家又比较多，创作繁荣的现象开始了。祖春说，要是1943年不搞“抢救运动”，文艺创作的局面早就不同了。祖春说孙犁的作品简直是杰作，很难得；可是为什么《荷花淀》与《芦花荡》即《白洋淀纪事》之一、之二，写得非常好，为什么他同时发表的《杀楼》与《村落战》，即《五柳庄纪事》之一、之二就写得一般呢；鲁迅先生说新作家的作品应当越写越好，第二篇写得不如第一篇，就不应当发表嘛。我说孙犁发表的第一篇是《杀楼》，第二篇是《荷花淀》，第三篇是《村落战》，第四篇是与别人合写由他寄来的《麦收》，第五篇是《芦花荡》，第二篇比第一篇好，第三篇、第四篇不如第二篇，好像《麦收》最差。我们也谈过孙犁的作品水平为什么不稳定，《麦收》如果是他一个人署名，我们也许不发表了，因为有另外两位新人的名字，作品又够发表的水平，我们就发了；想不到第五篇又特别好，祖春说《荷花淀》与《芦花荡》是杰作，你们应当多与他联系，多关心他。我说我们都不认识他，只冯牧从鲁艺调来得晚，见过孙犁，没有什么联系，我们准备去看看他的。
6月4日（1945年）副刊发表方纪化名余务群写的题为《我们要求文艺批评》的读者来信说：孙犁同志的《荷花淀》，有些同志认为是充满健康乐观的情绪，写出了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的人物的新生活、新性格。而另一些同志则说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绪”，“缺少敌后艰苦战斗的气氛”，“希望文艺理论界对这些作品作具体的分析与评论”。祖春问我，余务群的稿子是不是我写的，我说不是，祖春说孙犁的作品不正是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作品么？什么“小资产阶级情绪”，胡说。我说我也是这么看的。祖春说你写文章推荐孙犁的作品，我说孙犁的作品是方纪处理的。祖春说方纪胆小，可能与他的《意识以外》受到批评有关系。祖春看的作品多，他还记得几个月以前方纪的小说《意识以外》受到批评，在报上作了自我批评与说明的事。
1946年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报社社长博古作为全国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赴重庆工作，挑选祖春做秘书，祖春会写文章，又写得一手郑板桥体的好毛笔字，大家说博古同志找了个好秘书。
最最不幸的是1946年4月8日，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与破坏宪政，工作无法开展，博古要返延安向中央请示工作，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13位同志自重庆乘飞机返延，途中飞机迷路，遇难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被党中央称为“四八烈士”。博古走前，祖春问他：“我也同去么？”他想了想说：“几天我就回来，你留在这里吧。”（见祖春《悼博古同志》）谁能想到，这竟成了永别，事后祖春告诉我：“要是我乘机返延，博古同志留下就好了！”
博古牺牲，中央任命总编辑余光生代理社长。1946年5月28日余光生在编委会（报社与新华社由一个编委会领导）宣布：为迎接新形势，报社大批干部调新华社，报社原由编委兼任主任的各业务部统统撤销，报社日常工作由副总编辑艾思奇领导，报社设立编辑室由艾思奇兼主任。编辑室下设国际、解放区、新闻与副刊四个版，加校对五个机构，刘祖春任副刊版主编，是继丁玲、舒群与艾思奇以后的第四任副刊负责人。
为什么任命刘祖春为副刊主编，事后我才知道刘祖春在冀鲁豫边区已任报社社长。祖春家贫，自幼失学、失业。1935年得到凤凰县同乡并有点儿亲戚关系的名作家沈从文与他大哥沈云龙的帮助，赴北平考入北京大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沈从文指点，写小说卖文为生，在天津《大公报》副刊与《国闻周报》发表，以《佃户集》为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年，祖春从中抽出两篇，用《淡血》为书名，留下14篇短篇小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祖春的小说，写凤凰县与湘西独特的人物、自然风光与风俗习惯，刻画细腻，故事流畅，语言为湘西的普通话，极似沈从文。祖春的小说结构严谨，语言完整，像一般京派作家，如《船划子》。特殊的是，祖春有几篇小说写到农民的觉醒与反抗。《淡血》写农民与恶霸斗争流过的血，褪色淡化，仍留有痕迹，群众称为“淡血”，“这种淡淡的血，让人不忘历史”。在《守哨》中，还有“在桑植那边有一支保护农民的队伍，叫红军”的描写，预示“光明”在前边。
副刊版收到李季投寄来的《王贵与李香香》，李季曾在副刊发表过约三篇稿子，这次寄来的是罕见的陕北民歌“信天游”体的叙事长诗，我感到很好，用祖春的话“简直是杰作”，报上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长诗。祖春坐在我对面的办公桌，我请他先看看，祖春说：“你看好就发吧。”我说：“该写稿推荐！”他说：“你就写吧！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好作品，推荐新作家嘛。”我说：“诗有1万多行，一天发不完，要连载！”祖春说：“只要好，就连载吧。”9月22日到24日，《王贵与李香香》在副刊连载三天，22日发表在头题位置，我以《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为题，用解清的笔名，写推荐稿刊登在副刊左上角。26日，陆定一写的《读了一首诗》再次称赞《王贵与李香香》。在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先生将《王贵与李香香》与《读了一首诗》译成英文对外广播，这是新华社第一次用英语对外广播文艺稿。
接着，李季寄来短篇章回体小说《卜掌村演义》于10月7日起每天发表一回，我写800字的编者按语推荐它。我看马烽、西戎在晋绥解放区发表的《吕梁英雄传》较前大有进步，转载几章，同时写书评推荐。陈涌与我以陈辛的笔名，在康濯的《灾难的明天》发表时，写推荐稿。陈涌还写文章推荐农民集体创作的《佃户话》。另一位编辑冯牧，在拿到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短篇小说集时，转载《李有才板话》，写《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稿。祖春任副刊主编，在四位主编中时间最短，但是发现与推荐新人新作最多，祖春是热诚为他人做嫁衣的好主编。
祖春还是文艺理论家，1949年5月武汉市解放以后，他任中共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为中南文联的《长江文艺》写长篇论文《生根开花论》，提出“文学艺术在中南地区生根开花”，他说，“若是我们仅仅沉醉于过去在陕北或华北的成就，而不去把根扎在中南地区群众中，我们就会在实质上走上文艺‘食客’的悲惨道路”。他还提出文艺工作者“迅速掌握中南人民熟悉的文艺形式”，“创作出反映中南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为中南地区与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祖春还提出《长江文艺》学习报纸“开展通讯员运动”，“为进一步提高通讯员创作水平，开展长期读书运动”，“读马列主义与毛泽东基本著作和文艺名作，用准确的语言和文字，去说明与描述人民的生活、事物、动作、声音、颜色，以恰如其分的语言去形容与介绍！”
祖春晚年做教育工作，仍阅读文艺作品，关心文艺工作，听我反映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冯其庸，在人民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受欢迎，著作甚丰，仍为副教授职称，他转告评委会，冯被评为教授，祖春爱护人才，常做好事。
祖春对文艺创作、编辑与评论的贡献是巨大、扎实与富有创造性的，今天想来，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祖春是我的上司与益友，突闻他去世，尤感沉痛，他是党的优秀儿女，是人民需要的人，去马克思处报到，祝愿祖春珍重！
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