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延安《解放日报》有关新秧歌运动的通讯报道（摘编）

皆大欢喜

——记鲁艺宣传队

黄钢

从没有哪一个春节人们像今年这样欢喜。半个月以来我们这城市充满了庆祝的声音，锣鼓到今天还没有停息。在这样的庆祝声中，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宣传队把大量的愉快传播给人们，它的活动引起了皆大欢喜。

这一支150人的宣传队到现在演出了40场，已有的观众共约两万人，每一场在剧烈的掌声中结束。宣传队受到不断的邀请和挽留，它曾有两个晚上不能回学校，住宿在外。宣传队被人们追踪着。2月4号，这队伍第一次出发，从桥儿沟就有三个骑自行车的商人用劲踏动车轮，追赶他们，等晚间宣传队回来，这商人们又在旧历除夕日，在门前的灯下对宣传队说：“我们跟了你们一天，你们知道吗？”

青年商人热心的追随，没有人记得了。2月4号全延安的人们都到了庆祝废约的群众大会，如果三名骑车的老百姓终日追赶着一样的目的能叫人注意，那就除非是另外的时节，不是像这半个月来这样盛大祝贺的日子。

鲁艺宣传队是集中了我们的快乐情绪来游行的。从南门到北门，从古老的城墙外边一直到东区的乡村，人们都跟随它。它的到来，给延安假日街头情景制就了有代表意义的、热闹的图画。它这乐队除锣鼓铜钹与笛外，还有七个小提琴，老百姓称之为“洋琴”的。“洋琴”奏起来，那首先是天真意味的、逍遥自在的弦声，伴送着两条结满了花絮彩饰的“旱船”上场。“旱船”摇荡着，人便唱着。唱些什么呢？是重复告诉我们消息吗？它是说明美国和英国，从此将放弃内河航行及他们军舰在中国领水内所享特权等等吗？不是不是。等你看了一会，就知道音乐和歌唱还不仅仅说到这里为止。

人们在听取音乐，在听取艺术中的解答。虽然历史事实早已把我们所注意的问题都清楚解答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办公厅前面，成千的延安干部、工人、学生与军人们围着这一宣传队，虽然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远在1922年就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纲领。虽然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了：中国人民百年的斗争，这宣传队的歌唱简直是叙说不完的。但是这宣传队，到底借用最通俗方便的办法来做解答。连老百姓很快就听懂了，废约的喜事，完全是人民自己的功劳。秧歌舞阵开展起来，穿着清朝时代兵员衣服的男子，及部分妇女着30多年前时新的装束，引起人们对于辛亥前后历史的记忆。舞蹈着的八路军和一个绿军衣的友军走在一起，歌唱一再着重说国内团结的可贵，团结的重要。

歌唱和表演还说：丰衣足食的生活是好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得到它；还说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我们要百倍拥护它；人民、政府、军队是不可分离的——我们要巩固这之间的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这宣传队受人欢迎，人皆欢喜。所有的这些，它都是民间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

像2月7号，在东乡罗家坪，宣传队去的时候，那打花鼓的艺人表演唱到“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老百姓们即能接着唱道“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曲调他们是熟悉的，事实也是如此，他们正是在拥军运动中把猪羊慰劳给部队。

宣传队往各个机关、医院、保育院、学校和政府团体那里表演，每一场都有相当多的老百姓观众。在以上各次表演里，因为城里老百姓都常常重复来看，所以打花鼓的曲调不久就流行在新市场了。

这宣传队是以老百姓为主要表演对象的。

宣传队的歌曲，很快就成为群众的歌曲。延安县和桥儿沟老乡们的秧歌队，也学着鲁艺，把新内容，开垦南泥湾的新歌词儿加进表演里了。没有人能忘记了，鲁艺宣传队是向老百姓学习的。这学习才是开始。而老百姓在自己的空场上迎接鲁艺宣传队时，他们是认识那一切的，但他们一下又不能最仔细地认清。这里，歌和舞蹈，好像老百姓的闺女，嫁给外边有知识的人了，现在又按着新打扮回娘家来，说着新鲜的、容易懂的话——内容是新的，但仍旧是乡音，这按捺不住娘家的欣喜，同时使亲人们多么感到亲切呵！在十里铺路口，一个老乡对宣传队说：“我早听说你们要来了，所以在这里等你们。”这个老乡在野战医院看了一场，又去和平医院看了一场。在川口一家老百姓的女人说：“以前鲁艺的戏看不懂，这趟都懂了。”这一类例子是很多的。

老百姓们为了欢喜打花鼓的两个角色，就猜想他们——一男一女——一定是夫妻。表演“推车车”坐在车里的小女角，现在走在街上，老乡就用亲诺的称呼来指唤她了。所谓“推车车”的短剧，情节是这样的：两对陕北年老夫妇，用手车推送公粮入仓，并接回两家闺女回家过年，此刻他们正在路上，快乐地谈说生产增加了、负担很轻，来年还要更多耕织。高兴之余，两老汉决心立下了开荒要赶上吴满有的志愿。这剧情毫不例外的叫老百姓们接受了。但也有好心的老汉说手车下面该装一个逼真的轮子。除此外他们记下这短剧里的一切细节，晓得它如何开场如何煞尾，晓得那逗人发笑的地方如何形成起来，同时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宣传队最后一场往川口表演，到时天已经很晚，老乡们与县政府争着款待宣传队吃饭，并且自己动手扎起火把来，饭后天就黑了。优抗主任——那一个工作特别积极的王老汉代表群众讲话。观众有从十多里路外赶来的。宣传队的人们，分成三个五个一小组在老百姓家里吃了这顿可纪念的晚饭。他们在这里，失去了舞台演员与一般观众的陈旧关系，老乡们就像优抗主任一样，都称宣传队为自家人。

火把燃起来，锣鼓响了，这通红的亮光中，自家人的“旱船”“花鼓”“推车车”“四川连响”“快板”和“耍狮子”依次登场。远道跑来的邮差在观众里面，人们看见他今天用突袭的方式提早送完他的信。看病回来的医生背着他的药箱在观众里面，耍狮子的那一个大头和尚演员所戴的面具，使他联想起一个民间故事，而且自然的也就使他学起一段小曲来。同以前的任何一场一样，这一场宣传要告诉观众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说国共两党的团结，是继续争取胜利的力量和保障。这一场，也要把生产的重大任务提示给人。所不同的，是火把转动着的巨大花环，围绕成圈，因为夜的静谧，歌声传得更远。

在川口的老百姓，这是他们异常欢喜的一夜。就同在这一天，鲁艺负责做家庭访问的女学生在十里铺村庄去探望老百姓妇女，看见只有孕妇或手里抱着最小孩子的母亲还留在家里，不得走脱身，其余的人都到野战医院那里看鲁艺宣传队了。一家母亲看见女学生来了，就亲热地和她们谈，并将自己一个七岁大的女孩交给鲁艺女学生去看秧歌舞。可是这夜晚，那七岁女孩子却又随着她母亲到川口来了。这母亲和同村几个妇女，终于耐不住要来看一次。据讲，她们这还是为了听过她们家一个男子汉，对这秧歌再次的夸奖和宣传的缘故。

这时，鲁艺女学生便走近这母亲所说的那人身边去，想征求他关于鲁艺宣传队的意见，可是，问他，他却不答。那七岁的女孩子便对女学生说：“他是聋子，他听不见……”原来他也将鲁艺宣传队的演出看了几遍。

宣传队就这样引动了居民，像春之花园，招来每一只蜜蜂。

哪里还有比这样的农村更活跃愉快的呢？如同歌曲里所说：哪里的生活这样好啊。延安县长和县委书记答应老乡们要宣传队住下，怕他们冷，怕他们累得走不动。宣传队非常感激坚持辞别，最后老乡们一起把宣传队送到村口。

老乡们所赠的火把，照明了鲁艺这支队伍的道路。

“我们感动了民众，但更甚于此者——这宣传队的工作总结里说过——乃是群众感动了我们……”鲁艺宣传队认为这次工作，是向着新的艺术活动方向的新的开始，新的出发。党校邓发同志和彭真同志送宣传队每人一双袜子，给予他们鼓励，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的新作风。他们牢记着这鼓励，说穿着这袜子一定要坚决认真向群众学习。鲁艺宣传队假如在这时期里得到快乐，这快乐定不是轻率的满足，而是那认识了路的人，在开始远行起步时的欢乐感情与那种志愿的明确。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2月21日

西北文艺工作团秧歌舞报道

亚凡

春节以来，延安街头出现许多规模宏大的宣传队，使拥军、拥政、爱民、废约和生产运动的热潮更热闹起来。这些宣传队，大都是以秧歌队的形式出现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是其中的一队。

一、全体动员起来

旧历年假期，西工团的任务是要把政府和党的政策深入的向群众宣传。他们愉快地担负起这个任务，一致认为这次工作是整风之后，工作与思想作风具体转变的实践。

拥军、拥政爱民、废约、生产运动，这些新的主题，要通过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深入到群众中去呢？秧歌舞，小放牛、赶毛驴、挑花篮……这都是属于大众自己的艺术，也会被一些人认为粗俗的玩意儿，但是他们，这批革命的艺术工作者懂得如何接受它、改造它。于是他们立即动起手来。

全体动员起来了，共产党员和非党员都参加工作了，上至团长下至伙夫勤务员都动员起来了，写词的写词，作曲的制谱，借东西，排演……完全是战斗呀！团长、副团长不仅参加写作工作，领导和组织工作，而且演出期间一个是锣手，一个是鼓手。雇来的伙夫自愿来背毛主席的大画像，16岁的管理员（从前他是模范勤务员）也做了演员。没有一个闲着，没有一个人像过去会发生的一样，想在演出期间“偷空子”。

二、利用、突破、改造

在这次演出中，他们集体创作的《学习吴满有》歌舞活报，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以响应生产号召为主题，利用秧歌舞的形式演出。首先是大队演员在广场中来回的舞动，然后，留下四对夫妇，代表各种类型的农村成员，有没文化的庄稼汉，有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也有进步的劳动英雄。动作和歌舞表明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为了反对瞎摸索，拟定生产计划去邀请邻舍张老汉。张老汉出场，用快板述说他悲惨的过去，叙述他怎样由一个穷光蛋变成富裕农民的经过。他丰富的生产经验鼓舞并教育了所有的人，于是在向吴满有看齐的歌声与狂舞中愉快的收场。

在这幕短剧中，看到些这样的问题。

第一，内容具体，充满了生产的实际知识，张老汉唱道：

“庄稼汉要苦干，抓紧时间不偷懒。

冬天农闲把粪捡，惊蛰一到把地翻。

谷子种在谷雨前，糜子芒种下种完……”

关于怎样劳动，怎样熬过苦中苦，他更唱道：

“鸡叫起来成习惯，太阳出来就上山。

翻地要翻七寸半，地里土块要打烂。

锄草至少两三遍，每垧上粪七八担……”

第二，穿插活泼。在边区的农村里，存在着的二流子是生产运动大障碍：“说生产，咱不管，人家下苦咱偷懒，边区不会饿死人，管他生产不生产……”像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教育并引导他们走入正路。再不允许：“赌赌博，抽抽烟，没事找人谝闲传，庄稼季子捞一把，不愁一年没吃穿”的坏人存在。而应当让这些二流子：“春风吹动绿杨柳，咱们要学吴满有。”

此外，全剧动作活泼，歌曲中充满着民间音乐的风味，这也算是一个特点。

这里更要说明的，这些新鲜的具体的内容是和形式结合着的，他们利用了秧歌舞的形式，更突破了这形式，加以改造，去掉秧歌舞落后的部分，代以活泼的动作，使它充满劳动和愉快的色调。可以说是一幕舞蹈、音乐街头剧结合成的歌舞剧。

三、反映一般

“吴满有，看吴满有出来了！”

当他们又要出发时，街上的小孩子这样喊着，大概他们前天看过了，他们牢牢地记住了吴满有的名字。

不论哪一次演出，每当演到向吴满有看齐时，人们均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保卫营演出时，许多战士、领导、群众高呼口号。

“一垧地上粪七八担，太多了!”

“多点没坏处呀！”

“老吴一人种二百亩，好干手！”

“每人要种三十垧？我去年才种二十五垧！”

“今年呢？”

“多种！喂！多种！”

两个老乡一边看着表演一边议论着。

“解下吗？”我问。

“解下，解下，玩得好，说得也对！”

在中央医院演出时，隔河一个休养中的病员说：“大家都热烈地干着，我希望能在春耕时恢复健康……”

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说：“生产舞好，因为它和政府政策、党的政策结合着。”

人民的批评，更增加他们工作的热情。他们每天都要跑三四十里路，平均每天演出两三场，就在刮大风沙的阴天也一样的工作着，演员们穿的很单薄，嗓子唱哑了，腿跑痛了，但他们都是自觉地为着人民而工作。

总之，这只是开端，并且这一开端，对于改造秧歌舞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总结这次工作的经验，改正其缺点，广泛的吸收大家的意见，这一工作必可更获得成绩。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2月21日

保安处的秧歌

默涵

元旦早上，在保安处的广场上，密密地围着一圈人，那里正在表演着他们自己本机关所排演的秧歌剧。锣鼓一敲起来，秧歌一扭起来，人们的视线都被秧歌队吸引住了。天空飘着稀疏的雪花，但人们的心里却是热火火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堆着笑容。

几十个人的秧歌队，他们整齐的步伐，和谐的歌声，一开始就使观众感到喜欢。从许多角落里，发出了赞扬的声音。尤其是几个扮青年农民的角色，当他们唱到边区人民的幸福生活时，那种健康愉快、情不自禁的笑容，更感染了所有的观众。

正式的节目开始了。第一个是《打花鼓》，一对青年男女，男打锣、女打鼓，一同歌唱着模范的白塬村。第二个节目是《张老太婆回家》，张老太婆去探望她的女儿，张老汉推车子接她回家。他们一路上唱唱说说，讲到她女儿家的光景，讲到她女婿当了劳动英雄，上延安见了毛主席，讲到生产展览会和劳动英雄大会的盛况，……张老太婆是那样高兴，她也分享了她的女婿的光荣。她是一个要强的、善心的、热爱边区的老太婆，她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她那个村子的妇女都组织起来，一年要纺二千斤棉纱，她自己一个人要纺80斤，她还要和她的老汉比赛，看谁是劳动英雄。

《张老太婆回家》的调子，是轻快的、明朗的，那里面洋溢着劳动人民的坚强自信的力量。张老太婆说：“咱们有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啥也不怕！”这正是边区人人心里的话。这一对老夫妻，他们都觉得自己并不老，还年轻，一心要当英雄，他们是那样的爱劳动、爱生活，因为劳动不是为别人，而生活是充满了快乐。

第三个节目是《边区军民》。随着凄凉的提琴声，出现在场上的，是三个饥饿褴褛的难民，一个孩子由我们的连长带着，一个老太婆由我们的战士搀扶着。这几个难民是刚从河南逃来的。他们无声的绕着场子走了一圈，观众们都几乎为这悲惨的情景所窒息了，全场没有一点声音。当我们的连长告诉他们现在是到了边区，他们是怎样的感动啊，那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说：“边区！哎呀呀，这就是边区啊，天！”许多观众都禁不住跟着他们淌下眼泪，这是同情的眼泪，又是喜悦的眼泪；他们受尽了压迫，历尽了苦难，但现在是终于来到边区，得到了解放。不到一年，这一家难民，就有了吃、有了穿、有了田地、有了牲口，成了一个像样的人家。他们忘不了八路军的好处，忘不了他们的救命恩人高连长。新年到了，他们拿出自己的所能去劳军，他们还觉得自己拿出的东西太少，在路上看到别人劳军的东西，用驴驮、用担挑，就觉得很难为情，不敢对人说是去劳军。这种淳朴的要强的心理，见到高连长，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儿女亲兄弟一样，那种军民一家，融洽和爱的空气，深深地感动了观众。

这几个秧歌剧，都是保安处的秧歌队自己编写，自己排演的。他们还是第一次搞秧歌，他们的努力，使他们获得了很好的成就。值得指出的，是这三个节目的内容，都符合西北局所决定的目前宣教工作的方针。《打花鼓》和《张老太婆回家》，宣传了创造模范村，组织变工队、札工队的意义。尤其是《张老太婆回家》，很好的反映了边区人民积极生产的情绪。《边区军民》动人的表现了人民和军队的亲密关系，这是适合于新年和春节中拥军及拥政爱民运动的需要的。

在演出上说，也相当成功。参加扭秧歌的人，像板着脸孔上操一样的比较少，大半都有表情，都有笑脸，一看就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边区军民》是演得最好的，有几个场面都非常动人。比如第一场开头河南灾民到边区和第三场末尾人民慰劳军队，一种情调是凄惨的，一种情调是快乐的，这两种情调都把握得很好。尤其是军民欢聚那一场，很不容易演，过火了会不自然，不够又会显得无力，他们是演得恰如其分，把军民融洽犹如一家人的气氛很好地表现出来了。演得最出色的，是那个名叫闫口袋的农民，那演员的神态，说话和动作，都酷似一个农民——那是只有边区才有的完全乐观，心直口快的农民。那演员的强烈的动作，朗朗的笑声，把边区农民的质朴、勤劳、愉快、坚强的性格，完全表现出来了，要不是熟悉边区农民的生活、风习的人，是演不出来的。此外，如演张老太婆、河南老太婆、高连长等等的，都很好。

4日下午，他们又在东关表演。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其中一个老太婆带着他的孙子去看。当河南难民出场时，那老太婆的孙子因为看到他们扮演的逼真而笑了，老太婆叫他不要笑，因为她自己是有过苦难生活的阅历的，她知道同情。还有一个老百姓看了以后说：“咱边区真是好，怪不得河南难民都跑来边区！”保安处的秧歌剧的演出，是有了收获的，他们所宣传的东西，已经在老百姓当中得到反响。希望他们更加努力，更求进步！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月7日

清凉山秧歌队的演出

汶沙

清凉山秧歌队，是由中央印刷厂、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三个单位联合组成的。在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组织各机关进行新年宣传活动的号召下，我们在百忙中把这个秧歌队组织起来了。

在三天假期里，公演了两次。第一次在2号的晚间，是给清凉山上各机关自己看的，3号公演，招待了东关一带的驻军、居民群众和地委、专署、区政府等机关工作同志。

演出的主要节目有《娃娃戏》《兄妹开荒》《种棉秧歌》和《刘志丹》。此外还有一场练子嘴叫做《说新年》，在2号晚间演出，3号因演的人临时有事，未能上演。

这次演出，也如其他许多机关一样，是工作人员自己动手编排的，演出的场所，也是印厂同志自己动手建筑的礼堂。在演出的参加者中，也有总务科的事务人员同志，他们都在这里表现了自己的文艺才能。例如伙夫班的宋班长，就是《说新年》的编者，并且也是他自己演出的。他用自己所熟悉的旧文艺形式，把他所把握到的政治思想组织起来，来向群众宣传号召：大家努力参加生产。

《种棉秧歌》是报社同志自己编写的一个活报型的节目。四场歌舞，一场快板对白。大部分的歌词，听众还容易听得懂。在第四场《收花纺线》结尾的时候，场上四个纺线的妇女，用群众最熟悉爱听的《打黄羊》的调子，唱着“纺好了棉纱织成了布，织成了新布做衫裤，穿上了新衣多么舒服，种棉的政策大家都拥护。哎呦好棉布……”的时候，四个人围成一团，拉着自己的新衣，表现出很舒服愉快的样子。在观众中，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也拉着自己身上的新棉袄，向在她旁边的一个中年女人，做出很舒服愉快的笑脸。《刘志丹》采用的是本报去年10月28日第四版的唱本《人民英雄刘志丹》。由于刘志丹这位英雄在民众脑子里早有了崇高深刻的印象，现在在舞台上来歌颂他的英雄事迹，自然使听众分外感到亲切。在“一唱刘志丹”里，当我们的演员用悲切的音调唱着革命前人民的受苦光景时，许多听众立刻收敛起脸上的笑容，等到他兴奋愉快地唱出“出了个英雄刘志丹。……他领导受苦人要翻身”的时候，听众们立刻又表现出无限的兴奋。“五唱刘志丹”，歌唱着志丹同志在彬县被捕时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六唱刘志丹”，歌唱志丹在终南山与敌人艰苦搏斗的光荣事迹；这两唱，听众们都特别静悄悄地听着。在末尾，一个人高举着志丹同志的画像，两个人高举着斧头和镰刀跳着出场了，听众中立刻掀起了一阵春雷似的掌声，转瞬间，又有十几个人跳出来，每人举着两面小红旗，围绕着刘志丹同志的画像飞舞着，歌唱着刘志丹和谢子长等英雄，创造了陕甘宁的功绩。观众中接着又掀起一阵经久不绝的掌声，现出他们对于这位人民英雄衷心的爱戴。

从观众的反映看来，这次演出收到了效果的。但由于参加秧歌队工作的大多数同志，缺少经验甚至没有经验，所以在编剧上，在演唱的技巧上，都免不了有些缺点。这几天我们正在总结经验，准备根据《自卫备荒》《组织起来》《拥军拥政爱民》的宣传方针，编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能为群众所喜欢所了解的剧本，在春节期间演出。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月11日

延大鲁艺工作团在乡下

延大鲁艺工作团在去年12月2日出发到警区工作，晚上到了甘谷驿，市长来找团主任和指导员，他说这里已经开了两天群众大会（坦白大会），王丕年同志也在这里，希望工作团能帮助配合工作，因此工作团负责人和王书记商量后决定在第二天早晨演出《赵富贵自新》和《张丕谟防奸》两个剧本，并不能妨碍行军的路程和日期。

第二天早晨大会就在广场上举行，全市的居民都来参加了，当演剧开始后，那些老乡们都很注意剧中的故事，团员都夹杂在人群中配合了剧本的情节，适时地喊出口号，因此群众也跟着喊口号，会场的空气就更热烈起来，在这种口号中就显出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来，赵富贵自新后，群众报以绝大的掌声，当这个戏演完后，王书记上台讲了几分钟的话，群众因为听了王书记的话和看了这个戏，这些道理他们都解下了，所以斗争的情绪万分高涨，而且实际上也起了效果，当时就决定停演第二个剧本，这时已将近中午，团员们因为看到这些实际的效果，都万分兴奋，下午就按原定计划赶完了60里的路程。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政策，只有面向工农兵，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才能为群众所接受，才能起了实际作用的这个道理，同时在这个会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更是亲眼看到群众力量的伟大，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摧毁的。

劳动者创造了世界这句话在下乡工作的路上已经看到了无数的例子。他们在延川县的一个村子里亲眼看到了一个八路军的退伍军人刘成和，他在1942年刚退伍，那时他只有28元的财产，公家在开始的时候，给了他一些帮助，但到秋天他就不要公家帮助了，由于他勤劳的结果，刘成和说：去年不算今年已经收了一石六斗（大斗）谷子，50斤棉花，和别人伙种了麦子，其余糜子、绿豆、玉米、芝麻、白菜也都收了不少。他用一把镢头开了六垧荒地（这里大块的荒地很少，只有人家不要的脚下地），今年又典了二垧地，一孔窑，现在的生活可美了！他说：我一天两顿白面，一星期一斤猪肉。他在村里也当了变工队长，领导十个人的变工队，改变了两个二流子，他曾说：我在哪一个村住，哪个村就没有二流子！他明年的生产计划也定出来了，还要开地，扩大生产，刘成和不仅是一个好劳动者，他对革命的认识也很正确，他叙述了过去参加别的部队和八路军不同的地方，说到反动分子时，刘成和说：他们要进攻我们的时候，我把粮食往公家一缴，我就带了自卫军去打他们那些王八蛋！最后他说：只要不打，我还是好好生产，慢慢的总赶上了吴满有，看他跑得多快，现在我还打不下十石粮，还算不上劳动英雄。另外一家有姑嫂两人，都是纺线的英雄，嫂嫂带三个孩子，一个在地上爬着，一个还吃奶，她就一面喂奶一面纺线。团员们看到这些例子，都深切的感到工农的伟大、自信和质朴。

一方面想到延安在开劳动英雄大会，但到了乡下却随时随地看到了许多可以当之无愧虽未列名的英雄，另一方面也想到自己和延安学校的一些知识分子，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感到自己急迫的须待改造，只有依照毛主席所说的，更深入群众，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来一个改造，真正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有真正的工农兵的文艺。工作团大部分是从未下过乡的，因为经过了整风，在思想上有了开始的转变，因此都很兴奋地完成了这次的行军。

工作团在7日到了绥德，在警区地委的领导与指示下，曾经决定了最近一个阶段的工作，他们曾在绥师演出一次，招待干部和绥德文化界，得到很大的欢迎，他们为了更具体的配合警区具体的政治任务，已经编排了减租减息的剧本。以《动员起来》为内容的剧本已于19日在绥德县佃户减租大会上演出，另外已经改编民众剧社的《血泪仇》准备将在绥德市公开演出（配合绥德坦白大会），除了上述剧目外，现在还在创作，以西北局今年指示的三大中心工作：训练自卫军，发展生产，防奸为内容的一些剧本，在绥德短期工作后，他们即将要到乡下去工作，工作团全体工作同志们在这次工作中，都以很严肃虚心的态度来工作和向群众学习，大家都感到参加了实际工作对自已本身的改造是很重要的、也是愉快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月14日

民众剧团下乡

王元

热情地下乡了

去年12月2日的微明时分，我们从边区文协启程了，衔命直赴关中。同志们阅读了毛主席的《讲话》，又听了西北局李卓然同志、贾拓夫同志、杨清同志的谆谆教导，便很珍贵地记着这些语言，燃烧着热情。行军途中，4日傍晚宿营于富县城南瓦窑沟。当听说乡县人民正在紧张地进行着防奸大斗争，已开了三天大会，大会派代表来接洽上演《血泪仇》时，已是黄昏。正在接洽中。有好些同志都忽然兴奋起来了，因为头两三天的行军是最乏人的。“这天晚上这个戏该演吗？”“今晚上演《血泪仇》真是恰合适哪！”……同志们这样说。杨醉乡同志宣布去演时，叫大家赶快收拾准备，都给笑了。一会儿就赶进城中，在月夜中布置了舞台，打了第一次开场铜器，号召观众。戏完，回瓦窑沟休息时，雄鸡就四野地唱开了。第二天清早，监军台（富县城南五里的一个村庄）的李某受了感动就去寻县长坦白他的问题。

在新正县和边防地

12月14日从马栏到新正，配合那里人民的防奸大斗争。16日是防奸大会的第一天。当夜，我们上演《血泪仇》长剧。上台时，听说大会要在《血泪仇》演后，当场进行小组规劝。同志们就纷纷提议向大会要求帮助规劝。戏完后，大会主席向我们提出来了，要我们帮助规劝。

把新正县的工作做完以后，就去更接近边境的某地慰劳我们边防上的警戒部队。警戒部队欢迎我们，吃大米饭，吃炖羊肉，我们给他们上演《血泪仇》。

我们是在一个深陷的广场上出演的。《血泪仇》在这里的演出反应，是比在别的地方上不一样的。它唤起了部队和人民极其激昂的情绪。响亮而激愤的口号，不断地在广场上爆发着，有时候，还淹没了舞台上的声音。而且，那些口号是喊得那样生动。举一二个简单的例子：《黄医生》上场时，观众就指着他喊：“反对这个坏蛋！”“王东才”深夜离开家去报仇了，“王仁厚”起来叫唤他不应时，台下喊道：“你的儿子报仇去了！”这些口号，最初是由一个老百姓喊起的。戏演至最后紧张时，口号声混成一片。

老乡们爱我们

我们在新正县时，当地的人民对我们都是那么喜笑颜开的。在做规劝工作时，人民就异口同声地这样说：“你看剧团的同志这样远的路来了，演了戏，又来劝我们坦白，你有问题咧么，不说看你怎么对得起剧团的同志！”王志艺同志在八乡劝说许崇魁时，就有一个老乡这样说，他就报名了。姚玲同志在六乡劝说董兴有，一个戴火车头帽子的老乡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也是一个坦白的积极分子：“老董，你说吧，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报了名，政府对我很好，大家对我都好，我还说了我所知道的人。你看人家这位同志从几十里路来，晚上给演了戏，现在又来劝你，你不说，怎能对得起人家呢！”老董沉吟了一下说：“我报名，你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叫董兴有，38岁，上墙人。我给人家做了啥，毕了我给乡里讲。”

我们再举出在马栏时的三个群众：

王启力，马栏区一乡人，农民出身，现在还开了个杂货铺、面坊。任乡文化主任、自卫军连长、商会长、担架队排长。他的庄稼是鸡叫半夜起来做的。12月27日夜看了《血泪仇》之后，第二天清早就亲自给咱们送来豆腐25斤，烧酒一斤，慰劳我们。

