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我国杰出的革命作家、编辑家与文艺战线的领导人，她的一生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一生。在文艺战线团结作家、培养新人、繁荣创作等方面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艺史上留下丰富而宝贵的财产。在这里，我只谈谈我在她领导下工作与我和她接触的片断印象，主要说的是鲜为人知与众说不一的事实。
一、我的第一个上司
1941年底，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两年，等待派出去实习，实习半年，再正式毕业分配工作。1942年元旦，我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于黑丁同志家时碰见舒群同志，他说：“过年好，进窑坐坐，怎么样？”我进去了。他说：“过完年是不是要出发实习了？”我说：“是。”他说：“去那儿实习？”我答：“不知道。”他问：“你做过编辑工作没？”我说：“短时间的。”他又问：“在哪儿？”我说：“抗战爆发以后，我在开封高中读书，与旅沪同学会的曾克他们一起编《争存》半月刊。后来在地下党领导下自己编《战时学生》旬刊，曾克等帮我组织稿子。”舒群似有兴趣，问我：“去《解放日报》文艺栏实习怎么样？”我知道《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文艺栏是报纸上以“文艺”二字作刊头的占半版位置的由丁玲主编的副刊，在全国它算是最经常与读者见面的篇幅最大的文艺阵地了。我说：“愿意去。”舒群说：“那就这样定了。”我说：“我还不认识丁玲呢。”舒群说：“去了就认识了，你回鲁艺做准备吧，过几天就会通知你了。”
果然，三天以后鲁艺政治处通知我去《解放日报》实习。我是第一个派出去实习的学生。4月份，报社副总编辑余光生找我谈话，要留我在报社工作，我表示同意。他说：“你不要管了，手续由我们办。”就这样，我成了鲁艺这一期第一个分配工作的。4月份黄钢也调报社工作。余光生同志又让我俩提名再从鲁艺调十名或十多名同学来报社工作。现在有人说我在报社做“秘书”，是他“创作”或幻想出来的，从鲁艺调来的人通通做编辑、记者与采通工作。
到报社第一天上班，走进延安著名的清凉山西头的两排十孔石砌的烧地炕取暖的高级办公窑，在最西南那孔窑洞找到文艺栏办公室，丁玲睁大眼笑眯眯地喊：“黎辛，我们在这儿等你啦！”她左手指一个空桌子，说：“你就用这个桌子工作，这里原来是雪苇的办公桌，现在他回中央研究院了。”接着丁玲右手指指坐在她右边的一位戴近视镜的30多岁的同志说：“这是陈企霞，他是老编辑，在上海左联与叶紫一起编《无名文艺》的，现在我们文艺栏又是三个人了。”三张三屉桌子呈三角形对着放，桌凳都是没有油漆过的白木制的。文艺栏的三个人坐在窑洞当中，西边坐的是党的生活栏的赵守一与毛勤，东边坐的是国内部的李锐与余宗彦等同志，这两个单位都由编委吴敏领导，文艺栏由社长博古直接领导。一孔窑三个单位办公，大声说话大家都可以听到。
我坐下以后，丁玲说：“咱们怎么分工呢？企霞，你说。”企霞说：“你是主编，你怎么分，我怎么干。”丁玲说：“稿子大家都看，事务工作怎么分？”企霞说：“黎辛做过编辑，会校对么？”我说：“校过。”企霞说：“校对清样，两个人轮流做，像雪苇在这里那样，一人轮一个星期。”丁玲说：“登记来稿呢？一天几十份来稿，一件件登记，退稿要销号，是很麻烦的。”企霞说：“还是我登记，我熟悉，检查报纸还是我做。”丁玲说：“黎辛做什么呢？”企霞说：“给作者算稿费、寄剪报。”事务工作分配完了，丁玲说：“咱们这儿，更麻烦的工作是组稿与退稿。组稿要跑各机关团体，企霞不喜欢跑，是看家的，我和黎辛两个人跑，一星期一个人出去跑两三次大概就可以了。我们所有不用的稿子都要退还给作者，写信给作者提意见，这是培养文艺新人的工作，退稿信给我看过才发，名作家不用的稿子，我写退稿信。”丁玲的态度和蔼，把工作任务说得细致、利索，有些像抗大的老红军教员，不像有些文艺家议论很多，但说得不清楚。
初见面，丁玲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1938年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四期学习，毕业后工作过短时间，与领导接触不多。丁玲可以说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第一个上司，天天见面的顶头上司，是平易近人、亲切和蔼的上司。
二、丁玲是党报文艺副刊的创始人与奠基者
1941年5月16日创办的延安《解放日报》，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创办的大型日报，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为准备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党中央集中人力物力，下大决心创办的中央党报。报社社长是提议创办中央党报的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总编辑杨松，原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副总编辑余光生，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抗战以后由美返国。其余编委都是著名的理论家与宣传家。
文艺副刊呢？党中央挑选的主编是丁玲。丁玲是1936年到陕北的著名作家。丁玲初到，就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总书记张闻天与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与博古（书记处只王稼祥没到）一起设宴欢迎。十天以后，召开文艺座谈会，在保安成立被毛泽东称为“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的“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会上选举丁玲为主席。不久，丁玲要求随红军到前线打国民党胡宗南部。在前线，她收到毛泽东填的《临江仙》，全文是：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从此，丁玲更加引人注目。1941年春，丁玲正在农村体验生活与写作，调她主编文艺栏，她服从工作需要，4月底就回到延安了。丁玲主编过上海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陕北根据地的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红中副刊》，参加编选《红军长征记》，1938年与舒群共同主编《战地》文艺杂志（在武汉出版），有丰富的编辑经验。丁玲用人是“五湖四海”，不任人唯亲，文艺栏从创办就给她当助手的陈企霞，是诗人李又然向她推荐的，以前她并不认识陈。
