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是党中央首创的大型日刊机关报，也是在党的新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党报。《解放日报》的报头是毛泽东写的。《发刊词》也是毛泽东写的。《发刊词》开门见山地说：“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短短44字，庄严地宣示了党报的宗旨和党报与党的关系。17日，毛泽东又送来纵论天下大事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共3300字，是报上最长的社论。
毛泽东以身作则，带头给党报写社论、新闻，还写按语。那时发表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延安观察家的发言与新华社记者、评论员谈话，可以说都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为报纸写稿最多，形式也最多，但原稿保留得不全，许多稿件在毛泽东文集与选集中均未刊登。
我在解放日报社做过近六个年头的副刊编辑，深知报纸的副刊也是毛泽东亲自抓的，许多稿件的处理与工作安排是他具体指示的。因此《解放日报》副刊在党的新闻史和文艺史上也是有重大影响的。
一、毛泽东规定副刊的编辑方针
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说毛主席很重视我们的副刊，毛主席说副刊是党报的一部分，副刊的形式与内容和其他版面不同，但是党性的要求是一致的，要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力武器，成为党的喉舌。还说不能办成可有可无的甜点心与消遣品，不能办成报屁股，像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的副刊那样与报纸的主张不同，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报纸初创，副刊由博古直接领导。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进行增强党性的改版，明确指出宣传要以我为主，报纸要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解放区的生产建设。版面安排，第一版是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内外要闻，第二版是解放区与国内，第三版是国际，第四版是整版副刊，性质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与杂志性的副刊。综合性是以文艺为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稿件都要，还要设“信箱”“问答”“批评”与“社会服务”等专栏，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要。杂志性，是副刊要刊登各种专刊与发表几万字的长稿。1941年集中人力物力创办《解放日报》，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与其他杂志都陆续停刊。副刊版要继续出版“中国工人”“中国妇女”“青年之页”与“科学园地”等整版的专刊，特别为配合整风要创办学习专刊，长稿如萧三翻译的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范文澜等人写的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每篇数万字的长稿。
二、毛泽东给副刊介绍稿件
文艺栏改为整版副刊，仅版面就增加一倍，仍由主编舒群、陈企霞与我三个文艺干部编辑，任务重、困难大，特别缺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稿件。消息传到毛泽东处，他首先给副刊介绍些转载的文章。
1943年3月16日副刊发表的徐悲鸿美术大师写的《全国木刻展》，是毛泽东处送来发表在1942年10月16日重庆《新民报》上的。该文介绍徐悲鸿“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越天才”木刻家古元。我们同时在副刊上还同时发表了古元的木刻《割草》，这幅木刻我们见过但未发表过，徐悲鸿说它“可称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
1944年3月10日至22日，副刊连载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原载重庆《新华日报》。毛泽东看后，写了千字长的按语，送交我们转载。
毛泽东给副刊组稿，有时是与他的工作相结合的。1942年5月召开文艺座谈会前，为引导大家在会上讨论，毛泽东与丁玲、艾青、刘白羽、萧军等人谈话时，都请他们写文章谈谈他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他们的稿件在座谈会前后都发表了，艾青与萧军的文章还是由毛泽东处转来发表的。
1944年，艾青参加中央党校秧歌队活动，事后写出总结性的《秧歌剧的形式》，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阅后批给秘书胡乔木，说“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与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子，起教本的作用”等，此文发表在6月28日的副刊上。
三、毛泽东有时出题目，让副刊组稿