李正家，河南人，铁匠。给我们打了个矛子头，不要工资，说：“你们这次几百里路来关中工作，帮助老百姓整风，很辛苦，我没有什么帮助的！”

粟玉林，退伍的工作人员，慰劳我们五斤葱。

他们爱我们，因为我们为着他们。

关于新文艺运动的影响

这次下乡，我们本来也还是来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政策，至于分区的文艺工作者们，却还正在感觉着转变的困难。我们未来关中之前，八一剧团就已接到了《血泪仇》剧本。但是觉得无法排演。我们来上演一次《血泪仇》后，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排成功了，在某些场面上比我们还处理得恰当。原先我们本打算帮助他们排演一下的。等我们过几天派人去时，他们已排出来了。“原来就是要演的像事实一样，这个难什么呢？”他们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说。他们现在很珍贵着这个经验，常常说，我们在这一点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认为这就是我们给他们的大帮助。他们曾经学习过了毛主席的文艺讲话，团员们在思想上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看见我们又是戏，又是秧歌，就说：“人家又搞这，又搞那，我们怎么办呢？”情绪是很高涨的。1月2日的联欢会上，两个剧团在《血泪仇》上的演员们，就互相地谈起来了！这个演员找那个演员谈，谈那个剧中人应该如何演。

5日夜，旅政治部宣传队有三个同志来我们这里，也是谈着这样的问题。他们在部队里做文艺工作，从前是专门搞话剧的。他们曾经在富县几次看过我们的戏，新的旧的都看过。但是从没有留神过我们的活动。现在他们认为《血泪仇》与《抓破脸》这样的戏，在部队里是很受欢迎的。看了我们的戏他们便下决心转变。他们的信心很高，有人才，也有基础。他们也演过《兄妹开荒》。认为我们演得好一些。看我们在广场上认真表演的精神，是很感动的，他们早先以为广场上就不能好好作戏。认为《赵富贵自新》改成眉户调子好，老百姓很喜欢。其实，我们也是才学着搞秧歌，自己认为搞得很差的。实在，不是我们演得好，而是我们给他们证明了应该如何来转变与转变的可能性。

为着唱秧歌，我们也就学会了几个歌子，新的歌子在农村里也是很需要的。不是因为反奸斗争的原因，我们也曾忙于出去教歌子。在新正，小学校向我们要过秧歌。在广场上给部队教过歌子。在马栏，我们还给小学排了《兄妹开荒》与《张丕谟防奸》。他们还要求我们供给游戏材料。整风队在新年晚会上这样喊着口号：“欢迎民众剧团给我们教歌！”第二师范与通讯连也要我们去教歌。通讯连在去年只唱了两个歌子，今年以来几乎没有学什么歌子。他们特别爱《反对打内战》与《张丕谟防奸》上的《搜山》歌子。自卫军训练班的老乡们也很爱这些歌子。只是他们在防奸运动中无暇来学习。随后，等我们去他们那里时，他们就纷纷地来问《搜山》歌子。可是，他们又正在忙着结束训练工作，只给他们抄了几个歌子。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7日

战士们秧歌剧的演出

——记保卫团秧歌队

江华

保卫团秧歌队，完全是保卫团战士们所组成的。他们的宣传活动，是为了推进拥政爱民运动的工作。在短短的十天中，战士们以对于拥政爱民的热忱，以自己动手的精神，向群众呈现了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艺术才能。

他们的秧歌队，打着拥政爱民十大公约的画牌，领队的人手里拿着手榴弹和镢头，表示着他们是人民的武装，说明了他们是一群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革命战士。

他们演出了三个节目《拜年》《开荒前后》《帮助老百姓锄草》。

这些节目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表现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怎样帮助老百姓，怎样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一切困难。这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力量。使人看了能更进一步提高我们对于革命工作和生活的热爱与自信。

特别使人感动的，是《开荒前后》这一个短剧。它以明朗的场面，反映了革命部队的生产热情。

在一个开荒热潮高涨时期，一位“半休养、半工作”的文书同志，热烈地向上级要求，准许他去上山生产。上级爱护他，照顾到他有病，而劝说和阻止了他。但终于，因他再三请求，派他担任了伙夫。虽然是间接的，却也使他能在劳动生产热潮中，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一位“放下枪杆当文书，放下笔杆做伙夫”的革命战士，清清楚楚地理解着自己在集体生活中的位置。在伙房中，他推进了工作，鼓动了竞赛，发挥了对大伙儿生活的无限忠心。这样一位可钦佩的人物，以革命战士的自觉性，知道部队生产的意义，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是为了建立革命家务。他经常以这一个道理自勉勉人。

围绕着这样一个人物的，是忙碌的连长，谆谆善诱的指导员，快活的、天真烂漫的小号兵，辛勤的、努力工作的老伙夫，以及时时关心着弟兄们的生活的管理员……

这里有几个生动的场面，使这样一个题材，能更有力地表达出它的意义来。譬如，当文书同志向连长及指导员要求参加劳动时，这正是连长他们非常忙碌的时候。送挑战书的，报告竞赛情形的，讨论竞赛条件的，各连、排、班，信件报告，纷至沓来。使我们这位充满了热情，急于要说出自己要求的文书同志，再三被大家的精神打动。这样的穿插，大大地增加了剧的生动和趣味，引起观众们很高的兴致。而且，一片生产工作紧张忙碌的景象，更是完全切合地反映出来了。

又如那个号兵小鬼和文书同志的谈话，伙房工作竞赛讨论等，也都紧凑地穿插着，显得很活泼，很有意义。

我们知道，类乎这样的事实，是存在于我们革命军队中的每一部分。无数部队劳动英雄的事迹，足够说明一切。正像在很多秧歌队的歌词中，有一句共同的最响亮的词：“这样的军队哪里有！”——这是我们革命战士的光荣，这是我们八路军克服困难，战胜一切的伟大传统。

和这一个描写部队生活的短剧相映照的，是另一个短剧《帮助老百姓锄草》。

老汉和婆姨，为了军队要来家帮助锄草，兴奋地起了个大清早。他们预备这、预备那，高兴地忙碌着。在忙碌中，有着几段饶有风趣的“吵嘴”，吵的原因，却是为了对前来帮助他们锄草的战士们的款待上，因为老夫老妻对部队生活情形了解不同，有了意见出入的“争执”，老汉认为战士们一定是吃过早饭来的，要熬点米汤给他们；妻子则以为战士们没有吃过饭，那样的款待太菲薄了，两人就这样的争执，巧妙地写出了他们同样热爱军队的心情。战士们帮助老百姓的诚心诚意，感动了所有的观众。现实生活的事实，最有力说明我们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集体锄草的场面，增加了短剧的热闹。为了吃饭战士和人民互相谦让着。军队严格地遵守着自己的纪律，老百姓自责着又无限的“过意不去”。在老汉的口中，激动地说着：八路军真是“能”！人们常说的军民一家如鱼同水的形容，在这里有了最具体的形象。

在观众印象中，这一个短剧，是鲜明和生动的。没有无谓的夸张，没有矫作的细节。如果我们稍微苛刻一点认为这一个短剧，在情节上，采取了平直的叙述，比其他两个剧本来，中间一段，似乎显得略为松懈一点。但演员们的努力和唱词的补救，一个个逼真的场面，仍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保卫团秧歌队同志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艺术才能同样在两个短剧演出中，已获得了应有的成绩。在这次秧歌队的表演中，他们有自己质朴的特点，这正是我们的战士的本色，是不容许忽视的特点。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9日

高司令的秧歌队

——记南区宣传队在农村里

由西北局、边区抗联、边区文协三机关组成的南区宣传队，自旧历新年以来，深入农村，先后在延（安）县南区庙儿河、七里铺、三十里铺、红寺、二十里铺、十里铺等地演出秧歌剧，每场观众多至六七百人，最少的也在三百人以上。在三十里铺演出时，罗家沟的十几个妇女赶了五里路前来观看，离三十里铺五里远的婆子沟全村二十几口人，除了一个跛子、一个老太婆二人走不动留在村里看门外，其余全部男女老幼都赶来观看，当该队从三十里铺准备走回二十里铺时，路过离二十里铺仅二里路的沟门村时，该村群众拦路要求该队先在本村开场，而该队因路程关系，决定只能在二十里铺或沟门出演一场，这时两村的群众均争着在本村演出，二十里铺一个老汉善意地用着规劝的口吻对该队的负责人说：“还是开两场吧，要不，两个村子的群众就争斗的不行了！”后来经该队召集两村村长，再三解释，又经村长同意后，才决定只在二十里铺开一场。又该队所到之处，群众无不热烈招待，当他们到达柳林区二乡庙儿河时，群众已事先给他们准备下饸饹饭，一定要他们吃了再演，吴满有更说：“一定要你们吃，要你们看看我们老百姓尔格丰衣足食。”后经该队再三解释婉谢，群众才很过意不去的让该队吃自己所带的干粮。二十里铺一个70岁的老汉罗海法说：“高司令派了秧歌队来给咱们拜年，还不好好招待秧歌队一下。”又不知是谁传说吴满有招待该队吃过饭，因此，罗海法又说：“人家吴满有自己招待高司令的秧歌队，咱们全村招待一定要赛过他。”当该队夜宿红寺某鞋工厂时，该厂工人给该队每人抽了一条被子盖，第二天又用大车把他们送到十里铺。

该队第一次出发庙儿河演出时，高岗同志和西北局各部的负责同志曾亲自跟着莅临该村，这事立即就在南区传开了，当该队到达二十里铺时，该村群众纷纷拉住队员询问：“高司令到吴满有村去，今天到咱村里来不？”老汉罗海法更激动地说：“自从什么时候见过老高，几年来都没见过，今天该能见到了吧？”

该队演出节目共有七个，其中以《变工好》最受群众欢迎，这是边区文协的几位同志集体创作的一个秧歌剧，主角陈二是一个二杆子，他想着“像我这样的好劳动，参加变工队才吃亏呢！”只是在当地独自一个人吆着牛耕地，忙不过来时，开始感到“到底是人手少哩么！”以及在他亲眼看到参加变工队的人所得到的利益时，他才参加了变工队。群众欢迎这个节目的原因，正如三十里铺两区合作社分社的一个记账员说的：“那一满是实地环境么！”而扮演主角陈二的演员，吆牛耕地时所表现的那种慌张的忙乱的逼真神情，更使得观众不断发笑，他们说：“看起来一个人的事难干!”“一个人忙不过来。”“一个人顾得了耕地，顾不了撒籽上粪！顾得了抓籽抓粪，又顾不了牛。”“不变工不行么！”一个姓徐的65岁的老汉和一个年轻人，则在争论着，老汉说：“咱们村上也能变工，就是人心不齐。”年轻人说：“不是人心不齐，是没有好好组织在一搭。”另一个节目《一朵红花》，也是群众所爱好的，三十里铺一个妇女说它是“绝定（对）的好”，二乡乡长的婆姨说“满都是给咱女人做事”，二十里铺一青年说“这是给女人提意见，谁也不要当懒婆姨！”而那扮老太婆和胡二嫂的演员的逼真动作，更博得群众连声称赞“像那回事”“演的好式样”。三十里铺边区合作社的曹文秀形容老太婆的动作时说：“这和老百姓的动作就一满如此。”许多妇女说胡二嫂——也就是《王有才归队》里王有才的女人，“一满是咱老百姓的婆姨”。看了《冯光琪除奸》以后，许多人说：“全边区的除奸主任都像冯光琪那号，特务汉奸在边区就肃清了。”《纺毛起家》写的是延安市劳动英雄武丕业、常英兰的故事，南区一乡寨子峁村的李增月看过以后这样说：“人家纺八百斤，赚了十七石八斗粮，咱今年也纺它几百斤。”二十里铺的老汉罗海法看了全部节目演出以后说：“这都是劝人么，劝人生产，多打下粮食，光景就过美了。”七里铺的一个老汉则说：“这比看戏还强！”在庙儿河，当全部节目演完以后，许多外村的群众懊悔没有把同村里的人多叫些来看，吴满有的孩子狗娃最初也是懊悔的人们中的一个，只是在他听到该队第二天还要在七里铺演出时，他才高兴地跳着说：“明天我一定叫我哥哥嫂嫂去看！”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15日

社火的旧形式和新活动

——纪庆阳社火头会议

舒非

在去年的春节前后，陇东的社火活动形成了一种热潮。据统计，全分区的群众社火竟有131处之多，农村中到处可听到锣鼓声，甚至停了几十年的老社火都恢复了活动。这说明了在新社会里，群众的艺术活动获得了怎样蓬勃的发展。但是，由于习惯，也由于力量的限制，这些社火中只有极少数是新的和半新的，大部分都是沿用旧的一套。因此改造旧社火，使之能反映新的生活，成为今年陇东文艺活动中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了解陇东社火的旧有形式，并借以发动和组织群众对旧社火的改造和发展新社火活动，地委宣传部的艺术组在庆阳召集了一个县社火头大会，准备取得典型经验，并以此推动各县工作。

在这会上，全县六个区和一个市，都派了最好的社火头出席，每区一人至三人不等。如曾出席边区文教会的群众秧歌英雄黄润所领导的社火会便特别热心，一共来了三个代表，还带来了今年的活动计划。会议开了三天，他们的情绪始终热烈而兴奋，发言非常积极，一致表现出他们对新社火活动的信心。

在会上，首先初步解决了对于旧有形式的改造问题。社火的旧形式是很多的，老社火头们对它们有着很深的爱好和熟悉，但他们还是很冷静的批评了某些旧形式，而且一致确定了如下的形式是可用的，可以改造的：

一、《狮子》《龙灯》和《竹马》（是用纸扎的马头绑在人的前身，马尾绑在后身，前后有灯）人数四人或八人，进了场子之后便在场上穿花，快步疾驰，多数不唱，据说这全靠跑得快，所以很难唱。但由于跑得太猛，所以常有跑下来吐血的。因此，有人提出，今后是否应该跑得那样快，可否像《霸王鞭》一样跑得慢些，到一定时候停下来加进唱词？当时大家都觉得可以。虽少积极意义，却红火，群众爱看，可以继续耍。

二、《小车》《花鼓》（即陕北的梅花鼓舞）和《彩船》，都可以唱新内容的曲子，不过《彩船》上的小脚必须放大，尽量减少封建的装饰。赶船和推车的人过去都是丑角的打扮，现在改成正派的老百姓装束。

三、《马故事》（用古装扮成一出旧戏的角色骑在马上，到处游行，不唱不说，只给人看的）这种形式，目前群众还爱看，且是有些社火的主要形式，故仍可耍，但必须扮演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如《徐州革命》等），封建思想浓厚的戏就不扮了。

四、《柳木腿》（即一般的高跷，也是扮旧戏如《八仙过海》等），可以扮新的，如自卫军等，并可加上唱新曲子。

五、《地故事》（也叫《地溜子》或《跑红灯》，身下挂一纸扎的花篮，上有四个灯，用碎步上场，穿花而走）也可以唱新曲子。

六、《车亭》《抬亭》和《背亭》（大体上和延安的《高抬》相同）过去是扮旧故事的，现在要扮演新的故事。

除了这些节目以外，旧社火里还有一种叫作“春官”的角色，“春官”走在社火的最前头，丑角打扮，到一家说一家，如：“这个院子方又方，生个娃娃是状元郎”等。大家决定了“春官”可以存在，但必须正派人打扮，说新年的吉利话。另外还有一种叫“天官”的角色，打扮略同“春官”，手中拿一个“天官赐福”的牌子，到处给人敬神。讨论到这角色时，有人主张取消，说是“反对这号迷信东西”，但立刻有人起来反对，说在他们那里“天官”取消不得，如果“天官赐福”取消了，群众就不爱看耍社火了，因为群众希望社火到自己家里来耍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过年时让“天官”来赐一下福。为这，争论得非常热烈，两方面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时忽然有人提出：群众希望的“福”，不过有吃穿，人口兴旺，若是把“天官赐福”换成“人财两旺”可不可以呢？这一下启示了大家，双方都说：“啊，这能成，这能成！”

上面说到的节目都没有什么情节，大都是白天耍的，另外还有一类节目是在夜间演的，有情节的故事短剧，群众称之为《小故事》《地台子》或《转折》，旧的节目有《顶灯》《相命》《算卦》《钉缸》《逛窑子》《秃子尿床》等，大多为一些低级趣味和骚情淫荡的小戏，但有些节目是可以改造的，比如黄润便把《顶灯》这个写男人怕老婆的戏改成了一个能干妇女改造二流子丈夫的内容，不但内容充满积极意义，而且形式上也保留了群众欢迎的东西。根据这，会上便决定了各个社火今年闹时都要改编旧的《转折》，像黄润那样，尽量把内容不好的，改造成有新内容的。改编的办法，是由三五个闹社火的积极分子集体创作，并联合乡知识分子干部或冬学教员共同写作。

如何改造并利用旧社火节目问题，在两天的热烈讨论下大体上解决了，接着，便讨论了社火的发动和组织问题。当然，每个社火头必须发动群众来积极参加，但也必须坚持由群众自愿出发的原则——这一条原则，首先便一致通过了。其次，大家热烈地讨论了民主作风、反对敬神、经费、演出等问题，讨论的结果，规定了下面四条，作为各社火出演公约，也作为今年春节举行的“社火比赛”的竞赛条件：

一、组织领导要做到内部民主，外部的团结，和群众关系良好。

二、内容要切合政府政策法令，反映边区实际，并能对群众起教育作用。

三、演出时技术要熟练。

四、经济要公开。

当社火头们开会的时候，正是庆阳市各机关学校闹新年秧歌最热闹的时候。他们对陕北传来的大秧歌和晋察冀传来的《霸王鞭》很感兴趣，都觉得红火，自己也想回去学着耍，对许多秧歌剧（如《夫妻识字》《货郎担》《两姊妹》等）也很欢迎，曾一再要求赶快将那些剧本印出来发给他们。

社火头们带着丰富的收获回去了，临行时，都一再声言今年一定要把社火闹好，不但红火，还要新，都说“在过年的‘比赛会’看谁能当模范‘社火’”。

社火头会议不但解决了今年如何闹新社火问题，而且还提出如下可供我们今后改造旧秧歌社火参考的经验来：

一、旧社火的改造只能逐步进行，不能用速决的方式来解决。

二、要想淘汰某一种形式时，必须有适当的、为群众爱好的新东西来代替，干脆取消的办法是不成的。

三、不论改造旧社火、发展新社火，示范工作很重要。

四、群众对旧形式虽然喜爱，但由于内容和当前的生活隔离太远，且是老一套，所以目前也有着大的变化。

从组织方面说，不管改造或组织社火会，抓紧新的积极分子、团结有威信和有技术的人士、一切用民主方式解决，同时，由上面给以实际的帮助（物质上的、思想领导上、技术上的），是最中心的工作。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18日

清涧春节机关秧歌队

蒋达生

清涧春节机关秧歌队的组成，是很仓促的，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到了旧历正月二日，才在黄县长直接督促和领导下组织起来。参加秧歌队的有各机关干部，第一完小师生，从绥师、边师放寒假回家的学生，还有区上进城开会的区长文书等。

正月二日规定了上演的剧本和要赶快编写的新剧本，分配了演员，一连排演三天，到六日就正式演出了。第一天是在城内大操场上出演的，差不多把全城的男女老少都吸引出来了，第二天到了城北的师家园子，第三天到了城南石台寺村，后来天下了雪，机关干部和教员又忙于整风和工作，可是老百姓还要求秧歌队继续出演，于是，在最后一天的晚上，又在城隍庙的舞台上演了一次。

准备和排演时间，虽说都很仓促，但演出的节目还是不少，计有《刘二起家》《组织起来》《武装保卫边区》《三姊妹》《王小二开荒》《推小车》《二流子转变》《打花鼓》等。其中《刘二起家》一剧，因为演员熟悉农村生活，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能表现逼真，老百姓都说：“这下子可把二流子的老根挖出来了。”《组织起来》是以宣传组织劳动力为主题的秧歌剧，其中人物的口语和歌曲都是群众平常最熟悉的，剧中一个不愿参加变工队的老头子，诉说着什么“饭好饭坏不一般”“地远地近不一般”“人力强弱、地多地少不一般”因而不能变工，他的大儿子和女孩和他争辩变工队的好处，最后，当这个老头子平常最信服的劳动英雄从延安参加劳动英雄大会回来，带回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终于说服了这个顽固的老头子。群众看了这剧，理解似的点着头，低声地说：“对着哩，就是这个样子！”《三姊妹》是描写一个妇女在生产上获得了成绩，因而提高了自己在家庭的地位，她的两个姊妹来到她的家里，向她学习纺花织布的手艺，最后政府知道了这件事情，给了这个妇女荣誉的和物质的奖励。《王小二开荒》《二流子转变》《推小车》虽说已经演出许多次了，但因内容生动有趣，依然给观众带来了快乐。

秧歌队自己动手编写的，有《访白德》《金枝梅花落》《新道情》。《访白德》是用群众最为熟悉的《钉缸》调，叙述一个农民去白家峁访问清涧劳动英雄白德同志，向他学习生产经验，他们两个农民从锄地、上粪、种棉、增长粮食、开粉房等生产经验一直谈到优抗、防奸等大事。《新道情》开始就是那个在《刘二起家》中的农民在边区自由广阔的土地上快乐兴奋的开荒，接着一对饥饿褴褛的河南难民上场了，这个边区的农民立刻把自己随身带来的馍馍给难民吃，于是，他们是用最普通的道情调对唱起来：一个哭诉着河南的天灾人祸，另一个却兴奋的歌唱着边区自由快乐、丰衣足食的生活。《金枝梅花落》是一种民间的群众合唱歌曲，被我们填进了新的内容，一大群人有的拿着木梆子，有的拿着铜锣，有的拿着小铜镲，大家一齐歌唱着舞蹈着，一齐敲动自己手中的乐器，他们歌唱边区军民钢铁一样的团结，在毛主席领导下，在中共十大政策的方针下，充满信心的向着胜利迈进。这是一个雄壮有力的合唱与舞蹈。

清涧机关秧歌队，在春节宣传中发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只要看它为老百姓所欢迎爱好这一事实，就可证明。群众是喜欢看有新内容，真正反映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秧歌的，这次机关秧歌队就给了群众秧歌一个好的影响，很多老百姓唱的秧歌都有着防奸、生产和拥军的新内容，老百姓编的快板和摇旱船也开始用新的故事来演唱了。缺点是：准备和排演得太仓促，因此，有些剧本，如《保卫边区》和《打花鼓》，演出时都太生疏，最重要的，是这次排演的剧本，大都采用别人的现成品，自己动手创作的勇气还不够，这是今后应该特别努力的地方。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22日

南区宣传队

南区宣传队（秧歌队）是西北局、边区抗联、边区文协三个机关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因为三个机关住处分散，参加宣传队的人员又多不能脱离原来工作，因此，在1月7日召开的三个机关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商定各机关各自准备演出节目，俟阴历年底再集合排演。

宣传队的活动范围是延安县南区，因此就计划以南区群众的生活配合春节宣传的方针来编写剧本。原计划要编写的题材，计有关于吴家枣园与南区合作社的，关于拥军爱民的，防奸与保卫边区的，和关于机关生产的，但结果有些没有写成，有些早已写成，但在排演中发现缺点太多，又把它取消了。关于吴家枣园和南区合作社的两个剧本是写成了，却没有排出。

对于戏剧工作，除文协几位同志外，其余同志是没有经验的。开始写出来的剧本常常是包罗万象，不能集中的表现生活的特点，又缺乏戏剧性和故事性，在排演时才感觉到这些，后来在集合排演时，经过深度的讨论与修改，才算勉强挑出几个演出了。在导演上，也因为没有经验，只能大体看到演员的哪个动作那个表情不像，不能具体的说明或做出样子来使演员照着去做，演员又多是没有演过戏的，在文协方面，他们先就采取了集体创作的办法，集体写剧本，集体导演，演员则直接向老百姓学习神态和动作，因此，他们工作的进行是比较顺利的。

经过两个星期的排演，到阴历年底，总算排出了《变工好》《王有才归队》等七个节目。到了阴历正月初三，就开始演出，总共前后演了10场，计在农村演出6次，观众共计约有2800人，在本市演出四次，观众共计约有3300人。

演出的节目中，最受农村群众欢迎的是《变工好》，这个剧用非常具体的事实，证明了参加变工队的好处，一个名叫陈二的农民，最初不愿意参加变工队，独个儿吆着牛耕地，忙得不亦乐乎，顾得了捏粪抓籽，顾不了牛，顾得了牛，又顾不了撒籽，一会儿牛跑了，一会儿牛吃籽了。这正如三十里铺一个62岁的老村长所说的，那一满是“实地环境”，他们是完全“解得开”的。在十里铺，当剧中演到牛套歪了的时候，有一个农民自动的上场准备帮助修理，在二十里铺的场上有人焦急地对陈二喊：“快变工吧！快变工吧！”还有小孩子喊：“牛跑啦，牛吃籽啦！”最后，陈二明白了变工的好处，才转变过来参加了变工队。三十里铺南区合作社分社的一个记账员说：“演这个戏比什么宣传都好得多，因为它给观众一个实例看了，农村里就有这号不参加变工队的人，怕自己给人家做得多，人家给自己做得少。”又当我们在庙儿河演出后，第三天在新市场演出时，庙儿河一个老乡跑来着急地问我们：“那个演二流子的演过了没有？”（注：在吴满有乡上，群众把不参加变工的人叫作二流子。）当我们告诉他还没有演时，他才高兴地放心了，一直等着看这个戏。可见越是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的东西，就越为群众所爱好，它所有的教育作用也很大。

另一个节目《纺毛起家》，在演出前，我们的演员对它的信心很低，但在第一次演出后，却证明它也是比较地为群众所欢迎的。原来这个剧中所写的延安市劳动英雄武丕业、常英兰夫妻两人由米脂移来延安市后努力纺毛起家的故事，早就为南区的群众——特别是三十里铺和红寺一带的许多米脂移民所熟悉，因此不管一个剧本在艺术观点上说还有它的缺点，但它却还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当它在三十里铺演过后，一个中年妇人对她的14岁的女儿说：“看人家也是上面下来的，咱也是上面下来的，你以后可要操心纺线，再不敢串门子了！”在红寺演出时，一个年轻的女人说：“人家武丕业常英兰一年纺八百斤，咱能纺上一半也就行了！”演过后，几个老百姓走到演员住的窑洞里，纷纷争着讲话，有的说“武丕业自小就是一个乖娃娃！”有的说“真是下了延安才发了家！”

《女状元》是将《一朵红花》一剧稍加修改而成的。剧情是写一个妇女被奖为劳动英雄的荣幸。她的受奖，不但使她的婆婆喜欢的不得了，还使他的落后的守旧的丈夫对她改变了态度。这也是很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个剧，在红寺、在二十里铺，许多妇女说它是“决定（对）的好”。三十里铺一个老太婆看到剧中胡二嫂的丈夫反对胡二嫂帮助人家生产时，说：“看那男人还比不上人家婆姨女子！”

此外，还有《王有才归队》和《冯光琪锄奸》，也都受到群众的欢迎。《陈家福回家》因为剧本太松懈，《陈团长担粪》因为演得太生，都只演一两次就停演了。

总的说来，我们的秧歌队，虽然还有许多缺点，比如服装太暗淡，音乐不够热闹，但这几个剧在群众中是起了教育作用的。二十里铺一个70岁的老汉从头看了全部演出后对我们说：“这些戏都是劝人好，劝人好好生产，多打粮食，光景就过美啦！”一个青年农民说：“看了你们戏后，男的就要好好变工生产，女的就要好好纺线线！”一个大车夫说：“你们的戏宣传教育很厉害，今年我要叫我婆姨好好纺线做劳动英雄！”三十里铺一个开饭店的说：“不好好生产的人看过戏以后，也会好好生产了！这跟政府叫咱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在农村的几次演出中，我们看到，边区群众由于有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对文化娱乐要求是非常热烈的，当到达三十里铺时，很多群众问：“延安公家的秧歌队多得很，为啥不到咱这搭来呢？”同时又看到，群众是喜欢新的秧歌，而对于农村中的旧秧歌却表示不满意了，因为新秧歌不但真正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劳作，而且都是叫他们上进，叫他们学好的。农村中旧有秧歌还没有什么改进，我们听到许多观众讲：“老百姓的旧秧歌是酸的（淫荡的意思），不如你们新的好。”“你们能根据实在的事情演，老百姓能看懂，又是新的，老百姓喜欢看，旧秧歌是老一套，都不爱看。”三十里铺一个老汉说：“你们的秧歌好，都是新世事，乡里闹的都是古时的。”二十里铺的一个青年说：“你们的秧歌有故事，一满是讲生产，年轻人都爱看。旧秧歌，没意思！”一个鞋匠说：“旧秧歌脏死（淫秽的意思）了，我看都不看，你们的秧歌我直站着看，不想走。”红寺一小伙子郭生荣说：“你们的秧歌演的就一满和真的一样，我从三十里铺看到红寺，美美地看了两场！”这就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延安的秧歌不但应该更多的下乡去，我们还要注意如何改造群众中旧有的秧歌队与培养新的秧歌队。

