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我在青岛市参加德式监狱旧址博物馆开放的剪彩仪式。该馆是德国侵占青岛后，于1900年建造的。舒群1934年在青岛被逮捕，1934—1935年被关押在这座坚固而凶残的监狱中。
这座监狱与它附近的原德国总督府、总督官邸、胶澳帝国法院，是个建筑群体，集中表现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轨迹，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珍贵的文物价值，2006年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又被授予山东省青岛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现在，监狱经过修整与布置，作为文物保护、旅游观光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参加剪彩仪式后，大家参观了监狱全景、新布置的文字介绍、在狱中英勇不屈与敌特斗争的共产党员的照片与塑像。博物馆为舒群布置了两个展室。我在舒群的塑像前，向他问候，告诉他孩子们正在为他整理文稿，准备为他出版文集，请他放心，也请记者为我们拍照留念。
28日，相关的同志已经领我们参观了观象一路一号萧军、萧红与舒群的旧居。青岛市重视文明建设，保留的名人故居在旅游图上印有好多。这旧居是舒群1934年从东北逃亡到青岛时居住的，他在这里与倪青华结婚，并接上党的关系，参加青岛左翼作家联盟。不久，东北的挚友萧军与萧红也逃到青岛，与他同住。大家积极创作，萧军写了《八月的乡村》，萧红写了《生死场》，舒群写了《没有祖国的孩子》，出版与发表以后，引起轰动，成为他们的成名作。
参观了德式监狱，使我对舒群这段历史有更为深广的认识。历历往事，浮现眼前。我认识舒群在1939年末，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教员，我随鲁艺实验剧团从鲁东南敌人后方回到鲁艺，我是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且以学习军事为主，决心持枪杀敌的，想不到毕业后被分配到去晋东南劳军的实验剧团，完成任务后不能不回延安，心中苦闷，怎么办？我自幼喜欢文艺。趁文学系第三期招生，报名考入了。不久，舒群调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没有教过我，虽然认识，却无来往。
鲁艺当时较为正规，学习两年后实习半年，分配工作。1941年新年，我去文抗玩，遇见舒群，他说“来我窑坐坐”，我说好，他问我去哪里实习？我说还没有决定。他问我做过编辑工作没有，我说做过。他问我在哪里做的？我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开封市与文抗的曾克等人合编过《争存》半月刊（三期），后来自己编过《战时学生》旬刊（三期），舒群又问：“你会校对么？”我说：“我自己编杂志，看稿校对、出版发行，全是一个人干。”他又问：“你愿意去《解放日报》文艺栏实习么？”我说：“愿意。”他说：“为什么？”我说：“天天有事干，又天天有结果。”舒群说：“好啦！你就去文艺栏实习吧，你回去准备准备，大约三天就调你。”舒群说得具体又肯定，我不能不信，可他并不是报社的领导。
三天后，我去文艺栏报到了，一进文艺栏办公室，主编丁玲招呼说：“黎辛来了！你就用以前雪苇用的办公桌吧。”雪苇名叫刘雪苇，又叫孙雪苇，文艺理论家，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中灶伙食待遇），借调来做三个月的编辑，年前已经回去，只剩下主编丁玲与编辑陈企霞了。三张三屉白木头办公桌与三个白木头凳子斜对面摆着。我坐下后，丁玲说，“你们俩怎么分工？”企霞问我：“做过校对工作没有？”我说：“做过。”他说：“那我俩轮流，每人一周校对‘文艺’清样，我管检查报纸、发稿、登记稿件。”丁玲说：“黎辛干什么呢？”企霞说：“也看来稿，还管领办公文具、算稿费，给作者寄剪报。”丁玲说：“好，就这么办吧！企霞不喜欢出去组稿，黎辛多跑点。”
这时文艺栏用“文艺”当做报头，每期发稿6000字，排在对开四版报纸第四版的下部，每周发刊四或五次，每月可以发表十多万字，算当时全国最大的文艺阵地了。这时延安停办一般杂志，包括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所以延安的作家都向“文艺”投稿，其他抗日根据地能与延安通讯的也有稿来，其他根据地的报刊发表的佳作，文艺栏不转载也推荐，遇到好稿子，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我们请古元、罗工柳等著名木刻家插图，所以《解放日报》的文艺版面，又是全国影响最大的文艺版面。
可是，我们工作很忙，除一般编辑工作外，一天要跑几次印刷厂，一个来回是二三里山路。特别是每件不用的来稿要写退稿信，说出不用的原因，指出作品的优点，鼓励作者继续努力，退稿信要经过主编审阅批准才能付邮，而哪一天没有几十件来稿呢？
工作忙碌，精神却愉快。
2月初，丁玲向企霞和我说，她要去中央医院治疗关节炎，报社离医院路远，她要搬到地处医院与报社的当中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罗烽他妈妈处借住，让企霞我俩轮流去她处，把我们看过可以用的稿子带给她复审，把她复审过的稿子带回来编排后送博古终审。博古（即秦邦宪）为政治局委员兼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与中央出版局局长，有工作问题也可以谈谈。丁玲还交代，退稿信她不看了。