1942年11月26日与27日的副刊上，在《平剧（黎注：即现在的京剧）研究》的小报头下，发表了中央研究院尚伯康写的《〈乌龙院〉的生活与思想》，尚伯康不同意宋江杀阎惜姣，他说：“宋江和阎惜姣的矛盾不单纯的是关于爱情和关于男女关系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阶级矛盾，是一个阶级压迫者对被压迫者要使用他应享的特权。被压迫者反对这种特权，要求平等、要求自由、要求从这个压迫者手里解放出来。”尚伯康说平剧《乌龙院》是“拥护封建道德伦理生活，拥护阶级压迫的社会秩序，拥护强制旧制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并且提出：“这样的剧，是否可以在今天的群众面前演出呢？”这种看法，在《乌龙院》初上演时是有代表性的。
平剧《乌龙院》取材于《水浒传》，延安平剧院演出的剧本情节大体是这样的，押司宋江买妾阎惜姣，居乌龙院，宋发觉阎与同衙张文远私通，对其盘问，阎直言不讳，还大骂宋江。宋大怒，匆匆离去，误将招文袋失落在院中，而袋中却装有梁山泊头目晁盖来信，此信如被阎拿到，后果不堪设想。宋立即回院寻找，阎拒不交，甚至扬言要诉诸公堂。宋江被迫将阎惜姣杀死。当年平剧院演出时，宋江、阎惜姣、张文远分别由阿甲、方华与朱萍扮演，甚受欢迎。
毛泽东是延安平剧的热心观众，他看过《乌龙院》的演出与尚伯康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他告诉副刊部副主任舒群，说宋杀阎，主要是阎要告官，宋江与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有联系是革命行为，阎要告官谋害宋，是奸细行为，建议舒群请专家写文章与尚伯康商量讨论。
12月27日，副刊发表了鲁迅艺术学院张庚写的《谈〈乌龙院〉》的文章，与尚伯康商榷。张庚说，读了尚伯康写的《〈乌龙院〉的生活与思想》一文，“因为是研究平剧的，所以欣然读下去”，“然而读过以后，却使我感到不同意，觉得想说几句话，和尚伯康同志以及爱好平剧的同志们商讨商讨”。张庚认为“这剧中所着重的，明明是革命与反革命（反叛者与奸细）的斗争”。张庚同时还说：“虽然宋江与阎惜姣是主奴关系，而当宋江作为一个封建社会反叛者，而阎惜姣作为一个反叛者的破坏者之时，我们如果还从个人的身份去着眼，就完全看不出斗争的意义了。”张庚的文章是同志式的亲切而温和的说理，而不是盛气凌人地指责，更没有给不同意见者戴帽子，是符合当时学术自由原则的。
张庚的文章发表以后，毛泽东又告诉舒群，张庚的文章写得好，道理说得清楚，态度诚恳温和，是同志间商讨学术的态度，文艺批评应当这样写。舒群说毛主席那么忙，真是日理万机，发表张庚的文章，我怕打扰他就没告诉他，可是他看了张庚的文章，还打电话告诉我意见，我真非常感动。我想，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我们应当作为文艺批评的指导原则去遵循。
张庚的文章发表以后，蔡天心与李纶也有评论《乌龙院》的文章寄来，我们认为都有独特见解，也发表了。《乌龙院》在延安演出，一直没有停止，也没有作大修改。
四、毛泽东为副刊写按语
现在读报，很少看到编者写的按语，可是毛泽东却常常为他介绍给报纸包括副刊发表的稿件写按语。据我所知，毛泽东写的按语，除1941年9月4日发表陕甘宁边区交通厅厅长高克林写的运盐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写的按语，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选录与在其他地方介绍过以外，其余按语尚未见到被编辑出版或公开介绍，这些按语的原件没有保存，它也是毛泽东新闻著作中的极富特色的部分，我想作些介绍，这是不是没有凭证的口说呢？解放日报的编辑与校对健在的还不少，特别是毛泽东的光辉思想与犀利的文风和独特的表现形式，是无人可以代替的，不少读毛著的人不看署名只读文字便可认出是毛泽东的作品。
《鲁忠才长征记》的按语，说高克林“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会开得好，文章又是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值得学习”，并提出要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夸夸其谈的作风改掉，把“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毛病除掉。毛泽东在这里介绍《鲁忠才长征记》，亦趁机在此透露了1942年整风的相关内容，提出对文风的要求。发表的当时，就有许多读者说这则按语是毛泽东起草的。
毛泽东让副刊转载《甲申三百年祭》时，写了千余字的按语，介绍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攻入北京，因有些首领腐化、骄傲，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重要关头，有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按语最后说“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整风”，同时，毛泽东还写信给郭沫若，说：“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现在有不止一处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整风学习文件，这是误会。全党整风23个学习文件中没有此件，“看待”不等于就是。
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毛泽东要副刊特辟“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5月14日刊登的专栏标题与编者的《告读者》及专栏发表的马克思、列宁与拉法格论文艺的稿件都是毛泽东处编好送来的。《告读者》说，“最近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编者”。
5月20日发表《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按语又是毛泽东执笔，全文是“这是1930年3月20日鲁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其中对于左翼作家与知识分子的针砭，对于文艺战线的任务，都是讲得很正确的，至今完全有用，今特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研究。——编者”。这样强有力的简短的按语在党的新闻史与文艺史上均属罕见，能不引起文艺家与知识分子重视么？