最后还应该说到我们的秧歌队到农村中之所以得到千万观众的欢迎，还是由于出发前已和地方上取得联系，地方上负责人帮助的结果。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

检阅延安新文艺运动的成果

八大秧歌队前日会演

演出者：

保安处：《红军万岁》《冯光琪锄奸》

延属分区：《红军大反攻》

枣园：《动员起来》

行政学院：《好庄稼》

中央党校：《牛永贵挂彩》

西北党校：《刘生海转变》

西北局等：《女状元》

留政：《刘连长开荒》

《本报讯》前日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八个秧歌队，以其为工农兵及当前政治任务而服务的具体内容，集中表演于杨家岭——一年零九个月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所在地。干部观众2000余人，党中央诸负责同志亦多莅临。此次会演的重要意义，乃对于这一年零九个月来延安文艺运动新方向的一个检阅，故是日虽风沙大作，但观众仍极拥挤与兴奋。上午11时表演正式开始，为了纪念苏联红军二十六周年，特以保安处秧歌队的《红军万岁》开头，而以延属分区秧歌队的《红军大反攻》殿后，观众随红军之每一胜利而报以热烈的掌声。八个演出单位中除上述两剧外，尚有七剧均是表现我根据地内人民在生产、自卫与防奸运动中的战斗过程和模范事迹。枣园文艺工作团所演出的《动员起来》，是表现农民个体劳动到组织起来计划生产的一个思想斗争，以从二流子转变到积极劳动的张拴夫妇为中心人物，张拴的妻子惑于旧社会“人人谁不为自己”等等的成见，虽自己勤俭持家，但反对丈夫张拴参加变工队，经过了村长以自己参加变工获利特大的事迹，并从具体的事实上逐一解释了她的疑虑后，于是夫妇二人都欣然参加变工，并互相竞赛。该剧在新年期间共演出20场，观众约两万人。安塞真武洞的一个老百姓说：“婆姨是旧脑筋，解不下变工的利益，村长给她拿新脑筋转换了。”这对于劳动英雄陈德发创造模范乡的工作起了配合作用。延安市西区区长对该队的同志说：“你们演出一次，顶我们开一个月的会还强。”行政学院所演出的《好庄稼》，是介绍棉花、马齿玉米、狼尾谷、美国洋芋四种庄稼的好处，它把事件人格化了，通过自己有趣的深切说白，来向群众宣传种植这些品种的好处，由于其内容的切合实际与表现的新鲜活泼，很受农民欢迎。该剧在延（安）县柳林、罗家岩、十里铺、七里铺等地出演时，若干农民及妇女都当场自动地谈论起来，他们计划今年也要试种。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是描写敌后人民爱护八路军的典型事例，河北满城老汉赵守义夫妇，为了保护一个受伤的“八路同志”，虽被“皇军”打得死去活来，但他和她没有丝毫动摇，并且仍用着一切方法来爱护这位光荣的战士。而牛永贵却总是不肯因为自己的关系连累他的“爸爸”——他这样称呼赵老汉。这里，无怪日寇说：老百姓、八路军——八路军、老百姓，叫我“皇军”看也看不清。在近月来18场演出的四万多观众中，当日寇野兽般地把赵老汉打得气息奄奄时，曾经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恨。在这里真实地表现了敌后军民亲密的血肉联系。保安处秧歌队除演出《红军万岁》外，则为描写边区劳动英雄《冯光琪锄奸》的故事，为了对于革命的忠诚，冯大公无私地揭露了他的姑丈和堂弟——破坏分子，该剧在某处演出时，曾促使一个失足者幡然悔悟而立即坦白。西北党校秧歌队的《刘生海转变》，久已脍炙人口，在延（安）县柳林区演出时，逗留在亲戚家中的杜甫川农民贺生福看完之后，就走进场去激动地抱住剧中的刘生海说：“你真演得好，一下子就说通咱了”。而更多的群众则都自动地说：“叫咱村里的那个二流子来看一下才好哩！”南区秧歌队（西北局、边抗联、边区文协合组的）以发展自己、组织别人的妇纺英雄为题材，演出了《女状元》（剧名）的光荣——她的丈夫再不敢欺负她了。歌词中重复地唱：“妇女要解放，就要生产。”这正是南区妇纺发展史中现实的道白。留政秧歌队演出的《刘连长开荒》，虽由于剧本的限制，但因为演员对爱民政策的熟悉了解，在奋勇地助民掏地动作等等事实上，忠实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儿子——八路军的爱护与帮助人民的革命品质。该剧全部演员是由从未演过戏的警卫员、理发员、生产员和报务员四人所组成。延属分区秧歌队所演的《红军大反攻》，是高跷哑剧活报，50余个演员都是战士，剧情的设计和创作则是由两位长征老同志担任的。整个故事有力地表现着苏联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与希特勒的死亡结局。

综合一般观众的意见，在干部中多认为宣传具体政治任务而为群众所乐意接受的这种文艺活动，实是发动群众运动的有力武器，在农民群众中，“一满是咱们自己的事”，可算做他们普遍的评语。而和群众中过去的秧歌相形之下，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太差了。此次秧歌检阅的结果，可以证明：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的光辉昭示下，革命文艺已和广大群众逐渐密切结合起来。按延安秧歌剧去年春节开始尝试，但当时尚仅限于若干专门的戏剧团体，去年年底延安主要职业戏剧团体经分别派至各分区后，在旧历与新历年前，经西北局的领导与发动，各机关、团体、学校遂纷纷成立业余秧歌队，据不完全统计，现延安市已有30余队，参加演出的人数约在二千以上。上列八单位乃系西北局宣传部由延安所有秧歌队中根据不同之剧情所选。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

陇东深入拥军、生产、防奸宣传

农民纷纷成立秧歌队

“社火”旧形式新内容大受群众欢迎

作为民间文艺形式的“社火”，自旧历新年以来，已在各地展开广泛的活动。除有七个“社火”是由各区党政帮助组织者外，有更多的“社火”团，则都是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他们自正月初四五即开始活跃在各个村庄宣传拥军、生产、保卫丰衣足食的边区。九日庆阳举行全县基干自卫军大检阅时，高迎、新堡、赤诚、庆阳市、三十里铺等各区“社火”，均于当晚集中操场趁机配合表演，并举行友谊比赛。30多里以外的乡民都赶来参观，万头攒动，盛况空前。所表演的节目有闹龙灯、狮子、旱船、小车、高跷、武术、扭秧歌、打花鼓和飞机撒传单等，此外还有秧歌剧——高迎区《黑牛开荒》，庆阳市《劳军》《耕田》，三十里铺《夫妻开荒》《揭地》，其内容都是反映群众拥军与生产热潮，以及群众防奸斗争等等，这些都是群众所熟悉的，所以每场都宣传得全场叫好。因节目太多，各“社火”团以三天的时间，曾继续在各处广场、街道分别表演。从下列节目与事实中，可以看出新文艺运动的群众性：当庆阳市的《去运盐》《勤纺织》，三十里铺的《二流子转变》《变工》《减租》等剧每到一处表演时，群众即蜂拥而至，争先赏看。最为大家称赞的，是这些秧歌剧都是他们——群众自己所创作。30里所演的五个剧，是一个识字不多的乡文书和几个不识字农民所集体编撰，虽然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性的创作，但已足以显示了他们的艺术天才，因为这些艺术都直接地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地委、专署特奖励“向前努力”的锦旗一面。其他各“社火”团亦分别获得通俗小册子和唱本等奖励。

又：合水县政府的秧歌队，规定旧历正月初一到十五为劳军时间，13日该队出发西华池劳军。新编的拥军生产小调如《劳动英雄徐尚贤》、《转变了的二流子胡狗熊》等，颇受欢迎。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

行政学院的秧歌队

樊定国

行政学院的秧歌队自古历初五到十五，前后在延安、柳林、罗家崖、王家沟等地方表演了15场以上，观众达万余人。

他们演出了《张里贵与八路军》《好庄稼》《山药蛋》《变工队》等节目，其中较精彩的要算《好庄稼》《变工队》《张里贵与八路军》。

《张里贵与八路军》表现了八路军与群众是一家人，像鱼和水一样。张里贵在过年时，一手拿肉，一手提酒，给八路军拜年。他感激着，自从八路军来了，穷人翻了身。《变工队》写赵禄不仅是边区的一个模范群众，而且是一个模范党员，他那大公无私的负责精神，表现了边区群众的本色，他担任着变工队长。为了组织变工队，劝东家，说西家，不愿叫一个能劳动的人站在变工队以外。他口里常说要把人组织起来力量大，多开荒，多打粮，“备荒备战”。在他劝说下，终于使得固执的赵老七也参加了变工队。

特别为群众欢迎和爱戴的，要算《好庄稼》，这节目在有些地方表演，群众要求演第二次。《好庄稼》是去年在边区展会上得过奖的和政府号召人民多种的美国洋芋、马齿玉米、棉花、狼尾谷等等。他们以四人装扮的角色，各以快板的形式，以群众语言说出他们各个庄稼的好处和产量。首先上场的是棉花、玉米、美国洋芋。他们在争说着产量。正在争吵时，狼尾谷上来说，大家不用吵，我们都是好庄稼。这个剧的角色，棉花、洋芋配的适当，演时词句流利，群众很称赞。人们看到行政学院的秧歌来了，就说，棉花、美国货来了。

2月4日，他们打着“自卫开荒”“耕二余一”“拥护八路军”等牌子赴柳林去表演。七里铺的群众也赶着去看。我们因时间关系打算只表演《王得归队》等三个节目，一个居民常老汉就跑来说：“你们为啥不演《美国洋芋》（即《好庄稼》）？”当时我们就决定增演《好庄稼》。演完散场时，听说美国洋芋一垧地收四千多斤，居民常幸福拍着手说：“美国货这样好，比当地洋芋好得太，今年一定要种它几垧来防灾。”

我们在七里铺表演时，该地变工队长田成一说：“变工队里的赵老七，不听赵禄劝，不愿参加变工队，这样人若是在我们的村里，一定要斗他。”最后赵老七参加了变工队。许多观众说：“这才是边区的好人。”

第二日，秧歌在宋家崖表演时，几分钟之内全村十几口人家，婆姨小孩都来了，每家都把门锁上。演到《好庄稼》时，冯童旻的小孩在家里哭，他叫他婆姨回去，把小孩抱来看，婆姨怕去抱娃时看不到《好庄稼》，说：“叫娃哭一会怕啥？”宋金荣老汉看了《好庄稼》，又看见牌子上写“耕二余一”，便说“旧社会耕九余一，都没办法，现在耕二余一，可有办法。”他又说“你们提耕二余一，赶我看来，大概能做到耕一余一。”

这些都是我们秧歌演出时所获的群众反映。不过我们自己还得好好检讨研究，以求改进。譬如演美国洋芋的，显得有些过于轻佻，以及其他缺点，这都是应当加以注意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28日

马栏的春节秧歌

周前

马栏各机关的春节秧歌队，从旧历元旦开始至五日止，共出演了五天。并分别到十里内的乡村，向抗属拜年，对群众表演。许多老百姓跟着秧歌队从这村到那村，看完这个单位的节目，又去看那个单位的节目。马栏街的李凤发说：看今年的秧歌比看戏还美呢！西河铺的孙老婆因为“解不下”，是向来不大看戏的，这次看秧歌，却高兴极了。

关中“八一剧团”是一个职业的剧团，他们的特点，是演员较有经验，演技比较熟练，这次演出的节目有《边区好》《老百姓夸赞共产党》《群众锄奸歌》《慰劳八路军》《张丕谟锄奸》《生产好》等八九个。其中除《张丕谟锄奸》等有丰富的情节，其他多是比较着重歌唱，剧情较为简单。他们利用［七枝花］［珍珠倒卷帘］［绣荷包］［钉缸］［红娘子］等调子，配上新的内容。他们的和谐的歌唱，正和马栏人民的美满的生活相协调，因此很受观众的欢迎。

马栏各单位的秧歌中最为群众爱好的，是整训班的《组织起来》、《老百姓慰劳八路军》和《大家来锄奸》三个秧歌剧。这三个秧歌剧都是剧团的同志自己动手编写的。《组织起来》是以劳动英雄从延安开罢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回来，传达毛主席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为中心内容。边区群众对于各级党政奖励劳动英雄、热爱劳动英雄，早已成为大家普遍留心的大事，特别是对于到延安开会的英雄们，他们回来之后，本村和邻村的人都来向他们祝贺、讨教。《组织起来》就是描写这样的事实。劳动英雄回来了，来看望他们的群众，听了他们传达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还没有等得劳动英雄详细说完，大家的热忱已经非常高涨，于是男、女、老、少都一齐歌唱着《动员起来》。《大家来锄奸》是描写自卫军盘查放哨，认真防奸的事实。《老百姓慰劳八路军》是描写边区群众慰劳军队的真诚，歌唱边区人民在党政领导下，在八路军保卫下努力生产，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另外，关中师范的高跷、民歌演唱、《二流子转变》也颇受欢迎。特别是马栏小学生的《兄妹开荒》，那种边区儿童的健壮、活泼的姿态，更充分表现了边区人民生活的幸福和愉快，博得无数观众的连声称赞。

马栏各机关春节的秧歌活动，是第一次尝试，它所以能得到相当的成功，是因为它遵循了毛主席关于文艺政策的指示，和学习了延安新秧歌经验。这又一次的证明了只有面向工农兵，表现工农兵，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2日

乡下秧歌

桑夫

随着春节的到来，乡下的秧歌活跃起来了。

“吴满有乡宣传队”的红旗，从吴家枣园，飘扬过延安市、杨家岭、川口区……到处受到欢迎。随着锣鼓的响声，后面跟着成群的观众。吴满有老英雄站在大旗下面，穿着新的蓝布棉衣，头上包着白头巾，红红的脸上，时常露出和蔼的笑容。每到一处老吴总是先讲几句话：“同志们！我们的秧歌闹得不好，只是给同志们来拜年的……请大家多原谅，多批评。”观众回答以热烈的掌声。人群中掀起了一阵小的骚动。大家在议论“今天看到了吴满有的秧歌，而且又看到了吴满有。”

《新小放牛》开始了，随着音乐的节奏，跳出来两个十三四岁的小鬼，他们对唱着南区合作社的事情。小演员唱着：

“我手中又把牛鞭拿，十字路口等着她，等他过来问一问，给他说几句调皮话。”手中的鞭子往起一扬，两腿一蹬，眼睛一闭，小嘴一歪，全场人都笑了。只听见人群中说着：“这小鬼还是能行咧！”两个小演员的聪明伶俐、动作的活泼和剧词的动听，都引起了观众不少的掌声和笑声。

《纺线线》的作者是南区合作社纺织厂的主任，因此在剧本里所提到的问题，都是非常实际的，剧中对话也都非常生动活泼。另外，他们还演出了自己编的《地狱天堂》和《新接生法》。他们的队伍中有延安最受欢迎的腰鼓，一般人看后都是这么一句话：“打得好！”

那天，老吴带着秧歌队去给毛主席拜年，演完以后，毛主席请他们吃饭，临走时还讲了话，还和每一个人都握了手送别，回来走在路上，人们都高兴的不得了，都说：“毛主席可真把咱抬举的不行咧，这回回去要好好生产，好好学习文化咧！”

正月十三那天，老吴的秧歌队和鲁艺的秧歌，在延安县政府门前会合了。两家互相让着：“你们先走！”“你们先进！”谁也不走在前面。结果鲁艺工作团的大旗和吴满有乡宣传队的大旗，同排并进，两套家具敲起来真是锣鼓喧天，老吴和鲁艺的领队同志，手拉手儿跟在后面。

那天，县政府里“乡下的秧歌”和“下乡的秧歌”做了一天热烈的会演。

川口区六乡的秧歌，是劳动英雄杨步浩和模范变工队长兼读报组长梁秉成领导的。往年，他们庄上秧歌闹得不好，去年梁秉成开了文教会回来以后，知道今年秧歌要好好闹，闹新的。众人听说梁秉成来领导，都说“有办法”，就都自愿的来了。

配合着拥军工作，敲起鼓，打起锣，扭起秧歌，赶着两口大猪，送进了和平医院的大门。

伞头郑月旺是个拦羊的雇工，去年他听说要闹新秧歌，于是就在放羊的时候，把羊儿赶上山，手里拿着小铲子，跟着后面，编起剧本来了，几天之后，他的作品出来了，名字叫《二流子变劳动英雄》。

正月里，他们的秧歌走遍了六乡，每个老乡家都去拜了年，演出了他们新编的《二流子转变》《难民》《新年快乐》和《新水船》。

领唱秧歌的伞头，往往是见什么人编什么唱什么的，从前，总是唱升官发财，但是今年他们不唱封建迷信的东西了。郑月旺说：“不过光唱打日本、国共合作，唱的太多了，老百姓听的也没味了。”于是他就自己编起来了。一次走在一个老乡家里，院子里放了一个喂猪的食槽，猪听见锣鼓声惊跑了，他就唱起来了：“左一瞧来右一瞧，这搭有一个猪食槽，猪食槽实在好，喂的个猪儿肯上膘。”唱完，听的人都笑了。他说这样又新、又好、又不迷信。

由于他们组织得好，还有四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来参加，同样在秧歌舞的行列里，唱着新社会的秧歌。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5日

中疗秧歌队

萧毛

中央疗养所在春节中为了对附近老百姓进行宣传，成立一个秧歌队。因时间仓促，不容许另行创作剧本，便选了《赵富贵自新》，并把《二流子转变》加以修改和充实。这两个剧，在延安已演过多次，可是这次演出的主要观众是赵家崖一带的村民，他们还没有看过，演这两个剧，对他们来说还是新鲜的。

秧歌队的成员，大半是杂务人员，如炊事员、勤务员，与极少数的护理员和行政工作人员。此外还有当地十几位老乡也来自动参加。他们不但很热心地代借衣服和锣鼓，而且自始至终地参加演出。譬如石圪垯的村民杜四，他饰一个老婆婆，为了“扭”得好，他特别卖力。秧歌队一连在赵家崖、解家沟、何庄坪、金家湾、石圪垯等村演了六天，他没有一次不到。

当秧歌队在附近各村出演时，颇受村民欢迎，特别是《赵富贵自新》一剧，观众受了更深的感动。比如在赵家崖出演时，许多老乡都被感动得暗暗地流淌眼泪，老乡们完全了解这个剧情，他们纷纷谈论着，用同情的眼光凝望着赵富贵夫妇，说：“赵富贵上当了，你瞧，他的婆姨多难过！”但是对主犯的特务头子大掌柜则用仇恨的眼色瞪着他说：“嗨，妈的，他的心真狠！”他们不但同情或憎恨剧中的人物，由于受了戏的感动，他们也爱起饰演张玉莲（赵富贵之妻）的演员来了，后来竟有些孩子们来拜这个演员做姐姐，还有杨湾村的菊花、凤英等四人也来和她结拜姊妹。但是对大掌柜怎样呢？他们恨透了，甚至忘记他是一个戏剧的演员。在何庄坪老乡请秧歌队吃饭时，当时有一个老乡说：“不让那大掌柜吃饭，他心太狠了！”从这事实说明老乡们对于那些破坏边区的坏分子是如何痛恨！

自从这秧歌队在石圪垯村第一次演出之后，附近各村即传遍了。有些村子，秧歌队去得迟一些，那一村的老乡们就说：“秧歌队不会看不起咱村吧，要不是为啥不来呢？”可见老乡们是多么喜欢新秧歌。秧歌队每到一村，都受到该村热烈的欢迎与招待。比如当秧歌队到达何庄区政府时，即受到鲁区长和村民们热烈的接待，鲁区长并且极关切地问：“你们是不是在这里过夜？如果是，咱们就备晚饭和歇的地方。”还有何庄坪，当秧歌队未到达该村之前，该队的烧饭同志已带着粮食先到村子，但是村民们和村主任却无论如何不让他做饭，他们说：“咱们村子有这么多的粮食，还怕不够你们吃的吗？”等秧歌队来到了再向村主任谢绝时，村主任便笑着说：“要是你们不吃咱村里的饭，就不要演秧歌了！”他再三热烈地劝请，秧歌队同志们再也不便辞绝他们的盛意了。等演出完毕每家主人笑嘻嘻的领着一二位同志去吃饭，可是还有一二家无人可分配了，那一二家人便显得很不高兴。在吃饭时，有同志对老乡说些感谢的话，老乡却说：“哼，不要客气，咱们的粮食多的太哩。大前年咱要交六石多公粮，前年交四石多，去年咱就只交两石多了！”

这都是秧歌队所看到和听到的情形。下面再举出一个秧歌队以外的同志的反映。这是该区管理局第一保管处的一位同志给秧歌队的一封信的摘录：

……你们这次的秧歌搞得很好，因为在何庄坪收效甚大。当你们走后，人群经久不散，男人、女人，各围成一堆，纷纷议论着，都说：“心被感动了。尤其是《赵富贵自新》一剧，更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的说：“特务坏蛋真可恨！”有的说：“共产党待人真正好！”有的说：“赵富贵良心不昧是好人。”有的说：“特务套儿真正狠！”……有的在言传剧情的真伪，有的则议论着本村也应来个整风……就是本处的战士们，去看了归来，他们也都不断地谈论着你们的演出。都说：“看一场秧歌比上一堂课有意义。”又说：“当看到紧张时，鼻子里怪难受的劲儿只是冲，眼睛内忍不住的泪水偏偏要向外流，假如再演下去，将会把人难受死了。幸好，在共产党宽大政策下，赵富贵自新了。”……你们演出的《二流子转变》，也收到很大效果。当秧歌队走后，一个平日有点“二流”的人难为情地说：“今年可要好好生产，再不敢当二流子了。”……总之，你们这次搞的秧歌，是成功了的。这由于剧本选择的适合，演员表情的逼真，以及唱词、对白都用了纯熟的陕北话，使群众都喜闻易懂的缘故……

最后，要特别一提的，是始终参加秧歌队的石圪垯村民杜四，他在这次闹秧歌中，体验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机关生活的活泼和愉快，他表示想参加中疗或其他机关的工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7日

工人秧歌

颜一烟

头一回看见

咱们闹秧歌已经闹了两三年了，可是，像南区工人秧歌队这样的秧歌队，咱们还是头一回看见！

130多个工人同志，唱的都是工人自己的歌，演的都是工人自己的戏，浩浩荡荡，从南门到北门，三天八场，有将近两万的观众……这样的秧歌队咱们看见过吗？

这个秧歌队，是“被服”“交通”“纬华”三个厂联合组织的，一共有大小12个节目，其中十个都是反映工厂情形和工人生活的，如：《生产节约》——一方面宣传在敌顽封锁之下，咱们边区今年的被服供给政策，一方面批评了个别不知节俭的穿衣服的同志。《植物染料》——表现在敌顽封锁之下，咱们边区工人是怎样地和敌人作斗争，克服困难，保证了染布颜料的供给。《比家还好》，描写两个难民，从河南逃到边区，进了工厂，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帮助，他们感到亲切，感到热爱，感到工厂“比家还好”。快板剧《黑板报和王德发》，反映了一部分被服厂去年十月间“棉衣突击”的情形，一方面也反映了黑板报的力量。《回家》反映了被服厂女工生产学习的情形，一方面批评了冬天就想回家的个别同志。特别应当介绍的，是两个快板：《炊事员老韩》和《高陆翻身》，这是纬华厂的工人同志自己写的，前一个描写工厂的炊事员同志如何积极工作，做出种种好菜好饭，提高了生产效率，内容好，词句好，更加上作者熟练的演技，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南区工人秧歌队”的大红旗还没走到边府门口，就被一万多观众围了起来，不能进去，就在大场子上演，连打四个场子打不开，最后还是警卫同志帮助打了一个场子，节目才能上演。——一万多观众都看工人的秧歌哩！

《生产节约》剧本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咱们边区工人有民主、有自由、有丰衣足食的生活，所以就能发财咧！”——在这里，咱们再重复着说一句：“咱们边区工人有民主、有自由、有丰衣足食的生活，所以就能有这样的工人秧歌队咧！”

回到家了

旧历正月初四日。

队长宣布了今天拜年的地方：杨家岭、王家坪、联防司令部。

“今天要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各位首长拜年去了，咱们可要加油呀！”

从七里铺到杨家岭，几百观众，跟着“南区工人秧歌队”的大红旗，跟着这130个人的队伍。

渡过结了冰的延河，队伍里一个个都兴奋地喊起来了：

“看咧！咱们回到家了！”

“就要看见咱们的毛主席了！”

还有一位同志，更兴奋地说：

“咱们要不是闹秧歌，怎么能够回到咱们家里来过年呀！”

节目多，怕首长们看得太累，所以只演了七个节目，可是每个被减去节目的演员，都跑来问：

“为什么不让我们给毛主席演呢？”

在节目上演的时候，不断有一些同志，像报告什么机密消息似地，跑过来悄悄地说：

“某某首长出来看咱们的秧歌咧！”

“吴老坐在右面哩！”

“咱们朱老看咱们的秧歌，眼睛动都不动哩！”

刚从友区来到工厂不久的一位同志感慨地说：“哎！我活了半辈子了，这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位中央首长，坐在那儿看工人演秧歌。他妈的，外头那些官们，谁把咱们工人当人哩！”

不但看咱们的秧歌，毛主席还请咱们吃饭咧！

坐在我旁边的，是被服厂的劳动英雄曲老汉，他一面吃一面向我们同桌的两位刚从友区来的同志说：“你们看！这就是边区！这么漂亮的食堂，可是，像宴客似的招待咱们这130个工人！——这样的事，你们在外头看见过吗？”

我们正在谈着的时候，忽然别的桌上一位同志站起来高兴得大声喊：

“咱们工人今天回到家了！大家要多吃呀！”

到王家坪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点起汽灯，在台上演。

叶参谋长关心同志们的健康，告诉我们的队长：“同志们走了这么多路，又已经演了两场，恐怕同志们太累了，今天在这里少演几个节目吧！”队长把参谋长的关心传达给大家，并一个个地问他们累不累？他们一致的回答是：“不累！”有的同志还说：

“给总司令演戏，累也不怕！”

参谋长的关心，抑不住工人同志们的热情，这晚一共演了大小十个节目。

首长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演完戏，让汽车给送了回来。

尽管天已经很晚了，尽管走了二三十里路，演了三场戏，工人同志们都没有一个表示疲倦的。

艺术是咱们的

这次秧歌队演出效果很好，很受观众欢迎，（可惜因为工人同志都要上工，不能多演几场，让咱们延安的观众都能看到！）工人同志们都很高兴，每天演出回来后，总有很多人和我谈到半夜。

一位同志兴奋地说：

“哈哈，我过去老是想着，咱们工人还能搞什么秧歌队？可是这回我可知道咧！咱们工人也有艺术呀！”

“就是嘛！那两个快板不就是咱们工人自己编的吗？我看那就一满艺术着哩！”另一同志说。

“不单是那两个快板呀！”我说，“纬华厂的管弦乐队，被服厂的打击乐队，不是也都很好吗？”

“这话可是对着呀！”被服厂的一位参加乐队的同志，同意了我的话，又兴奋地接着说，“别看咱们不认识‘多、来、米、发……’，不懂什么‘爱调’、‘笔调’，可是你们一唱，咱就能跟着拉上哩！”真的，这位同志话说得好，咱们工人同志在音乐方面也能行着咧！

“那天晚会上，交通厂同志的秦腔也唱得满好哩！”又一位同志说。

第一次讲话的那位同志，这时候像做结论似地，大声说：

“所以，我参加了这回秧歌队以后，就从心里觉着：咱们工人也是有艺术的呀！”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3月7日