3月的一天下午下班了，我从美术科长张谔住处附近经过，张谔说：“黎辛，你看看谁来了。”原来舒群与他站在张谔窑前的小平坝上。我走过去向舒群说：“你来玩了。”张谔说：“什么呀！他来当主编，是你的上司。”舒群说他今天下午搬来，就住在祝志澄（中央印刷厂厂长）的空窑洞里，与张谔隔邻。我近年查阅编委会记录，舒群是3月13日来的。
原来，丁玲想写东西，借住到文抗，先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调离的意见，中组部与中央宣传部商议后，大约又请示亲自领导报纸的毛泽东，而后与博古谈妥，2月9日，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凯丰写信给舒群，说：
3月14日上班，博古领舒群到文艺栏办公室。舒群对我和企霞笑笑，博古说大概你们昨天都见过面了，舒群也了解情况，我告辞了，你们谈吧。舒群说：“你俩的工作照丁玲在的时候做，丁玲看过签发可以用的稿子我不再看，通通照用。”
原来，舒群来报社的事早已谈过，所以他要我来实习，说得那么利索。舒群来到报社，遇到“改版”，他又犹豫起来，向凯丰提意见，凯丰答复他：
凯丰
三月二十六日
改版，是党报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不完全的党报改为完全的党报”。大约在3月26日，舒群听了博古向全报社与新华社全体人员作的改版报告，高兴而又为难。回到办公室，舒群向企霞与我说：“博古的报告大家都听了，改版的任务我们最重，文艺栏改为以文艺为主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发的整版副刊，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不能不做。整版副刊是前所未有的大副刊，版面增加一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稿，我都不知道往哪儿去找。从明天开始，我白天出去组稿，晚上看发稿与你们写的退稿信。”舒群又把博古报告的情形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写信给凯丰说：“昨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纸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
舒群对《解放日报》有兴趣有感情，工作起来已经忘记与凯丰谈的“约定半年”了，舒群一直干到1944年夏。1982年，舒群答《人民日报》副刊问时，说得精彩，他说，“党报副刊，要以党风党性为首，排除任何关系利益，不要限于名位，不排座次，以文取人，勿以人取文，唯择优者为上宾”，“改稿时，切忌妄自尊大，老子第一，刀笔挥之，无益而有害；必要时，最好与作者协商，经其同意”，“每发一稿，不仅想到发稿的当日，而且联想到昨日，预想到明日，以尽可能保持其刊一贯的正常性与正确性，以及独具的风格与特色”。这是舒群编辑《解放日报》副刊经验的总结。现在谈来，仍有现实性与针对性。
舒群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上海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任八路军随军记者，兼朱德总司令的秘书。1938年，上海与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舒群去武汉做文化工作。他配合时局，创作话剧《台儿庄》《总动员》，并与丁玲合编《战地》文学杂志，刊登许多解放区的文学作品与文艺信息。
武汉沦陷前，舒群又回到了延安。一天散步时遇到朱光，走着说着，朱光说这里距毛主席住处不远，咱们去看看毛主席。于是他们到了凤凰山毛主席住处。舒群在《胜似春光》（见《毛泽东故事》，作家出版社出版）中说“虽属萍水相遇，却似故人邂逅”，谈得投机。舒群调《解放日报》工作以后，与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舒群在《枣园之宴》（见《毛泽东故事》）中，较为清楚地说：“他有幸，有毛主席直接关心指导。凡有转载，均经毛主席亲笔批示，例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徐悲鸿《古元木刻》等等。倘有社长审而难定的稿件，例如谢老（黎注：即谢觉哉）《一得书》篇章、萧老（黎注：即萧三）某某诗文等等，他即携而呈毛主席。”舒群说他“亲聆毛主席的教言较多”，“也屡屡被召以赴有所受命”。这样的事是不少的，如1942年3月蔡若虹、华君武和张谔在军人俱乐部举行三人漫画展览，毛主席参观后临走时，值班画家华君武“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说“漫画要发展的”。华君武不明白什么意思，其他画家也不明白。夏季某日，毛主席与舒群商量，请舒群约三位漫画家去他在枣园的住处商谈半天，又留他们吃饭饮酒。毛泽东提出华君武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九三八年所植的树》，表现得片面，会有人不服。华君武这幅画画的是山坡下小河边有一株枯干的树干，下边有些杂草。毛泽东说我们种的树，有种得好的，有不好的，不都是毫无成绩的，你们能不能画两幅对比的，一幅画树长得好，一幅画种得坏的。华君武健在，还在作画，每次画展的前言，他都要说明毛泽东曾经指示他们画漫画不能片面性。蔡若虹常说他画漫画挖苦女同志找爱人“眼睛向上”不妥。张谔表示以后试验画对比的漫画。文艺栏的三个人商量，在文艺栏登个启事，说《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的标题应为《延河边所种的树》。延河边人来人往，小树被孩子们摇着玩，大些的树常被当拴马桩用，确实没有活的树。
