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末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见《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接着1937年“七七”爆发抗日战争，“武”的更需要“文”的配合了。毛主席发表许多关于抗战的论述与接见中外记者的谈话。1939年6月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新中华报》改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毛主席题词：“把新中华报改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10月，毛主席为《共产党人》杂志撰写的《发刊词》，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必须有专门的党报”。可是，《新中华报》毕竟是一个四开四版的三日刊的小报，党的《解放周刊》也只有一个印张，阵地太小了。
1941年5月，朦胧的夜色笼罩着大地，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瞻远瞩，为迎接胜利的曙光和适应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决心停办其他报纸杂志，集中人力物力创办党中央的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任命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为社长，调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任总编辑。报社与新华社一起住在清凉山，形成著名的新闻山。14日，编辑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博古提出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立场鲜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与研究国内外形势。15日报纸试刊，报头是毛主席题写的。试刊经毛主席认可，16日正式出版。15日毛主席还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新华社社长也由博古兼任，新华社副社长参加《解放日报》编委会，新华社工作亦归报社编委会统一领导。
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发刊词》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开门见山说：“本报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发刊词》的结束语是：“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发刊词》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刊词》1000字多点儿，言简意赅。生动而鲜明地表达了报纸的任务，宣告党的主张，并指出了党与党报的关系。
5月18日，报纸又发表毛主席撰写的题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的3500字的长篇社论，从德国在欧洲的大胜利，以解放区为主要战场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与苏联的和平政策三个特点，纵论世界形势，提出美英在远东勾结日本牺牲中国与在欧洲挑动德国将矛头转向苏联的阴谋，乐观地宣告：“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至此，一份能够及时传达党的声音与报道国内外大事的大型党报诞生了。
不久，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进攻苏联，毛主席22日为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战线》的文件，为世界形势与党报宣传及时作出明确指示，7月3日公开发表。6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斗争》的社论，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26日发表《世界政治的新时期》，27日发表社论《苏必胜，德必败》，指出“苏德战争已经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关于苏德战争的宣传，《解放日报》始终走在世界舆论前边。
毛主席亲自抓党报与新闻宣传工作，重要的问题经常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把个人领导与集体领导密切结合起来。1942年1月24日，政治局讨论《解放日报》工作，通过决议“同意毛主席提出《解放日报》应从社会、专论、新闻及广播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需坚决废除党八股”。并决定由中央各部委及西北局每月供给广播消息一件，写社论或专论一篇。毛主席还经常为中央与中宣部起草文件、决定，指导全党的宣传工作。1942年1月26日，毛主席起草了《中宣部宣传要点》，指出：“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种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者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地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凑巧，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3日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研究把文章写短些的“压缩”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这是我国五四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最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可是，这两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消息，只用三栏高的标题，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毛主席讲话的消息只写了300字，造成报纸最大的错误。
2月11日，中宣部在《关于进行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中，明确指示：“中央关于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思想，并没有贯彻到整个党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在宣传教育部门中没有把贯彻党的这一思想作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中心。”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严厉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通知还指出：“如果报纸只是或以极大的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是为别人的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解放日报》的成绩是明显的，错误与问题也都摆出来了。《解放日报》是第一次创办的大型日报，没有经验，制度不健全，又要摆出大报的样子，立足全国又放眼世界，就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版面安排是头版要闻与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四版上半版是延安与边区、下半版是文艺栏与专刊。许多西方通讯社与中央社的新闻消息原封不动地刊登。