西北党校的秧歌队

西北党校秧歌队这次演出的节目，有《刘生海转变》《孙老汉拾粪》《组织起来》《抗属家务大家照管》《旱船》《花篮》等。在13场的演出中，观众约有17000余人。

《刘生海转变》是根据劳动英雄刘生海的报告材料写的，全剧分《转变》《生产》《回家》三场。在二十里铺演出时，一位中年妇女看了未转变前的刘生海说：“你看他蹑手蹑脚的就不是好人，坐禁闭应该，就同咱村的白某的亲家一样懒骨头，死命鬼，不动弹，政府对这些人要抓紧。叫那些女二流子看看才对……”当剧中的乡长苦口婆心地劝刘生海说：“两条路，一条是你回去戒烟，有啥困难政府解决，另一条就是不戒烟，婆姨要离婚，叫人家走，叫你坐到禁闭室去戒烟，几时戒完几时出来。”柳林四乡的曹生华说：“好办法，尔个咱的政府不同，给咱们订生产计划，连二流子都给改造了。”接着他用咒骂的口气说：“旧社会的政府就是跟老百姓要东西，还专门制造二流子，这种人比臭虫还多，尔个少了。”仅从改造二流子这点上，也可看出新旧社会的两种图画，旧社会制造二流子，这种人比臭虫还多，新社会是改造二流子，二流子变成了劳动英雄，难怪刘生海被乡长说醒后，非常愤恨地说：“想当年狗白军引我上当，引诱我吸大烟又去赌钱！”接着他感激地说：“共产党禁烟、赌，提倡生产，真乃是民父母为民打算。”

到第二场，刘生海转变赶上毛驴去驮盐的时候，观众的情绪也跟着高兴了，在柳林，一位老乡对他的同伴说：“你看二流子转变了，改邪归正了，有办法。”

到第三场刘生海当了劳动英雄，由延安回来时，大家都报以热烈的鼓掌，这种由二流子转变到当了劳动英雄代表的一幅动人的图画，使很多观众感动地说：“对着哩，这都是教育人哩。”“好乡长，要劝说，还要给粮，公家是给老百姓把心费扎啦。”从这里，反映出群众对于二流子的憎恶，二流子转变后，大家又是如何的高兴，表示亲热。杜甫川一位老乡贺生福，去亲戚家，在柳林看了演出，同秧歌队一块出来，在路上看到扮刘生海的同志，他高兴得一下子抱住他，笑着说：“你真唱得好，一下子给转变了，挂红了！”

《组织起来》一剧，是根据白塬村石明德组织群众生产自卫的材料写成的。这一个剧用很明显的生产的事实告诉了大家怎样进行生产自卫，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从这次演出的反映中，我们看到好多群众对组织变工是认识了。在柳林演出，演到变工队上地时，一位老乡说：“吴满有提出要大家变工，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办法好得太，一个人能做两个人的活。”另一位接着就说：“变工队好，大家一起掏地，掏得快得多。”在变工队正掏地当中，远处响了枪，破坏分子来了，骚扰了他们的生产，于是他们回去放下了锄头，换上了红缨枪、土枪、手榴弹准备战斗了，这时全场空气也变了，变工队的悠扬的歌声，变成了紧张的战斗的呼唤，观众的情绪也跟着紧张起来了。在王家沟演出时，一听到枪声，几个女人猛然跑起来向沟里面看着说：“在哪里？”有一个女人着急地说：“自卫军呢，自卫军哪里去了？”破坏分子上来绑了人，拉了牲口，抢了东西，引起观众非常的痛恨，后来自卫军（变工队）一拥上场的时候，观众中好多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捉住，捉住！”有人喊着还把拳头举了起来，到自卫军把破坏分子捉住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柳林一位老太婆说：“多亏咱有自卫军，不是自卫军东西都被抢走了！”到我们的队伍到达后和自卫军同声高呼：“只要有老百姓同八路军，谁来我们都不怕！”宏亮的声音震动全场时，一位老者说：“军队离不开老百姓，老百姓也离不开军队，尔个谁也离不开革命！”柳林高某说：“变工队就是一面变工一面自卫，就是要军爱民，民爱军。”他们说出了自己心头的话。这个剧使老百姓更进一步认识了“组织就是力量”。组织起来，军民合作，是战胜一切的最好办法，同时我们也看得出边区老百姓，对保卫边区是充满了信心的。

《孙老汉拾粪》这个剧简短精干，是根据孙万福积肥拾粪的经验写出来的，在各地演出中影响甚大。二十里铺演出时，一位老者对他旁边的青年小伙子说：“一定要拾粪，粪是庄稼丰收的助手，人家说得对着哩！”王家沟一位老汉说：“今年好好拾粪吧，上得多就能得多，你看延安都在拾粪么！”这一个剧从思想上，改正了人们对拾粪的认识。

此外，《抗属家务大家照管》是比较差些，《旱船》《花篮》是为了吸引观众，增加趣味而插入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11日

延安市民的秧歌队

禾乃英

今年春节，在延安的几十队秧歌宣传队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阵容最华丽的，是延安市民的秧歌队。

在市府召开的会议上，讨论拥军问题时，大家异口同声说要组织秧歌队拥军，给各机关首长拜年。王会长说：“对！我们在拥军月中除物质劳军外，还要把秧歌闹得好好的，热热闹闹地拥军、献旗！”这样，大家就起劲的干起来了，铁匠杜明海、杨仁义亲自动手打高抬铁芯子，木工范文科、郭供永做木架子和纺纱车，每天早到迟回，并说“拥军同乐是大家的事，多花点工没关系”。还有，借衣服的借衣服，排戏的排戏，所有担负工作的人，都是非常的热心。

他们的节目很多，有十几个：高抬、水船、花鼓二套、推车、武术跑马、模范抗属、模范纺织组、二流子改变、工农兵大联合、弄狮子等。歌词和剧情，都有了新的内容，是宣传生产、拥政和拥军，表现边区人民在共产党和民主政权下的好光景。这些歌词、剧本，是由他们自己编出来的，铁匠工人编了《二流子改变》，晋恒玉的店员张景全编了12个月的水船快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二月里，好春光，军民大家齐动手，组织札工变工队，千万荒山变良田。”

“四月里，四月八，青草长得绿荡荡，赶紧组织运盐队，放场赚钱万万千。”

在动员大会上，鼓励了张景全编得好，要大家学他的创作精神，于是又有人自告奋勇编了《模范纺织组》。

这个秧歌队人数将近四百，演员又很复杂，有工匠、有店员、有本地人、有山西人、有河南人等等，而且住得又很分散，但他们却组织得很好，每一个节目都有专人负责，出发之前规定了共同遵守的公约，回来以后，就进行检讨，大家提意见，互相批评。

他们一共闹了九天，演出了15场。向毛主席和朱德司令等献了旗，这是人民爱戴自己的领袖的最真挚的表现。他们每次演出，看的人都是成千成万，在南门外骡马大会场上演出时，观众足有15000多人，总计15场的观众，不下四万人，这是观众最多的秧歌队了。

他们演出的节目：《模范纺织组》是表现由收花直到织布的全部过程，和纺织组的小组长在这当中怎样领导、检查、发动了大家的生产热情。这给了群众很好的关于纺纱织布的实际教育，提高了群众纺织的热情。在南门外演出时，一个老汉杨某说：“这是提倡边区妇女纺织的好办法。”在北门外演出时，一个从西区来的观众说：“这真是好教育，原来纺织要经过这么多手续呢，婆姨们都学到了。”《十二月快板》是表现人民的生产和防奸。自卫军的武术，每次表演总得到最大的称赞和不绝的鼓掌，老百姓对于自己的子弟的健壮和武艺，是感到极大的骄傲和兴奋的。高台的华丽夺目，正表示着边区人民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所唱的歌，有的是河南坠子，有的是山西小调，有的是本地民歌，表现了各种不同的地方色彩，但都是悠扬悦耳，其中蕴蓄着民主政治下人民的坚强自信的力量。

这样规模宏大的秧歌队，在延安是空前未有的，这不但表示边区人民在生活丰裕之后提高了对于文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充分表现了边区军民的紧密团结，表现了人民对于军队的拥护，对于自己的领袖的爱戴，他们在物质上踊跃劳军之外，又在精神上去慰劳军队。他们抛弃秧歌的旧内容，而表现了新的生活，宣传了新的事物，这是由老百姓自己来改造民间旧秧歌的先声，而一切又全是由他们自己的创意搞出来的，这真正是老百姓自己的文艺宣传队，这种做法是值得在边区提倡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17日

秧歌活动简报

《解放日报》编者按：今年春节，边区到处闹秧歌，发生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我们收到许多报道秧歌队活动的稿子，因篇数太多，只得加以压缩、重编，刊载出来，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战士们喜欢的秧歌

留政宣传队第二队，春节中曾到金盆湾劳军。在那里，演出了《张治国》《军爱民民拥军》《抓壮丁》等节目。在战士中，最受欢迎，而且起了最大的教育作用的，是《张治国》。因为这是真正描写战士的生活的。他们都早已听到过张治国的名字，在这个剧里是具体看到了张治国的模范的行为，生动的姿态。战士们都觉得我们的节目太少了，我们又连夜赶排了《赵富贵自新》和《军民联欢》等。《军爱民民拥军》被要求重演了三次。

马头川的自卫军从二十里路外赶来看戏，老乡们也有从十几里以外赶来的。我们特地为他们演了一晚，观众有三千多人，在节目进行中间，自卫军高呼：“军民像弟兄一样团结起来！”“加强自卫！”“八路军万岁！”等口号。到夜深才散。

在这次工作中得到这样一个经验：战士们喜欢看反映部队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炮兵团的甲等劳动英雄李庭同志，我们征询他对于我们的戏的意见，他说：“张治国的事情，我们从前上过课，好比立起了一架房子。现在看了你们的戏，好比房子里住上人了。”

他们尤其喜欢看他们本旅本团的事情。我们很想到各团部都表演各团的劳动英雄和生产的模范事迹。只因事先我们没有做这样准备，临时又时间短促，赶写不及，“陈团长”虽连夜赶写出来，原拟在马坊村团部演出，也没有来得及排出来。以后到部队工作，这恐怕是我们应大作准备的一件事情，平日应更多的研究各旅团生产练兵中的具体问题，及各连队英雄们的生活情形，只有调查研究深入到各连队，我们的宣传工作的效果，才能深入到各连队中去，最好办到去那一团就有那一团或营本身的节目，那收效当然更大。（留政宣传队第二队）

连上的高跷和秧歌

“战火”部的通讯连和侦察连，在春节中演出了秧歌和高跷。参加的人除了少数干部，大部分是战士，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干起什么都是充满了劲。对于文艺活动，他们也是兴趣很大，热心得紧。他们只利用空余的游戏时间排演节目，从没有耽误过一次投弹练习。

他们的高跷和秧歌，都有了新的政治内容。高跷表现了苏联红军的英勇和希特勒匪军的狼狈溃败，秧歌反映了国内两种人的两种生活，正如那秧歌剧名《天上地下》所表示的，一种是在天上，一种是在地下。他们的表演，老百姓是“解得下”的，而且很欢迎，在黑水寺演出那天，许多老百姓看的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了。高跷剧是赵造来同志（青年电话员）编的，秧歌剧是王炳昌同志（排长）和薛立柱同志（文书）编的。（邓笑朗）

老百姓欢迎我们

医大的秧歌队在春节中曾到李家渠、姚店子、甘谷驿去宣传。因为赶路，在李家渠和姚店子都不能多演节目，虽然群众是那样热烈欢迎。许多老乡说：“延安来的新秧歌，比我们自己农村闹得有意思。”

到甘谷驿时，已经黄昏了。我们料到市商会的秧歌队会来迎接我们的，果然不错，他们出了西门，锣鼓喧天，口号响亮，其中还夹着唢呐声，就像迎亲一般热闹。

“新年新春新社火，远路辛苦不歇脚，请各位同志里面坐，喝杯茶来再商妥。”这是他们的接词。

“军民团结像一家，医大的秧歌拜年来，你们早接我们迟到，各位同志多担待。”这是我们的答词。

根据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只唱一个答词是过不去的，起码也得答三个五个，但是他们体贴我们大冷天走了远路，所以，就让了路，进了西门，我们看见满街灯光耀眼，五彩的标语夺目，商会的秧歌队一道送我们到住的地方。

第二天，我们首先挨家挨户的拜了年，接着就演出了《劳动英雄和二流子》《群众防奸》等节目。最受欢迎的是《劳动英雄和二流子》，老乡们说：“一满能解下，化个啥，像个啥，彩活（好）的太！”

我们预定三天的计划破产了，由于甘谷驿群众的挽留而拖延到五天。我们又连夜突袭排演了《地狱》《逃难》《变工开荒》和《民兵》等几个节目，群众的热情，鼓励了每个演员的积极性。这是我们意外的收获。老百姓和政府对我们太好了，马太婆说：“下这大的雪，你们行路、睡凉炕，还要给我们演戏，闹红火，真冷坏了啊！”徐县长和马市长都几次三番的跑来看我们，关心我们的生活。（皋泉）

工人的秧歌

材料厂秧歌队是在厂长亲自领导下，完全由工人们自己搞起来的。在春节中，他们曾到姚店区童家沟、南沟门等处演出，节目有《刘二起家》《赵富贵自新》《王小二开荒》《送公粮》等。在南沟门演出时，他们和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表演。最能打动人的是《赵富贵自新》，许多观众都看得落泪了。（莫涵）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26日

中央总卫生处的秧歌

志中

春节，中央总卫生处曾组织了一个秧歌队，演出的剧本有两个，较短的一个叫《护士拜年》，是宣传妇婴卫生的，一个较长，叫《三巧出嫁》，共分三场，是宣传预防“出水病”回归热的。在延安前后演出的有五次，老百姓很爱看。特别是在与中直宣传队出发安塞表演时，那出《护士拜年》更受欢迎。又如安塞真武洞的市民秧歌队，曾希望把剧本给他们排演，市长兼商会长也向我们要这个剧本。即如三八节，中央医院及枣园宣传队在延安市西、北两区分别演出这个剧本（枣园系依赖这个剧本重新改编的）时，也同样收到了很完满的效果。

边区人民已得到了“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他们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财旺人不旺”，迫切地希望“人财两旺”。对于怎样把娃娃养大的问题，总是想着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解答，因此，《护士拜年》的演出，不但群众说：“解下了”，而且因能适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在安塞演过后，劳动英雄杨朝臣、陈德发、刘桂英，当晚对秧歌队的讲话中，都谈到要把这秧歌教给他们养娃的新方法，带到他们的村庄里，大大宣传一番。

一个婆婆也是生了五六胎没有活，看了这剧，认为饰赵顺嫂的女主角，真是和她一样，也是生了七个娃没有活的，她很同情的找赵顺嫂拉话，问长问短的。一些婆姨也热心地问养娃的新方法，倾听了新法收生后，就说：“我们过去的方法，一满没有这方法好，怪不得公家娃养的大，我们的娃不容易养大，原来要讲卫生才能成。”接着就有人要求演员们给她们检查或给她们娃看病。如同安塞周开公婆姨，因孕期流血，就叫我们演员检查。

在演出之前，我们虽然调查了一下老百姓，在大正月演出死娃的故事和“传窝病儿”的戏，是否合适，怕太“不吉利”了吧，至少年老的人会有些忌讳，但演出后，结果是证明了几年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培育下的老百姓，早已把那些迷信的遗毒大部分丢弃了，换来了相信科学，相信政府和公家人告诉他们的话，他们说：“都是对着的，还不是为了老百姓好。”这次观众中就有老太婆，也没觉得演这种戏会对她们不吉利。

这次的演出经验告诉了我们，群众是期待着做卫生工作的下乡与群众结合的，而这种卫生剧的演出，也可起一些作用的。只是这次演出没有携带医疗药品，（是怕新年去看病不吉利）而去安塞的演员中，没有去一个医生，因此没有随时为群众看病，解决群众病痛，进一步做实际的卫生宣传。

另外新法接生在乡村是渴望着的，急需推广，如能选择一批妇女干部，给予短期的妇婴卫生训练，及简单急救、医疗及卫生的训练，再分到各县、乡工作是会起很大作用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28日

枣园文艺工作团的秧歌

枣园文艺工作团是去年年底才成立的。当他们还没有动手工作之前，曾仔细研究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一星期的讨论中，纠正了一些没有群众观点的思想，他们一致朝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努力。

新年后他们就开始了春节秧歌的准备，他们根据西北局宣传部的指示，到群众中去调查，集体编写剧本，为了向群众学习，并在群众中考验自己的作品，特邀请了西区的区级、乡级、村级干部，开了一次座谈会，把自己创作的剧本和歌曲唱给他们听，根据他们的意见（如关于剧的内容和音乐）加以修改，以期尽可能地使文艺为群众服务，学习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宣传党的政策。

他们的秧歌剧，从1月25日晚在杨家岭演出开始，中间在西区裴庄、庙嘴沟、孟家湾、枣园乡各个村子的演出，以后又参加中直秧歌队到安塞真武洞去，回延安时，在安塞城和赵家崖两次演出，回来的第二天，到劳动英雄田二鸿村里拜年，紧接着又到西区磨子圩等地和当地的老乡们合在一起闹秧歌，一直到2月22日，又应附近老百姓的邀请再度出演，红军节（2月23日）参加了杨家岭延安各秧歌队的联合表演，先后一共走了14个地方，演出了20次，据粗略统计（除23日杨家岭的观众不算）观众约在二万人以上。

他们的节目有《动员起来》《治安英雄》《劳军去》《自卫》等。《动员起来》是反映边区农民从个体经济分散经营的方式到组织起来的计划生产——以个体经营方式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的思想斗争，其中新内容是从不事生产转变为积极生产的张拴夫妇对参加变工问题发生争论，最后由村长好言解释，便得到了解决。并以吴满有开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回乡和创造模范乡为背景，在安塞演出时，为适合当地的情况，把剧中劳动英雄吴满有改为安塞特等劳动英雄陈德发。

这个剧用夫妻争论的形式，提出和解决了关于参加变工在老百姓中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究竟参加变工有什么好处，这个剧都给了明白的回答。而高亢的歌唱和快板道白的针锋相对，问答如流，更增加了这个剧的强烈、明朗的色彩。在杨家岭演出后，一位负责同志说：这是民众的朗诵诗，并且指出“这是群众的艺术，是合乎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的。”

阴历年初三，他们在西区裴庄、庙嘴沟的老百姓面前演出，当演完剧吃饭的时候，村中的一些婆姨，找到了演张拴妹子的同志，给她一些过年吃的油圈圈，笑着说：“给你嫂嫂吃，叫她宽宽心。”当演张拴婆姨的同志走到这些婆姨面前时，这些婆姨就亲亲热热对她说：“你带上张拴和你的妹子，到我家盛（住）上几天。”

当天黄昏又到孟家沟出演，第二天孟家沟派了两个代表到文工团去，说是“看不厌你们的戏，一定再去演一次”。当地政府工作同志说：“你们闹这一次秧歌，顶我们开一个月的会。”并且说到张拴婆姨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他们村里一些农民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张拴的妹子和村中所讲的变工道理，他们都一满解下了。

旧历正月十一日在安塞真武洞演出时，当张拴婆姨一提出不愿参加变工的问题，观众中就在议论着：“她有道理，变不成哩。”接着张拴讲道理时，观众又议论着说：“他有道理，变成哩。”观众甚至发生了争论“都有道理”，或者“变不成”或者“变成哩”。直到村长把他们争论的问题都解决了，一个观众说：“婆姨是个旧脑筋，解不下变工利益，村长拿新脑筋给她转换了。”当场劳动英雄陈德发也在看戏，他说：“一满实地（实际）解决了问题。”

老百姓对于能够真实地表现自己的生活的戏剧是感到兴趣的。特别是对于劳动方面，当剧中张拴夫妇讨论自己的生产计划时，都笑了，在真武洞演出时一个观众说：“都有计划哩。”当张拴挑粪筐出场时，观众就批评是个勤俭后生（小伙子），张拴婆姨走过去接粪筐，观众就称赞着说：“外个婆姨是个好劳动。”在西区磨子圩演出时，观众中有人喊出“好婆姨”。

老百姓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曲调或改编了的自己的曲调，是熟悉而且爱好的，在糜子圩、安塞等地一些老百姓已经有人记得了剧中的词句。在裴庄、庙嘴沟、真武洞等地，有些老头和老太婆，跟着剧情和快板的节奏点着头，而安塞真武洞和枣园附近的老百姓，已经有些人会唱《动员起来》最后的穿花曲调了。

《治安英雄》是反映延安金盆湾张丕谟式的治安英雄李树红的事实。剧本写好后也曾根据西区西村干部在座谈会上的意见加以修改。在西区磨子圩演出时，演到下雪天李树红加紧巡哨，一个年长的自卫军就对另外一个自卫军说：“坏人就是趁下雪天才活动哩，我们下雪天不查哨对不对。”当观众看到特务逃跑翻山时，就着急说：“咋加（怎么）自卫军还不早来。”当治安英雄在地上发现有坏人走过的脚印时，观众又互相讨论了：“看查哨就是要细细法法操心嘛。”再当治安英雄盘问坏人时，假扮商人的特务分子说：“猪肉一斤二百七。”观众在一旁说：“毬事哩，把话说差了！”这里可以看出边区人民的高度的政治警惕性。

《劳军去》是反映边区人民拥军热潮的剧，贯串全剧的中心思想，是根据边区政府林主席报告所提到的问题“克服单纯物质劳军的观点和为抗属建立家务问题”的思想斗争。演出的效果也很好，磨子圩的老百姓有些人很快的学会了剧中的歌词，并且说：“欢迎八路军的那个戏最好。”

《自卫》是反映边境上反动派遭扰边区人民和我自卫军与八路军相互配合保卫边区保卫人民给侵犯者以迎头痛击的事件。当剧中一家老百姓被骚扰后，八路军俘虏了反动派时，观众说：“要不是咱自卫军八路军赶来，这家人可毬事哩。”此剧多少起了使内地群众了解边界反对派包围与扰乱丰衣足食的边区之可恨情况，而更加提高了他们的警惕性。

此外，还有《拥军》和《自卫备荒》等大秧歌以及歌唱拥军爱民的《数来宝》，这些节目联系起来又是一个大节目，是根据中宣部和西北局宣传部的指示，内容包括了发展生产，自卫备荒，和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等各方面。

文工团的同志在安塞真武洞和磨子圩等地，几次和当地的老百姓联合起来跳秧歌，向老百姓学会了许多秧歌走场子的形式（秧歌的队形变化）和一些歌词语言，磨子圩老百姓的秧歌队告诉文工团的同志，闹秧歌走到一个地方要唱什么，欢迎的人如何唱，被欢迎的人道谢又如何唱，送的人又如何唱，最后他们就这样唱着：“虎登爪，龙翻身，凤凰展翅就起身。”

文工团的同志们，在这次春节宣传中，亲身体验到群众的智慧，看出了群众的力量，从实践中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了自己的思想，特别在安塞听到了劳动英雄陈德发、西区劳动英雄田二鸿等的讲话，受到了群众的教育，这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他们这次演出的真实收获。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29日

秧歌活动简报

杨朝臣的秧歌队

安塞的群众把“安塞秧歌队”叫做“杨朝臣的秧歌队”。这起因是：当他们在小樵湾演出，刚宣布散场，就有十几个人把该队的负责人包围起来，争着说：“闹得美，欢迎你们明儿个到咱村上闹两场。”该队负责人见人这么多，不能一一具体答复，只好说“我们都去！”后沟和新庄的代表恐怕不去，放心不下，就去找杨朝臣说：“公家的社火（秧歌）是来给你拜年，是来抬你举咧，请你给说一下，到咱村去闹两场。”该队听了杨朝臣的话，第二天先到新庄去演，群众就纷纷传说起来了：“还是劳动英雄吃得开，说来就来！”急得五乡的老陈说：“四乡出了个劳动英雄，闹得热火朝天，什么也看上咧，咱五乡今年一定要创造劳动英雄，争一争气。”从此，安塞一区的群众，就把这个秧歌队叫做“杨朝臣的秧歌队”了。

这个队所以得到这个称呼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的六个节目中，有一个最精彩、最受群众欢迎的节目，名叫《新状元杨朝臣》。这是表现杨朝臣的勤劳生产和改造二流子的真实的事情的。陆喜娃是安塞数一数二的二流子，在政府和杨朝臣的劝导、感化下，终于重新做人，开始学好了。这事实是安塞群众人人知道的。自从这个剧在新城演出后，所到的地方如后沟、新庄、枣湾的群众，都要求演这个剧。后沟村代表说：“请先唱杨朝臣，叫咱们村里的二流子看看，动一动心。”

在小樵湾演出时，陆喜娃本人也来看，当他看到剧中的他刚一出场，就羞得低下了头，泪流满面地跑了。第二天该队负责同志去访问他，他的婆姨说：“夜天他看了回来，痛痛地哭了半夜。”他自己对该队负责人说：“咱今年决心学好，定要把光景闹美！”该队负责人安慰和勉励了他一番，并建议乡长给他锄头，帮助他家里解决纺车、棉花及生活困难问题，乡长很高兴地答应了。

在新庄演出时，喜娃的丈人抱着外孙来看，他对该队说：“你们编的戏，一满都好，就是有一个缺点，没有把喜娃的两个娃娃编上。”问他“为什么？”他说：“编上去，娃娃饿的叫唤，叫外二流子看看着急不着急！”

许多老百姓都这里看了，又赶到那里看，枣湾的高富贵一连看了四次，他说：“公家的社火样样都有路数（有意思），美得太！”有的说：“公家的社火闹得美，这会不看，一辈子就耽搁咧！”

富县城关闹红火了

这是在春节中的事情。在劳动英雄和自卫军检阅大会的会场里，一阵锣鼓声和喧闹声，把两万多人的视线由主席台转移到会场的入口处——许多身着各种彩色衣服的秧歌队从那里进来了，这是城关区的秧歌队。他们在这里演出了《刘二起家》和《劝特务坦白》两个节目。黄昏时，太乐、永平、交道等区的秧歌队又爬山越岭的赶到城里。街头巷尾，到处是锣鼓声和音乐声。到县政府拜年的秧歌队，共有八队，县政府门前人们拥挤得水泄不通。九团的平剧又在城隍庙演出，许多老百姓说：“热闹这样多，真不知看哪处好。”

各处秧歌队都带着竞赛的心情，在城关演出。各个秧歌队各有特点。城关一乡秧歌队的节目中，最受人欢迎的是《整风歌》。三乡秧歌队中，最大的特色，是有一个38岁的农村妇女参加，表演坐小车。她是劳动英雄王培有的婆姨，在丈夫影响下，打破了封建观念，他们一家大小，除小媳妇外，全都参加了。当这位农村妇女坐着小花车出现街头时，大家都拍手欢迎。

二乡的节目很多，而且花样新奇，其中最好的是《劝夫坦白》。《新年劳军》表现了富县军民的团结。《模范抗属》《运盐》《开荒》等都是小巧玲珑的短剧。四乡的龙灯也是很受欢迎的。

甘泉的荣院宣传队

荣院拥爱宣传队是以“血花剧团”做基础组织起来的。在春节期间，他们差不多走遍了甘泉各地。在较大的18个地点公演了秧歌18场、剧20场，共计观众约有1300余人。这次的演出证明：反映了群众真实生活的剧，是为群众所喜爱的，这和往年的花剧社只演旧剧，同时带有一些旧戏班子习气的作风，大有不同。

他们演出的秧歌节目，有快板《拥政爱民》《小放牛》《耍猴》（表现法西斯强盗的嚣张）《推小车》《赵富贵自新》《兄妹开荒》《拥护八路军》等。《赵富贵自新》曾收得很大的效果，曾使很多人落泪。

剧的节目有《血泪仇》，演了五次；《害与救》演了两次；《二流子转变》演了八次；《甄家湾》演了五次。这些剧都收效很大。劳动英雄王熙说：“你们这次的戏是演给新社会的人看的，过去旧戏是演给旧社会的人看的，现在旧社会过去了！”

他们这次到各处演出，都是自备行李，自备粮食，不管老百姓怎样欢迎，备办了酒菜，强要他们吃，也决不叨扰。边区乡村的居民已得到了保暖的生活，现在是迫切要求新的文化食粮，希望每年春节能够多多组织短小精悍的宣传队，有计划的分配深入到各地农村中去。人数不要过多，太多了在农村里住宿不方便。节目要充实，一次演出，最低限度要三个钟头，太短了老百姓看不过瘾。粮食要自备，如果不好带，可以预先向政府交涉借粮。行李要自己背，不要麻烦政府和老百姓。（杨步齐、李华）

“长城”部的秧歌

“长城”部在春节中成立了“拥政爱民秧歌队”，演出了《庆祝红军胜利舞》《二流子转变》《唱英雄》《讲卫生》《大家一条心》《两天地》等七八个节目。《唱英雄》是歌颂吴满有、赵占魁和“长城”部自己的劳动英雄冯国玉。《讲卫生》描写一个不讲卫生受害的故事，难民怎样在村长和部队医生的解释与实际帮助下知道讲究卫生了。这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短歌剧。《两天地》写难民来到边区，得到政府和八路军的帮助，生活很快的好起来了，真像到了另一个天地。某村的一个二流子看到剧中的二流子出场，羞得溜走了。另一个村高凤万的婆姨看了秧歌回家就借了一架纺车纺起棉线来，她还要组织妇纺小组呢。这些剧本，都是“长城”部的干部和战士们自己编写出来的。（李伟）