又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舒群在毛泽东处“草拟出席会议名单”回来后，告诉企霞与我，说：“邀请参加会议的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名的文艺家，延安培养的年轻文艺家只有古元，他的木刻太出色了。我们文艺栏，企霞和我都参加，没有黎辛，黎辛听过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这次没份儿，可不要闹情绪。”我说：“不会。”舒群又说：“我们文艺栏，每天要发稿、看清样、接待作者，家里没人值班也不行。会议要开几天，等毛主席作总结那天，我打电话请你去听。”想不到，5月23日晚餐时，舒群、柯仲平、萧军他们与毛主席一起喝酒喝多了，忘记通知我晚上去听总结了。次早上班，舒群向我致歉，并传达总结的内容。舒群对干部是很关照且体贴的。
舒群白天组稿，晚上看稿，一日三班，不到十天他就持杖三条腿走了。有时还要列席报社的编委会。有一天，他问我，你也出去组稿行不行？我说行。他忽然笑着说：“你会骑马不会？”我说：“会。”他说：“好，明天我写条子你去饲养班借马用，博古早就说过我可以借马组稿，博古不出去时也可以借他的马。”
整版副刊的肚子大，两个人组稿也不够用。舒群在编委会提出调一个懂文艺也懂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专家来当主编，他做副手。博古表示不好办，同时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约舒群谈心，向他做思想工作，毛泽东说，以前我们不会打仗，在战争中学战争，也就学会了。毛泽东建议舒群以文艺为点，以点带面学习其他，编好综合副刊。可是，舒群没有时间学。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1942年9月15日，写信给凯丰，说：“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黎注，即艾思奇。以下此信中的注解，均为黎注）、范（即范文澜）、孙雪（即刘雪苇，文艺理论家，1941年在文艺栏做过三个月编辑）及工青妇三委都在内。青委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征稿计划中的“工”是指邓发，“妇”是指蔡畅，此外还有彭真、陈伯达、董纯才、吴玉章、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王震之、周扬与吕骥。征稿不仅是综合性的，如落实，足够副刊半个月用。
征稿计划拟定后，毛泽东还在枣园召集会议，宴请征稿者，舒群在《枣园之宴》中，如此描绘：毛泽东宣读一遍征稿办法及其内容，说“今日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时传为佳话，但落实计划，跑断人腿、马腿也难做到。
与毛泽东的接触、观察及生活积累，使他后来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运用自如的独特创新的语言，逼真而生动地为读者刻画了毛泽东这位时代伟人。舒群在年高体衰的晚年为文坛提供了罕见的珍贵的伟人形象，表达了他的贡献与悲剧。舒群在书的序言中，说：“从阅历访查，创作重写，发表出版至今，近半个世纪，逾我半生部分年华。”舒群的劳动，使他在晚年出现创作高潮，收获丰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舒群帮助做筹备工作。会后，他认真贯彻执行《讲话》的精神与指示，在报上宣传《讲话》精神，组织文艺家深入生活，采访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创作反映抗日战争与大生产运动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报上刊登。长篇佳作不便发表，则必推荐与介绍。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在报上连载，并请著名木刻家古元、罗工柳等作插图。这是报刊上空前的创举。舒群真正是一位高举毛泽东文艺大旗的冲锋陷阵的勇士。