党报的文艺副刊，该怎么编，是个新问题。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博古社长“多次对我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轻骑队》。那时文化沟口有一个大墙报，叫做《轻骑队》，是住在文化沟里的在青委工作的同志们编的。……陈企霞没有调文艺栏以前，曾是《轻骑队》的编委之一，他来后，博古建议他辞去了这个职务。《轻骑队》登的文章，短小精悍，对延安生活，有所批评与针砭，1942年4月23日，在《轻骑队》出刊一周年的时候，《轻骑队》的编委会就编辑方针和实践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自我批评”。
《轻骑队》是延安文化生活中一件引人关注的事，我想趁此多说几句，解释为什么博古不让搞《轻骑队》。《轻骑队》的名字来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列宁青年》杂志，其中有个专栏专门揭露缺点，开展批评，叫“轻骑队”。1942年《轻骑队》编委会主要是检讨“编辑方针有错误”与开展批评的片面性。此前，4月10日《解放日报》地方版曾发表《轻骑队》出刊一年拟扩大篇幅、出版纪念特刊的消息，消息中说：“据该刊代表人童大林谈，先后收到朱总司令、柳堤、南汉宸、萧军、艾青、方仲如、欧阳山、草明、陈伯达、王实味、萧三等同志的意见，多系加以鼓励。”接着，4月13日地方版又发表《轻骑队》编委会来信，说：“《轻骑队》出刊一年消息，系童大林同志发出，未经编委会全体知悉。日前本报编委会详细检讨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编辑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亦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轻骑队》编委会。4月12日。”丁玲说的《轻骑队》编委会的检讨是发表在报纸第四版上的，此后，《轻骑队》便停刊了，其内幕地方版的同志也说不清。
博古是党报的创始人之一。博古指示文艺栏的内容与形式与其他栏目虽有不同，但都是党报的一部分，都要具有党性，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步调一致，党报不能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不能够在党报存在，我们的文艺栏不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那样，副刊与报纸的态度可以不一致。丁玲尊重博古，主编文艺栏10个月，前9个月都是稳稳当当，用丁玲的话说是“风干浪静”与“平安无事”的；为稳妥，在丁玲主编文艺栏时，不用“副刊”两字，如同党的生活栏等栏目一样，公章用“文艺栏”三个字。
丁玲根据博古的指示，把文艺栏的任务说为：“1.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2.尽量提拔、培养新作家；3.反映边区各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4.提高边区文艺水平。”丁玲是严肃认真地完成文艺栏的编辑任务的。丁玲做到了她说的：“对于住在文抗或住在鲁艺的知名作家，我们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存门户之见。”丁玲主编10个月，发表了三十几位新作家的处女作与成名作，现在大家熟悉的有孔厥、韦君宜、葛洛、邢立斌、朱寨、洪流、贺敬之、黄钢、陈涌等。还发表萧三翻译的苏联拉甫列涅夫的小说，吴伯箫译的美国惠特曼的诗，天篮译的英国菲尔丁的论文，曹葆华译的苏联高尔基与左琴科的作品，贾芝与葛陵（陈元直）译的法国都德的散文，等等。发表了林默涵、杨耳（许立群）、尚吟（王匡）、田家英、彦修等人的杂文。文艺栏发表的作品可谓丰富多彩，现在编辑成书出版也都是精品。
文艺栏的方针、任务，版面安排与处理稿件的办法，不仅为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报副刊学习借鉴，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副刊也仍然是学习与参考的，影响深远。当年在三五九旅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文化艺术馆馆长的老马同志，曾写信给我说：“想到当初向《解放日报》文艺栏投稿时，一篇稿子作者和编辑之间往返十余次，终至发表为止，编辑既不厌其烦，作者也不灰心丧气，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三、丁玲与舒群
丁玲和舒群是1937年在山西认识的。曾经给丁玲做过秘书的张凤珠同志，在《折翅的鹰》一文中说：“舒群作战地采访，有一次天色晚了，他恰好赶到了丁玲带领的‘西战团’驻地，舒群留宿在‘西战团’。但是男团员宿舍已无空位，无奈，丁玲笑说：今晚你只好住女生宿舍。”后来舒群说：“女生宿舍是一铺大炕，女团员们挨排地睡了一炕，我把铺盖放在丁玲的旁边囫囵睡了一夜。那是战争年代，但也可见丁玲待我如姐弟。她大我九岁。”
我去《解放日报》工作，是舒群代丁玲决定的。1943年3月舒群接替丁玲主编文艺栏，我想可能是丁玲向中宣部代部长凯丰推荐的。1942年初，丁玲与陈企霞和我开会，她说关节炎发作了，拟借住蓝家坪文抗罗烽同志的母亲的窑洞去中央医院治疗，仍做主编的工作，此事她与博古商量过了。她又说，她去文抗以后，我们俩看过可以用的稿子，由我俩轮流送给她看，一周去一次，并带回来她终审过可用的稿子；陈企霞负责发她签发的稿子画好版式，送博古终审，她不看版式了，退稿信谁写的谁发，她不过目了。她去文抗以后，纪念“文艺百期”特刊的稿子，由她负责组织，她也可以就近在文抗与中央研究院组织稿件；有急事可以打电话给她（延安电话少，但每个机关都有，还是可以用）。丁玲在《前前后后》一文中，说她是“想以陕北革命为题材写一本小说”，“怕博古同志不放我”，“才借故先搬文抗暂住”，“先找凯丰同志，他同意了，我又去找中组部，中组部也同意下调令，我这时才敢告诉博古同志”。