抗大总校的“斗争”秧歌

抗大总校在春节中的军民联欢会上演出了《军民拜年》《组织起来》《减租减息》等三个秧歌剧。演剧时，我们的同志插在群众中，一面对他们解释剧情，一面倾听他们的意见。群众一致认为演得最好，大家最受感动的是《减租减息》。一个老乡说：“在龙耳湾开的减租会，和戏上演的一样样。”

《组织起来》也受到欢迎。当剧中唱到纺织英雄刘老婆时，一个老太太羡慕地说：“看人家刘老婆纺线线，当英雄，演在剧里，传千古哩！”（田稼丰）

抗大七分校的文艺活动

春节里，抗大七分校曾经举行了盛大集会，进行生产建设总结，检查练兵习武进程，并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大会上，演出了各种形式的游艺节目。参加表演的连队只占全校的一半，就有38个节目之多（有一半连队因路途远未到会）。这些节目大多数是同学自己编制出来的，有的是反映学校生产建设生活和学习生活，有的是反映国内政治局势，有的反映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军民团结，以及丰衣足食的生活。

“保安”部表演了一个大合唱，在歌声里传达了在十多年前所遭到旧社会黑暗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告诉了大家刘志丹在这儿闹起革命解放了这块土地，拯救了农民的苦难。现在又来了抗大七分校，在那儿挖窑、开荒，要把这儿变成槐树庄和南泥湾。其他许多节目，都能表现群众的实际生活，并且采用了本地方言，因此，他们这次下乡宣传，受到群众很大的欢迎。

由于文协下乡宣传队在这里演出了《夫妻逃难》《赵富贵自新》《加强自卫军》等街头剧，给了大家一个实际的影响，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赞扬延安整风后文艺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榜样，我们也将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陈播）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庆阳农民的新社火

罗琪辉

春节期间，庆阳五个区的社火都来庆市表演，其中最吸引观众博得大家称赞的，是三十里铺的社火。它除表演《旱船》《推小车》《走马》《打花鼓》外，尚有新创作的秧歌剧：《夫妻开荒》《黑牛耕地》《减租》《王麻子变工》《种棉》《劝二流子务正》《懒黄转变》七个节目。人们看了这些节目后这样议论着：“没有艺术人才参加，庄稼汉能够写出这样好的东西来，实在想不到！”

这个社火是三十里铺区一、二乡毗邻的村庄老百姓合办的。

老百姓对它很表欢迎，认为“耍的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事情！”春节中区政府叫他们跟自卫军（这时全县自卫军大检阅）到庆阳市来，参加社火比赛，在各机关和街道上演了三晚。地委专署特奖励他们锦旗一面，希望他们更“向前努力”！

《夫妻开荒》是表现生产、拥军与反对汉奸特务的剧。男的认识了打日本保卫边区达到丰衣足食，就要加紧生产，一早就扛起锄头上山掏地，唱着“多开荒，多种田，多打粮食做模范”的歌子，愉快地劳动。女的一面帮助丈夫挖荒，一面又忙于做劳军鞋子，夫妻想起“日子过得安，全靠当兵汉”，这一场面充分反映了边区人民对自己军队的爱护！特务分子对他两口子说：“不要多开荒，粮食打得多，政府要得多。”夫妻用过去的事实证明他说得不对，并认识他是特务分子，劝他到政府坦白。

《黑牛耕地》是“天黑地黑乌洞黑，吆上黑牛种春麦”的劳动英雄，鸡叫第三次就套牛揭地，实现耕二余一计划，他的妻子也很早起来采桑喂蚕，纺线织布，结果把饭都做迟了。

《减租》是描写地主明减暗不减，他除收了应得的以外，还背地里向佃户要租子，佃户不给，他要抽地，佃户报告政府，乡长把地主批评一顿，承认错误，答应以后遵守政府法令彻底减租。

《王麻子变工》是三勤夹一懒，想懒不得懒的办法，天不亮李四就跑到王麻子家里叫门，一道去锄棉花，劳动时人多手快，有说有笑，告诉了人们：若想庄稼务得好，就要实行变工队。

《种棉》是女的要纺线织布，但棉花贵而且不容易买到，因此夫妻商议，计划今年多种二亩棉花，多上粪，多锄，多打卡，保证每棵都结大疙瘩。

《懒黄转变》是一个转变了的二流子叙述他过去怎样“好吃懒做怕动弹，一天到晚胡毬串”。自去年“要学劳动英雄汉”，夫妻和气了，庄稼务上了，光景过好了。一天两口子去锄棉花，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不走大路走小道，盘查他又无路条，夫妻判定他是个坏人，把他逮住送到乡政府。

《劝二流子务正》，全是快板，是描写二流子的转变过程的。这个剧收效最大，今年正月连一个“耍花花”的都没有了，往年小孩子“打沙钱”，打到三四月，今年也没有了，这都是受了这个剧的影响的缘故。人民丰衣足食后，都找正当娱乐了。

这些剧的特点，第一是真实生动，所描写的都是边区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第二是剧情紧凑，开门见山，短短时间就能给观众一个清楚的事物印象，人物不多，容易出演。据他们谈：“耍社火的本本不敢长，长了就不好耍，时间不够，因为一个晚上要跑几个村庄，耍好几场。”这个是值得注意的。第三是场面热闹紧张，每个剧（《劝二流子务正》除外）都有对话、快板、歌唱，能使人一直看到底，据他们谈：“耍社火可不能冷场，冷场老百姓不爱看，有说有唱，人就看得喜欢。”

他们都是农民，十分之九不识字，能够编出这些剧本，的确令人惊奇。他们编写的过程是这样，据一位文书黄润谈：“社火年年都耍的，腊月尾又准备过新年（旧历年）耍，我参加区上会议，听了区长的一年工作总结及今年生产任务报告，回来就与几个人商量编一些新的。最初编了《夫妻开荒》《黑牛耕地》《劝二流子务正》三个，正月初一开始练习，初三先在区政府耍，区上干部看了，说编得好。不对的地方他们提出意见修改了一下，叫我们再编些减租变工方面的。过几天，又编了四个。每个剧都是先由一人想好，也有两三个人同时想的，然后说出来，大家讨论，你补充一点，他凑上两句，有的歌词这个人想上句，那个人想下句，还有白天想了一段，睡觉时又想了一段，慢慢凑起来，练习时觉得哪点不对，又商量改一下，那句歌词不押韵，唱起来别扭，又换另一个字眼。材料是本乡本地的实际情形，也有在报上和看戏记下的，比如《夫妻开荒》的一段快板和优待抗属歌就是引用现成的。七个剧都没有写在纸上，因识字不多写不来，完全记在编的人和耍的人脑子里。

去年发展了生产，减轻租子，防奸斗争得到胜利，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老百姓是亲自执行者与果实享受者，对这美满的生活，就禁不住歌颂起来。边区有民主，他们敢于大胆创作，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们有耍社火的经验，会利用现成材料，加以改造，使它适合于表现新的内容。比如人人都知道的成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就把“读书”两字改成“劳动”，老百姓听起来很熟悉，容易接受。政府又帮助鼓励他们，使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得到成功。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4月5日

学习郝家桥秧歌队

默涵

劳动英雄刘玉厚领导的郝家桥秧歌队，演的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内容的剧本。本地人对本地事，最是熟悉明瞭，他们每到一村，就针对那村子的情况歌唱和表扬他们的优点，因此，那鼓舞人心的作用，就特别的大。

他们不但起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而且因为闹秧歌，人民有了正当的文化娱乐，连乡村的风气也变好了。乡民在新年里面耍耍赌博，是中国普遍的风习，但今年的郝家桥，却没有一个赌博的了。庆阳三十里铺也有相同的情形。

因为大家在一块闹秧歌，乡村干部也更加团结了。郝家桥如此，延安市民的秧歌队也有相同的收获：延安市民中有山西人、河南人、本地人等等，过去在他们之间多少有些落后的地方成见，在今年春节的秧歌活动中，是差不多完全消除了。这证明闹秧歌的确是团结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之一。

在闹秧歌中，又可以发现群众里面的新的积极分子，他的政治认识、组织能力、工作热情，都可以在秧歌活动中表现出来。郝家桥某村长白治高就是在闹秧歌后被群众选为乡抗联会委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和提拔积极分子的方法。

郝家桥秧歌队不仅是在春节中闹一闹，它将成为一个农民长期的文化娱乐和社会教育的组织。它一定会收到很大的效果。郝家桥秧歌队的已经获得的经验和将要实行的办法，都值得学习。秧歌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区乡工作的工具，为了普遍的成立区、乡秧歌队，希望做乡政权工作的同志和在乡村中有威信的劳动英雄们能够注意这点。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4月23日

刘玉厚领导的郝家桥秧歌队

季凯

今年拥政月，郝家桥在劳动英雄刘玉厚的领导下组织了秧歌队，宣传拥军和生产自卫等政策。历时十天，在农村，在绥德，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很好的秧歌宣传队，特把它介绍给各地领导乡政权的同志们做参考。

一、劳动英雄发起

刘玉厚和一乡支部书记高明德、乡长郝思敏三人从县上开罢劳动英雄大会回村，一路商量拥军的办法，乡文书许高有从后面跟来，手里拿了一叠解放日报，刘玉厚问他延安的拥军消息，文书翻开报纸，给他们读了一段西北局通知延安各机关、学校应在新年里组织秧歌队下乡宣传拥军的新闻，刘玉厚听罢说道：“延安的机关、学校下乡宣传拥军，咱们模范村要自动组织秧歌队，先在村里乡里宣传再上绥德城内去拥军。”支书赞同他的意见说：“这是西北局的决定，要搞就搞好，旧的秧歌没意思，要唱新内容的东西。”乡长和文书自告奋勇愿来进行这个工作，于是，他们做了决定，着手组织秧歌队。

二、组织起来

郝家桥的后村王家岭，有很多能唱能说的人才，也有会弹三弦的老人、会吹笛子的青年。第二天乡长和文书到王家岭一面传达县上劳动英雄大会的红火，一面商议成立秧歌队宣传拥军的事情，王家岭的干部很高兴地接受了乡长的提议，当场成立秧歌队，并公推劳动英雄刘玉厚担任队长，乡长郝思敏领队，支部书记高明德担任总务，乡文书许高有指导编词。此外，如道情、服装、音乐、账目等，都公推了干部或积极分子负责。

演员和乐手是在各村挑选出来的，连负责的共有46人。所有参加秧歌队的人齐集乡政府开了一次会，商定具体活动办法，全乡艺术人才就都组织起来了。

三、群众欢迎新秧歌

秧歌剧本，是由群众自己编制的，支部和乡政府从旁提供意见，加以指导。这里介绍它的几个节目：（一）《模范抗属》，反映郝家桥抗属李树厚全家和睦，男耕女织勤劳生产，孝敬老人；（二）《小姑媳》，也是劝人家庭和睦，老少团结；（三）《二流子转变》，描写本村已改造的二流子马双全在政府和刘玉厚等教育帮助下彻底转变的经过；（四）《移民开荒》，讲刘奶家中无地，夫妻二人下南路开荒和到了延安勤奋起家的故事；（五）《钉瓮》讲一个补锅匠在农村临门做工时赞扬八路军爱护人民的种种美德，宣传人民拥军。其他有《拥军四六句》，新编《边区十二月》等唱本，都是反映郝家桥人民拥护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和对于人民领袖毛主席、高司令的热爱情绪。虽然它们在词句和表现形式上还存在着缺点，但这是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改造旧秧歌的尝试，这初步的收获是难能可贵的。

经过半月排练，这支农民自己的文艺宣传队就锣鼓喧天地出动了。每到一村，必歌唱这村的优点，鼓励他们努力生产，争取模范，使得全乡大家小户，无不人人欢喜。到了抗属家，特别排演小场，以示亲切。他们又到医院去慰问伤病员，并进城慰劳党政军各机关。

群众对于新的秧歌是很欢迎的，如战士陈同志说：“郝家村的老百姓进步真快，什么都往高提，秧歌又换上新的了！”妇女郝秀兰说：“新秧歌是刘玉厚从延安带回的！”在绥德南门，千余群众围观郝家桥的秧歌，十分红火，其他区乡的秧歌队见了说：“尔格秧歌要转变新的，古的吃不开了！”秧歌队走了许多地方，到处受到群众热烈的招待，县委、县府，因郝家桥有创造性，特奖给他们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民艺术的先锋”。

四、他们的收获

乡政府总结拥军月的工作，关于秧歌宣传的作用和事迹，有这样几点：

（一）十天的秧歌宣传，教育了本乡2500余人民，使他们对于拥军、生产、自卫、备荒、移民等各种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经过秧歌宣传，人民的政治觉悟更加提高了。群众说：“看了新秧歌，解下许多新道理，多闹几次，老百姓的旧脑筋都会翻转！”又说：“再也不看溜尻子秧歌了。”

（二）在闹秧歌中，发现了一批新的积极分子，如村长白治高便是在闹秧歌后被群众选为乡抗联会委员。他们团结在乡政府周围，许多工作如拥军、优抗、移民等，是通过他们去进行宣传鼓动的。各村的干部，自在一块闹秧歌后，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它为今年的生产大竞赛和建设模范乡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三）新年中由于农村有了正当的文化娱乐，赌博的风气大大减少了。郝家桥没有一个赌博的，王家岭吴尚志平时最爱耍赌，过去常和老婆淘气，新年参加了秧歌后，再没耍赌，婆姨欢天喜地的感谢乡上干部把他男人领导得好。反之，五行政村无人参加秧歌，新年中就发生几起赌博，都受到了处罚。这说明农村需要文化娱乐，而秧歌是最适当的活动。

五、今后办法

这次郝家桥秧歌队的活动，得出了一个经验：农村支部和乡政府领导人民闹秧歌，是团结乡村干部，团结人民，并配合党、政号召，宣传政策和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郝家桥的干部们也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在一次会议上决定今后的办法如下：

（一）使本乡的秧歌队，成为全乡人民长期的文化娱乐和农村社会教育的组织。参加秧歌组织的人，并不脱离生产，而是在生产中成为鼓励人民生产情绪的核心。他们受乡文化委员的领导，配合运动的政治任务，和本地具体情况，来组织及时的活动。首先要发动党员、干部和群众，注意搜集本乡的模范材料，编成各种小调歌曲，再在各个变工队、纺织小组、拦羊娃娃中教唱，在劳动休息时就可以唱起来，既红火，又能提高劳动效率，并可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在天阴下雨的日子，或农闲时，还可以组织大家一起练习扭唱，遇到逢会赶集，或纪念日子、欢迎欢送的活动时，秧歌队就可以出场表演。

（二）今年演出的几个节目，内容都是新的，但在某些剧情上还觉呆板，表现的形式、人物、化装上，也还是采取旧秧歌的样子，唱词中也还有旧词句，这些地方应当逐渐改正。剧本和唱词的内容，要配合各个运动的发展，及时加以变换，否则群众容易看厌。今年秋后，打算请城内剧团派人来指导，排演新秧歌剧，以便明年春节中扩大宣传。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4月23日

刘志仁和南仓社火

文教会艺术组

“南仓社火耍得红，区里县里真有名，里头有个刘志仁，离了刘志仁，新故事就耍不成。”

——关中盘克农民谚

在关中盘克乡上，提起刘志仁来，人人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南仓社火头，七八年来，每逢过年总少不了刘志仁领导的社火活动，群众说：“只要看了南仓新秧歌，年就过美啦。”他的社火差不多走遍了新宁县全境，到处受群众的欢迎，群众为他们“披红”，请他们吃暖锅子，政府奖励他们为全县社火的第一名，大人娃娃都拿纸来找刘志仁抄新秧歌，到处有人下帖子请他们去表演。新宁四区的群众说：“刘志仁是咱们区上的一朵红花。

刘志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领导的南仓社火这样受群众的欢迎和爱护呢？

一

1936年旧历年前后（那时统一战线还未形成），白军到北仓要粮草，和红军游击队打了起来，当时有一个红军带了花，跑到南仓村口，再也走不动了，后面追兵要来搜查，怎么办呢？恰好碰到了正在排练社火的刘志仁和积极分子宋应岐、张彦同等人（那时南仓村已经暗红），他们就把这位红军弟兄背到山沟破窑里藏了起来，当时排练社火的人很多，怕有人走漏了风声，就把众人都召集到塬上庙里烧香盟誓，相约谁也不准告密，这件事进行得很秘密，一直没有人知道，后来他们亲自将那位红军兄弟送回队伍，没有一个人走漏风声。

自此以后，南仓社火转变成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经过这件事情，使得参加闹社火的人紧紧的团结起来，以后每逢过年，他们就不约而同的集合起来闹社火，仿佛这就是每个人的光荣和义务。

这件事情是南仓社火很重要的转变关头，在这以前，南仓本来也有社火活动，但那时是在地主豪绅们的掌握之下，闹的故事一满是旧的，地主强迫佃户参加，又订下一些罚工罚油灯规矩压迫穷人，那时刘志仁也是社火的一名歌手。1936年以后，南仓社火就以他为领导核心起了质的变化，1937年此地红白不分，进行划界，由于他的宣传、坚持，整个南仓村得以按照群众意见先后划归边区，老刘被群众选为首任南仓村长。自此以后，他们就能够公开的大声歌唱他们心里面要讲的话。由1937年一直到今年，他们每年都有新的创作，新的演出，新鲜的内容，活泼的形式，使得他的社火越闹越红，越闹越美。

二

为什么群众这样喜欢看刘志仁的新秧歌呢？

第一，因为他们“唱的都是实情”，南仓社火从1937年开始演新的秧歌，第一首《张九才造反》演出之后，群众当场“披红”，这首歌曲是刘志仁选择、排练，并亲自领导演出的，里面叙述的事情是当地群众亲身经历过的事实，张九才、樊老二、黑老虎、谢壳子等，都是过去迫害他们的军阀、土匪、贪官污吏，群众对于这些坏蛋的仇恨和痛恶，都在新秧歌里替他们唱出来了。但这只是开始。1939年以后，新秧歌的数量大为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得多，它反映了群众各方面的生活，同时也配合了政府的号召。1939年演出：新开荒、新小放牛、九一八、卢沟桥；1940年增演：新阶段、自卫军受训、救国公粮、放脚、新十绣；1941年增演：反对摩擦、保卫边区、缴公粮、生产运动、四季歌；1942年增演：百团大战、读书识字；1943、1944年增演：反特务、新三恨、边区好政府、十二月忙、二流子。明年的节目，今年6月20日他们就开了会，准备出演关于识字、卫生等文化教育方面的秧歌。对于旧内容的秧歌，他们不是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也不是采取一脚踢开的态度，而是利用、改造、逐渐以新的代替，它发展的过程是旧的愈演愈少，新的愈演愈多，这两年来几乎全部是新的，只有一首旧的《十八姐担水》还是在一个村子里经过全村妇女（她们特别喜欢这个调子）的要求才演出的。

群众在新秧歌中听到了他们熟悉的和要知道的事情，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听到了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就是他们喜欢刘志仁的新秧歌最基本的原因，他们说：“把现在的实情，用新曲子唱出来，真比听讲美着哩！”又说：“刘志仁的社火咋日鬼的，把咱们做庄稼那一行也编了故事！”一直到现在，经过刘志仁的新社火传出去的歌曲，还有很多在群众中间流行着。

第二，刘志仁的社火，敢于大胆地突破旧形式的限制，而创造新的形式出来。原来在关中一带旧社火中最普遍流行的要算秧歌和跑故事，秧歌只是由“垫场子的”顺口编一些吉庆的四六句子，没有多大的意思，跑故事主要分地故事和马故事两种，跑故事的人身穿戏装，打扮成旧戏里的一段场面，比如《三战吕布》《黑虎搬三霄》等扭起花子来，做各种姿势表演，马故事是骑在马上耍，但是都不唱，耍来耍去总是那一套，除了红火红火外，再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刘志仁并不受这些旧形式的拘束，首先他在秧歌中大大的提倡新的，不独一个人唱，而且让许多娃娃一起扭花、一齐唱歌，这样就更生动、更活泼，在耍故事方面，他不满足于耍旧的故事，1940年初，看到新宁完小演《中国魂》《五里坡》，就用故事摆了当中的一段，后来并将《反徐州》也用马故事摆了一段，演出以后，观众说：“南仓是咋日鬼的？故事也能摆新的，真是出了能人啦。”

但是仅仅这样老刘还不满足，现实的生活太丰富、太充溢了，它不能局限在旧形式的圈框里，因此，老刘说“为了演得更真，使得群众更喜欢看”，所以他们就把秧歌（唱的）和跑故事（舞的）结合起来，成为秧歌剧（在当地他们不过叫做“新故事”），在这以前，他们谁也没有看过“秧歌剧”，自从闹社火以来，秧歌和故事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地群众的传统看法认为只有戏班子在台上演的才叫“剧”，但是在刘志仁的领导下，宋果富、宋应祺及当时南仓小学教员张振汉的积极参加与合作，由1939年至1942年，一年一个，创造了好几个新的秧歌剧出来，如《捉汉奸》《放脚》《开荒》《锄草》这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之下不能不说是一种优秀的创造。这些新形式的演出，得到群众热烈的拥护，如第一次编的《捉汉奸》，每次演出后总有人拦住不让走，要求重演。

第三，老刘在创作和演唱过程中，处处由群众的实际出发，老老实实，不爱夸张，时刻不忘怎样才能适合群众的要求。南仓社火演唱过的新秧歌有24个，经过他亲手创作与改编的有13个，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今年初他编了个《新三恨歌》，初稿写出来很早，本来可以演唱，但他认为不妥，他说：“不编好，咋能让大家唱呢？”为了编得好，他经常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小的纠正不算，只大修改就有四次。

在编新歌时，首先他注意词意是否正确，《新小放牛》中有“共产党分土地停止实行”一句，他说：“现在国共合作，分土地问题不能再提，咱这搭也没分过土地，有些人不明白这道理，听不清楚，会想到：‘为什么现在又分土地？’因此把这一句进行了修改。”

其次，他注意歌词中的口语化和适合地方习惯，如《新三恨歌》：“二恨孔祥熙，他的二小姐结婚在美国，陪嫁装够几师吃饭又穿衣”“陪嫁装”当地群众不普遍懂得，就改成“装嫁洋”。《新十绣》歌经他改编后，里面的人名地名通通改成当地老百姓最熟悉的，老刘说：“我们这搭一听到这些名字，就想到从前遭受苦害的情形了。”

在配曲方面，他认为歌词一定要与曲调和韵，如《新开荒》中，“日本是个小地方”“中国是个好地方”他改成“中国是个地方好”，这样才和韵。在曲调的选择上他会唱的秧歌调子虽然很多，但最常用的只有［珍珠倒卷帘］［张生戏鸳鸯］［绣荷包］几个，因为“这些调子此地最普遍，群众最爱听”。但是对于新的歌曲他又不是采取保守的态度，他说：“只要好听，内容好，大家愿意听，我一定学会，回去教给别人。”他听到了［骑白马挂洋枪］调，认为这个调子好，群众一定喜欢，所以他一定要学，并且已经用这调子编了新歌，他学新歌的能力很强，跟别人唱上几遍，自己就可以独自练习，他希望能够多学一些新秧歌，他常讲：“咱会的新歌太少啦，多学些才好。”

三

老刘的优点并不仅仅表现在他的创作才能上，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南仓社火发展到今天离开了老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七八年以来，群众每年都拥护他做社火头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的领导下，南仓社火建立很多优良的作风：

第一，就是讲民主。远在1939年时，老刘就说：“看咱们政府办事，一切都是民主，又是开会，又是选举。”所以他建议他们的社火也建立选举制度，并进行组织和分工，在每次工作中，他们举行检讨会，在工作中犯错误的人，让他当众承认错误，用这种方法教育大家，在检讨会中同时还对负责同志提出意见，并检查明日演出的准备工作，这种会议对于工作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发扬了民主，克服了过去工作中的许多缺点，比如过去由旧社火中还留下来罚油的制度，还有社火闹得太久影响生产，在过去谁也不得违抗，结果使一些积极分子情绪低落，后来老刘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取消了罚油，订出了请假制度，这样就保证了社火成为群众自愿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

第二，正是因为发扬了民主，所以南仓社火对内对外都是团结的。本来在耍旧社火时，常因耍故事互相“压服”而冲突起来，比如一家演《黑虎搬三霄》，一家就演《收三霄》，一家演《吕布戏貂蝉》，一家又演《三战吕布》，一演一压最后就发生冲突打起捶来，但是他们从1937年以来没有与别人打过捶。1941年初在县上举行社火竞赛，因为他们到处受人欢迎，另一班社火有些嫉妒，就摆起马故事《三战吕布》，演关公的拿两把刀出场，准备打捶，老刘一看事情不妙，特意让开，领着南仓社火转到另外一个场子唱起秧歌来，观众听到他们的歌声通通跑来一致称赞：“南仓社火耍得好，旧社火说什也比不上。”这样既避免了冲突又得到了胜利。

1939年，他们还利用社火做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曾经与友区的北仓社火举行联合公演，因为南仓社火有了名气，耍的都是新秧歌，又没有和别人打过捶，所以友区的人民都愿意自己的子弟和南仓社火合耍，免得在家里打捶，经过这次联合公演以后，友区人民对边区的认识也大大改变，有许多家庭就让自己的子弟到南仓学校来念书。

第三，他们互相帮助，也帮助别人，他们打破旧社火不教人的一套老毛病，不但积极的教人，而且只怕传不出去，老刘常说：“为了把新秧歌传播出去，咱们要到处去教。”南仓附近的村子，在他们的帮助之下，都闹了新秧歌，近年来老刘的名气愈闹愈大，到处有人请他教歌，他从来不推辞，今年七月里他参加新宁文教会时，白天开会，晚上到完小，早上到警卫队教歌，夜晚临睡时还有代表要求教给他们唱。

至于参加闹社火的，不仅在耍社火的时候能够团结互助，就是在平时，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生产互助的组织，在夏收碾场和种麦时，他们都自动的集中起来，帮助一家（劳动力少的就不参加），他们也不计工，也不是非还工不可，他们说这是“一块儿划得来”，意气相投。

此外，老刘在领导上还有许多优良作风，最大的一点就是时刻不忘大家的困难而想办法去克服，比如没有服装，他们利用了庙里的旗子解决了问题，演员不识字，动员大家上冬学，没人拉胡胡，计划派人到八一剧团去学，耍社火时没有集中的地方，创办了社火窑，存放耍社火的物品，平时也可集中练习，还有耍社火最难解决的经费问题，老刘第一个想到用生产来解决，今年由他和耍社火的积极分子打冲锋，开了十六亩义田，后来虽然挪作别用，但老刘仍在计划明春更多的开上几亩。

南仓社火在老刘的领导下，几年来由40几人发展到今天的60多人，南仓全村50余户，成年人和青年人大半参加了耍社火，娃娃们很多都会敲锣打鼓，妇女们也学会了新秧歌，不分男女老幼，都有他们的正当娱乐，所以几年来消灭了抽烟、酗酒、赌博、打捶等不良现象。

四

老刘今年36岁，家里六口人，只他一个全劳动力，种了50多亩地，他小时住过四年私塾和三个月的“国语学校”，现在能看群众报，能写自己编的歌词。

如果老刘仅仅作为一个群众艺术家，也许还不会得到群众像今天这样对他的爱戴，老刘除了作为一个优秀的群众艺术家以外，同时更重要的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边区公民，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心中充满了对于边区的热爱、对于党和政府的拥戴，时时刻刻记着为群众服务，为大家谋利益，不仅通过耍社火的艺术活动方式，也通过他能力所及的一切方式。1939年他被选为村主任，推动了南仓村的生产运动，他教过妇女半日校，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教员，他为群众编对联写对联，也进行了卫生放足破除迷信等社教活动，今年春天经过他的积极活动，发动了南仓群众办起民办小学和黑板报，在艺术活动中他也不是狭隘的只看重本位利益的，比如他们开了15亩义田作为耍社火的经费，后来友区来了一个移民，需要大家帮助，这比闹社火还迫切，他与大家商量了以后就把这15亩义田送给了移民去种。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历年来被群众选为村主任、拥军代表、锄奸委员、评判委员会仲裁员，现在他没有担任什么行政工作，但是却是几年来最受群众拥护的连选连任的群众代表——乡参议员。

他参加了县的文教会，又被选为出席边区文教会的代表，他怀着无限的热情和希望到延安来，他希望能够在延安“多学习一些本领带回去，把全新宁县的社火都转变成新的”。（执笔：马可、清宇）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4日