五、毛泽东给舒群做思想工作
舒群是九一八以后入党并参加抗日义勇军的硬汉子，他领导陈企霞与我，不分日夜加班加点地干“综合”副刊，是很难综合起来。舒群一边干，遇机会就向编委会与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反映意见。毛泽东听说了，约舒群去谈话。毛主席对舒群说：现在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去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军队摧毁我们新四军军部，现在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扫荡”得非常残酷，在经济上，我们缺衣缺食，缺少枪炮子弹。我知道你主编副刊困难，编综合副刊更困难，你以前编文艺副刊也不是不困难，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么，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舒群提出派一个懂文艺又懂社会科学的人来负责。毛泽东说：全能的人是很少的，没有全能的人就不编综合副刊了吗？你是小说家，编文艺副刊，文学是你的点，艺术是你的面，你做到了点面结合。现在你编综合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是你的面，先点后面，由点到面，反过来面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能胜任这项工作。毛泽东谈得亲切、具体、深刻，舒群由衷感激，回来向我们介绍，劝我们也由点到面地学习与提高，我们也感到说得对，受到教育。
六、毛泽东为副刊写《征稿办法》
文艺栏的三个人不懂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不熟悉这方面的专家与单位，毛泽东又约舒群去一边做思想工作，一边用软铅笔在白连湿纸上一式两份写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一份他自己留用，一份交舒群带回。9月15日毛泽东《给何凯丰的信中》说：“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不知能否办到？”
《征稿办法》的主要内容是：“《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同志负责征稿：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还约了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诸同志，请他们组织美术、戏剧、大众文化、历史、工运、党建、青运等等方面的稿件，每月分别为5000、8000、10000、12000字不等。我算起来，总共是149000字，约够二周用的了。在《征稿办法》中，毛泽东还指出：“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亦力求通俗化。”还具体说，“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为例外”，“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以上我摘抄的《征稿办法》与毛泽东《给何凯丰的信》均来自新华社编写与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现在我想如果毛泽东起草《征稿办法》是在9月20日，他怎么能在9月15日给凯丰写信说“我已替舒群”约人征稿呢，这两个日子有矛盾。
为落实《征稿办法》，毛泽东还在枣园他的住处约集诸征稿人座谈，会后在院中树下设便宴招待，报社只博古与舒群参加了。毛泽东起草《征稿办法》后，要打印发出，开会也要发通知，延安通讯靠交换站，通讯员一日去交换一次信件，从起草到开会起码要五日：如果9月25日在院中设宴，是否气候会冷了些呢？关于《征稿办法》的起草时间，我曾请教过《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主编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相关同志，都说签署的日期是9月20日。1942年舒群从毛泽东处带回来的一份，企霞与我各抄一份备用，这三份《征稿办法》早已随风而去，其上签署的日期无法查找，我请主编与相关同志看看原稿或原稿复印件的9月20日是毛泽东还是胡乔木的笔迹，他们说不清，只好如此了，但《征稿办法》是确有其事的。
编辑综合副刊是困难的，1943年春，毛泽东终于派来了“理想的主编”，他就是艾思奇，艾思奇原任中宣部文艺科长、中央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调报社任编辑委员会委员、副刊部主任。舒群改任副主任，老艾知道只有文艺干部不行，由他提名陆续又调来了林默涵、陈学昭、白朗、温济泽、庄栋，以张谔为科长的美术科也划归副刊部领导。从此，副刊部经常保持有十个人左右。1942年副刊部这十个人中，艾思奇、舒群、陈企霞、陈学昭、白朗、林默涵与张谔七人是持邀请信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座谈会共邀请八九十位在来延安以前已经是文艺家的专家参加，副刊部约占十分之一，这在新闻史与文艺史上可以说是空前强大的。
七、毛泽东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