丁玲在《前前后后》一文中又说：“到1942年3月11日出满了100期的时候，我就离职，而且在这以前一个星期就搬住在文抗。100期以后就改由舒群同志主编。在3月12日的101期上和3月13日的102期上，我和舒群同志都写了文章，谈到了他上台我下台的事情。”丁玲在上述回忆的3000字以后，接着说，“文艺栏中引起批评的文章是3月9日第98期登载的我的《三八节有感》和3月13日第102期、3月23日第106期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丁玲在这里说的含糊不清。丁玲去文抗的日子，不是“3月11日”的前一个星期，我记得丁玲是1月末或2月初去文抗的。2月初，我们在报社拿到2月8日去中央党校旧礼堂听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票，是我到文抗给丁玲送票并约她一路去听的。丁玲留我在她处吃午餐，用烤馍片与香肠招待我，喝小鬼送来的小米粥，不去食堂打客饭，既热情，又省事。我在延安八年只吃过这一次香肠，我感到丁玲待人亲切友好。饭后丁玲说，咱们快走，去晚了没地方坐。大家喜欢听毛主席讲话，不早去占位置不行。我们一路走到杨家岭沟口，碰到李伯钊同志，大家边走边谈，丁玲与李伯钊说起林彪与叶群谈婚，大声而随便。这事给我印象很深。那么丁玲是什么时候搬住文抗的呢？丁玲的儿子蒋祖林说是1942年寒假他在报社的时候，是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拉马来接他们去的。蒋祖林说得对，是于黑丁来接的，不是我们送去的。我写信问过于黑丁，他说是元月末或2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查报纸，那是元月31日。
丁玲说编到“100期的时候，我就离职”。在《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书中，据此推论说：“《野百合花》的前半部，发表于1942年3月13日”，“与丁玲有一定的关系，后半部分发表于23日，其时，丁玲早已不负‘文艺’主编之责了。”还说，“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分别刊于3月11日、12日，此时正值‘文艺’新旧主编交换工作之间。”舒群健在时对丁玲的这个说法有意见，要写文章“论理”。我劝阻了，我说我以后负责说明。当时我向舒群说，丁玲编发《野百合花》，当时就做了检讨，在6月1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舒群说：“她写这个问题是查过报纸的，不查报纸写不出日子，查过报纸为什么这么写，我要说话。”“文革”后，舒群去马克思处“报到”前，与丁玲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双月刊），与丁玲有不同意见，发生过争执，对此事很敏感，我劝阻舒群不要写文章“说理”与争辩，可是，我怎么说清楚呢？口说无凭，读者听信谁的呢？我只好又重读1942年6月16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发表的丁玲的《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丁玲说：“《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文艺栏，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一个年轻的编辑或新党员，马马虎虎地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发表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罪过。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作为自己的警惕。但错误绝不是由于我一时的粗心，而是与那时的编辑方针有关的，文艺栏曾因为需要短小精悍、对内对外、文艺理论论争的等等文章。”丁玲的检讨说得清楚。当然，她说的编辑方针，只是她个人的想法，不是博古的指示。
丁玲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中还说“我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着过去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通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恬然而惧的感觉”，尤为诚挚深刻。丁玲在延安整风中的收获，是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迅速出现创作高潮，一潮高一潮，虽然受委屈二三十年，仍是中国的多产作家。
那么3月12日与3月13日在报上谈丁玲下台与舒群上台又怎么解释呢？在3月9日凯丰给舒群的信上说：“去解放日报的事，我今天已与博古谈过，只要搬过去就可以。”这说明舒群去报社的事，有关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了，丁玲3月12日在文艺栏的《编者的话》中，说了她“不久可能离开报社”，3月13日舒群在《为编者写的》文中，也说到“丁玲的下台与我的上台”。舒群是什么时候搬到报社上班的呢？我在《解放日报》编委会记录（微缩胶卷）上找到3月13日的记载：“会议决定调舒群去文艺栏”。毛泽东1月15日致何凯丰信中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博古3月17日向报社全体干部作改版报告（见《解放日报》编委会记录），舒群在报社听了的。如此，我说舒群是15日到报社报到，16日上班与陈企霞和我开会，并表示晚间看清样他要参加一份，17日听了博古报告，文艺栏要编辑新闻史上首创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全版副刊，任务大大增加。听完报告回来，舒群说他要白天出去组稿，晚上终审发稿，不能陪我们轮流看清样了。舒群上班后就声明以前丁玲看过可以用的稿子他不再看，3月23日发表的《野百合花》，也是丁玲在文抗先看过签署“可用”，由陈企霞带回来发排的，这样，我才能够向两位上司、前辈与读者说清楚他们“上台”“下台”与发表《野百合花》的事了。近读《炎黄春秋》杂志载《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与幕后》，说“毛泽东同意由艾思奇接替丁玲主持《解放日报》第四版的编辑工作”，显然不对。此外，我还想说一点关于《野百合花》从未被公开提起的一点情况。大约两年前，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李经纶同志与我聊天，他说在延安批判与审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时，曾对王实味所写事实做过调查。《野百合花》的最后一段：“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中说：“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唯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李经纶说，王实味交代他写的学生一天吃两餐稀粥的事，是延安师范一位老师告诉他的。