杜芝栋和镇靖城的秧歌活动

文教会艺术组

自己钻研出来的秧歌把式

在靖边，提起演戏、闹社火，谁都会想起镇靖城里的秧歌把式杜芝栋来。老杜热心领导群众娱乐，已有了六年的丰富经验，他们俱乐部每年的新秧歌活动在附近一带区乡的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到正月里，各乡秧歌闹开了，大家都争先去看他们闹的新戏，无怪城里的群众都骄傲地说，只要老杜在，咱乡上的秧歌，就能闹得红火，闹得美气。

老杜今年47岁了，是个结实精悍的庄户汉。在旧社会时，他的家境苦，没念起书，从小就给人家揽工学手艺，白日黑里给主家捻皮绳绳，做杂活，整天没个消停。因之后来也没闹过娱乐。15岁那年的正月里，为了去看乡上的社火戏，回家晚了，触怒了主家，罚了他一整晚的跪。但那时，吃的是主家的饭，就得受人气、服人管，心里虽然冒火，也只得压住气忍受下去。后来，他回家做手艺兼务庄稼，生活也是忙得没个空闲。但他喜爱红火，很想学演戏、闹秧歌。一到了正月，乡上社火闹开了，他就跟上龙会的把式们跑。起初人家嫌他不懂门路，不要他闹，后来也只是让他挂上个腰鼓，走走场子，跑跑龙套。他就跟着细心地学，研究别人的演唱动作，牢牢记下，自己回家以后，就仿效着做。有时劲来了，晚上还看着自己的影子做戏，看学的像不像。这样经过了很久的苦心钻研，他就变成了能唱能演的秧歌把式了。

革命以后，老的把式们没了，旧的龙会活动逐渐地从封建迷信的圈子里突破了出来，老杜闹社火才慢慢地出了头，而且一年比一年闹得起劲。他决心要把城里的秧歌闹好，这几年来他积极领导群众的娱乐活动，一到天阴下雨，农闲了，村里的青年们都围聚在一起，老杜和几个演技好的积极分子，就耐心的教大家排演、练唱调、教动作，锣鼓丝弦，闹得热火朝天。他常常说：旧社会里，咱们这伙人，吃的穿的都顾不上，谁还有劲常年闹红火，现在可就不同了，咱毛主席的领导，穷人翻了身，咱干个甚，也是起劲的，我就活上80岁，也要和你们青年闹在一搭的。这样，青年们被激动起来了，娱乐活动开展了，老杜就逐渐变成为城市乡群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了。

六年来一年一个新秧歌剧

老杜领导了群众娱乐后，在1939年7月，就开始了新秧歌剧的创作。那年三月，民众剧团到过靖边，演出了《中国魂》《五里坡放哨》等剧，老杜看了他们的这些新戏后，就常常盘算着要在乡上闹一回新戏。恰巧七月里，县参议会开会，大家要庆祝，叫他们演戏，这时，老杜就和闹社火的积极分子刘少邦商量，刘少邦马上同意了，他们找了几个人，就开始了编戏的尝试，研究、讨论，整整搞了九天，完成了一个新的秧歌剧《有力出力》。这是用当时靖边发生的真故事所编成的，写一个农民老婆听了算命先生的话，叫儿脱光了衣服故意在大风里冻病，以逃避当时的动员，结果被一位刚从前方归来的八路军干部说服后，他解开了有力出力的道理，上了前方，并发觉自己受了算命先生的骗。剧中所穿插的一段反迷信的情节，演出得很生动，许多看了这戏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惊异地说：“老百姓也能闹新戏了，老杜他们真能成。”这个剧编演以后，他们编剧的兴趣和信心是大大地增高了。1940年他们的创作生活又从另一方面开始了尝试，他们把旧眉户剧改编装进了新的内容，大家共同编了《新烧窑》，老杜自己编了《鸦片战争》，都是用抗日斗争和群众生产做主题的。老杜的《鸦片战争》是由《洋烟鬼》的形式改编成的，其中除掉一些历史故事的叙述以外，有对旧社会的唾骂，对革命领袖刘志丹、毛主席的歌颂，虽然在改编中尚保留了不少的旧情节、旧词句，但这种改编的尝试，是值得发扬提倡的。

1941年他们的戏剧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七月的县参议会上，编演了一个话剧《安边事变》，演出之后，轰动了镇靖全城，这也是根据真实的故事编的。当时他们并不是有意的要编话剧，只是因为农忙时间短促，就决定不用唱句，不要锣鼓丝弦，完全照讲话的方式演出，还特请了政府的人来帮助参加编排，真枪真刀上台。这次的演出，使俱乐部的名声大大地传开了，附近许多乡区的群众，看了戏的都大加赞扬。在城里，那年有十来个青年自动要求加入了俱乐部，来学演戏、闹秧歌。

1942年的社火也闹得不差，小学教员姚以庄被邀来参加了俱乐部的演剧活动，他和老杜合编了一个大剧《春秋配》。这个创作是由这样开始的：当时大家要演一个红火热闹的大剧。就想起从前看过的《中国魂》来，但没有找着剧本，只得自己动手来编，姚以庄和老杜就负责编起来，经过大家讨论排演，戏就编成了，但和《中国魂》的情节极相似，他们一直到今年春仍在上演。

从1943年到1944年，是俱乐部的戏剧活动和群众生活、政府工作结合得最好的一年，对于编戏演戏，他们已有了相当的经验。一到演戏闹秧歌时，他们就到处打听那里又发生了新鲜的故事，以便利用来编剧。他们编演的《纺纱织布》，就是用本乡的真实事情编成的，剧里批评了二流子和宣传了妇纺，给当时城里工厂发动群众的纺毛工作以很好的配合。今年八月乡上开卫生会，俱乐部又编演了《破除迷信》，也是根据实在的故事编成的。排演这戏时，演员情绪很高，每天锄草收工回来，赶黑排戏，在卫生会上刚演出之后，当场就有靖边有名的老巫神杨永尚上台坦白，当天，戏演完了，二乡鱼沟壕还来了许多婆姨女子，他们听说演的是新故事，都赶来看戏了，结果没有赶上，只得很失望地返回去。

六个年头了，城市乡的群众戏剧活动，不仅活跃了农村的群众生活，而且一贯地和政府工作（动员、自卫、生产、卫生等）密切地配合，他们把发展群众正当娱乐和教育群众的任务结合起来了。

群众集体编剧的活动

老杜和俱乐部的演员们在创作秧歌剧时，他们从来不是先写好了剧本，然后再去照着剧本编排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熟悉的一套创作方式，从这种方式中可以看出群众创作生活的一些特点来。

他们的创作是群众集体的创作，几乎所有排剧、演剧、乐队的人都参加了这创作过程的，但一般总是由个人开始而为全体所完成的。常常由老杜、刘少邦和姚以庄他们先去谋虑个故事，把重要的情节、人物、商量妥当，他们在商量时的一切考虑首先是联系到自己演员的实际条件（如演技、演员数量等问题），编起戏来他们常常把原来故事的情节，增添一些和删去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戏剧的需要，有时却也是为了更适合于演员的排练。这些重要的情节、人物、结构、大体上确定了以后，就分担角色，进行具体的讨论，这时所着重的，大半是各人上台应做些什么，什么时候该唱、该说，以及唱什么、说什么等等。（据他们说，这样讨论交代清楚后，就可以各人操各人的心，演起来误不了戏。）接着就开始排戏，他们一面排练，一面就在排练中同时进行编剧，个人根据以前谈的，自由创作，互相帮助，这时的情况，很是活泼生动，大家都用自己生活里的语言、动作来演戏，唱过旧戏的，有时也常常把旧戏里的词和动作带了进来，大家并没有什么严格限制，今年演出的《破除迷信》，戏里的巫神是李自成扮演的，他从小就熟悉巫神的一套把戏，所以他表演巫神时，把怎样探问病人情况，怎样跳坛、怎样要布施、拷打马脚等等演得很像，群众看了都说：“就像巫神的样法。”又如在排演中，众人斗争巫神火力很大的时候，巫神的表演反而压倒了乡长及群众，弄得众人下不了台，结果，大家一研究，觉得这样不合情理，要改一改，他再演时就演得灰溜溜的低着头，不做声了。有一次演出这戏，上了两个自卫军，一个是化装六七十岁的老汉拿着红缨枪，另一个是青年，合作社的伙夫老马，他看到这戏时，就连忙向大家说，白胡子老汉不应该当自卫军，第二天大家就照他的意见改了。在创作中他们是毫无顾忌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接受任何人的正确意见的。所以，他们创作的过程愈长，戏剧就愈合乎情理，愈接近真实。群众的集体的方式是他们创作生活的一个重大特点。

他们演剧的原则是“装得像”

他们从编剧到演出的全部创作活动，被一个牢固的观念所支配着，那就是他们认为装戏必须“装得像”，像真的生活，真的斗争。因为他们戏里的故事，情节就是从周围的生活环境中摄取的，而编演出来，又是给那些完全熟悉甚至亲身参加了这事情的群众看的，因之“像不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论在内容上，在言语、外形上，只要他们发现了有不像的地方，他们就决不放松的。如在编排《有力出力》时，最初演乡长的发了急，要把康老婆的儿子强迫一下带走，但大家讨论后都说这不像八路军的人，八路军应该用说服方式，结果戏里就照着改了，由另一个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干部说服了他，又如今年排演《破除迷信》时，巫神向老汉要布施，演老汉的马上就上了两万元，有人提出说这样做不像庄户人，大家一想觉得也有道理，就加上了老汉老婆互相商量卖牛、卖驴借钱的一段。这却是描写巫神欺骗农民的夸张而又具有真实性的表现手法，加强了戏剧给予观众的教育。

老杜和刘少邦排戏的方式，是很认真的，他们两人常常一个人教大家排，一个人则蹲在墙角角里留神观看，一发现有毛病，就向大家提出来，他们去年冬季办的“训练班”，每天在晚上排戏，据他说：“晚上‘雅静’些，演员做戏心不杂，演起来就鼓劲。”那时他们还每隔三四天化了装排了一晚，他们说：这样排起来就更能“鼓劲”，也更能演的“入神”，自然，也就演得像了。

在语言上他们也曾有创造。《有力出力》剧中的算命先生刘半仙，是山西平遥人，刘少邦扮这个角色，就用山西话演出，同一剧里八路军的营长是离家多年的老干部，大家认为他现在口音一定变了，杜芝栋演这个角色时，就学着说河北话。他们编的《纺纱织布》里毛工厂厂长是四川人，杜芝栋演这个戏就学着讲四川话，许多人看了都说：装得差不多。他们把日常生活里的语言的实际面貌，搬上了戏台，这道理，在他们看来是极其平常而应该的，然而，这却是无形中突破了旧戏和话剧的陈规的一种创造。

娱乐和教育生产相结合，利用冬闲创造秧歌训练班

他们所进行的娱乐活动是和农村中生产教育等社会活动密切配合着的，杜芝栋、白英奎、刘少邦热心娱乐，但他们自己也要生产务业，他们懂得大规模的演戏活动，只适于在冬季农闲时进行，而平常，就多在变工队、识字组、读报组的基础上来提倡各种娱乐活动。如在变工队里进行唱歌，利用民办校、读报组、识字组的活动场所成立俱乐部，这样大家就感到很大的方便。如三行政村黄怀叶的变工队，唱歌识字搞得好，生活也非常亲密团结，生产时也特别起劲。以往，农村里闹红火，因为时间短，所以编剧排戏不能很好地进行，总是农民们把旧有戏一凑合就演出了，去年老杜就利用冬季自卫军练武训练的机会，和大家商量好了，并取得了政府的帮助，把俱乐部的演员集合住在一块，办了18天的“训练班”，上午他们仍然不误练武，由自卫军营长教操，下午就完全是由老杜来主持训练，训练的方法是在排演编剧中由老杜、刘少邦、白英奎及几个技术好的，帮助教唱动作及锣鼓丝弦的配合练习等，训练中，就有十来个青年农民、商人，学会了演戏。朱生祥、万满驹从前从未上过戏台，去年则能演几个戏里的角色了。施丕堂、郭华廷则学会敲打乐器。18天中新旧共排21个戏。大家在这次演剧的“训练”中得到很多东西，很是高兴。政府也特别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慰劳了他们猪肉、麦子（他们伙食是由乡上的庙产中抽出的五斗米及一些柴来解决的），他们自己做饭、担水、打柴，团结得很好。在排戏之余还进行了修路、打扫街头等工作，群众对他们印象都很好。利用空闲，利用集体活动的机会，把娱乐，演戏和教育、生产、自卫的各种群众活动结合起来，这就是杜芝栋俱乐部一个特点。尤其是利用冬闲创办秧歌训练班，是杜芝栋的一个创造。这种方法值得提倡。

与知识分子合作，尊重技术

杜芝栋的俱乐部，其主要参加者虽是手艺者，小商人、农民，但同时也有知识分子参加。小学教员姚以庄在秧歌剧的创作上、排演上帮助大家做了许多事（帮他们编写、化装、记录等），在平常读报、识字中，他所介绍的文化、时事的新知识，群众获得以后又自然反映到创作上来了。姚以庄自己又从老杜和大家中间学会了不少的旧戏秧歌的知识技术，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俱乐部的活动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杜芝栋善于团结技术人才来培养训练青年们闹秧歌演戏。刘少邦是现在俱乐部的积极分子，能演能编能唱，人又聪明。但他脾气不好，家里的生活也困难，不高兴时，就和大家闹不在一块，但老杜却特别关照他，等他脾气过去了再和他谈，鼓励说服他，今年他还和大家商量，帮助刘少邦，大家都同意明年共同替他务一二亩菜地，他听了非常感动，就变得更加积极了，教大家排戏就特别仔细耐心。郭兴有的胡胡拉的好，排戏离了他就困难，但他过去是个二流子，参加俱乐部高兴就到，要走就走，并看不起青年们，排戏中就常常发生问题，去年他开始转变了，但生产有困难，老杜今年就把自己的牛犁借给他揭了几天地，并劝他务正，他感动了，生产很积极，并对俱乐部的活动也热心了。现在这些技术人才特别热心训练青年，这样一来，许多农民青年就特别高兴，他们演技都大大的提高了一步，俱乐部也更加团结与巩固了。

现在，城市乡俱乐部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农村的业余演剧团了，它不仅在春节里进行了秧歌活动，而且从1939年到现在，在参议会上、庙会上以及一些群众活动的场合里，进行了演出，今年六月里他们自己把俱乐部的组织根据已有的经验，正式讨论确定了，并一致又推选了杜芝栋、白英奎做正副主任，把过去在创作中几个能编能写的人，成立了编剧小组，计划了今冬的秧歌活动（现在已开始在进行创作准备）。大家情绪很高，乡上的群众干部也更关心他们了，七月的一次会上，大家通过了把乡上的庙产拨一些给他们做经常的开支，这又解决了经费问题。

城市乡群众的文化生活，今年以来是特别活跃了，他们办学校，办识字组、黑板报，都闹得热火。老杜领导的群众娱乐，也正是和这些活动紧紧地结合着的，他们正向着争取模范文化乡而积极地向前迈进。（执笔：苏林）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6日

老百姓的新秧歌

——佳县店镇宋家山村的秧歌队

这是绥德文教工作组关于葭县店镇宋家山村秧歌队的调查材料。那是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农村群众的新的秧歌队，可和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比美。不论在组织和演出上，它都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可供别处参考：一、它是由本村群众自发自愿闹起来的，发动起来后，征得政府的同意而组成，这是“民办公助”的方针在秧歌队上面的表现；二、它吸收了民间艺人和当地的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合作编剧，因此，能够编出许多新鲜的好剧本；三、他们不仅注意内容的政治意义和宣传作用，也力求老百姓的喜欢，“因为必须老百姓喜欢，他们才会接受”，所以，他们的剧本都很生动有趣，而不是硬邦邦的“口号”“官腔”；四、他们对于旧戏，并不是简单的排斥或抛弃，而是很好的去利用它们，把它们改为适合新的生活、新的任务的东西，比如《拖瞎子》《钉缸》等等，经他们一改编，就都成了很好的新的秧歌剧了。秧歌队的组织、编剧、获得观众、改造旧戏，这是一般群众秧歌队的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从这个材料中，都能多少得到一些可做参考的经验。

——编者

今年正月，鲁艺工作团还没有去葭县以前，店镇宋家山村的老百姓，就已经着手改变他们自己的秧歌。他们对旧秧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和旧戏一样，是给旧社会做样子的。我们是新社会的人，要闹新的秧歌，要做些新样子出来。

他们就这样很顺利的改编了三个旧剧，一个是《钉缸》，一个是《拖瞎子》，一个是《搬水船》。他们把自己所感觉着的，所看见的，所思想的新的东西，很朴素的反映在里面。

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步法，他们觉得过去扭的步法，小场子的动作，太骚情了，不好看，要改变成健康一些的，用他们的口气说，要“改造结实一些的”。

他们觉得旧的“二人场子”太单调了，不“红火”，不足以表现“大众娱乐”，于是自己创造了“四人场子”“八人场子”。

他们觉得耍胡子太长不合理，于是把胡子也取消了。

正月初二的早晨，他们的积极分子张承绪，去找到他们的“伞头”张存发说：“人家开出来本本来闹秧歌，咱不许编上一个？”张存发说：“现在言论自由，你有思想，尽管发挥。”于是他们开始试验编新的词，张承绪是全区唱得最好的，他即刻编出了一个移民歌：“南路好，南路好，软糜馍馍大米糕，荞面吃的肚皮饱，冬天穿的大皮袄。”张存发又说：“咱们那旧的‘大点五方’，你也试着改变一下。”张承绪想了一想，不一会，他把全套“五方”都改好了。张存发接着提出更大的计划，要改编几个旧剧，并且规定：由张承绪唱，张存发写，因为张承绪不会写字。

他们很快就改好了《搬水船》《拖瞎子》《钉缸》三个剧，第二天，他们先找村里的积极分子商议，分配好角色，再征得行政主任的同意，就开始排戏了。他们规定了一间公共的屋子作为集合的场所。并且用吹大号来作为集合的信号。

正月初四那天，一支完全新的秧歌队出来了，新的服装，新的舞姿，张存发走在前面拿着伞，张承绪化成了一个老婆。一会，两个艄公搬了一只船走进了场子的中央，船上坐着一位穿红袄的少女。开始时，那老艄公一再要求小艄公去赌博，去串门子，小艄公阻止他，用道理说服他，并且说：“今年要改变思想啦，不能再当二流子啦，咱们看灯去吧。”老艄公同意了，于是他们对唱起来：

老：“这是一盏什么灯？”

小：“这是一盏拥军灯。”

老：“什么叫个拥军灯？”

小：“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都是一条心。”

老：（用眼睛转到另一个方向）“这是一盏什么灯？”

小：“这是一盏民兵灯。”

老：“什么叫个民兵灯？”

小：“子弟兵，自卫军，组织起来打日本。”

他们这样信口地问，信口地答复，从拥军、防奸、到生产、移民，把他们所感觉到必须歌颂的东西，都歌颂出来了，然后，那船上的少女唱了：

“初三十三二十三，上河里飘着一只船，船上坐了个董玉英，叫声老艄把船搬。”

老艄：（他装着吃饭的样子）“我老汉河下正用饭，忽听有人唤搬船，饭碗一撂跑得快，为了革命来搬船。”他抬头一看，是一个少女，便停住了，继续唱：

“老艄讲话姑娘听，把话说在你心里，家住那儿丈夫姓甚？我老艄不搬无名人。”

少女：“姑娘讲话老艄听，听我把话说分明，家住神木‘难爬’村，我的名儿董玉英。”

老艄：“你爹爹名字叫什么？你因为甚事离开家？我们边区多盘查，没有路条难说话。”

少女：“我爹爹名叫董‘乱宝’，他把我嫁给了大土豪，千方百计来害我，逼得我没法才偷跑。”

老艄：“土豪怎样逼害你？你偷跑起身到哪里？到了那里做甚哩？你不说我来我不依。”

少女：“土豪逼我当美人队，丢人背信我不愿意，一跑跑到边区里，参加革命我心欢喜。”

老艄：“老艄一听笑盈盈，叫声姑娘董玉英，只要你有心做革命，咱们都是一家人。”

少女：“姑娘一听喜在心，边区人民真和平，听说我要做革命，水手老艄都欢迎。”

老艄：“老艄一听高了兴，聪明伶俐董玉英，你把你的心儿放宽怀，有钱无钱你上船来。”

唱到这里，船开始走动，艄公和少女有时对唱，有时齐唱，一直到船突然搁浅的时候。

过去，船搁了浅是以少女唱些“酸曲子”，艄公敬神还原来结束的，今年改变了，老艄要敬神还愿，小艄不信神了，但又怨自己没有本事把船搬动，小艄说：“老艄呀！看新戏是最能学本事的，你看那边演新戏哩，咱们看去。”他这样说着的时候新戏就开始了，是他们的第二个节目《拖瞎子》，在同一的场子上出演，这样一来，剧中人和观众也不分了。

《拖瞎子》是一个破除迷信的笑剧，写一个算卦的瞎子，到处碰钉子，因为老百姓明白了他是骗人的，都不相信他的话了。

《拖瞎子》以后，是第三个节目：《钉缸》这是宣传移民的，剧里面两个主角，一个是河南逃难来的年轻人，一个是从东北逃难来的老头，两个都是钉缸的，他们在路上相遇了，彼此述说着个人的残破的家乡，并且庆幸自己到了幸福的边区。他们从葭县一同到了延安，看见延安地多人少，就商量着回到葭县去宣传移民，最后，是以这样一个场面结束的。他们给一家老百姓钉缸，不小心把缸捣烂了，另一个老百姓来给他们调解，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去，那老百姓说：“咱们都是革命工作，不要客气。”于是一同下场。

这两个剧结束了，但我们的《搬水船》还没有结束呢，小艄公高声叫他的同伴：

“老艄！老艄！你学会了本事么？”

老艄答：“学会啦！咱们不要讲迷信，船就能搬动啦！”

小艄说：“你还学了甚？”

老艄说：“还学会了移民啦！——说不完哩，好小子，时光大啦，咱们船上那董家女子等的久啦。”

小艄说：“真的！你看人家待那河南移民东北难民够多好，咱们要赶快送她到边区地方才是。”

于是他们开始搬船，并且齐唱：

“螅蜊峪对岸是嘴头，不远就是绥德州，既然你要到边区去，总不如下船走旱路。”（下场）

全剧至此结束。

宋家山村六七十家，三百来人口，都是一个姓。

张存发是宋家山村的“伞头”，四十余岁，贫农，家有十二垧地，八口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教堂里当过差，念过四五年书。现任螅蜊峪镇普小教员。这次分区文教会，他是葭县代表之一，并且得了丙等奖，因为他的学校和家长的关系弄得很好。

张承绪是店镇全区闻名的“把式”，能编、能唱、能演。30岁，贫农，只有四垧地，他有三个小孩，一个妻子。念过二三年书，他11岁上就开始闹秧歌，为人忠实精悍，他又是减租会的委员。

宋家山村闹秧歌，总是他和张存发领头的。

他们除了改编《搬水船》《钉缸》《拖瞎子》三个旧剧外，还会演以下的旧剧：《偷南瓜》《刘三推车》《耍赌博》《小学生闹先生》《闹货郎》《摘草帽》《大小老婆》《磨豆腐》《张连卖布》。

张存发和张承绪组织他们村里的新秧歌队，是先找村里的积极分子商谈，并且教他们扭新的步法，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引起大家对新秧歌的兴趣，然后才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发动群众。

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才和政府商谈，征得政府的同意。

这秧歌队一共42人，他们先给抗属拜年，一共演出四天。工作很顺利，借衣服，演出以及和群众的关系，都很好。

关于闹秧歌和识字等，张存发说了一些很好的意见，现在记在下面。

他说：“演戏自然是宣传工作，但要老百姓喜欢，他才接受。所以闹秧歌，既要宣传，又要娱乐。”

要倾听群众的意见——他说：“最重要的要听两种人的意见，一是女人，因为她们能够看懂的戏，这戏一定更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且只要她们乐了，借衣裳，管饭等事也不会发生困难。其次要听老人们的意见。大凡上了岁数的人，都是有声望的，通过了他们，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秧歌和另外的学习组织结合问题——他说：“假如不识字的人编下的秧歌，秧歌中比如有‘锄头’‘头等线’等名词，你给他写下来，再给他读，他就有兴趣，字也识了，秧歌也推动了。你再给他说：某某秧歌中的故事是报上登载的，或者你编的那秧歌故事，和报上登的一样，他就会要求看报。这样就可以和读报联系起来。”

（以上材料根据张存发同志的谈话——岳瑟）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3日

民间艺人李卜

丁玲

一

民国十四年，甘肃省平凉、隆德一带，来了李卜。他是从洛川一个戏班子逃出来到蒲城，现在又逃到甘肃来的。他穿了一件旧单褂，带了顶旧麦秸帽子，胳肢窝里夹了一个小包包，走在别人门前或柜台前边一坐，把右腿往膝上一放，仍像在台上那样，再把一个三岔岔板拿出来一敲，小眼睛一睁一闭，他就唱了起来，唱的是那些讨人欢喜的吉庆话：“一报堆金多吉有，二报夫妻两双全，三报三阳增开泰，四报四季大发财……荣华富贵万万年。”

人们在他四周围了拢来，他停了唱，说：“出门人缺少盘缠，请大家凑合凑合，高抬贵手点几出吧。唱得不好，大家包涵。”于是他递上手折，手折上写着很多剧目。

这样，他挣上三串五串。

夜晚，他找到那些庙宇，独自倦卧在那空廓的殿堂上，想起了他的少年时代：24岁的李卜，包下了安邑县的一边城墙和城楼，高高的搭着木架，指挥着几十个工人和学徒。作为师傅的兄长，从老家运城跑来看他。又看了他包的工程，一言不发地回家去了。他告诉他们的老父亲说：“捧健，行，能放心！”那时，他的确是一个好木匠和泥水工人。

然而他欢喜唱戏，尤其是眉户。在蒲城做工的时候，常常练着那些调儿，边做边唱，把木帮都做坏了还不知道。每年春季，他便伙着一群青年人闹社火。要不是跌年成，他也许不会到河西来，也许遇不到宜城的安老留。安老留发现了他的表演天才，鼓励他参加了班子。从那时起，他成为一个名丑了。

他满意这项职业，因为他欢喜它。可是，在旧社会里，他老是逃不脱军阀官僚的压迫。当时驻扎在延安府的陈连长，把他绑在马上调来。后来，洛川的队伍，又把他从当地老百姓的班子里抢去。他厌恶那种狂嫖乱赌的糜烂生活，愤恨那种非打即骂、人压迫人的专横。他活动与他同来的小旦一起逃走，但那个老搭档因为他的漂亮被师长所欢喜，给收买去了。他独自逃了出来，成了一个街头卖唱的无家可归的人了。

在洛河川一带，谁不知道李卜呢？可是这时他却常常一个人宿在孤村野庙里。他恨那些军阀们，也恨那个小旦。当他想到自己的前途，30几岁了，现在还可以混，可是这样搞下去，老了又怎么办呢？他看看窗外的月影，想着这些，忘记了衣襟的单薄和古庙的寂静，却更深切地体味到深夜的寒冷和荒山的凄寂。

日子拉下去了，他没有办法跳出这种生活。他老早就染上了吸毒，一个月要几十两烟土。除了唱戏，他也没有别的兴味，于是他流浪着，一个村一个村的。

当时，这一带种的鸦片比粮食还多。逢到割鸦片的时候，他卖唱的代价便从钱从要馍变成了烟膏。他抽一些，留一些，慢慢地积攒了七八十两，才又逐渐走回陕北来。他不敢回洛川，便到了安塞，在安塞又有一些唱戏的围绕了他，因为他有那些烟土，他成了班主。带着一群人又在洛河川一带唱起来了。日子是一年一年的过去，李班主的班子被人爱着，赞颂着，因为他们的眉户戏不只是技术好，并且很少唱到那些达官贵人，大半是唱着人民的生活。可是李班主仍是两袖清风，即使能赚到几个钱，也要被那群流氓戏子吃干净的。

好容易讨了一个吹鼓手的老婆，媒人说：“婆姨是好婆姨，勤俭，会过光景，就只一个‘毛病’，曾是吹鼓手的女人。你一个班主，也许嫌她低了点吧？”李卜说：“吹鼓手，就吹鼓手吧，他已经死了，与婆姨有啥关系。我要是将来做了营长，她就是太太。我也是个唱戏的，好人家女子还不给我呢，只要不花什么钱，能行。”于是他有了家，那女人还带了个女娃娃来。

民国十九年，他卖了箱子，落在家里做木匠，可是又被军阀逼去，唱了一年多才放回来。这时，他已经四十一二岁了。他愿意结束那浮萍似的生活，落脚在富县的城外，日子虽然穷一点，可是已经是一个正经的家庭生活了。

