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往往难以捉摸与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这有客观原因，也有其他复杂的原因。对于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组织机构、负责人与编辑人员的说法就是一例。
《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形式是大型日刊，1941年5月16日创刊，1947年3月13日停刊，出版不到六年，我任编辑六年多，可以说是从头到尾的副刊编辑。近年不断有人就此来问我，我想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说说，特别是如果我不说，可能再没人能说与愿意说了。
既然众说不一，如果我跟着说，也只是增加一种说法而已，怎么能让读者知道真情而又能够相信呢？口说无凭，我只好查阅《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与《新华社编年记》（现在不少人在写回忆录，日记与传记文学中掺假手法之一就是凭口说凭追忆与想的），延安时期报社与新华社是一个伙食单位，由一个编委会领导，社长都由政治局委员博古兼任。《大事记》与《编年记》都是根据《解放日报》编委会的记录本编写的，但较简单。为着彻底，我还看过些编委会记录本的微缩胶卷与其他有关资料。说明历史人物与事件，应该尽可能地寻找人证、物证与旁证。
党中央与毛主席重视党报，报社社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兼任，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解放日报》一直是毛主席管的。”毛主席与博古又极为重视副刊。文艺副刊的方针、任务与版面大小都由他们决定，副刊的负责人由他们有时也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等人商量决定。
《解放日报》最早的副刊是《文艺》专刊，由毛泽东称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任主编，编辑副刊的行政组织为文艺栏，文艺栏由社长博古与总编辑直接领导，丁玲参加编委会的有关会议，不是编委会委员。编委会领导报社各部与新华社，各部主任与新华社副社长均为编委会委员，丁玲的生活待遇与编委一样，为中灶伙食。丁玲任主编时，编辑有刘雪苇（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中灶待遇，借调来三个月）、陈企霞与我，报纸初创，作家马加来帮助工作过一段时间。
文艺栏的第二任主编为舒群，1942年3月15日接替丁玲。编辑仍是陈企霞与我。《延安〈解放日报〉史》说：“丁玲任文艺栏主编，编辑有陈企霞，1942年初黎辛任文艺栏秘书。”没提刘雪苇与马加，也把我的职务说错。报史的副刊部分为岳颂东同志执笔，关于副刊的负责人与编辑人员我向他做过详细具体的介绍，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
1982年10月9日舒群答《〈人民日报〉）副刊问》（见《人民日报》），说：“我只编过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先刊名“文艺”，后改称“第四版”——综合刊）。据我所知，至‘八一五’离开延安之前，它共经三位主编，一丁玲，二舒群，三艾思奇。艾已去世，而丁健在，可请问；特别是三任元老编辑陈企霞、黎辛经验丰富，尤可贵。”《解放日报》只有编委会有一秘书，编委会下属各部均无秘书，唯独艾思奇负责时，让编辑温济泽兼做秘书工作，即兼管领工资与发文具等。舒群说的“三位主编”不具体，是三位负责人的意思。1942年4月，《解放日报》为增强党性进行改版，把原来占半版6000字版面的文艺等专刊改为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副刊，报纸的第四版改为整版副刊，是我国新闻历史上的首创大型副刊，由原来文艺栏的舒群、陈企霞与我三人编辑。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文艺阵地，每月可以发表15万—20万字的文艺稿件。丁玲主编文艺栏10个月，发现30余位新作家，如孔厥、韦君宜、黄钢、葛洛、陈涌、贺敬之、叶克、邢立斌、朱寨等，均为现代文学著名作家、理论家，中国解放区的新文艺家，大多数或绝大多数是在这里发表处女作与成名作的。
由三个人编辑这个大型副刊，特别是所有不用的稿件要逐件写退稿信，提指导性的意见，甚至办公信封都要用旧报纸糊，工作任务实在太重了。舒群多次向毛主席与博古提议，1943年3月或4月，终于把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当时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中宣部文艺科长的艾思奇同志调来了。老艾调来，文艺栏的组织机构改为副刊部，老艾任编委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舒群改任副主任。报社把原由社长、总编辑直接领导的以张谔为科长的美术科也划归副刊部领导，并调来编辑陈学昭、白朗、林默涵、庄栋与温济泽。这样，副刊部的老艾、舒群、陈学昭、白朗、张谔五人为中灶待遇，他们五人加上林默涵、陈企霞共七人凭邀请信形式参加过毛主席与凯丰（原定还有博古，因每日上班编报，后没参加）召集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即约1／10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在会后不久都到副刊部任编辑了，副刊编辑阵容的强大在新闻史与文艺史上均为罕见。从此，副刊部的工作人员，来来去去，总保持在十人左右。1944年，陈学昭、舒群、林默涵陆续调离。1945年周立波、陈企霞、白朗陆续调离。1946年温济泽与张谔调离。1944年调来白原、陈铁耕、方纪、陈元直（葛陵），1945年调离。1944年末调来冯牧，1946年末调离。1944年末调来杨思仲（陈涌），工作到1947年报纸停刊。1946年调来徐亮、李涛，工作到报纸停刊。庄栋与我工作到报纸停刊。1943年与1944年陈凡与苏晴在美术科先后工作约一年。我说的编辑人员名单大约不会错，具体时间难免不准确。