而向这位老师与延安师范的其他老师调查，都说没有这样的事。李经纶当时是延师的负责人，他说延师与延安一般机关团体一样，一日吃三餐，一餐稀饭与两餐干饭，不同的是延师中午吃稀饭。有一天早餐做少了，有些同学没吃饱，学生会主席征求同学的意见：是再做饭吃饱上课，还是现在上课，中午多做些饭让大家吃饱？大家赞成按时上课。这件事传到王实味耳朵里，他添油加醋作为上述杂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王实味说：“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王实味是吃中灶的县团级干部待遇的研究员，中灶比大灶一个月多一斤猪肉，小灶再多一斤或二斤。也没有什么“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想不到，从前合作得很好的丁玲与舒群，在晚年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双月刊）发生了争执。1985年创刊的《中国》，请发表丁玲处女作的叶圣陶老前辈做顾问，魏巍、雷加、牛汉、刘绍棠为副主编，编委有王朝闻、叶水夫、邓友梅、西戎、西虹、朱寨、杜鹏程、陈涌、陈翰伯、草明、秦牧、秦兆阳、贾平凹、姚雪垠、曾克，阵容空前强大，封底印着“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在新闻出版署注册登记过，但没注印出注册登记的刊号。刊物的《编者的话》说：“我们的刊物不是同仁刊物，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刊物的撰稿人将包括五湖四海、老中青。”“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侵蚀。我们将大力介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引导我们的文艺更加健康地发展，帮助作者和读者提高对文学的认识水平和欣赏水平。”这是丁玲与舒群的一贯主张，出乎我意料的是还说：“我们将是一个民办公助，经济上自负盈亏的刊物。”原来他们从中国作家协会没领到钱，在社会上筹款也没筹到，杂志社也没有正式的编制。
《中国》出版以前，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王致远找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丁玲与舒群要编文学杂志，苏一平同志告诉我，让文化艺术出版社给他们印刷出版。”苏一平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我说：“我不知道。”王致远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说：“就干吧。”王致远说：“编杂志一般要赔钱的，特别是刚创办的时候。”我说：“赔就赔吧，一期赔三五千元，一年赔三五万元，年终时候研究院多补助你们些钱就是了。”在研究院，我分工管文化艺术出版社，所以他找我谈，他不大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刊物创办得急，未办理邮局发行，由新华书店发行很慢，杂志编辑部又要求在最好的工厂印，要求付最高的稿酬与编辑费等等。经我劝说，王致远还是接受下来了。刊物发表了许多名家的作品，也发表了新人的佳作，第一期印1万份，新华书店说很快卖完了。
可是，第一期就发表了遇罗锦的《刘晓庆的生日礼物——〈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之一》，第二期发表“散记之二”；每期发表几首朦胧诗，许多人反映北岛的朦胧诗写扬子江是一块裹尸布（大意）是政治诗，向编辑部与出版社提意见。舒群本来不同意发表这些作品。丁玲的态度与舒群不同。舒群感到孤立伤心，有时当众发脾气，我劝阻了两次。我打电话给丁玲，说北岛的诗读着没美感，遇罗锦的作品《人民文学》不会发，《北京文学》也不会发，她的作品发表到云南省个旧市文联的内部刊物上了，《中国》不是电影刊物，您怎么发那么长的拍摄散记呢？丁玲回答说：“我们第三期不发了。”可是第四期又发了“散记之三”。
新华书店发行杂志的钱收不回来，刊物的印数又减少了。王致远听说作协给《中国》钱了，出版社想少付些稿酬。编辑部答复他以后算账，出版社亏多少他们负责，不叫出版社赔。我告诉王致远，算账只算印刷成本不算管理费用，出版社逐期结账，编辑部大概不会不给钱。我知道作协给了钱，黑龙江农垦总局也借了钱给《中国》。而出版社的出版部在经济上感到为难，提出来不印了。我打电话给丁玲，希望多少给出版社些钱，如果出版社不印，在北京找别的出版社也不容易。丁玲说编辑部想去湖南印刷。我说去湖南印刷太麻烦，不如在北京。丁玲说他们与湖南谈好了，明年在那里印，那里很帮忙。这样，1986年《中国》就在湖南长沙印刷出版了。后来舒群告诉我，他已经退出不干了。1986年刊物没有赠我，我也搞不清杂志由谁做主编了。
四、丁玲与陈企霞
陈企霞熟悉编辑业务，从《解放日报》创刊他就负责发稿，用现在的话说是做执行编辑的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陈企霞调华北工作，改由我发稿），是丁玲的得力助手。陈企霞早8时准到办公室，坐下以后用旧报纸卷一支纸烟抽起来，先检查昨天的“文艺”，如发现错别字或其他错误，用红笔标出来，接着逐一登记稿件，而后选三篇左右的稿件画版式，最后才看一般来稿，工作有条不紊，能坐半天，埋头干活，不回宿舍饮水，但不断地卷烟抽。那时候的陈企霞，关心培养文艺新人，与同事一般相处和睦，但有傲上的毛病，对上级要求严苛。丁玲晚来一会儿，他就说“今天她又迟到了”，我不搭腔，他过两分钟又说“她又迟到了，这个人懒得很，不是写文章时，她连笔也懒得拿”。陈企霞甚至对丁玲与陈明的交往也有意见。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是反党集团，我心里想他们两个怎么能“集团”起来。当时批判他俩反对中央检查《文艺报》是硬拉在一起的。1952年丁玲就离开《文艺报》了，1954年丁玲与《文艺报》没有组织关系。1955年2月“再批判”丁玲、王实味等时，《编者按语》中曾说：“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这里万幸没有提我。其实，这些文章除去萧军的以外，都是丁玲住在文抗时组织来，并由丁玲先看，在稿首签署“可用。丁玲”，由陈企霞带回来发表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在文艺栏，其他稿件都是《文艺百期特刊》的稿件。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是舒群组织来，并且由他先看后签署“可用”，交陈企霞登记与发排在4月8日的综合副刊上，与丁玲毫无关系。这些稿件发排前，陈企霞只让我看过3月13日发表的《野百合花》，陈企霞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觉得酸点与偏点。”陈企霞说：“还是丁玲看过签发的，你是不是认为不能用？”我水平低，回答说：“不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结论与丁玲、陈企霞的右派分子结论改正以后，陈企霞去看望丁玲，竟被谢绝。这大约是丁玲不愿接待的唯一的老战友、老部下。