二

休息了八九年的李卜，在这时期自然仍不免要参加些春节秧歌。这时，就常有人民的游击队与军阀军队在富县打仗。他们曾有一次说他与游击队通消息而迫害他（他的确曾帮助过那打富济贫的游击队）。就是到了抗战时期，住在富县城里的顽固军队，也仍然要四处杀人抢人。李卜对于眉户的爱好，是不减当年的，所以1940年民众剧团在富县演出时，虽然是以秦腔号召，但他仍然在寒冷的冬夜，披着白羊皮袄，伫立在台下。观众都认得李卜，他们问着他，他说：“戏是好戏嘛，这是新戏旧演。劝人打日本，做好人嘛，唱功把式差次点，没啥。要是改唱眉户就更好，眉户吐音清楚，更听得真嘛。”

围着他的有好些人，大家都笑了。谁知道这观众中有一个张云，张云是民众剧团演胡子的，他小时候就看过李卜的戏，就崇拜着他的。现在一见他也在人群中，欢喜得跳了起来，赶忙几脚跑回了后台，一手拉住了民众剧团的团长柯仲平同志，又急又结的把这消息报告了。并且急切地说：“他会的戏可多的太，技术高明，陕北谁不知道李卜呢，这机会可不能失。”

柯仲平同志很懂得民间艺术，老早就在注意人才，而且他也是一个眉户的向往者。等不到听完张云的话，用力拍着他的肩，大声说：“走呀！去找他！请他来！”

在人丛中柯仲平同志就拥抱了他，说：“哎，我老早就在访你呀，今天总遇到了……”他们到了后台。

李卜看柯仲平同志像个好老汉，像个见过世面跑过码头的人。他也摸着比柯仲平同志还短的胡子说：“从前的戏也有很多是劝善，只是没有说出一条路。其实么，老百姓里就没有个什么坏人。就拿我一个旧戏子来说，抽洋烟，该是坏毛病么，可是并不打人讹人。你们这个戏我说的是大大的好戏，你们告诉了老百姓一条路，哎。我50岁了，还是第一次才看到的呢！”

他们谈到唱功，做派，谈到内容，谈到形式、眉户，于是更投机了。李卜便在散了戏的后台上唱了起来，柯仲平同志欣赏着他谐和的韵调，他觉得：李卜唱得真自然，真有人情。

第二天，李卜又到团上来玩，柯仲平同志摆了很多菜，请他喝酒，把他介绍给团员们认识，大家都尊敬他，他也喜欢大家。最后他说：“不是不想跟着你们跑。我人老了，把本领带到土里去！教你们是顶情愿的，就是离不开家了，有个老婆和儿子没人照管。”但在柯仲平同志给了他一点点安家费之后，他便答应一定同他们去交道到店头。

这时间，顽固分子派人想暗杀八路军驻军首长，引起富县事变。在民众剧团公演时，顽固军队的机关枪，便朝着这明亮处扫来。李卜痛恨这种行为。柯仲平同志同他谈了救国的大道理。李卜是一个爱和平的人，向来就喜欢有事大家和平讨论。他从此明白了共产党与抗日的关系，抗日与人民的关系。他很佩服这老团长的见解，他说：“你看，你有那么多文化，满肚子都是文章，现在为了教育老百姓，这样艰苦。咱一个旧戏子，还能不把绿豆大点的本领拿出来教几个年轻人做事，干什么？”

他对自己的艺术的态度很正确，他说：“我虽然会唱一百多种调门，不过那是老一套。我告诉你们，你们再去编，要修改还是该修改，我是没意见的。”他从不保留他的技术，而且教人都是从窍决上使人易于掌握。

到了店头之后，他不说走，于是又留他。他便又随往关中，到了关中之后，他仍不说走，于是又随团去陇东与三边，他不只教唱，教做，而且有时一个人出台唱全本《张连卖布》，观众听完了还不肯散。

刚来时，他还喝些自己带着的洋烟，柯仲平同志知道他，不愿伤他自尊，装作不知道。只从旁劝说，别的人也给他暗示。他觉得大家都是好人，只有自己不争气，有这种坏毛病，一狠心，难受了几天，也就熬过去了。几十年的老烟瘾，想不到在他51岁的开始，在腰腿不好、牙齿也脱落了的情况下，竟一下子就戒绝了。

在民众剧团要回延安的时候，他表示不愿离开团体了，他觉得这就是它的家。他舍不得向他学戏的那群纯洁的娃娃们，舍不得热情的团长老柯，舍不得这个团体的有秩序有情感有互助的生活。虽然他的家现在也是边区了，在家里也可以生活得平安，可是这里教育更好，这种集体的生活更使他留恋，并且他认识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大家，为了所有受苦人的幸福。这种工作使他年轻，使他真正的觉得是在做人。他决定要参加这个剧团了，当然很受欢迎。从此他找到了他永久的家了。

他到延安之后，四处看了一些，还有许多老熟人也见着了，大家光景过得很好，很和平。也见过一些负责人，都待他很好，很平等，和过去旧社会上的官长完全不同，他们总是很耐心的解释一些道理给他听，他听得非常高兴，他的确很厉害的受了感动，所以只要有他能做的事，他总是不辞劳苦的。为着民众剧团买戏箱，他冒着危险到友区去，奔波几次，终于办到了。他看见那些坏了的凳子桌子便自动的拿来修理。看见窑要塌了，也自动去修。他说：“要那么多钱，何苦找人，看我李卜来！”

他在剧团里要教唱，教做工，民众剧团的技术因为他更加提高了。观众都说现在演出更好，有把式，而马健翎同样也很善于利用这旧形式，创作了新型的有名的《十二把镰刀》和《两亲家》。

张鲁同志也在他这里来学眉户，把这些东西带回鲁艺去。许多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也来找他。这一两年来，延安的秧歌有那么多好听的眉户调，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的婆姨和儿子在家里也过得很好，他去看过他们，儿子大了，替别人揽工，老婆纺线线，乡政府待他们也很有照顾，他还打算今年年底回家替儿子娶媳妇呢。

三

这次，他被选为代表，出席边区文教大会，当他在小组会上，听到有人说旧戏子难于改造的时候，他站起来了。他以他自己简短的历史做了说明。他说旧戏子的确很多有嗜好，有些坏毛病，但并非不能改。这些人在旧社会里是受压迫的，只要一解开革命道理，头脑弄通了，改起来也很容易。譬如他自己，几十年的烟瘾还不是因为参加了新的生活，一下子就戒绝了吗？过去爱玩，把木匠手艺丢在一边，宁肯讨吃。民众剧团谁也不知道他会这一套，并没有人叫他做，还不是因为自觉到公家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公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这样尽心尽力的做了么？他说：“旧戏子对于艺术，是保守的，可是我就只怕教不会人。我教会了别人，别人可以借它去教育老百姓，我的陈货在他们口里，变成了新的，我看见了只有喜欢。我是一个老人了，我要改造自己，也还要改造别人呢。”他又劝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说旧戏子难于改造，旧戏子在陕北还有很多，边区外边就更多了，主要是在我们的教育。先要把这些人的脑子弄明白。当然也会有人慢些，但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的话得到全场的拥护，大家都爱他。过去50年来他本来是一个民间的艺人，被军阀和各种的势力逼着，被坏环境困着，他是一个抽大烟的穷戏子，甚至流落在街头卖唱，被人瞧不起。现在呢，他是一个革命的群众艺术家，积极地工作着。他在那么多的代表面前，在各处地方做宣传工作的领导者和艺术家、文学家面前，提出对旧戏子的争取的文艺政策。他是正确的，他就是亲身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

十月二十夜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0日

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

文教会艺术组

一

驼耳巷区是绥德分区子洲县比较偏僻的一个区，在划定新县以前，是个三不管的地方（绥德、米脂、清涧的边境），所有的居民大都是贫农，有的以掏炭熬盐为副业，土地革命时，这一道川都红过，到今天，人民的政治觉悟更高了，对于自己政府和军队怀着无限的热爱。

这一带民间艺术有着丰富的贮藏和传统，民间艺人善于表现自己的生活与爱憎，如农民王某所做的《刘营长打西川》就是描述1935年国民党军队残暴掳掠的行为的，男女老幼都爱唱爱听，而发展最普遍，历史最悠久的是道情班活动。不论在田野、山林、路上、家里，到处都可以听到道情的歌声。

据63岁的老农郭长隆说，从光绪二十年就闹起，除了兵荒马乱跌年成之外，差不多年年要闹（和秧歌一搭闹），所以谁也会哼两句，每个乡上都有三五个唱得出色的。

前两年还有一个职业的道情班子，民国二十六年成立后曾经数易班主，但都是驼耳巷区的人，他们活动于绥、米、清、延川、安定、子洲等县，能演出五六十本道情戏，一切规矩、组织都与一般旧戏班相同，只是人数较少，戏价要的也少。

其余的全为群众自发的业余的道情班，他们多半是冬天学，正月里闹，他们的师傅就是那些职业的艺人，所演的旧戏也完全相同。计有：

一乡王家岔有一班，当中有几个是演过戏的。

二乡坠子坪有一班，闹得很好。

四乡郭家畔有一班，也有五六年的历史。

五乡刘家坪有一班，祖传的，今年演过新戏。

二乡驼耳巷有一班，闹得好，五年了。

二乡李家渠与三乡河坪里合作一班。

这些班子有共同的地方：1.参加成分贫农约占百分之八十，中农百分之二十；2.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和一定的负责人，都是由几个唱得好的做中心，随时可以凑成，演完了就散；3.他们都是在职业的道情班的影响与教练之下成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和旧戏班所唱的戏相同，只是少几本罢了。

这从一个典型可以看出道情班的性质、历史和发展的趋向。

二

驼耳巷道情班是六班中闹得较好的一个，它是怎么样闹起来的呢？

驼耳巷村子不大，共有45户人家，200多人，却是一个乡镇，街上有七家杂货铺，六家卖茶饭的，一家染房，区政府也驻在这里，人民需要娱乐。可是民国二十九年以前，村上就没有过秧歌，每到正月，要到别村去请，花费既多，又不方便，而且自己凑在一搭乐乐呢，就更没有机会了。于是一般农民青年碰在一起就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闹一班呢？“庄头”马老汉，开饭馆的张登满，他们说：“能行么，还有什么难处？”就由他们出头，寻下了一间破窑，就在那年（民国二十九年）冬上，请了一个“师家”教起来了。

这“师家”名叫杜一表，一个戏班里的戏子，到了十冬腊月，他就“凤凰落架”了，一文不值，沿村行讨，讨来的还不够抽两口，可是他的艺术好，道情乱弹都会唱。生旦三花都会演。他们就把他安顿在这间破窑里，一面帮他戒烟，一面要他教戏，他所需用的一切，就由大家出粮出钱解决，谁都愿意。

这位“师家”并不像旧戏班教徒弟那样严厉，而是“耐心的很，教不会再教，一天能学五句的教五句，能学十句的教十句。”（杜一表自己说的）教的方法是“口对口”，大家学“韵儿”并不难，“学词儿难些，记不定”。因为道情韵儿大家都会两句，可是因为不识字，词儿常常忘。于是他们有的把句子抄下来慢慢学，捎带着认了不少的字。小戏学四五天，大戏学十来天就成了，都是句子唱熟了，再配锣鼓丝弦（响排）。

第一冬，十三四人参加学了两个月，就学会了七本“回回戏”，（又称弯弯戏，短小的剧本）《有鹤凤群》《小姑贤》《马椿挂画》《武常生揽工》《向三还愿》《打樱桃》《李逵开店》等。

第二冬学了两个半月，唱会了三本大戏：《高老庄招亲》《经堂会》《牡丹亭》。

他们有了这两冬的本钱，就年年闹起来了，一年没断。不但解决了本村的娱乐问题，别的村子还来请。

他们都和秧歌配起来演，道情班跟着秧歌队走，秧歌挨门沿户闹罢以后，就把群众引到广场上来看道情戏。他们很受欢迎，常可以收很多烟火、果子，可是不要钱，因此群众更喜欢，给了他们许多名誉。“张永昌唱三花全区第一！”“张永良唱老生二乡第一！”这些人都是好劳动的，没有一个人不务正业!他们照样的闹了四年了，没有什么变化。

三

可是今年不闹了。驼耳巷道情班有三个人看了鲁艺工作团的新秧歌，他们回去就宣传，“今年要闹，咱们最好闹新的吧！”

“什么是新的呢？咱们没见过乍家个闹法呢？”这是大家很自然的回答。

这时，张永昌就跑出来说：“人家鲁艺家闹的《血泪仇》实在美气！我和霍仰兴、景永良都见过，咱们就闹《血泪仇》好不好？”大家正闹的熟巴巴的，好吧，咱闹！

故事、人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句子调口不会。咋家办呢？还是张永昌主意多，他把故事对大家一宣布，分好了“身子”，上场就演。话是临时对口，句子由个人现编，调子一律唱道情，演员不够，可以兼角，王仁厚唱的多，就由他自己来当。可是有一个原则：“悲的不能唱成喜的，喜的不能唱成悲的。这是不敢错的。”（张永昌说）

就这样闹出来了，张永昌满口的棉花胡子，唱道：

“河南跌下了大年成，吃树叶啃树根，困得一家活不成，只得逃难逃出门。国民党拔壮丁，头次拔到了我家中，银钱花了几百元，哪知又叫那贼官坑，拉走了我儿好伤情！卖地抽回儿东才，眼看着河南不能待，拉着儿，带着女全家逃命……”（注：这是张永昌临时编的，正月编的他早忘掉了）看的人还不少呢！大家说“好么！”区委辛书记看了说：“哎，还很有个意思呢。”因此，又请他们在自卫军检阅大会上演了一遍。

这就是他们改造自己艺术的开始。

今年七八月，县府、专署、边府都派人来调查过，这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他们决定要组织起来了。

8月30日这天，他们在一间小饭铺里聚齐了，一时锣鼓喧天，胡胡拉起来了，管子吹起来了，炕上地下唱起来了。区委老陈、区文书、小学校长都来参加，这时张永昌就出头说话：“咱们大家说，尔格政府欢迎咱们闹秧歌，咱们这一班，还是乱糟糟一把把呢？还是闹个组织？”“当然闹个组织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了。于是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谋虑，把负责人推了出来，刘校长自动出来当记录。

各种问题，出乎意外地，他们都谋虑到了。如：

（一）这是自愿参加，自己不愿的，家里不愿的，都不敢写上名字。

（二）不敢误生产，只是在农闲时候，凑在一搭闹闹。

（三）尽量学新的，请刘校长当导演，多编本区本乡的戏。

（四）地点暂时设在学校里，将来区上开的俱乐部开了门，再搬进去。

（五）灯油先由张永昌捐出来，和合作社谈谈请他们帮点忙。

（六）原有的家当不够了要“建设”。

什么都谈得满意，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唱起来了。可是叫什么名字呢？商量了半天，都同意叫：“驼耳巷秧歌队。”

过去他们是闹旧的，现在开始闹新的，过去没有固定的组织，现在组织起来了，过去只是正月里闹，现在“七月十五”也要闹了。这就是它的发展。

在绥德分区，这种群众自发的道情班子（也称为罗圈班子）还有很多，许多群众秧歌闹得好的，就因为有这样一个核心（如有名的清涧石区三乡秧歌队，子洲双区四乡秧歌队都是）。它们应该如何发展，驼耳巷道情班子，做了一个范例。

四

道情戏是绥米一带的地方戏剧，据说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根据老的戏子谈，道情戏一共只有四五十本，大本戏不太多，最常见的是，《走南阳》《寄阳关》《合凤群》《高老庄招亲》《牡丹亭》《花园会》。而回回戏又称弯弯戏，就是短小的剧本却很不少，一般群众业余地来唱，多半是这些戏，它可以在广场上演出，如最常唱的有：《打雁》《拾金》《降香》《小姑贤》《出嫁不贤》《牧羊》《放牛》《王三小求妻》《挂画》《寄财》《采桑》《吊翠花》《捎书》《劝妻》《经堂会》《庙中会》等，从此可以看出，道情很多是取材自民间故事及传说，表现宫廷及上层贵族生活的当然也有，但似乎是发展起来以后的东西，老百姓今天来演道情回回戏，在服装上是相当自由的，往往是借来什么穿什么，在演技上也不管成套的规矩，特别是为观众所喜爱的三花，他们更是自由活泼，无拘无束。

一班大戏，至少要有三四十人，而道情戏有15个人就可凑成一台，除了文武场面，角色11个人就够，其分配是：一个三花（丑），两个生角（胡子生、小生），三个旦角（正旦、老旦、小旦），两个流场子的（跑龙套兼唱花生）。在台上能演，广场上演的更多。

道情的音乐是非常美的，嘹亮、高昂、明朗，听起来仿佛触摸到北中国高原人民生活的脉搏，它是一种戏剧音乐，但不同于一些大戏曲调的曲折复杂，而是更接近民间小曲的，譬如它的基本调子——十字调，七字调，作为一般小曲来唱也未尝不可，正因如此，所以它的容纳性是很大的，可以吸收许多小调及民间戏曲进去，如【凉腔】【太平调】【梅花调】【审录】【银纽丝】等，呈现出一种丰富和谐的华彩，而绝无什么不调和的痕迹，它使用的乐器也比较简单，却构成高远优美的音色，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管子，其次是两把胡胡，马锣、手锣、鼓板、梆子拍着强烈的节奏。

道情调子有两种：古调、时兴调。在清涧还多半唱着古调，而绥、米、子洲却流行着时兴调，因为古调平淡晦暗，而时兴调却是激昂跳动，足以激人情愫的。所以人们都喜欢它，虽然它不是本地的产物，而是东路（山西）来的。新调与古调并不是两种东西，其节奏、其旋律的进行，其乐曲形式都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仅是音位的变动及个别小乐曲的增减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道情戏（一切民间音乐也差不多如此），是在随着人民生活，地域、语言的不同而发展着的。

子洲已产生了几个群众自己创作的新道情剧，虽然在写法上，还留了一些旧的格式，可是已经无碍大体了。在演技上，他们多半是用“现实的模拟”，老套束不住了。至于在音乐上，改进还少，鲁艺工作团在子洲曾改变了“慢十字”的唱法，群众把它当成新调一样的唱开了。

陕甘宁边区，除了秦腔、晋腔之外，最流行的便是南有眉户，北有道情，这是两种优秀的民间戏剧音乐。在往年，绥德分区是不唱眉户的，可是自从新秧歌闹开了以后。眉户调也风靡一时了。我们同样的应该把道情传播开，经过各地民间音乐的掺杂交流，眉户和道情会得到发展的。（执笔者安波）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1日

难民工厂的戏剧活动

陈明

“开罢了小组会，回呀回家转，小组会上展开了大呀大竞赛，络纱要耐心，纬子打得紧，不结老婆疙瘩，筒子要打得匀，一斤要顶一斤用，不要为难织布的人，单经单纬的土布要大家来保证！”

在难民工厂里每当晚饭之后，球场周围蜂聚着一团人的时候，这里那里便传来了一些歌声。流行在延安的新调子，被重新填了唱词，很快便流行在这里。这些小调切合着他们的生产任务和工厂生活，如《开荒小调》《单经单纬》等。这些愉快的歌声，使新来的我们感到非常欣悦和惊异，使我们不得不急于探索着他们的文艺生活。

几乎是不能使人相信的数目字：从1月到9月，一共有18场话剧、秧歌剧的演出，33个节目，21个是自己编的，没有因为排演而妨碍生产过。这里边的很多歌曲，立刻普遍到全厂，只要不是工作时间，你总可以从这个角落或那个角落听到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演出，这样多的剧本和歌词呢？让我们回溯到去年年底，我们看他们如何搞出这些东西的吧。

秧歌队的产生

在不停止生产中进行了整风之后，工作人员座谈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他们回顾了本厂过去的文艺工作，发现了那是脱离群众，是应该着手改革的东西了。过去的俱乐部都有着各种活动，也有戏剧活动，但只有少数人去搞它。那几个少数人，好像是干着了不起的大事一样，每逢排戏要占工作时间，演戏要吃面条。他们重复着自己欢喜的节目，什么《烙碗计》《花亭会》，以至一到演戏的晚上，观众往往或者就不来，或者来打一个转随便又回到窑洞去了。演的人还讥笑这些人不懂艺术，落后呢。这时延安的秧歌已有了开展，有些到延安看过《兄妹开荒》《赵富贵自新》的同志，常常把那些故事、歌词、曲谱、表演方法，津津有味地述说着，使许多人神往。于是大家说：“我们也搞吧！搞秧歌队吧！”

无论什么事都会有困难的。跳秧歌虽说为大部分工人所欢迎，但有些会跳的却欢喜把脸谱画得乱七八糟，衣服穿得奇奇怪怪，扭扭捏捏地跳着旧式的一套骚情舞步。好，你欢喜怎样跳就怎样跳，把你们组织成一个队，而那些愿意改良的，愿意以秧歌掺杂新内容剧情的就另外组织一个队——青年文化班的青工作了这支秧歌队的骨干。

那些原来以为他们不爱娱乐的人都走来了，他们问着：“我能参加么？”“演个什么新戏吧？”“还不赶快练，离过年不远了呢。”

从此晚饭后锣鼓响着，工会办公室的院子里一群，礼堂旁边的空场上一群。没有剧本，到延安去买，秧歌集里的《拥护八路军》开始排了，职工自己又编排了《打花鼓》和迎接1944年的歌舞，秦腔《三回头》（旧剧）和《十二把镰刀》（民众剧团新剧本）也演出了。

这一次新年的演出，虽说不能如理想那样好，可是却为大家所欢迎、所参加，演的、看的都觉得新鲜，有意思，奠定了秧歌剧在工厂里发展的基础。

多么红火的旧历新年

工厂建设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一天十小时工作，晚上还有学习或开会，经常需要娱乐，恢复人们的疲劳。尤其在旧历年的时候，这时有几天假，工厂里要他们尽量地玩。玩些什么呢？下下象棋，打打扑克，总会厌倦的。看一次晚会，像那些什么《烙碗计》，实在没有意思。因此有些人倒会无聊起来，有些外省的，还因为想着现在没有下落的家，想着在沦陷区和大后方各种迫害之下存亡莫卜的他们的父母兄弟姊妹，而伤心流泪……但今年不同了，因为有了新历年关的经验和基础，便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地来筹备了。在除夕晚上，各组的聚餐刚刚一完，礼堂化妆室便挤满了人。先来的人还有旁人替他画，后来的就自己画：有的穿了套花衫，有的穿了日本大衣，把所有的服装都穿完了还不够。原来参加今晚火炬晚会的竟有300多人。小芦花这群娃娃们来了，老汉们也捻着胡子，擎着火把，走在队伍里。他们在全厂游行，一时火光照耀，锣鼓喧天，队伍走遍了“快乐区”，又到“幸福区”。本来没有参加的几个抱娃娃的女工，看见这样红火的队伍便也跟着走，有些父亲抱着娃娃也在这中间扭着跳着。女工常爱兰本来一个人闷坐在窑里想家，不愿跟大家伙儿玩，后来看见太热闹，又被大家拖着，也就把心事放开一边，玩到很晚才睡觉。

元旦一早，秧歌队出发，向附近老百姓拜年。厂里工人大半都跟着秧歌队在周围几个村庄上跑。秧歌队唱着吉庆的莲花落，每到一家，老百姓都摆着酒菜，放开鞭炮，互相庆祝，互相勉励。走完了段庄，又走砖窑湾，到了苗店子，又到沟漕渠，他们唱劳动英雄，唱二流子转变，还有《兄妹开荒》和《狗娃放哨》。后者是本厂朱小乙同志写的，他成为旧历年中最忙碌的一个，他写了两个剧本（还有一个叫《悔过自新》），还配了花鼓唱词。老百姓看他们演出真乐开了，而且也传开了：“难民工厂的秧歌可美得太！”

这个假期中一共演出了12个节目，火炬晚会不算在内，有五个剧本是自己写的，这些剧的内容都是针对着向老百姓宣传和反映本厂生活的。工人同志们都玩得很畅快，说：“自从有难民工厂以来，没有这样红火的年。”因此年假过了，他们重卷入生产的热潮之中，精力更加旺盛了。工友吴德林本来不安心工作，想请假回家的，因为参加《二流子转变》的演出，了解生产的重要，他笑嘻嘻地对人说：“不呢，不再提回家的话呢，那是二流子意识嘛。”

围绕着生产任务

今年以前，他们演的戏不仅与生产无关，而且日常排戏也要占去生产时间，演完了还要休息一天或半天。但今年来，所有排戏都是挤着工余的时间晚上或饭后，甚至午饭后的20分钟也利用着，从未妨碍过生产，而且为了推进赵占魁运动，提高生产情绪，克服织单经单纬布的困难，写了很多本厂生活与生产任务密切联系着的剧本。现就其中的四个剧本略略谈一下。

《单经单纬》：这是一个活报，今年春天决定改织单经单纬土布，此时原料困难，纱也不好，工厂分一部分人上山开荒，一部分技术工人留厂进行选纱、试织，要用坏纱织好布，很觉困难。此剧内容即表现织单经单纬布各个制造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及克服的方法，并指出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洋纱来源困难，边区应努力做到工业品全面自给，所以，改织单经单纬布是今天首要任务。这剧的演出，加强了工友们改织单经单纬布的决心和信心。

《土经土纬》：模仿《好庄稼》的形式，全剧用快板，以棉花妈妈和她的女儿土经土纬出场，经过浆面叔叔、风车干妈、铁机大哥而揭露出在生产过程中的某些不良现象，如不爱惜原料，丢弃难络的纱，技术保守，浆纱不细心，疙瘩多，纬子常垮，布多缺纬，有窟窿，等等。是一个对工人有教育意义的剧本。

《学习袁广发》：袁广发同志是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是难民厂的一个工人，现任棉织科科长，对革命工作积极、忠实，不管名誉地位，不计个人委屈，又能掌握技术。此剧即号召全体工人同志向他看齐，写二流子工人因袁广发对生产之态度感动了而得到转变。

《工代回来了》：今年七月间工厂代表会议后，本厂工代回厂传达会上各项决议，全厂同志听到了，百倍兴奋，乃演此剧，作为向他们欢迎，并回答工代们的号召，提高质量，为达到全面自给而奋斗。

这几个秧歌剧的内容，因与生产有密切联系，所以工人喜欢看，而且鼓舞了他们的劳动热忱。看完后总是大家议论纷纷，说那浆纱的就是刘文澜，可是过火了，刘文澜有缺点，但不能写的太厉害，说没有把袁科长写好，很多模范事迹都没有写上，看见里面有个二流子，便说，演的真像某某，就是那种样子。这四个剧本除了《工代回来了》是在鲁艺同志帮助下写的外，其余都是本厂职员朱小乙同志写的。朱小乙同志本是上海武汉工厂里的学徒，来边区只在陕公读过一年书，平日爱好艺术，能画很好的画，本厂的一切图表美术装帧都是他的义务劳动，而秧歌剧的写作也成为他的经常的练习了。这几个剧本也的确如工人同志所批评，还有许多缺点，如主题不明确，人物不够真实等，但他们自己来写，写自己的生活，教育自己，这个方针是对的，实际上也收到很大的效果。

不放弃群众教育

工厂每次演出，都请附近的老百姓来看，一有机会，便专门向老百姓公演。凡是延安的剧本他们都买，或者去抄了回来，在恰当的场合设法演出。如《运盐起家》《张丕谟锄奸》《好庄稼》《牛永贵挂彩》等，这些都得到观众的欢迎。但为了更切合当时当地需要，为了更大的教育效果，自己也动手来编，这样编演出来的剧，不仅老百姓觉得好，就是厂内工友，也一样喜欢看。

今年三八节，工厂为了推动农村妇纺，与当地政府合作，举行三八纪念大会，并由工厂奖励妇纺英雄。那天虽然刮大风，但四乡的妇女赶来开会的仍有一百多，难民工厂在会上发给她们奖品，招待她们吃饭，并且请她们看戏。演的便是朱小乙同志特地编写的《交纱去》，叙述着一个妇纺得奖者的过程，指出了农村纺纱尚存在的一些困难和毛病。得奖的妇女以此为光荣，不曾得奖的也知该如何才能得奖了。不愿意自己婆姨纺线的男人也开了脑筋：“该叫去纺的，为啥要不让纺了？”这个戏在厂内的观众中调查，喜欢看的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娃娃病了怎么办？》是九月初砖窑湾骡马大会上演出的，因为这时乡间小孩很多患着气管炎或百日咳，误信巫师或乱用土法子治疗，先后致死的有几十个，即由工会发动，当晚出发调查材料，根据实在情形连夜编成剧本，赶排了一天，第三天在大会上演出，老百姓都能了解，都还清醒地数说着几天来的不幸事情，大家都说迷信可误人呢，许多婆姨都哭了。后来市长对我们说：“这个戏还应该再演，要让每个老百姓都看到。”