1942年3月13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前记》与《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和《二、碰〈碰壁〉》，后来听说毛主席看了曾经拍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14日上午上班，博古来文艺栏办公室，问企霞昨天你们发表的《野百合花》是哪儿来的？企霞说丁玲现在住在文抗，是她看完认为可以带来发表的。博古问王实味是干什么的，企霞说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所的特别研究员（黎注：即中灶伙食待遇的研究员）。博古说他还没有写完，以后不要发了。23日文艺栏又发了《野百合花》的《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和《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24日博古又来问企霞，你们怎么又发了《野百合花》？企霞说是丁玲看过，签“可发”交给他带回来发的，博古说以后绝对不要再发了，企霞说发稿以前我们送给你审阅了。博古说我最近忙，没有看你们的稿子。企霞说看不看是你的事，反正我们送审了。博古说我没看我也负责任。现在想来，博古是知道毛泽东的意见的，没有告诉我们。企霞问为什么不能发，博古说，我看写得偏了点。博古走后，企霞对我说，你说《野百合花》写得酸了点偏了点，你说对了；你为什么不说不发。我说博古的意见对，我没有水平说丁玲与你看过认为可以用的稿子不能发。
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后半部分说道：“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又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腐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野百合花》说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文艺栏4月1日改为整版副刊，4月6日开始发表批评《野百合花》与王实味在《谷雨》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政治家·艺术家》。中央研究院在6月11日召开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受张闻天委托代管研究院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迈最后发言，说：“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丁玲在罗迈发言前，作了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的发言，在后边作了自我批评，说：“我马马虎虎地发表了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罪过。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为自己的警惕。”
此后，报纸上再没有发表过“写得偏了点”“枪口对内”的杂文了。只第二版谢觉哉同志的《一得书》专栏还有自我批评的稿件。
1943年逮捕王实味以后，曾对《野百合花》所写事情逐件进行调查，没有一件确实。如他写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却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的感觉他们是异类”，王实味说他是听延安师范学校高树梓语文老师说的。向高调查，高与师范学校的师生说，有一天早餐有些学生没有吃饱，学生会主席征求大家意见，是再做饭吃饱上课还是中午多做些大家吃饱，大家同意上课。延师学生粮食定量每日每人1斤4两，足够吃的。1991年为王实味落实政策，有关方面认为王实味有错误没有恢复党籍，可能与此有关。
八、毛泽东校对清样
1938年党中央制定的党的法规，规定中央领导人的言论要经过党中央审查才能发表，在《解放日报》出版时期，审查稿件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审查中央领导人的言论，报社与新华社的重要评论与消息他都审阅修改，为保证报纸上发表后正确无误，某些重要的稿件他还要校对清样。
毛泽东为副刊发表的稿件校对清样比较少，但也有相当数量，如重大纪念日中央领导人的长文章与第一版发表的重要的长稿，有时多从一版转四版登完的稿件，比如1943年10月19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林默涵与我和一、二、三版编辑联系，安排版面，在第四版整版发完，毛泽东就亲自校对清样。毛泽东校对过的清样，报社没有发现有错别字或其他错误，我想他有时校对清样，可能也是为了最后多看一遍稿子，报上重要的社论的最后一段常常是他校对时加写的。毛泽东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做多处修改，删去约600字，增写的也有600字，这是他对稿件的最后斟酌。
毛泽东写稿与校对都用毛笔，他删改与增写的笔迹满版都是，勾画清楚，字迹潇洒，不知道他怎么考虑的，他把增写的部分能写在不需改动的地方，别人校对与工人改正都很方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份清样表现出毛泽东的缜密思想与精彩书法，是一份独特的珍贵文化遗产与艺术精品，我常想起我那时没有千方百计把它保留起来，是极大的遗憾。