五、《三八节有感》发表的前后
丁玲在《前前后后》一文中，回忆《三八节有感》，说：“三月七号，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也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
我同意丁玲回忆中对《三八节有感》的看法，现在有些学者认为《三八节有感》触及妇女解放的课题，有勇于批评自我批评的锐气，甚至称之为当时文学新潮的代表作等等，丁玲仍“认为有错误”，并说“几十年来，我在这方面就比较审慎了”。丁玲说得是真实的、可贵的。
可是丁玲回忆的陈企霞“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有怀疑。丁玲的秘书王增如在《〈三八节有感〉引起的风波》一文中，经人指点，竟写为“三月七号的晚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陈企霞派人送信来，约丁玲写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说报上空着版面，急等发稿，千叮万嘱请她一定不要推辞”。还说，“鸡叫头遍的时候，文章写好了”，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她忽然感觉有些话讲得不大合适，分寸没有把握好。拿给陈明看，陈明也觉得文中有些言辞过于尖刻了。“报社催得急，今天就要发稿了。”“于是，天一明，便找了个人把稿子带到报社去了。”
纪念三八节的稿子，文艺栏根本没有组稿任务。《解放日报》编委会2月底的记录记载，三八节的社论由妇委写，3月1日到7日的社论由编辑部的主要写手李锐、黄操良等人写。《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由妇委编辑，是占第四版全版位置的特刊，共载蔡畅、艾青、白霜、李英岚、草明、曾克与舒琪的七篇诗文，还有毛泽东的题词：“深入实际不尚空谈。”副刊版是早一日成版，即3月8日的版面是3月7日上午发稿，下午排版完毕。陈企霞，这位丁玲的部下，怎么会3月7日向丁玲约纪念三八节的文章呢？文艺栏与副刊版从没有缺过文艺稿。文艺栏也从没有派人取过或约过稿，否则陈企霞与我也不会轮流一周一次甚至更短的时间往丁玲处送稿与取稿了。《解放日报》的通讯员只跑党中央办公处与去边区通讯站交换信件。
丁玲为什么写作《三八节有感》与编发《野百合花》，这与当时延安的情况有关系。1941年与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政治形势艰难，物质条件缺乏，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从上海的亭子间来到延安而尚未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对形势自然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不满情绪。丁玲来延安较早，已写过很多优秀的反映红军与边区的作品，但因主编文艺栏，不能不直接间接地反映一些文艺家的意见。1941年10月23日她就在文艺栏发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号召大家写杂文。丁玲说：“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鲁迅先生死了……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在延安最早提倡写杂文，说出还是杂文时代话的是丁玲。丁玲写作《三八节有感》与发表《野百合花》，无论她当时怎么想，都是对在延安开展自我批评的探索与追求，这种探索是丁玲写作与编辑历史上的一个失误，但丁玲与文艺界由此也取得了经验。杂文写作是最复杂的事情，在现在还没解决。
丁玲关于《三八节有感》的回忆，在这个月文化部召开的中国文艺史写作会上还有同志提到，丁玲当时回忆说：“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有人批评《三八节有感》。”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中央研究院是延安整风的试点单位，于1942年3月开始整风，为解决整风初期发生的偏向，批评王实味2月份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政治家·艺术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野百合花》及在中央研究院整风墙报上发表的错误文章，中央研究院自5月27日到6月11日召开了全院的“党的民主与纪律的座谈会”，直到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才说王实味“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6月11日以后，《解放日报》发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才不以同志相称。显然，毛泽东说“王实味是托派”不是4月初，如果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4月说王实味是托派，党报从4月6日开始批评王实味怎么还都称他为同志呢？报社社长博古与副总编辑余光生等是高干学习会的参加者，也没有向我们传达过这种说法，这可能是丁玲记错时间了。
丁玲在回忆写作《三八节有感》时，说她已经与陈明同志结婚了。这恐怕也是记错了时间。这时丁玲还是文艺栏主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在同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那时候结婚，不必到政府登记，只需机关党组织批准，丁玲与陈明如果在三八节时结婚，我不会不知道的。丁玲与陈明什么时候结婚？蒋祖林与于黑丁都说是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他们说的这个日子是对的。那一天，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和他俩结婚，文抗食堂特别多加了菜。这是个人生活的事，只顺便提及而已。
