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郭有勇，现名黎辛是赴延安前自己改的。“辛”字的意思，取自高尔基的名言“人生不是享乐，而是辛苦的工作”。“黎”字来自黎民百姓。祖籍河南汝州，1920年出生于河北磁县。
父亲郭师武，从保定军官学校肄业、天津军医学校毕业后，为冯玉祥在河南开封创办的平民医院（后改为河南省立医院）院长。该院附设的医生训练班，是河南最早培养西医的机构。稍后，父亲又创办河南省妇产科学校，任校长，并兼任伤兵医院院长、公安局卫生科长，是冯玉祥在豫时的医界领导人。母亲张翘仿是农村劳动妇女。冯玉祥晚年与共产党合作，我们全家都对共产党人有好的印象。
我从在许昌读初中时期开始，就接触鲁迅、茅盾、巴金、蒋光慈等人及苏联、美国和日本的进步革命文艺作品，继而阅读马列主义与社会科学著作，决心从事共产主义事业，要为革命献身。当时和我一起传阅进步革命书籍的几个同学，如赵凡、刘昭平、徐耀庭、张远等，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都迅速参加八路军与共产党了。
抗战爆发时，我在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读书，与周震中、李经纶、张效房、秦华森、王桂芳、郭惠贞、房修岑等创办开封话剧界联合会，公演话剧，接待上海来豫的救亡演剧队；与曾克等旅沪同学会的学生合编《争存》半月刊，共出版三期；在中共地下党王阑西等人组织领导下，创办《战时学生》旬刊，共创办三期，在开封、西安等地发行。同时，受派为地下党组织约请范文澜编写的《游击战术》一书联系印刷工作。因参加抗战宣传工作有较大影响力，1937年底被学校训育处借故勒令休学。
此前，早在1936年，我与周震中由邓子健（即邓拓）介绍，先后参加中华人民解放先锋队。邓子健从舍下赴晋察冀前，嘱我与周震中一起做救亡工作，互相关照。1938年6月在武昌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介绍我们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此考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四期。随后，经西安到延安，进抗大学习。次年7月毕业，随即被分配到在山西太行山劳军的鲁迅艺术学院实验话剧团。
1939年底，我进入延安鲁艺文学系第三期，学习两年。1942年初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担任文艺编辑，曾写过10篇介绍新人新作的稿件，与新作同时发表，或在剧作公演时发表。如推荐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部队集体创作的《李国瑞》《打石门》等等，都是在延安唯一或第一次介绍的，是延安时期推荐介绍新人新作最多的作者。因此，1956年我被评为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我文化程度很低。
延安撤退后，我任新华社随军记者，随同第二野战军从黄河边千里跃进到长江边，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先后发出《西瓜兄弟》《过八路》《人民的大别山》等新闻稿。奇怪的是，我的《西瓜兄弟》一文，曾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篡改印刷。他们将文中的“蒋匪军”改为“共匪军”，将“八路军”改为“中央军”，用大字排版，加插图，当做自己的宣传品用四开的新闻纸大量印刷。南京解放时，军管会由二野司令部与政治部合成，二野政治部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现大堆大堆的这种印刷品，二野宣传部长陈斐琴为我留下两张。
1949年5月23日，我在武汉领导创办武汉军管会与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任副总编辑。初创时期，从发稿到清样签发，事无巨细，样样都做，经常食宿不顾。1953年后，历任中南局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兼文艺处副处长、处长、中南大行政区文化局代局长、党组代书记等职。
1955年经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一年后兼任党组成员兼机关党总支书记、整风领导五人核心组成员、审干委员会负责人、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在“审干”“肃反”和反右运动中，我与领导者有些不同意见，明知表达出来会有风险，但原则必须坚持，遂于1958年春被降职任湖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同年秋，反右补课中，中宣部整风领导小组硬把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副书记张海、崔毅和我打为“右派反党集团”，我被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末，经中宣部与中组部联合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认为“这是一起完全搞错的案子，应予彻底改正”，并说该四人在“1958年的错误处理以后，工作思想表现都是好的”。有这样的结论，真是死也心甘了。
复查报告上报以后，中国文联恢复小组（起党组作用）即向中组部要求我去文联担任副秘书长工作，开始主要负责为魾假错案落实政策。不管本人有无申请都复查落实。这时文联工作由文化部副部长、文联秘书长、文联恢复小组组长林默涵领导，任务是恢复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落实政策、筹备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我任第四次文代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组织工作。
此后，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任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成员。1980年至1982年夏，任中宣部文艺局负责人。接着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至1987年底离休。
离休后，担任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研究会、中国丁玲研究会、秦邦宪（博古）百年诞辰纪念组委会顾问等社会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出版过几本小书，有《书与电影评介》《谈谈批评的方法》《怎样写特写》《开展抗美援朝的创作运动》《西瓜兄弟》等。在《长江日报》工作时，与文教部的同志用程里的笔名写《思想杂谈》，连续出版五六本，后又与戈枫合作用柯夫为笔名，出版《思想杂谈》一本；与靳绍彤合作，出版《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他科研项目与文集也陆续编辑出版。
2007年6月6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