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抗大总校五大队（大队长何长工）与六大队（大队长韦国清）由陕甘宁边区挺进到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合并为抗大一分校。我所在的六大队二营七队编为一支队（支队长杜义德）二营（营长徐国富）八队（指导员钱抵千），驻在屯亩县故璋镇。
这两个大队学习一年，是历届抗大学习时间最长的，主要学习军事，准备向战斗部队输送力量。原定1939年7月7日举行毕业典礼，因有敌情，提前于7月1日举行。7日夜间突然紧急集合，夜行军向太行山深处进发。原来日本侵略军“大扫荡”来了。我们八队驻扎在晋东南陵川县的农村，这是一个人口稀少缺水缺粮的穷乡村，只有放羊人走的小道。全村三四户人家，群众用水在村边一个低洼处挖一些一两立方米的水池截留雨水，吃、用水全靠它。池中的水长满黑红的孑孓，想打出哪怕一汤匙没虫的水也做不到。我们连队进驻这个小村子后，只能向群众说好话，分用他们这点儿活命水。做饭用它，全连用一个木盆洗碗，洗碗水留着澄清后再用。连队一人一天饮一匙水，刷牙洗脸也只能用分到的那点儿饮用水，真是水贵如金。
我们在那里不能久住，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粉碎敌人的“大扫荡”。这里一个县的人口比抗大这几千名毕业生多不了多少，能长期抢用群众的存水么？何况每个人背的粮食也只能吃几天，因此抗大的这批毕业生必须迅速就近分配走。这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来太行劳军，表示可以要人，一下子就分给他们十几个抗大毕业生，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本来是决心去部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接到这个分配通知，心里不痛快，可是二话不能说，只好背上背包，立即去报到。
1939年末，剧团回延安，虽然我不愿意回后方，也只好跟着走。回到延安，正好延安鲁艺招收第四期学员，文学系招的是第三期学员，因文学系以前少招一期学生。我向实验剧团团长王震之提出，我不会唱歌，也不会演戏，在剧团没用，让我考文学系吧。王震之表示同意，他说1937年他随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去开封演出，那时我们就认识。他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编杂志向他约稿，他和我一样是17岁编杂志的。他当即表示尽快找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商量。由抗大一分校到剧团的方俊夫听到后，也提出去文学系学习。王震之与何其芳商量以后，告诉我俩，每人交两篇稿子给何其芳看看。我交一篇《两个晚会》，写剧团在太行山一个晚上跑两个村演两台戏；另一篇《过黄河》，写剧团回延安过黄河的情景和我的感想。何其芳看完告诉王震之，让我俩搬到第三期文学系新生宿舍去住，找临时负责的学生程坤，等有机会我俩还要再考一次。我们两个就把行李搬到文学系宿舍。这时，文学系只有七名学生，分别住在大礼堂西边的两孔石窑中，程坤让我与方俊夫分别住进两孔石窑。
当时新生没上课，可以读书、写作，生活由程坤管理。程坤是抗日战争前入党的党员，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来延安的。大约在春节前后，冯牧与井岩盾告诉我，我被录取了，方俊夫也被录取了。我说我还要再考一次呢。冯牧与井岩盾是在我考试以后，经何其芳口试与笔试录取的。何其芳说冯牧考得很好，写作《自画像》写得好，读文学书多，理解也好。冯牧竟读过何其芳的朦胧散文诗集《画梦录》，并且理解。《画梦录》是1936年何其芳获得天津《大公报》文学奖的作品，报考鲁艺的学生大约只有冯牧欣赏。井岩盾说：“何其芳看了你写的《县长骑马去了！》说写得好，把稿子介绍给《新中华报》副刊去发表了。”这样，我被录取了。井岩盾为我高兴，说：“伙计！你怎么写得那么好，我和冯牧都看了。”方俊夫大约也是稿子写得好才被录取的，他学习用功，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中在延安发表作品最多的人之一。
大约是那年的3月份，鲁艺第四期开学。开学典礼由政治部主任、党总支书记宋侃夫主持，院长吴玉章讲话（以前没有院长），副院长（第三任）周扬宣布学制两年，1940—1941年学习，1942年上半年实习，7月1日毕业分配工作。周扬还讲，经他提议，中央宣传部批准，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校牌是毛泽东题写的。
开学后，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向学员介绍鲁艺及文学系的教学情况，周扬讲文艺理论与文艺运动，是全院各系都听的大课。政治课由宋侃夫讲后改为政治部主任韩托夫讲（宋侃夫一段时间只任总支书记了），也是全院听的大课。中国历史由齐燕铭代替范文澜讲。俄语课由王禹夫讲。齐、王都是中央研究院的。文学系的教员不多，何其芳、陈荒煤与严文井管创作实习，学生的稿件都交给何其芳，由他分给教员处理。周立波讲名著选读。
开学后，政治部组织科长陶明召集文学系的党员开大会，选举支委，成立党支部。程坤当选支书，我任支委。陶明还宣布文学系要选班长，支部大会通过候选人，再由系里选举，党员要保证他们当选。陶明提出程坤与我任班长。我担任了两届班长。
周扬讲课在大操场，他不看提纲，滔滔不绝地讲，一堂课四个小时中间只休息十分钟。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举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例，很受欢迎，许多教职员工也来听。周立波讲名著选读，讲中外有代表性的作品，内容丰富，细节精彩，也很受欢迎，外系同学和少数教员也来听课。
5月份，茅盾从新疆来到延安，住在东山靠近鲁艺校部新开的一个独立的两孔窑洞里。他给文学系讲中国市民文学。当时我们当班长的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茅盾到系里讲课时，由班长接送。茅盾年纪较大，走路较慢，程坤和我一前一后地陪他走。和他一边走，一边聊，无所不谈，受益匪浅。鲁艺的课只有中国市民文学印发提纲，提纲刻在蜡纸上，用白油光纸印，一个小组发一份，程坤和我尽量向教务处多要一两份。学员的时间主要是读书、写作。鲁艺的图书馆书籍数量虽不多，但质量高，大家感到满意。书籍都是大家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时背来的，一个人背不了几本，都选好书带来。周立波讲的中外名著作品，在图书馆一般都可以借到。鲁艺的教职员与学员有的自己还有些好书，可以借阅，如张庚有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孔厥有《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四本）等，我们都借来读了。创作实习由三位教员管，印象中何其芳处理的稿件较多。学员创作有的稿子教员看后与个别作者谈意见，有的由小组讨论教员最后评说，有的由何其芳主持，全系讨论。教员把一些较好的稿子介绍给延安或国统区的报刊发表。何其芳短期主编过《草叶》杂志，铅印的，只印500份，一般学生看不到。冯牧说何其芳有时留着版面等他的稿子，冯牧是这期文学系中最得何其芳喜欢的学生。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这两年，没下乡下厂去部队，也没参加生产劳动（少数同学去烧过木炭取暖），可以说真正的“闭门读书”。大家都有所提高，学到一些真东西，提高了写作水平。1942年初，我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实习，4月份被评为模范工作者第一名，副总编辑余光生找我谈话，要留我在报社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同意。他又说现在编辑部只有30多个记者、编辑，人手太少，要我介绍10—15个鲁艺毕业生，报社去调，我提了15位，陆续都调来了，只有贺敬之鲁艺没放，调来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名家了，如穆青、陈涌、冯牧、张铁夫等。
2002年10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