毛泽东校对与改正的原稿，我却保留了一些。那是1943年1月18日的第四版上的李富春同志1月8日在中直军直生产动员会议上的报告。当时李富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部长。这篇稿子是毛泽东审阅后送报社发表的，全文怎么改的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毛泽东在《元月八日在中直军直生产动员会议上的报告》前边加一个破折号，作为副标题，另外又加一个副标题“读书人要学会管生产管供给，不然永远是书呆子”，在两个副标题前面醒目地写上这个报告的大标题《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这个响亮、激动人心的“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口号，第一次用大字出现在中央党报上了。我感到毛泽东改得好，把它存下来了。1947年延安撤退前，我担心在战争环境中丢失、把此稿与《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社论原稿和毛泽东做过重大修补的叶剑英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一起送交胡乔木保管。让我开心的是1993年在第三期的《中国记者》竟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手迹的第一页披露，这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从中央档案馆复印来的，得知它生存在安全的地方我放心了，我心想另外两份毛泽东改稿也应该在中央档案馆。
九、毛泽东与副刊编辑的友谊
毛泽东与《解放日报》副刊主编与编辑交往频繁而友好。丁玲是报纸最早的副刊文艺栏的第一任主编。她1936年到达保安县党中央所在地，中央宣传部设宴欢迎，党中央五位书记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与博古四位出席。不久丁玲去前线，毛泽东用密码电报发去欢迎词《临江仙》，欢迎这位“纤笔一枝谁与似，三个毛瑟精兵”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与文艺栏最早的编辑刘雪苇与陈企霞也熟悉。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致《刘雪苇信》，说：“来信及提纲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提纲”是指刘雪苇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雪苇想据此写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陈企霞做编辑时已经有了长子陈恭怀，小名延安，一天晚饭后，企霞带着延安在延河边散步，忽然碰到毛泽东，互相问好后，毛泽东指着延安问企霞：“这是你的孩子？”企霞说：“是的。”毛泽东蹲下身亲切地问延安：“你叫什么名字？”延安回答：“我叫延安。”毛泽东说：“延安，你这个名字多妙啊！”说完把延安抱起来，说：“延安快长大，好干革命！”
陈学昭是留法的文学博士。1938年以《国讯旬刊》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工作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较多，1955年国庆宴会上，陈学昭领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去看毛泽东，并为他们交谈做翻译，毛泽东称赞陈学昭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因为陈学昭在中央党校四部做过教员。
与毛泽东交往较多的是文艺栏第二任主编副刊部副主任舒群。毛泽东给舒群介绍稿子与商量《征稿办法》，还帮助起草延安文艺座谈会邀请人名单，毛泽东看了报上发表的华君武的漫画《1939年所植的树》与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位漫画家的漫画展览，要舒群约他们去枣园住处面谈，大家受到很大教益。华君武近年曾在《文学报》上发表《1942年毛主席和我们谈话》一文，说毛主席“讲了个别和一般，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因此这段话在以后几十年我的漫画创作中，克服片面性起了决定性作用，够终生受用”。
1941年8月11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住处漫步到后沟文抗住址，看望新来延安的文艺家，不巧艾青、罗烽、白朗与舒群等外出了。12日早，毛泽东又送信去问大家：“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白朗、艾青、舒群、萧军夫妇依时去了。中组部部长陈云、中宣部代部长凯丰已先到了，大家谈文艺问题，并共进午餐。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还请白朗、罗烽征求开会意见。
庄栋是延安世界语协会主席，调副刊部之前，常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毛泽东关于世界语与延安世界语协会的工作给他的信，延安撤退前埋在他窑前的崖畔上，我去延安向延安博物馆与新闻出版纪念馆提出挖掘，我说有把镢头我就可以挖，因种种不成问题的问题，多年办不成，即使毛泽东的信件有污损，庄栋装在小木箱里的小美孚灯、瓷罐、冰刀等用具，也可当做文物展览的。
林默涵调到副刊部以前，帮助艾思奇与周扬主编《中国文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经手发表的，他与毛泽东联系出版其他著作也多。
艾思奇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欢迎，常去毛泽东处谈哲学问题，毛泽东让他组织高级干部学哲学，毛泽东参加，艾思奇当组长，定期开会，1941年整风前，毛泽东要艾思奇编辑《干部必读》中的《思想方法论》，艾思奇去汇报工作是带秘书温济泽去，温也插话，温到报社后也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副刊编辑只有我没有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与请示工作，毛泽东对副刊的关心与对主编与编辑的指示，我也感到受益与鼓舞，几十年过去了，我时刻牢记毛主席对副刊的指示，这不仅指导我做新闻工作，对我做宣传与文化工作也是指南针。
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