六、丁玲的一些旧事，还有些记载不清楚的
关于丁玲的事，有些记载也不清楚，即使不是大事，也在一些研究者中造成错觉，以致以讹传讹。比如《丁玲年谱》中记载：“1956年3月就所谓‘反党集团’事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要求辩证”，“四月至八月在家中写申诉材料。”其实丁玲并没有向中共中央作过申诉。“所谓‘反党集团’事”的申诉，是丁玲在3月份向中央宣传部机关党委口头提出的，“四月至八月在家中写申诉材料”，即《辩证书》，写好后也是交给中宣部机关党委。丁玲自申诉以后，大事小事都是向机关党委或党委书记李之琏提出来的，如她去四川云南参观，发表《在严寒的日子》（部分章节），在家设宴招待外国作家等。丁玲催办申诉事，也只写信给李之琏、邵荃麟与张际春，一般都写“黎辛同志请转”。《年谱》上写了“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一些学者、作家就照写，甚至发展到向中央、向中宣部，怎么怎么。我想如果丁玲不是事事请示中宣部机关党委，周扬也许不至于那样憎恨李之琏等人。这种憎恨的心理可能就是在1958年反右补课时，把李之琏与机关党委三个副书记张海、崔毅与我打为反党集团的原因。李之琏和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都问过丁玲：1956年为什么不向毛主席与党中央申诉？丁玲说，建国初她向毛主席说起过周扬，毛主席表示周扬有缺点，但他会做行政工作与能写评论文章。丁玲认为毛主席信任周扬，不想向他申诉。我向丁玲与李之琏都说过，毛泽东在延安那样看重丁玲，如果丁玲向他申诉，不是不可能早些解决问题的。我们与丁玲谈话，一般陈明是在场的，我去看望丁玲和与她同住一个单元的老领导李之琏、李立，我们谈话时他们的老伴一般都在场。《丁玲年谱》是丁玲晚年的年轻秘书王增如编辑、陈明校阅的。王增如是在陈明指导下编辑的。关于这件事，陈明记忆有误。
另一个记载不清的事，是说“1934年5月14日丁玲在正风学院开文学座谈会，由于冯达泄露住址，丁返家后过了约定时间没有走避，被赶来的国民党特务绑架，同时被绑架的有潘梓年”。冯达是1931年11月与丁玲同居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是丁玲的丈夫。这时丁玲与冯达住在昆山花园路七号某外国租界，外国人有“治外法权”，国民党一般不能在这里捕人。丁玲的住处同时也是党的秘密机关，党组织还定期补助房租的。我记得审查丁玲这段历史与后来丁玲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是说，“1933年5月13日晚上，冯达9点钟才回家”，“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因此他怀疑我们这间屋子也可能会出问题，应该小心。第二天5月14日，早晨……我们约定12点钟以前都一定回家。到时候如有一个人未回，另一个人就要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8点多钟，我们分手了”，“我回到家里是上午11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12点钟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不一会，冯达就带领三批共八个人来抓人了，一下抓走我与潘梓年两个。不久，埋伏在我住处的特务，又要逮捕来访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应修人与敌人搏斗，跳楼逃跑，英勇牺牲。冯达8点多离开家，12点多带特务来抓人，让敌人逮捕两个与击杀一个，总共三个卓有贡献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与著名作家、理论家，这是什么样的‘泄漏住址’？”
丁玲还曾回忆冯达说：“要我到一个翻译机关去翻译一点资料，算是为我安排工作，安排生活。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秘密，月薪是60元。他还说这个机关人员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产党员（自然是自首过的）；我不得不答应了。”丁玲没有说这是个什么机关，50年代批判丁玲时，说这是大特务徐恩曾的中统局或中统局的什么机关。我当时没看过有关的档案，不能妄测。近年阅读那些描述冯达善良、文雅、保护与珍爱丁玲的著作，均不能下咽。我认为，不能因为高度评价与称赞丁玲，而美化冯达，或淡化冯达的丑恶嘴脸；因为已盖棺论定他们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七、丁玲与周扬
丁玲与周扬在上海接触不多，说他们在上海就闹宗派，我以为不是事实。我只知他们在延安时互相的印象并不好。1942年春，我去丁玲在文抗的住处送稿与取稿，遇到欧阳山在丁玲处聊天，丁玲坐在靠窗的书桌边，欧阳山在窑洞左边前后走动着，我进窑靠后站着。忽然窑外有人喊：“丁玲同志！”欧阳山问：“谁来啦？”丁玲回答说：“会演戏的！”欧阳山问：“哪个会演戏的？”丁玲答：“周起应。”欧阳山说，“演戏的来了，我跟他没话说，我走！”欧阳山与周扬碰面时打个招呼，出去了。我在丁玲处拿了稿子，也告辞离开了。
丁玲在《前前后后》一文中还说：“1941年6月17日、18日、19日我们连续发表了周扬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文抗的舒群、萧军、白朗、罗烽、艾青等五人联名写了《〈文艺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他们漫谈的时间是7月20日左右，文章发表在8月1日的《文艺月报》上。这篇《漫谈集录》对周扬同志文中所提的作家要到生活中去并无异议，只对周扬在漫谈中的态度和对作家写不出作品的原因的几条假设不同意……我们也无意去组织文章，展开争论。当时《文艺月报》发行数量很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广泛。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据韦？同志在《延安作家生活纪实》一文中说：“他们在7月20日集中漫谈了一次，丁玲也参加了的。”韦？还说丁玲“最后去掉了她的名字”，文章是“由萧军执笔”，萧军把文章送到《解放日报》，退回未登，便把稿子送到毛泽东同志那里，说我们对周扬的文章有意见。毛泽东同志让萧军把稿子放下，隔了几天，萧军又去找，回答说：“你那里不是编着个《文艺月报》吗？你不会把文章登在《文艺月报》上吗？”从中可以看出丁玲处理萧军等人与周扬的争论是慎重的。