3月17日，博古在编辑部与报社干部大会上检讨报纸10个月的错误，自己承担错误责任，还联系自己过去历史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今后报纸改版的方针、计划，报纸改版的精神是增强党性。3月31日，毛主席和博古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报纸改版座谈会。博古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列举事实，说明报纸没有办好，自己没有完成应尽的责任。毛主席最后指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
4月1日报纸改版，从版面说，一版是要闻，二版是边区和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全版副刊。报纸头版头题发表边区参议会减轻片收公粮公草的决议。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1940年边区征收公粮9万石，1941年征收20万石，1942年征收多少？坏人造谣说征收40万石，人心不安，影响生产情绪。3月下旬边区参议会决定征收16万石，较上年减收4万石，公草减收1000万斤，已于3月30日在三版头题报道过。改版后，在上述消息中增加减、免收方法，写得更充实有力，于头版头题再次刊登。改版的二版发表解放区整风与抗战捷报。一般国际消息放在三版，四版增加了学习毛著与常识，增添了问题解答与读者信箱等新栏目，文艺强调反映战争反映群众与培养文艺新人。报纸的面目一新。报纸改版，还发表博古撰写的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根据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原则，从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报纸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博古接连认真地作检讨，勇于承担责任，积极改进报纸的工作，使报社同仁受到很大教育。1942年1月份起，总编辑杨松病休，副总编辑只有余光生一个。博古又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统率清凉山的新闻出版印刷大军，会议多，审稿多，大家看得见他是清凉山上熄灯最晚的人。黎明4时半余光生手摇铁铃，走着说着“上早班啦！”从博古窑前经过，博古也该起床了。博古能干博学，任劳任怨，深受大家尊敬。
4月1日改版，从版面上看，文艺栏的变动最大，原来编辑的文艺栏，在第四版占半版位置，每周见报四五次，后改版为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的杂志性副刊，占全版位置，天天见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大型副刊，仅发稿字数就增加约三倍，仍由文艺栏的三个人负责。主编舒群向博古提出来他不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副刊又要配合整风，任务太重，不能胜任。毛主席听到后，找舒群谈话，说：“要找个懂文艺，又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又熟悉编辑工作的人不容易。工作嘛，要在工作中学，要点面结合。你是搞文学的，编文艺栏，文学是点，文艺是面。你现在编综合副刊，文艺是点，社会科学是面，由点到面地学。反过来面也可以促进点的深化。你在工作实践中学，由点到面，你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毛主席给舒群做思想工作的同时，又具体帮助解决副刊缺稿问题；毛主席和舒群一边商量一边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说“《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提出请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16位同志征集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大众化文艺、文艺评论、文化、教育、哲学、历史、语文、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稿件，规定每人每月征稿6000字到12000字，并具体要求，“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一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每篇不超过4000字，超过字数者作为例外，“如果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如有不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果编辑部作重要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征稿办法》不仅每月为副刊组织约半个月的稿件，也表现了毛主席对副刊综合性的要求，《征稿办法》提出的“务求思想上无毛病”“力求通俗化”是针对副刊的缺点与不足说的。《征稿办法》还规定了副刊与征稿人处理稿件的方法，方便工作进行。毛主席在交代任务时常常还交代完成任务的方法。
8月29日，政治局讨论《解放日报》工作，并作出决议，说同意毛主席指出《解放日报》改版以来，有较大进步，但尚未能做到完全成为中央机关报，有些重大问题尚未能事先提出与中央商量，而报纸所采取的立场有不妥当者，今后在这方面必须实行改造。还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又是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决定西北局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党报委员会，参加报社编委会，报社负责人参加西北局常委会。这个月政治局还决定陆定一同志调解放日报社任总编，加强领导。9月5日，报社编委会研究贯彻中央决议，博古说中央的批评指的是他，是他组织观念不强，没有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对于编辑部的同志，他提出来，要用鼓励教育的方针，不把责任往下推。只坚决要求编辑记者每一消息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对党负责，不能闹独立性。并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9月15日，毛主席在《给何凯丰的信》（注：何凯丰是当时中宣部代理部长）中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还说，“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
