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艾思奇同志逝世41年了。我不能随时光流逝而忘却他，我时常想起他，我不断回忆起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幸福年代，牢记在他领导下学习到实事求是地看待与处理问题的精神。
艾思奇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短暂的一生却为建立我国现当代哲学体系与哲学教学，为哲学的大众化与丰富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卓越的贡献，是党的理论战线的光辉战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新闻战线与文化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艾思奇自幼喜欢哲学，他不满意旧社会某些哲学家远离人民与脱离实际的状况，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上海陆续写作系列的通俗哲学论文。到1935年他24岁时，结集出版《大众哲学》，在文化界，特别在广大爱国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抗日战争初期，许多青年是读过与背着《大众哲学》去延安参加革命的。80年来，《大众哲学》印刷60余万册，今年10月北京举行《大众哲学》出版65周年纪念，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1万册，它的生命力是罕见的。1937年艾思奇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热烈欢迎，过从甚密，毛泽东甚至称他为哲学老师。毛泽东读《哲学与生活》后，曾经写信给艾思奇，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对该书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
（二）
1943年2月，艾思奇调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任编委会委员、副刊部主任。我在文艺栏做编辑，与主编舒群、编辑陈企霞三个人编辑对开四版报纸的整版副刊。这个副刊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综合性是指副刊还发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稿件，杂志性是要求发表一般在杂志上才发表的作品。这个副刊工作量大，我们三个人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这方面的作者都很生疏，工作繁重而艰难。舒群几次向编委会与毛主席要求派个懂政治又懂文艺的副刊领导人来，他做副手。毛主席说这样的主编很难找，要舒群在工作中学习与提高。1942年初的一天，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博古来办公室告诉我们，毛主席决定派艾思奇来主持副刊工作，我们都很高兴。我们都读过艾思奇的文艺论著，了解他熟悉文艺。舒群说艾思奇人好，没有架子，谁都叫老艾，没有人喊他的职务，甚至许多人不知道他的职务是中央宣传部文艺科长、中央文委秘书长。与老艾同时调来的还有林默涵、陈学昭、白朗、温济泽等，美术科长张谔也要与文艺栏一起办公，所以编辑部给副刊安排一孔窑洞做办公室，我们把十张桌子对面摆成两排，每张办公桌后放一个板凳。
一天上午，博古领着艾思奇来了。站在北边那排办公桌靠门第一张空桌后，那里只有一个凳子，两个人不好坐，我们让座他俩不理。博古说老艾今天来上班了，大家多半是熟人，我不一一介绍了。从现在起文艺栏与美术科合并，成立副刊部，老艾是编委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舒群改任副主任，工作上我和老艾交换过意见了，请老艾与大家谈。
博古走后，老艾坐下。我看他中等身材，敦实健壮，站坐稳当，是个沉着深思的哲学家。老艾说：这里的办公室很好么，两边有窗，光线很好，在窑外烧地炕取暖，在延安算是最好的办公室了。这是博古同志设计与争取来的，我们在这里办公很舒服。
老艾说现在我们副刊部总共有十个人了，可能大家还有不认识的，我介绍你们认识。老艾逐一向大家介绍了这十个人，把我也介绍出来了。老艾说原来文艺栏的工作制度与发稿手续照旧。我们的分工很简单，陈学昭、白朗、陈企霞和我处理文艺稿件，温济泽负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稿件，温济泽兼秘书负责事务工作，张谔还管美术工作，副刊清样的校对，每个编辑轮流一个星期。编辑看清样是《解放日报》对副刊编辑的特殊要求与做法，副刊稿件由编辑选编，副刊部主任复审，社长或总编辑三审发稿，下午排好，晚上编辑看清样。只要稿件与版式没问题，编辑即可签发，次日中午见报。《解放日报》是中午出版的。老艾问，还有什么问题么？企霞说检查报纸与登记来稿还是我做。我说月末结算稿与给作者寄剪报还是我做。女作家白朗说我是家庭妇女，事务工作像用旧报纸糊信封我可以多做，男同志有什么缝缝补补的我也可以做。
老艾说，我们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只要大家同心同德，有事多商量，是可以把副刊编好的。人手多了，也可以多写些东西了，社会科学稿件特别是常识、杂文现在就要写起来，让副刊的综合性更充实，版面更活泼。老艾心里有数，说话平易、沉稳。大家感到放心。老艾最后说，大家写的退稿信给我看，我不在的时候，请舒群同志看。从丁玲创办文艺栏就规定一切不用的来稿都写信向作者提意见并退还原稿。