萧军等与周扬的争论，双方的文章都写得有些情绪，但萧军等人的文章也说了些好意见。对于周扬说的“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萧军等人说：“如今我们该不是讨论这黑点有没有的时候，而应是怎样——更有效，更快些——处置这黑点的问题；凡是到新社会来的人，他们主要是追求光明，创造光明，另一方面对于‘黑点’也不会全没想到，而且也绝没有因了这‘黑点’而对光明起了动摇……但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恨，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原来，在延安最早在文字上提出延安有“黑点”的是周扬，最早反对“容忍与歌颂”太阳里的“黑点”的是萧军、罗烽、艾青、舒群与白朗。
丁玲说的这事“很快就过去了”，是指当时。丁玲当然想不到，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划罗烽与白朗为右派分子时，这事又被折腾出来，被作为他们“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第一条，写在他们的右派分子结论上。在罗烽的结论上写的是：“和白朗、艾青、萧军等人联名发表另一反党文章《太阳里的黑点》号召暴露延安阴暗面的作品，诽谤党和革命。”在白朗的结论上写的是：“1942年在延安，曾和罗烽、艾青等人联名发表反党文章《太阳里的黑点》，号召暴露延安阴暗面的作品，诽谤党和革命。”结论给他栽了个莫须有的发表“反党文章”的罪名，是与非，黑与白，竟是这样被颠倒了。
丁玲对周扬公开表示不满，起因于她在华北写出的那部反映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乔木、萧三、艾思奇与陈企霞都说“好”，而当时任华北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却长期压着原稿不看也不退还。后来丁玲把原稿带到东北才得以出版。这部书得了最高的革命文学奖——斯大林文艺奖。
至于1955年到1957年，周扬领导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丁玲对周扬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想到了。问题奇怪在，现在却有人说“是毛泽东叫批的”。我认为，这类说法是“创作”出来的。最近，我借来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重读，报告的第一段就说：“在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作家协会党组和许多同志愈益明显地感觉到，在文艺界党员、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实际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根据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在最近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对上述损害党的文艺事业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斗争。”这份由党组书记周扬签发的党组报告，是在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讨论过后才上报中央的，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过批斗丁、陈是毛泽东指示的，如果是毛泽东指示批斗的，谁又能与敢改成是中央宣传部指示的呢？关于丁玲与周扬的关系，特别是1957年把丁玲打成极右分子的事，在本稿中是说不完的。
中国文学艺术界1978年落实改正冤假错案的政策，是当时文联常务副秘书长魏伯与我执笔的，那时中国作家协会暂时归文联领导。丁玲1979年4月申请复查，5月组织上就作出结论，说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只是根据周扬的指示，对丁玲的历史问题，写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丁玲在南京坐牢，‘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错误’”。丁玲不同意这个结论，拖到1980年1月才签字。我曾经问过丁玲：“这个结论，您同意么？”丁玲说：“我要吃饭啦，我不同意这个结论，作协卡住不恢复我的原级别待遇，我一个月80元生活费，只够交房租与水电费。”在李辉同志的《与陈明谈周扬》一文中，把此事却说成是“为了顾全大局丁玲还是草签了”。我不明白，这“顾全大局”是什么意思；再说，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给自己作的政治结论，什么时候有过“草签”这一说法？
八、事业辉煌与笑到最后
我去《解放日报》工作以前，知道丁玲是较早出名的作家，1924年发表《莎菲女士日记》，即为读者与评论家关注。我喜欢的是30年代初丁玲的《水》与《法网》《夜会》等写农民与工人苦难与觉醒的作品，这是左翼作家较早描写人民大众的著作，使我懂得生活实际，提高思想觉悟。我更喜欢丁玲到陕北以后，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歌颂红军将领与战斗生活的作品。《彭德怀速写》用几百字描绘了彭大将军的威严、憨厚以及广大指战员对他的爱戴，是典型的人物速写像的杰作。每每读它，我总想，丁玲怎么不为将军们多写些速写文，多画些速写画？丁玲的《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未出膛的子弹》等，都是最早显示出丁玲的才华、歌颂人民军队生活的代表作。这是丁玲创作新阶段的开始，表现了中国解放区的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生活。1937年7月10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丁玲曾赋诗歌唱《七月的延安》：“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我们在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的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其田。