想不到，1943年继续整风的“纯洁组织”的阶段，舒群遇到了麻烦。他在青岛坐牢这段历史找不到证明人，副总编辑怀疑他有叛变行为，拍桌子训斥他“无赖”“文痞”，他也拍桌子：“你胡说，我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舒群这条东北硬汉，是可杀不可辱的，他是受辱挨斗中，我见过的唯一的硬汉。从9月斗到10月没有结果。1944年的甄别阶段，把他这个问题“保留起来”，以后审查。舒群瘦得皮包骨头，博古找舒群，说：“你去南泥湾三五九旅干休所疗养一个时候吧，我和王震旅长说好了。”博古是报社公认的通情达理的领导人。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舒群率东北文工团赴东北解放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文委副书记，兼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东北大学副校长、东北文联副主席等职。1949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各专业文艺协会成立，舒群调中国文联任副秘书长兼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1955年10月我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任副秘书长、肃反领导小组成员兼党组秘书。这时因搞运动等原因党组瘫痪，不开会，也没人通知我党组由哪些人组成，我只知道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周扬指定刘白羽代理党组副书记，管日常工作。刘白羽又担任作协“肃反”领导五人小组组长，成员有阮章竞、严文井，张僖与康濯。有些大事，他也在五人组说说，当时文联与各协会还都没有书记处，是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郭小川（任秘书长）调来后，都参加五人小组（不限定只是五人）。
我来作协后，发现舒群、罗烽、白朗等老前辈都无官一身轻，为专业作家，我心想何必调小川与我来“加强”领导呢？
想不到，上班的第三天，刘白羽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你怎么还不去开会？我说不知道有会，他与我一起就往会场赶（就在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下的会议室）。原来是批斗舒群、罗烽、白朗三人的会议，今天是第七次最后一次会议。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5月18日逮捕胡风以后，发现胡风与丁玲、冯雪峰有些联系。经中宣部指示，9月3日开始，批斗丁玲等16次，9月30日作协党组向中央作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的报告》。在批斗丁玲等人时发现舒、罗、白与丁玲有联系，作协委托作协党总支（专职书记是阮章竞）处理，总支又委托作家支部召开支部扩大会议批斗，今天是党组成员严文井代表党组发言，说他们是反党性质小集团。该三人不服，申辩说他们只是在东北时对宣传部副部长有意见，已经开过会议解决了。丁玲与陈企霞也不服，写出书面申诉。周扬说，舒、罗、白的问题比较简单，让我（后来又兼任总支书记，中宣部党委副书记，作协党组成员与作协审干委员会牵头人）召集舒、罗、白与党组和总支有关人开会，他宣布舒、罗、白不是反党集团，严文井作的是发言，不是结论，也没有向上级作书面报告，但舒群在青岛被捕与罗烽在哈尔滨坐牢的历史问题要审查。
审干委员会为舒群作了在青岛被捕与坐牢表现好没问题的结论。舒群要求恢复他1934—1936年这段时间的党籍，他以后填表干脆就填1932年入党了。审干委员会与总支委员会同意，上报中宣部党委会与审干委员会，得到批准，舒群与荃麟、丁玲、罗烽等成为全作协最早入党的老党员了。更没想到，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提高与扩大为“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成员还有罗烽、白朗、艾青、李又然共七人。还建议北京电影制片厂把丁玲的丈夫陈明划为右派。名单里没有舒、罗、白“反党性质小集团”的牵头人舒群，这是“照顾”了舒群一次。1958年反右补课，定舒群为反党分子，给予党政处分。
1978年，中央发布改正错划右派的指示，年末我被调中国文联任副秘书长，与秘书长林默涵、副秘书长魏伯等负责落实政策，首先宣布申诉与未申诉的在反右斗争中受处分的人一律复查。舒群的问题得到改正与解决，舒群在申诉中对被划为反党分子前几年犯过错误又做检讨，这在文联与作协系统中是唯一的，可见舒群的忠诚与正直。
1981年，我又调作协，任党组成员，对外联络部主任，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诗人李季突然病逝。我在党组会上提出艾青接替李季去《人民文学》任主编，舒群去文学讲习所（后改名为鲁迅文学院）任所长，罗烽也分配个适当工作，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增强团结。没人发言，党组书记也不表态，会后却说“黎辛还是为那些右派说话”，并向中宣部有关领导提出“黎辛在作协，我不好领导”。这个“不好领导”的干部被中宣部调到文艺局做负责工作了。
舒群走了，他发表与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两部话剧、三十多篇短篇小说，许多诗歌、散文、杂文与晚年搜集与整理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中国话本书目》（未出版），却永远与我们在一起，这位卓有贡献的辉煌的作家、编辑家与文艺活动家是文艺历史上不朽的高大的人。
200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