1945年8月陆定一调任中央宣传部长以后，余光生任总编辑，老艾任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博古准备去重庆参加宪法草案起草工作，副刊改由老艾直接领导，一直到报纸停刊。博古走后，老艾与余光生要审阅新闻稿，签发报纸清样，不能经常来副刊部坐班。老艾先宣布退稿信他不看了，各人写了付邮就可以了，后又宣布副刊部星期一的例会不一定全来了，他不来时，请温济泽召集。文艺稿件温济泽也不必看，因为老艾说反正他要终审的；温济泽说：由我负责我当然要看稿。温济泽本负责自然科学稿件，现在增加了召集例会的任务，但他的编辑兼秘书的职务并没有改变，也仍然是大灶待遇。这时副刊由我发稿，他看没看文艺稿我不知道，反正他对文艺稿从没说过意见。1946年4月3日，报社、新华社编委会通过了《编辑记者任用培养提拔暂行办法》，其中规定：“根据对宣传政策、新闻业务的熟练程度及历史贡献之差别，编辑分为编辑、助理编辑、实习编辑，记者分为特派记者、记者和实习记者。”（见《新华社编年记》）温济泽、庄栋与我三个较老的编辑均定为正式编辑，改为中灶待遇，副刊部其他人是否还有中灶待遇的，我记不清楚了。
艾思奇、舒群与周立波任副刊部主任、副主任，大事记与编委会记录中均有记载。艾思奇任副总编辑，记录、《大事记》与编年记中均有记载。老艾任副总编后，改为小灶待遇，即党的高级干部的待遇。1946年4月8日，社长博古与中央委员王若飞、新四军军长叶挺等自重庆返延安，因遇暴风雨飞机失事，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5月28日，报社传达中央书记处任命余光生代理社长兼总编辑，艾思奇任副总编辑兼报纸编辑室主任。编委会下属各部通通取消，编辑室下设国际版、新闻版、解放区版与副刊版，各版负责人为主编，编辑室下另设采访通讯科与校对科，各版主编与科长与正式编辑均为中灶待遇，不是高级干部。如此，从1943年春成立副刊部，到1946年5月撤销副刊部，始终都是艾思奇兼任副刊部主任，即只有这一个副刊部主任。副主任也只有舒群与周立波二人。近年在报刊上却出现好几个副刊部主任，许多回忆文章与个人简历中称舒群与周立波为副刊部主任，这是误会。也有人称方纪为副刊部主任，说方纪主任处理孙犁的稿件，认为孙犁的《荷花淀》与《芦花荡》写得好，阅读时拍案叫绝。方纪有诗人气质。1945年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方纪听说博古去飞机场送行，他飞奔下山跑到机场，终于看到毛主席与大家握别的场景，激动万分。新中国成立后写了著名的报告文学《挥手之间》。方纪处理孙犁的小说，他虽认为好，但又拿不准，我们建议他写推荐文章，他用余务群的笔名，根据读者反映，编写题为《我们要求文艺批评》的读者来信，于1945年6月4日发表。来信说，“编辑同志：……有些反响较大的作品，则毁誉纷纭，莫衷一是，如五月十五日刊登的孙犁同志的《荷花淀》，有些同志认为是充满健康的乐观的情绪，写出了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的人物的新生活新性格。而另一些读者则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绪’，缺少敌后艰苦战斗的气氛，‘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是作者的情绪的表现等。”
“这很难理解：究竟是新人物的新性格呢？还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呢？这两种东西是极端相反的，但却产生在对同一篇作品的认识上。……深望在延安从事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同志们，能对这些具体的作品加以分析研究，公开讨论，以帮助我们这些读者理解作品，并帮助作者掌握创作方向。”
副刊部的编辑兼秘书温济泽，却在《和艾思奇同志相处的日子》（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说：“1945年8月，艾思奇同志调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他在副刊部的职务由我接替。”这是他的误解。《解放日报》的部主任、副主任甚至主编，从来没有大灶待遇的编辑担任的，温济泽的说法在报社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
副刊的第四任负责人，即副刊版主编是刘祖春，我这个说法也在报社没有文字记载。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事实。在1946年以后，这一级干部的任免与调动较多，编委会记录上对个别人而不是大批人的任命就不记载了。刘祖春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同乡，抗日战争以前在北京读大学时，经沈从文指点，也以湘西题材为内容，发表小说十几篇，评论文章写得好，一手郑板桥体毛笔字写得好。博古赴重庆工作调他做秘书，博古牺牲后调他任副刊版主编，干到报纸停刊。现在刘祖春健在，他清楚记得。1946年5月28日宣布《解放日报》各版主任、各科科长与新华社各部主任任命时，《大事记》中记载温济泽是副刊主编，《编年记》中记载温济泽是口语广播部主任、杨思仲（陈涌）为副刊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中，说：“艾思奇任副总编辑、报纸编辑室主任，温济泽为副刊部主任。”这个说法与温济泽说的他接替艾思奇任副刊部主任相一致，但与《大事记》与《编年记》的记载都不符。《大事记》与《报史》的作者是岳颂东等三人，我问岳颂东同志：“您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温济泽是《报史》的顾问，他一定要我这样写，我不好不写。”我说：“《报史》的真实性是这么坚持的么？”他笑了。
事实上，在任命温济泽为口语广播部主任以前几个月，他已去新华社口语广播组任组长。1946年1月30日，《编年记》中记载：“新华社编辑科分国内、国际、英播、口播四个编辑组。”这个口播组的组长先是杨述，后是温济泽。口播组的编辑有韦君宜等人，因为新华社没有地方给他们办公，他们就在副刊部办公室东头摆三张桌子工作。大约温济泽走后，副刊由杨思仲负责短时间。刘祖春任副刊主编，工作到报纸停刊。刘祖春任主编时，杨思仲是否任副主编，我与刘祖春、杨思仲谈过，都记不清楚了。我清楚记得温济泽与杨思仲始终与编辑轮流看清样，刘祖春不参加这项工作。
往事如烟，原始档案有限，不少当事人已赴马克思处报到。关于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负责人与编辑，我只能说出以上情况，供有兴趣者参考，并盼批评指正。
199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