七月的风，自由软软的吹，飘落在延安城中：七月的风，汹涌澎湃在延安城中，杀敌的情绪，激星……青春的心，却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丁玲更是延安文艺界最活跃的作家。她接连在《解放日报》发表《三日杂记》《二十把板斧》《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与《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等约20篇作品，都是延安与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的纪实之作。丁玲的《田保霖》与欧阳山的《活在新的社会里》，于6月30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7月1日晨，毛泽东写信给他们，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约请他们“一叙”，并便餐招待。
1948年，丁玲写出第一部反映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中国成立后获斯大林文艺奖。1955年春，陈明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改为电影剧本，由电影局送中宣部审阅。这时我在文艺处管电影故事片创作，我借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对照剧本阅读，感到陈明不仅忠于原著，而且改编得好。可是感觉拍摄电影难以达到原小说的效果。我也不知道中宣部或文艺处其他同志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电影剧本有何意见。这时我刚自武汉调来，与丁玲、陈明没有联系。我的意见怎么表达呢？刚巧电影局管故事片生产的副局长陈荒煤来文艺处，他问处长林默涵，对陈明改编的剧本有什么意见？林默涵说：“是黎辛看的，不知道看完没有。”我说了我的看法。陈荒煤听后说：“怎么办？”郭小川说：“要是拍了效果不好，就算了吧。”我说：“你们哪一位看看再定。”林默涵与郭小川都说：“你看了就行了，就不拍吧。”这样，我只好说：“请荒煤同志给他们商量吧。”
丁玲1957年53岁时戴上极右分子帽子，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到1978年中央通知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时才把她的右派帽子摘掉，开始了新的文学创作生涯。丁玲重新拿起笔来写的第一篇作品是比较长的短篇小说《杜晚香》，这是以与她相处两三年的先进劳动者为原型写的，是她孕育很久的精心之作，1979年7月在《人民文学》发表，迅速为广大读者所欢迎。丁玲对我说过她发表的曲折经过，《杜晚香》交给《人民文学》后，编辑让她修改，把后边压缩掉，可是后边是作品的重点，丁玲说在后边她重重地打了一锤，怎么能删掉呢？后来丁玲把《杜晚香》交给《十月》了，《十月》说发；可《人民文学》又找丁玲要了回去。丁玲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听说《十月》要发他们才准备发。丁玲只好向《十月》要回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发，答应另外写一篇给《十月》。
从此，丁玲的创作可谓一泻千里一发而不可收。散文、回忆、特写、序言、评论，出了好几本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集《在严寒的日子》也写了几章，在晚年出现了创作高潮。丁玲说：“我在上海参加党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论在与阶级敌人或民族敌人的斗争中，特别是在革命队伍中遭受长期误解与折磨中，她不灰心丧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不渝地热爱党和人民。她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只有高度的责任感，她接触过的革命领导人、革命前辈，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始终在她脑中浮现、涌动，她能回到北京，坐下来写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第二次政治生命与创作生命，她晚年创作高潮的出现是必然的。
1957年9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27次会议上，周扬作《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的报告，说对文艺界的右派分子要敢斗、会斗，只有敢斗会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外国有句俗话，说笑要笑到最后，取得最后胜利才笑得最好。周扬这几句话在文稿发表时没有收入。但当时讲得大声而潇洒，到会的1250多人都听到了的。
丁玲不“会斗”、不“敢斗”，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为着保护儿子与女儿继续学习深造，她也像艾青说的：“我成了痰盂，一切谩骂都是判决。”
可是，丁玲相信党，1982年她又作了申诉，中央组织部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1984年8月1日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与1955年中央书记处批转全国的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的文件一样，都是转发至县团级。中组部的文件说：“1955年，1957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中组部的文件还说，“关于说她在南京拘禁期间……1940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以后多年来的审查也未发现新的问题，因此仍应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中组部文件最后说，“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
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是丁玲。
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