这样，一会儿工夫，大家认识了，工作分工与工作方法都解决了，这就是延安当时调查研究与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缩影。老艾看退稿信比丁玲与舒群都认真，有时他用毛笔在编辑写的退稿信上略作删改，有时他竟向编辑提出这封退稿信应予重写及怎样写，原来老艾把来稿也读了。
老艾看稿快，要求对错别字、文字明显不通的，必须改正，特别是对文稿中的地名、人名、时间很认真，要求编辑必须核实。但老艾尊重作者的文风与写作习惯，对作者的描绘与叙述让我们不要改。
（三）
老艾入乡随俗，到报社同大家一样按时上下班。老艾有一块瑞士西马牌怀表，上午来到办公室坐下，常掏出怀表看看，说“整八点”。大家多数没表，新闻编辑室有个挂钟，大家习惯于准时上班。
1943年4月初的一天，老艾说：“我回窑洞写篇稿子，有事找我，今天的退稿信请给舒群看。”次日上班，老艾拿出《从春节文艺活动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说：“请大家看看，提提意见，也可以动笔修改。”社论指出当年春节前后的宣传活动与创作表现，出现许多新气象，其代表作是古元的木刻年画《吴满有》、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罗工柳与杨君插图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艾青的叙事长诗《吴满有》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文艺作者已开始走上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文艺道路。老艾文章中所提到的这些作品，都是经我们手在报上发表的，我们却没有想到应该提到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路线的高度看待。社论于4月25日见报，大家传看后，都说写得好。1980年老艾的夫人王丹一同志要为老艾编辑一本《论文化与艺术》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要我帮助寻找老艾在《解放日报》未署名发表的稿子，我提出这篇社论与另两篇“答读者”的哲学论文。近年出版的延安文艺理论与资料选集选有这篇社论，署名艾思奇。想不到，1990年某大理论家出版文集，也选了《从春节文艺活动看文艺的新方向》这篇社论，王丹一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你就近再问问林默涵吧。王丹一问林默涵，林默涵说，1952年他帮老艾编辑《有的放矢及其他》论文集时（海燕出版社出版），就已经选过这篇论文了。
某理论家文集中收录这篇社论显然是失误。
（四）
1942年延安整风，向全党进行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今后“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且说，“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校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甚是惊人”。这个“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公开说叫“审查干部”，实际上是不说“肃反”的“肃反”。显然，这些审干与“肃反”的政策和做法不及新中国成立后成熟。老艾到报社不久开始审干，社长博古宣布报社编委会有新华社副社长参加，现在再增加一位出版局的秘书长许之祯，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编委都是学委，老艾领导副刊部的工作又领导副刊部的整风与审干工作。老艾来报社以前，已经在《解放日报》发表过《有的放矢及其他》《不要误解实事求是》《学习观念的更新》《谈讽刺》《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整风论文，是发表整风论文最多的理论家，深为党中央领导同志称赞。
副刊部审干，老艾正面阐述政策，要求大家合作与正确对待。老艾说先审查谁呢？企霞说：“我的历史复杂，先审查我。”老艾说谁先谁后都一样，反正每个人都要审查的。报社要出报，只能上午工作，下午搞运动。企霞1933年入党，被捕过两次，又住过苏州反省院。经内查外调，他被捕与出狱的经过都清楚，没有问题，表现很好。只有在抗战初期，他与一个叫翁涛的托洛茨基分子去浙江组织抗日游击队未成，在延安没有适当的证明人。老艾说只好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暂时挂起来，以后有条件再审查。
企霞的历史问题审查一个多月，老艾提出来审查两个历史简单的吧。陈学昭与我两人报名。学昭的历史，经过三个下午，审查完毕，结论是历史清楚。审查我，老艾说大概三个下午也够了吧，想不到第三天下午，党小组长温济泽忽然提问我：“在开封参加过复兴社没有？”复兴社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外围组织，当时说它是特务组织。我立即坚决否认，并提出在省立开封高中读书的复兴社李××证明我没有加入复兴社。李××来延安以前，被作为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知道“开高”全部复兴社员的名单。我又提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证明我是进步学生，我与范文澜在开封工作联系多，为范文澜印刷过地下党编辑的《游击战术》等。