9月22日发表博古撰写的题为《党与党报》的社论，进一步指出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这个集体“是指整个组织而言”，不是“指报馆同仁而言”。社论响亮地提出“报纸是党的喉舌”，“一切要按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照顾到党的影响”。
三个人编副刊，困难很大，主要是综合性难办，人力也不够。因为征稿和编报之外，登记来稿、画版式校对清样、发稿费甚至糊信封等事务工作都要做。特别是对不用的来稿都要写信、提意见，连同原稿退还作者，哪一天没有几十份来稿呢。9月份，毛主席说的难找到的人，终于由他派来了，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多才多艺的艾思奇同志。他原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仍兼任）、文艺科长。此后，又陆续调来做编辑工作的还有陈学昭、白朗、林默涵、温济泽、庄栋等文艺家、理论家与活动家，比原来的人数还多，文艺栏改为副刊部，艾思奇任部主任、报社编委会委员，舒群任副主任。以张谔为科长的美术科也划归副刊部领导，可谓兵强马壮了。
1942年秋，德国法西斯在包围了列宁格勒、包围了莫斯科以后，以150万大军猛攻斯大林格勒，斯城淹没在漫无边际的浓烟烈火中，希特勒扬言要迅速攻占斯城，再向莫斯科和巴库进军，妄想在西伯利亚与日本法西斯会师。可是10月9日被围在斯城的红军突破德军防线，与北方来援的红军会师了。毛主席于11日下午三四点钟把题为《红军的伟大胜利》（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社论手稿送到报社，并写信给博古，大意说：写了篇稿子，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毛主席给报社写社论，通常都这样写信给博古。博古笑眯眯地把稿子拿到国内部、党的生活栏和副刊部办公的窑洞，说毛主席给我们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社论，请大家先睹为快，并请大家分着用钢笔抄清发排。这篇社论是用铅笔写的，不抄清排字和校对都不方便。李锐、余宗彦、陈企霞等同志字写得较好，分着抄清，12日见报。社论明确地指出：“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社论还具体地指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接着，13日下午三四点钟，博古又拿来毛主席写的题为《历史教训》的社论，请大家抄清发排，14日见报。《历史教训》说：“从此希特勒整个转入被动地位，他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最后地暴露出来，他将被这个矛盾所压碎。”
15日下午，博古又请大家抄清毛主席撰写的题为《评柏林声明》的社论，16日见报。《评柏林声明》对德国发言人的声明作了无情的批驳，说：“不论怎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都丧失了主动地位。”
毛主席在六天时间写的这三篇社论对苏德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作了明确的分析，将德国法西斯的欺骗宣传批驳得体无完肤。
斯大林格勒被包围以后，苏联红军开始反攻，不断三万五万地歼灭德军。到1943年2月2日，在斯城外围全歼德国精锐鲍里斯兵团33万人，并活捉鲍里斯元帅。至此，英、美舆论界才学舌说，苏德战争转折点开始了，时间相差四个月。侵略军一次被歼灭了33万精锐部队，战争还能不转折吗？
毛主席对领导创办的《解放日报》与《解放日报》改版取得的经验，加以总结与概括，为中央起草一系列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克服宣传人员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942年10月28日，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中说：“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民及宣传工作缺乏领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许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在这里又充分表现了毛主席运用一般与个别结合的领导艺术。
1943年7月初，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发动抗日战争中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妄图进攻延安。7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和分局电报，说：“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攻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博古当日召开编辑部会议进行部署。7月8日头版头题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蒋军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消息及朱德总司令4日“限即刻到”致西安胡宗南副司令长官电，和6日“万分火急”致蒋委员长电等，提出“西安军事当局，突然尽撤河防之军，向边区周围开进”，逐一指出国军第一师、七七八师、一六七师、二十八师、五十二师、八师及十六军重炮营等部队到达的地址，呼吁团结，反对内战。8日在社论位置发表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报纸9日头题发表留守兵团萧劲光司令员致向边区开拔的国民党各将军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并发表题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机！》的社论。10日头版全版发表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文中加框刊登胡宗南部拟分九路大举进攻，炮击关中地区的消息。11日头题报道延安各界进入战斗岗位，发表社论《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12日头题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与社论《质问国民党》。博古又召开编辑会议，布置毛主席指示的除继续发表与广播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外，拟于八九两个月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的宣传。13日头题发表毛主席撰写的《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国大不满意》，社论位置发表博古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的专论，18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此后，报纸不断发表解放区军民反对内战，准备反击，揭发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报道。8月25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阶段发表消息社论与专论内容丰富，特别是宣传毛主席与共产党的社论及专论特别及时，副刊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的专论，发表艾青的《起来，保卫边区》等短小文艺作品。一次动作快、强有力的宣传闪击战与对国民党试探性进攻的坚决回击，打得国民党难以招架，迅速表示“误会”，并将河防大军悄悄地撤回原地。