到7月15日，副刊部与外部的积极分子几乎把我抬上主席台作坦白报告。原来鲁艺有两个人被逼假坦白自己是复兴社员，由周震中领导。周震中是我的好朋友，与我一起来延安，这时调国民党区工作了，行前将多年的日记交给我保管，鲁艺追查这个坦白交代的人，“周震中之后，你们由谁领导？”他俩不约而同地交代由我领导。我认为周震中是革命的，把他的日记交给老艾，老艾让默涵审阅。
于是，老艾就找我单独谈话。每天下午，老艾都走上我住的清凉山最高山坳南天门的窑洞，起先还做思想工作，说你不要有顾虑，是复兴社承认了就完了，又受优待，又能看党的文件，何况报社还是信任你的，审干开始还奖励你是编辑部模范工作者，检查卫生你又是第一名。我说我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不能乱说，我提的证明人一定会证明我没有问题的。老艾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研究的，现在要求你忠诚老实，你不是复兴社，怎么两个人不约而同说你是他们的领导人呢？我说我不是复兴社员，委屈地掉下眼泪。老艾说你不要难过么，难过不能解决问题，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实事求是嘛，何必难过呢。老艾说到这里就走了。运动紧张的时候，一个下午老艾能来我这里三次。
后来我才知道，老艾的日子也不好过。老艾在党委会会议上说：黎辛的历史问题，现在两方面的材料都有啦，应当两点论。总编辑拍桌子说：你老艾是什么人？包庇反革命分子，副刊部没有审查出一个特务，也要审查你，现在撤销你学习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44年审干与肃反进入甄别阶段，我最早被作出历史清白的结论，陆定一向我赔礼道歉。
老艾是清凉山领导审干与肃反著名稳妥的领导人，可是作副刊部总结时，老艾说他是有错误的，他关心副刊部多，考虑其他单位少，特别是他在肃反方针、政策与做法上，没有与报社学委会对立起来，他的责任心与斗争精神都不够。
（五）
在报社写稿，老艾对我鼓励与帮助最大。
1945年4月，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鲁迅艺术学院为代表大会献礼，排演了新歌剧《白毛女》。这出戏第一次演出，就得到“七大”代表热烈欢迎，当唱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毛主席与观众起立鼓掌。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去鲁艺转达中央书记处的三点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白毛女》为后来歌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延安演出30多场，解放区剧团争相公演，《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3日曾经报道：“每到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痛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可是，在延安文艺界却有不少名家不赞成，鲁艺有小说家与诗人贴大字报，说它“猎奇，方向不对头”，说它“主题、人物与形式都不统一，不中不西，非驴非马”。其他单位也有人说，“枪毙黄世仁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有作曲家与演奏家说它不是歌剧，是四不像。《解放日报》对新戏上演，一般都及时报道，评论与鼓励，但对新中国成立后荣获斯大林文艺奖的《白毛女》，从5月上演，到6月10日才发表一条消息。
7月中旬，我去鲁艺看了《白毛女》。主要执笔人贺敬之在鲁艺实验剧团办的《白毛女》专题墙报上得知很多领导人、将军与群众对《白毛女》的称赞与评论，受到鼓舞教育，向老艾提出应当在报上展开讨论。老艾关心新人新作，曾经称赞贺敬之的诗歌、歌词、秧歌剧《种树》等，并写文章称赞贺敬之主要执笔写的中型歌剧《惯匪周子山》，说它“剧本好，编得好，演唱得也好”，它用的情调，让延安观众感到新鲜有味。老艾说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有“学术自由”的原则，我们可以发表各种意见，研究新歌剧怎样发展。最后他写总结，老艾请张谔设计一个“《白毛女》书面座谈”的专栏报头，老艾亲笔写了按语：“特辟书面座谈一栏，欢迎任何同志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发表的方式看情况酌定，希望同志们热烈参加。”我以《关于〈白毛女〉》为题，《来信综述》为副标题，署我来延安以前的笔名交给老艾。我怕写不好，更不愿与文艺家争论，不署现在用的姓名。老艾看后，交给企霞，说“稿子很好，发头题，7月17日见报”。
《书面座谈》接着发表的稿子是张季纯的《〈白毛女〉的时代性》，7月21日见报的。文章肯定《白毛女》演出受欢迎，但说它“时代性掌握得不够充分”，“内容有些勉强与矛盾”。此稿投稿前边区文协已有文艺家看过，并有同志准备跟着也写文章参加讨论。发表的次日，总编辑到副刊部办公室，问老艾作者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发表他的文章？老艾说，作者是戏剧家、上海左联的。现在文艺界对《白毛女》有些不同意见，我们在报纸上开辟“书面座谈”专栏展开讨论，最后作个公开的总结，我在编委会上汇报过的。