10月5日，发表毛主席起草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毛主席又致电各中央局、分局，说，“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发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这次得心应手的宣传战胜利结束。
毛主席为报纸和新华社写的稿件，有许多是震惊中外的杰作，是新闻评论与报道的典范。毛主席还为报社和新华社审阅修改大量稿件：重要的社论、专论、新闻报道、广播稿件都由他审阅定稿；当时党的法规要求党的负责人的言论要经中央审查才可发表，也都经他审阅；不少文艺家的稿件送他审阅与征求意见，他看完写信送报社发表与处理，如指示发表以外再印成小册子出版。毛主席修改的稿件，现在只能在极少的出版物上看到用黑体字排出的由他改写和加写的部分，其中有的稿件他改写和加写的部分占原稿篇幅的一半左右，这不是改得多的。改得多的新闻稿件，有时改得只剩下新华社某月某日某地电的电头，如果是新闻战报，毛主席一定把战果部分留着，毛主席尊重作者，原稿上一切能用的字他都保留。毛主席改稿时，把许多重要论点、思想和警句、妙语，像散金散花似的，经过他的手笔慷慨地注入别人的著作。延安时期，报社的许多编辑、记者读报，能辨出什么稿件是毛主席执笔的，甚至能够指出某稿件中哪些地方是毛主席加写和改写的，大家常常寻找毛主席起草和修改的稿件学习，去印证他们的估计，从中吸取教益，得到鼓舞。关于毛主席改稿，我举两个有案可查的例子。1946年末延安撤退以前，我把我珍藏的毛主席手迹《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与他修改过的两份稿件交给副刊部主任刘祖春，请他转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妥存，以免我在战争环境中丢失；现《请看》社论已公开发表过影印件，我想那两件改稿也应当是妥存的。那两件改稿一件是当时中央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的题为《一月八日在中直军直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毛主席在原标题上加个破折号，作为副标题，同时又加一个副标题《读书人要学会管生产管供给，不然永远是书呆子》，在两个副标题前，毛泽东加写了个题目《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响亮的丰衣足食的口号第一次用四号大字出现在1月13日社论的位置。中直军直机关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从此开展起来。另一件改稿是《中共抗战的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此件于8月1日见报。从毛主席处送报社的是32开的铅印小册子。照习惯，铅印以前已经经过毛主席审阅定稿了。送报社的铅印稿上毛主席加写了揭发国民党“曲线救国论”阴谋的这一大段，其主要部分是指出国民党当时让67位将军投敌，不加讨伐，暗地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及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的反共战争”。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发生的情况，与毛主席在这里预见和描述的不是完全一样么？党的许多高级干部特别是著名的秀才笔杆子，就是这样在毛主席的帮助和培养中提高的。毛主席埋头苦干，无私地为他人做嫁衣，我估计每两三天报上都有一件经他处理的稿件。
毛主席还为报纸写过许多按语，选入文集的我只知道有《〈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这篇按语介绍鲁忠才带领运输队到三边地区运盐出售的调查报告。按语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木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按语表扬了这篇报告和这个调查会，趁机提出反对党八股，使按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毛主席还常借按语表达许多重要意见，如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为引导会议开好，毛主席送来《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要报纸转载，并写好了按语，说：“这是鲁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其中对于左翼作家与知识分子的针砭，对于文艺战线的任务，都是讲得很正确的，至今完全有用。”毛主席把《新华日报》刊登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送《解放日报》副刊转载（1944年4月），同时送来千余字的按语，介绍这篇“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的著作。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博古撰写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博古领导大家奋斗将近三年时间，这份“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了。
但是，并不是报纸永远不会有失误。在遇到新鲜事物与特殊情况，又不及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示，往往就出差错。1945年8月9日，《解放日报》头版头题发表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二题以《战争技术上的革命》为题，报道原子弹“首袭敌国广岛”的消息，第三版头题报道原子弹的威力与原子弹又炸长崎，在头版与三版原封不动地发表美国新闻处、合众社与路透社等西方通讯社的十多条消息，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作夸大宣传，贬低苏联出兵东北大量歼灭日本侵略军的作用。毛主席立即找报社与新华社临时负责人谈话，指出原子弹的威力是有限的，只投原子弹，而不占领敌人阵地，是不能解决战争胜负的。为纠正和弥补这次原子弹宣传的不良影响，《解放日报》副刊于8月12日、15日和16日接连发表温济泽连夜赶写的关于原子弹的“常识讲话”，讲解原子与原子弹的原理，说明原子弹在战争中的作用与原子弹的防御。
毛主席提出来要“文武双全”以后，“文”的方面首先抓中央党报和新华社的创建与改革，要求各级党委抓紧对报纸和通讯社的领导，亲自撰写多种形式的新闻稿件，在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阶段，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对新闻工作提出指示与要求，使舆论导向正确、主动，被新闻战线称颂为中国革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闻宝库！
199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