总编辑说文艺作品可以讨论，但这篇文章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毛主席肯定的戏他反对，要不得，你们赶快写文章批评。
吃过午饭，老艾又来我的窑洞，说总编辑上午说的话你听见了。我说听见了，老艾说你看过《白毛女》，也写过评论文章，这篇批评张季纯的文章你写吧。我说我们是要大家讨论的，刚发一篇不同意见就批评，对展开讨论不利。老艾说不要盛气凌人地批评嘛。我说怎么批评也不好写。老艾说总编辑说了，我们不能不做，你写出来看看吧。我写了《谈〈白毛女〉的时代性》，老艾看了，把标题改为副标题，加了个标题《谈谈批评的方法》，把意见也改得婉转了。老艾是报社唯一帮我改过稿的人。此稿我取《解放日报》与清凉山的第二个字，署名“解清”，于8月1日见报。虽然如此，外单位很快就知道报社的编辑说话了，文艺家的不同意见都不写了。8月中旬“书面座谈”又发三篇千字短文称赞《白毛女》，草草结束，老艾也不写总结了。
（六）
老艾勤奋，在报社工作四年时间里，署名发表文章约40篇，经毛主席审阅定稿的《评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的5万字，还有些不署名的文章，如1943年6月5日四版头题《信箱》栏文章《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观问题》（答陈俊之同志）是老艾执笔的。当时陈俊之来信问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认识到地球必然要自己冷却、死亡，甚至随时都有因其他天体的变动而突然毁灭的可能时，他就会减低或失去革命积极性，而沉浸到无可奈何的忧郁中。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怎样说服他。由老艾执笔的编者答复说：“日本帝国主义正要灭亡中国，我们正处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这是现实的问题。”并说地球的变化那是要多少亿年以后的事情。如果现在丧失革命的积极性，我们的民族包括自己的子孙在内，就要绝灭。老艾从辩证唯物论者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哲理出发，深入浅出地反复讲解。陈俊之在读了老艾的答复后，又提“几个关于世界观的问题”。6月20日报上又发表老艾执笔的近5000字的长篇复信。副刊版解答问题，范围广阔，形式活泼，深受读者欢迎。
“抢救运动”老艾靠边站的时候，他抓紧时间把海涅的名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译为中文。1944年末林默涵调重庆周恩来同志处工作前，老艾请默涵带给重庆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默涵说：“稿费我以后没法带给你。”老艾说，“我们在延安有吃有穿有窑洞住，生活有保障，不需要钱，稿费就留在黄洛峰那儿，以后哪位同志或你们需要钱可以去取用。”果然，鲁艺肖逸同志的母亲在大后方生病，生活困难，老艾请肖逸的家人去取用。对《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诗人吴伯箫很喜欢，他说老艾译得“流利、押韵，保持了海涅诗歌的隽永幽默，情意炽热的特点”。
（七）
老艾多才多艺，兴趣广泛，是我意想不到的。老艾下班总是顺崖畔大步向他的住窑走，如果你跟在他后边走，会听见他小声唱《兄妹开荒》。老艾会唱秧歌、革命歌曲，会唱外语的《国际歌》与《马赛曲》。有一次我去他的窑洞，没进窑洞就听见他在放声高歌。
老艾的生活本来丰富多彩，报社工作忙，到报社以后，老艾很少外出跳舞，也不下延河游泳，在河边拿大顶了。1943年报社审干抢救伤害了一些同志，1944年春节，博古请保卫部组织春节晚会，活跃文化，增添喜庆气氛。这是报社第一次正式举行晚会，也是仅有的一次热闹的晚会。大家把西边靠南的三孔办公窑腾空，外边通着的两孔窑跳舞，另一孔窑猜谜语。老艾跳舞可大出风头，他带着舞伴从窑洞这头两三个大弯就转到窑那头，舞伴说转得头晕，老艾说那是你的经验少。张谔问老艾：“为什么你跳舞特别好看？”老艾说：“我跳舞不多，跳舞首先要舞姿端正，左肘伸开，跳的时候用腿动，上身不动，也不要上下左右乱动，以前上海外国水手喝醉酒跳舞，左右摆动，不堪入目。”老艾说跳舞时要全身放松，一切文艺表演活动都要放松，姿态才自然优美。
将近午夜，老艾才走进猜谜室。企霞主管猜谜，见老艾来，他说：“老艾来猜猜，还有不少谜没有人猜中。”老艾说：“不要忙，有些什么好谜，我来看看。”企霞说博古的谜最有趣。博古写了个中文“十”字，又写了个英文字“Ten”，各猜一个中文字。Ten让穆青猜中了。
老艾说猜个什么字，企霞说猜中“谭”字，老艾说西言曰十是谭字，穆青猜得对。穆青说，老艾你猜猜这个中文“十”字是什么字。老艾说：“我猜，这个十字是……”企霞说：“老艾猜还差不多。”穆青抢着说是个“思”字。老艾伤心地说：“十字是田字的心，当然是个‘思’字。”企霞说穆青抢着猜，不算数。穆青说：“我猜对了，怎么不算。”博古高兴得哈哈大笑，说：“都猜对了！”并告诉企霞，奖品很多，给他们两位都发奖。博古说这两个谜是费心策划的，有两个人猜中，他很高兴。
老艾对党忠，说话直，勇于捍卫真理与坚持原则，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不幸早年辞世，享年仅56岁，正是可以为党作出更辉煌贡献的时候！我每次想到老艾不幸早逝，都深深地难过，但却仍然常想起他，老艾活在我心中，活在他哲学著作读者的心中。
老艾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