与学习结合起来

工厂里生活非常紧张，为什么还能排出这样多的戏？主要是不仅与生产结合，而且与学习结合，参加一次演出，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如青工杜山虎，本来识字不多，演了《兄妹开荒》后，识了更多的字。工友黄应德把《兄妹开荒》的词都唱会了，然后把词照抄下来，一个一个的去认字。在读台词学唱词中识字要快得多，容易提高学习情绪，是一个有效的学习方法。今年春天曾组织了一个《血泪仇》的学习组织，70多个工人报名参加，参加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学文化，提高思想，再才是演出。按时讲剧本和识字，但可惜规模太大，没有能持久。

要与学习相结合，便不能把演戏放在少数人身上，必须普遍。据我们统计：33个节目参加演员有110人（乐队在外），演一次的68人，演两次的19人，三次的11人，四次的5人，五次的5人，六次的1人，七次的1人。这样，人人有机会看戏，有机会演戏，有机会学习。

普遍活动，提高技术，避免突击

今年九月间工厂总结文教工作时，工人中有几种意见：第一，认为戏剧活动仍是不够普遍，虽有前述的统计数字，但工厂共有400余人。有些参加演出次数较多的同志说：“我们的戏剧活动是工余的，是一种教育工具，但究竟也还是一种娱乐，一定要最大多数人参加才好。”残废军人工友张义同志说：“我是非常喜欢唱歌戏剧的，可是俱乐部主任看不起我，不叫我参加，我是一个跛子，就可以演一个跛子，戏里而有时也有跛子的。”从这些同志们的发言中，看出群众对戏剧活动都有兴趣和要求，把全厂工友组织在一种有秩序的工余活动中，做得还是不够的。第二个意见说演唱都不够味，不论什么戏，第一次演出大家很喜欢，第二次就不起劲了。第三个意见是：最好不要突击，因为既不能妨碍生产，突击便会妨碍休息，休息太少，仍要影响生产效能。这些意见都很正确，因此大家想出很多办法。发动工友大家创作，写歌词或剧本，写出来了，好的就在《工先报》上发表，加以奖励，并且就唱就排，经常举行小晚会，在小晚会唱自己编的歌，或秦腔、眉户，说书都行，各组进行竞赛。最近收到他们寄来十月革命节要演出的秧歌剧《生产竞赛》，便有工友写作的唱词。以后还要集体研究，认真排戏，检讨演出，设法取得延安专门剧团的帮助，不要把演戏视为一时的义务负担，演完就万事大吉。不排大戏，分很多组排几种小戏，只用饭后娱乐时间，使其经常有戏，又不需要突击，这样才不会妨碍工人健康和影响生产效能。

难民工厂的戏剧活动，有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仅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有这样大的成绩，的确使人惊诧而佩服。经过最近工厂文教工作的总结，研究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又经过这次边区文教会议上经验的交流，它的前途将更值得人们欣悦，更丰富地更亲切地更优美地反映生产的歌词和戏剧，一定会很快地产生出来。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7日

唱曲子、耍社火、教识字

——庆阳三十里铺区是这样办冬学的

雪牧

庆阳三十里铺社火头黄润领导的十多个人的社火团，经常排戏、扭秧歌，成为全村文化活动的核心。当去年办冬学的消息在群众中酝酿的时候，群众都心想着黄润，果真在村民大会上，黄润提出了号召，于是当场就有30多个人报了名。

但别的乡村在开办冬学时，群众愿意参加的并不热烈。史家店的村民会议上，只有8个人报名，教员吴志坚仿效黄润的办法，教学生唱曲子、扭秧歌，学生感到兴趣，每天都到得早，回去又到处宣传，“冬学真美气，识字不算，又唱又玩。”群众就自动地来上学，学生就增加到46名，并且经常有十多个来旁听。

从这两个学校创办的经过中，证明用唱曲子、耍社火的方法教群众识字，最能引起群众的兴趣，使冬学能吸收更多的学生来学习，全区的冬学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在冬学工作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方式。

三十里铺区在开始办冬学时，提出每乡创造一个典型。在冬学开办的头一个月，偏重于培养典型，区上派同志每周去检查一次，传播各处的经验，帮助各校订识字及唱曲子的计划。后一个月则偏重于把典型示范给全乡，推动所有的冬学，有的乡召开了本地教员联席会，介绍办冬学的办法和经验。

在后一月中，外来教员又注意学校的生根，培养学生中能负起领导识字责任的人为识字组长，由他领导学习，教员就去检查本乡冬学。柳树湾冬学在腊月初十就转变成识字组，每天夜里唱曲识字，准备在今年就继续用这种识字组形式进行学习。史家店第六识字组，天天晚上唱，又唱又耍，和冬学一样进行学习。范禄在七天里就新学了30多个字，组长徐德志新编成三个曲子，在下雪天，10个组员都能聚在一起进行学习。柳家峁子识字组原规定五天一识字，可是每天晚上，大人、娃娃都聚在一块学习，就因为人多红火，学习有兴趣。

今年三十里铺区的各处识字组，都将继续采用唱曲识字的方法进行学习识字。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3月30日

富县、延川——秧歌大会演

《本报讯》据赵正才、张弗予两同志报道：富县、延川两县于元宵节分别举行秧歌比赛。富县有城关、永平、太乐、大升号等四区的十一个队参加。群众队员近四百人，其中有妇女64人，劳动英雄王培育、合作英雄陈长安和茶坊朱德福等，都是全家参加闹秧歌，老婆娃娃都化了妆走舞步。观众太多了，连城墙上窑背上都是黑压压的，比赛从下午一点钟开始，先有城区四个队合起来扭，接着是永平、太乐等秧歌队依次演出，节目都是群众自编的新秧歌。进行中间，大升号四乡秧歌队到场，秧歌队员20余人，个个骑着大马，立刻轰动全场，观众（有许多是邻区来的）中发出了一阵惊叹。延川县有永胜区樊家河娱乐组，及城区、东阳两区的秧歌队举行比赛，以三天时间演出新旧节目21个。最出色的是城区秧歌队欢迎东阳区秧歌队的场面，后者进城时，两者以红纸糊成的圆伞、长柄的“照子”，及两面旗子构成彩门趋前相迎。两队相遇时，先相互恭喜，然后城区秧歌队伞头唱着发问道：“天上有个什么星？”客方答：“北斗星。”又问：“地下有个什么城？”答：“延安城。”问：“什么人领导闹革命，什么领导工农兵？”答：“毛泽东。”两方又问答下面的问题：“什么国家最可恨，什么国家最和平，什么国家闹革命，什么国家抗战最英勇？”客方没有被考住，欢迎的仪仗队（即彩门）就慢慢向后退，迎接客方入城。秧歌队的队员们和观众们，对此均甚感兴趣。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3月13日

来稿摘辑

——秧歌队演出通讯

近来我们收到了一些关于秧歌的短文，其中有对于秧歌演出的反映，有对于剧本写作过程的介绍，由于时间性和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逐一发表，现在把其中一部分扼要地摘辑在一起，下面发表的这些片段，内容都是或多或少地，从不同的角落上，反映了今年边区秧歌运动的新的更加群众化的发展。——编者

让毛主席看看咱们的秧歌

文化乡的秧歌队在春节时给毛主席去拜年。那天早晨，同北关乡秧歌队一起走到，果然，毛主席下来看咱们的秧歌了！

开演了，张狗娃表演得活灵活现，傻瓜的诙谐，蛀谷虫的活泼、机敏，马老婆的迷信动作，都引起了观众的称赞和哄笑。我们看见，毛主席的脸上也充满了亲切的笑容。演员们演得很起劲。演完，毛主席向我们走来，娃娃们就跑近前去，把他团团地围了起来，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拉不到，就拉着他的衣服，一个个仰着头，望着毛主席。

毛主席和我们讲完了话，还一个一个地和我们（连娃娃也都没有例外）握了手作别。（许生）

桥镇乡的新创作

桥镇乡的秧歌队，从编剧、演出到乐队都是全部由老乡们自己搞成的。他们今年一共演出了六七个节目：《反对买卖婚姻》《掏谷槎》《二流子偷鸡》《联合政府》《霸王鞭》《小姑贤》和《蛮婆算命》。在这里面，最受欢迎、影响也最大的，是新编的道情戏《反对买卖婚姻》。当这个戏在桥儿沟演出后，老乡们（尤其是妇女）在回去的路上这里一群，那里一伙地纷纷议论着，这个说：“这故事发生在南川的王家。”那个说：“不是，就发生在咱们后庄！”第三个又更正着，并且列举许多事实来证明这剧本里写的财主是谁，媒婆是谁等等。

在机关里演出时，这个戏也深深地吸引住了观众。在王家坪演出时，人们都不能冷静地坐在一旁看戏了，许多人都不自觉地随着戏的情节发展而显出同情或愤恨的表情。当戏进行到媒婆的秘密被暴露出来时，不少人都喊着：“被你扣的那30万元呢？快拿出来！”甚至有人激动得要走进场子里面去。

而这个剧本，是秧歌队编剧组的同志在春节中花了不到两个晚上写成的（编剧组的人都是不大识字的老百姓）。开始是由他们中间两三个有编戏经验和热忱的人做主干，确定戏的主要内容、人物和故事，然后由其他参加演戏的人研究、商讨、提意见，最后再由编剧组的人把其余的细节、台词、动作、曲调等编好，于是就开始排演。在初演中，又搜集了很多观众和演员的意见，把情节、动作等加以增删和修改，最后才演出。（朱）

曲子县新社火

天一黑，锣鼓声便响起来，一听见这声音，人们都拥挤地往戏台前一块平场上集中，并且自然地围成一个圆圈，等候着过去在曲子很少见的新社火的到来。

锣鼓声愈来愈近了，人们已经可以远远看到社火灯上的大字：“打走日本，联合政府，保卫边区，提高文化”。（这上面，在过去一贯是写着“天官赐福”等大字的）

一阵热烈的锣鼓声，社火已经走进了场子，两个举着红旗的青年在前，后面随着六个骑纸马的娃娃，在场上跑起来，穿着各种花样，代替了过去的古老的戏装，他们都穿了现在的服装——农民装、军衣、学生装，手上还拿了锄头。

跑纸马刚完，接着便是《四人场》《水船》《六人场》《地围子》《夫妻识字》《货郎担》《钉缸》……节目是一个紧接一个，非常紧凑、红火，再加上这些节目的内容都是新的，从来没见过的，人们就愈看愈高兴了。

“啊，这全是唱的真事，咱种庄稼的事也上了社火咧！”一个青年农民看得高兴起来，这样说。

“是真话嘛！今年闹的社火都是宣传好事，跟过去不一样了，耍得对着咧！”一个老汉的回答。

是的，今年曲子的社火，完全闹旧社火的，一队也没有了。因此，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空前未有的热烈的欢迎。（李刚）

好村庄、好秧歌

铁连沟是清涧新社区的一个好村庄，全村16户人家，120口人，日子过得非常团结，和和美美地商量办事，多年来从没有争争吵吵的事发生。全村男耕女织，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他们有男劳动英雄，有女劳动英雄，还有文化模范。

自从去年边区开过文教大会，大家都非常高兴，除了已经到大社沟小学念书的八个娃娃外，大家都计划学文化，于是在村民大会的决定下，成立夜校，后来又成立了妇女识字组，全村的成年人，大都参加识字了。

同时还自动地成立了秧歌队。在初，是因为大家觉得夜太长，念书长了会疲乏，就决定来闹秧歌，每晚闹一顿秧歌、识一顿字。很快地，就凑齐了钱和乐器。此后，每当天黑，在这小小的村庄里就发出了民间的音乐声，打破了山沟的寂静，而夜校也因此而闹得更加热火起来，学文化的情绪更加高涨了。闹秧歌的也有一二十个人很快地学会了能拉能唱，他们说：“我们村里的文盲，三年内，消灭不完也差不多了！”

现在，秧歌队已经在乡里演出过了，开始时，还演旧戏，就自己动手编了些新的调子，在编这些调子时，都是大家凑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的，马上就编出一套，而且大都是配合了当前的新任务和村里的具体事情来编的。比如《绣荷包》，就是用村子里的十个模范人物做内容编成的，歌唱了精耕细作英雄、夜校校长、妇女英雄、村主任、种棉英雄、民兵模范……而《秧歌小调》则很具体地唱出了村里的当前急务：

“正月里来十五红，到处听见秧歌声，增加知识开眼境，人民的幸福享不尽。

全村开会来商量，准备立个冬书房，说来时间不很长，能写能算能记账。

现在人民讲民主，商量以后再实行，男女老少齐出动，要干甚来就干甚。

谷子长的像鞭杆，被虫蛀了一大半，地里的谷槎都拾尽，准备来年的好收成。

要除蛀虫拾谷根，这件事情重要的很，男女老少都出动，把它消灭得干干净！……”（云风）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3月18日

绥区文工团的一年间

林间

绥德分区文艺工作团于去岁三月正式成立，这是在原来绥德民众剧团的基础上扩大的，最初分秦腔、秧歌两个队，人数不多，规模也小，现在演员已增至70余人，分戏剧音乐、美术、总务三个股。今年一年间，该团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做农村演出，文工团赶了30多个“台口”，每天演出三次，每个“台口”从三天到六天，大的如像白云山庙会和忻口、螅蜊峪骡马会，观众达五六万人，小的亦数千人。演出的戏分秧歌和秦腔，如《识字班》《陈家福回家》《周子山》《全家乐》《小英雄》《抗属》（以上秧歌剧），《打渔杀家》《梅花岭》《石达开》《巫神害》《小姑贤》（以上秦腔）等剧都博得大部分观众的爱戴。此外，尚有花鼓、说书、幻灯、皮影戏等，美术展览、文化栏等宣传，也为群众所喜爱。半年中间，该团遍历分区五县，并渡河至忻口等地。前后观众约达40万人。

文工团不单是演出一般的宣传剧，而且根据党和政府的每一工作任务，配合当前形势做演出，在白云山庙会时，演出了暴露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后方黑暗统治的戏剧《爸爸给我吃毒药》，道出了在严重的灾荒下，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端勒索，因而造成的一个农家的可怕的景象：爸爸从集上回来，带回了纸钱、香表和肉，叫妈妈做饭，被生活的风雨剥蚀了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十多岁的孩子，显露出疑虑和惊慌，做好饭，爸爸让全家祭祀，最后将毒药暗置于饭中，全家自杀。幸两个孩子蒙救，男孩到城市的工厂去做童工，女孩被卖至一富贵人家为奴仆。另一个是时事活报，以实际生活的形象，为农民群众所熟悉的服装、色彩、表情、动作等，并配以民间曲调演出，它告诉了观众，国民党内反动派自“九一八”以来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危害和罪恶。与这些同时，又演出了歌颂边区人民建设的花鼓，放映了为群众所喜爱的幻灯影片，还有说书。

当今夏普遍的旱荒威胁着全边区群众生活时，文工团接到地委的防旱备荒指示后，即分了三方面进行工作：第一，及时创作，将党的号召传达给农民，用绘画、拉洋片、说书、练子嘴等形式宣传；第二，派出部分同志配合区乡干部到农村中帮助工作，从实际生活中吸取题材；第三，在演出中间，团员们实行轻装，自己背背包、吃苦菜，每至一地即用文化棚、幻灯进行宣传，也在百忙中抽空帮助当地动员工作，以创作适应于目前宣传的剧本。在这一时期中，共创作了八个剧本及其他形式的作品。其中演出效果较好者有《挡粮》《喂鸡》《抬龙王》等。《挡粮》是一个街头剧，写边境上一个人企图将粮偷运出境，被两个农民发现，即将粮挡回送区政府，区长将这件事宣布给当场群众。这件事很单纯，故事也都不吸引人，但却能把千百群众卷入到运动中去。《喂鸡》将极平常的家庭矛盾置于当前政治斗争的焦点上，让矛盾发展到了最高峰，如若在旧的社会生活里，怕要演成一幕小小的悲剧——家庭间的恶斗直到分居和贫困，但是，在民主的边区基于他们对于政治的高度认识，经斗争后激起了一个转变，这就是全剧的低潮中所表现的全家和睦，接受了政府的节约号召。剧中故事的进行，是那样平易而富于趣味，宛如我们看到一幅真实生活的画幅。两位作者还是极年轻的女演员，并未受过严格的艺术训练，其所以能写出这样好的剧本，是由于从实际生活中发掘了题材的缘故。《抬龙王》是一幕看似诙谐而寓意极严正的戏。这是取材薛镇常见的一件实事，农民抬神楼子的可笑姿态被搬上舞台，全剧以抬龙王始，以乡长出场劝慰终。此剧本带给农民以极大教育。由于情节的真实，每次演出均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与这些演出同时，文工团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活动如放映幻灯，效果也很好。这些画幅主题明确、线条单纯、有色彩，是配合政治任务的很好的宣传方式。当党的七次大会召开后，群众也从画幅上知道了，当放映《卫生养娃娃》时，许多妇女获得了必要的生育常识，且不断前来询问。又如文化棚，在白云山庙会时，利用藏经阁陈列各种美术宣传画，群众是经常拥挤不堪的，加以有人讲解，使之更乐闻喜看。至于说书，也是一种简易有效的宣传武器。说书人只要有一个三弦琴，一个手板，一面锣，不拘时间和地点，只要一拨动琴音，群众就会屏息静听，顿觉亲切。

现在文工团正排演《白毛女》，全体演员都正为这个歌剧紧张地工作着，作为迎接新年的礼物，争取在1946年元旦演出。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12月29日

记团拜晚会上的秧歌舞

周文

正月初七日，在兴县蔡家崖广场举行着比过去任何一年都不相同的狂欢的军民团拜大会。这个大广场是在蔚涝河畔的柳杏当中，在抗战时期它是历年的练兵场所，木马、杠架……还在周围挺立着，战士们民兵们使劲劈刺投弹的情景还仿佛在眼前。这儿也曾经举行过秧歌大比赛，但那是在粉碎敌人“扫荡”之后，在准备下一次战斗之前，大家尽情地歌唱和聚会。这一次可是大大不同了，八年来流血牺牲艰苦战斗得来的和平，那狂欢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上午十点钟，兴县大川一带各机关各村的军民秧歌队就像许多条龙一样络绎而来，各打着自己的鲜明旗号，高举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敲打着锣鼓，有的秧歌队在路上走着就舞蹈起来，尘土随着他们的行列而旋卷，更加显得浩浩荡荡。观众围成一大圆圈。到会的人越来越多了，共约五千人。全体欢呼着“庆祝毛主席，朱总司令健康”。在举行团拜之后，就开始了巨大的秧歌舞。29个秧歌队都合并起来，一队紧接着一队，在广场上舞蹈，这一个近千人的舞蹈行列使得这广场忽然变得狭小了。秧歌队的人们拥挤着，踏着细碎的舞步，锣鼓声在各队之前敲打着，节奏不完全一致，这就显得更拥挤了。人们在沸腾着。各自随便的尽情狂欢阻碍着秧歌的表演，但集体的智慧立刻解决了这个矛盾，把所有秧歌队的乐队集合在场中，由一个人指挥合奏，于是这巨大的秧歌队找到了自己的旋律，展开了它绕着圆周，又分成两行穿插成各种花样，又合起来随着震荡山林的锣鼓合奏声，舞姿纵横，脚步缭舞。那装工人的、装农民的、装商人的、装老财的、装战士的、装民兵的、装学生的、装二流子的、装敌军的、装伪军的、还有化着戏装踏高跷的……红绿相间、黑白相衬，真是五光十色、夺人眼目。那装战士的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战士，都是身经无数血战的八路军，他们是那么朴素的和老乡们、民兵们一起舞着，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枪支在他们的肩上是那么的伏贴，那舞步就和操作一样的灵活而踏实。民兵也多是真的民兵，其中有几个民兵是在停战之后刚从前方回来的，他们身上披的日本大衣，挂的日本枪日本手榴弹，这些战利品特别引起人们的注目。这些都是英雄，他们那愉快而朴素的面孔，却使人觉得和自己非常亲近。那装日本军官的，头戴钢盔，一手紧握着斜挂腰间的大刀柄，挺起肚子，高视阔步的舞蹈着，在去年这样的装扮和姿态，人们是以憎恨和厌恶的感情来看的，但现在却只能引起人们的一种滑稽的感觉。那装伪军像洋烟鬼似的垂头丧气，人民连要向他开一个小玩笑的兴趣也没有，他像游魂似从人们跟前飘了过去。那装二流子的，满脸灰黑，斜眉吊眼，跳着醉鬼似的舞步，人们一看见他舞了过来，就无论如何合不拢嘴，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并且用手指点着他，嘲弄地喊着他的名字，叫着“赶快把他改造了吧”。胡家沟60多岁周志生老汉，飘着银白胡须，他去年就参加了该村的军民秧歌队，打着旗子随着青年到处跑，今年他更爽朗了，也在秧歌队里踏着舞步，嘴唇上老是凝着欢笑，他热心让两个女儿都参加了。和他同样，在白胡子里挂着笑的白志西老汉——这是高家村军民秧歌队的一员，也是减了租买下地的好劳动者，今年还被选为劳动英雄。这样的老汉，在各秧歌队里是不少的，他们虽然没有那些青年人舞得轻盈，但那表情都是和青年人一样的年轻。妇女们儿童们更是快乐，他们的心里恐怕就只有一个舞字，手也在用力，脚也在用力，真是袅袅娜娜，全身溶化在舞的旋律中。胡家沟秧歌队的四个小媳妇，去年就参加舞蹈，天真活泼，舞姿动人，早已成为这条大川里的有名人物，去年她们还只穿着红布袄子、绿布裤子，今年则都各有一套崭新的鲜艳的绸衣，并各在腰间用一条红绸斜挂一面新制的花鼓，这标志着她的家，一年之后，经济生活更加上升。大家在这军民一体巨大的秧歌舞中，穿来插去，忽隐忽现，人们完全沉酣在大欢喜中。

这巨大的歌舞完了后，胡家沟的那四个小媳妇表演对舞，飘荡着她们的鲜艳新装，响亮的唱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歌颂抗战胜利、人们翻身，及和平民主新阶段开始的歌，歌声震动着每个人的心，歌声是表达了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心声。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2月17日

严寒里开放的花朵

吴满有乡秧歌队速写

闻捷

一声爆竹响罢，锣鼓震天震地的擂了起来，写着，“吴满有乡秧歌队”的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头前开路。伞头手里的花伞伞，滴溜溜一转，秧歌队出发了！

看！那穿红袄绿裙子的，扭得多么稳呀，像一支帆船顺风驶去！那戴凤冠拖着大辫子的，扭得多么好呀！两条手帕绕着身子舞成两团大花！那四个打腰鼓的，嘿！真称得上“把式”！腰儿一弯，鼓槌从背上送过去！腿儿一翘，鼓槌从胯下送过来！“好”喝彩声从四面八方送来，秧歌的行列，从观众的面前闪过去。

秧歌队走上了对面山头，在灰尘飞扬中，映着无数红绿点点，像严寒开放的花朵一般。这面见硷畔上，看热闹的，婆姨女子一堆，老汉后生一群，用羡慕的眼光，一直把秧歌队送过山峁。那个白胡子的老汉，夸张的向周围的人说：“喂！你们看，闹秧歌的个个都是生龙活虎，这是咱们农村里土生土长的秧歌队呀！”

排门子拜年

秧歌队到了那个村子，那个村子就洋溢着掌声与欢呼！他们用鞭炮，用纸烟，用红漆盘子托着雪亮的酒壶，来表示自己热烈的欢迎与慰问。

秧歌队到了那个村子，也真似生龙活虎般地扭起来，从山下到山上，从南头到北头，挨门挨户地拜年。伞头转着花伞伞，看见什么就即兴地编出什么来唱，什么“进了院子观四方，走马骡子高院墙，槽头拴的龙驹马，架上金鸡赛凤凰。”“院里高高一垛柴，粪堆光光美的太，你家日进千斗宝，你家月招万里财。”“紧打锣鼓慢调音，今年生产闹得凶，只要双手勤劳动，自己就是活财神。”唱得家家户户眉开眼笑，连嘴都合不拢来。

“走了一村又一村，来到招财聚宝村，停了锣鼓落了场，喝杯香茶再动身。”伞头刚唱罢，场子四周，便涌进无数观众，伸出无数只手，你扯我拉，热烈地招呼着：“拜识！走！到咱家喝酒去！”“走！到咱家吃点便宜饭去！”

秧歌队成了上宾，馒头油圈，黄酒，猪肉粉条，豆芽豆腐，摆满一炕桌，任你吃，任你喝。主妇殷勤地招呼着：“吃！快吃！托政府的福，这几年生产搞得好，过年也一年比一年美啦！”如果你愿意使主人欢心与满意，那么你就放开肚子喝足吃饱吧！

狂欢的夜

广场上燃起两堆熊熊的篝火，四周挤满了人。叽叽咕咕地谈论着今年的生产，闲扯着家常，火光映红了淳朴而诚挚的脸。“开船啦！”老艄一声高喊，场子静下来，水船出来了！小艄摇着桨唱道：“眉是柳叶眉，眼是杏子眼，花袄配绿裙，周正又周正，姑娘擦的海棠粉，胭脂点口唇。”婆姨们都嗤嗤地笑了，相互指着鼻尖说：“那是你！那是你！”一年四季生产的疲劳，在那一刹那，全都消失了！

新剧开场了，这出戏告诉咱们是什么？那个二流子，你怎么这么糊涂啊！王乡长批评你，为了叫你过好光景么！你咋记下仇啦！选举的时候，你故意捣蛋，不投王乡长的票，哎！真是鬼迷了你的心！哈哈！你转变了！我们欢迎，对么！再选咱王乡长多做几年。每个人的感情，跟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跟着剧情的喜怒而喜怒。

《小放牛》开始了，拦牛娃挥舞着鞭子走上来。“那猴娃娃是谁呀！”“嗯！是艾家的娃娃！”观众低声赞扬着他的表演天才。哎呀！糟糕！拦牛娃要坐下道白了，人小凳子又高，坐不上去，这咋办！急得观众替他捏了一把汗，一个后生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叫唤道：“快把凳子放倒，快把凳子放倒！”逗得看戏的都大笑起来！观众看演员的戏，演员看观众的戏！演员观众打成了一片。

鸡叫头次了，伞头摇着伞，带起个大场子，村上的后生们，顶上花手帕，舞起毛腰带，参加进秧歌的行列，“这走的是五大洲！”“这走的是十二连灯！”“喂！打家什的！打急点！”“喂！伞头！扭快点！”看！一条龙在翻江倒海了！婆姨们看见自己的丈夫、孩子，在场子里扭着各种奇异的步子和姿态，都忍不住咯咯笑起来！

篝火烧的更旺啦！锣鼓敲得更急啦！步子扭得更快啦！婆姨笑得更欢啦！夜！狂欢的夜啊！

看毛主席去

王家坪的桃园里，早挤满了人，吴满有、刘建章两位老英雄，带着秧歌队走进了场子，今天秧歌队可要大显身手，给咱毛主席拜年了！

“那是谁？”全场的人，都怀着敬仰与喜悦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朝着一个方向。“那是毛主席，那是林主席，那是博古同志！”认识的人指点着，告诉不认识的人。

戏出场了，毛主席和吴满有坐在一搭看戏。

在那边角角上，坐着两个农村娃娃，低声地拉着话，那个演拦牛娃的娃娃兴奋的说：“走！咱们去找毛主席拉拉手，年时在枣园，毛主席还抱过我呢！”那个演女娃娃的，扯扯拦牛娃娃的衣角说：“别去！你看毛主席在听戏呢！咱们别去打搅他！”

戏完了，伞头用那嘹亮的嗓子，高声唱道：“扭起秧歌往上观，咱们毛主席上边，满面红光身康健，领导咱们万万年！”“嗨么嗨呀嘿，领导咱们万万年！”合唱的声音，像一声春雷，震动了云霄。

闯进黄河阵

元宵夜，梢园梁家家户户都挂起一盏明灯，燃起一堆篝火。半山坡上，点起了360盏红绿灯，摆成了九曲十八弯的黄河阵式，远远望去，那是一座光明的山、火热的山。

老汉、后生、婆姨、娃娃，穿红戴绿，从沟岔里，从山梁上，从南边，从北边，汇集拢来，参加这盛大的灯会。

秧歌队带头，闯进了黄河阵，看热闹观灯的，也跟着闯了进去，左弯右弯，前转后转，伞头顺口唱道：“转过九曲十八弯，身强力壮真康健，元宵过罢快上山，人旺财旺大发展。”

秧歌队，这朵从严寒里开放的花，它给百姓带来了春天，欢乐，它给百姓洗刷了一年生产的疲劳，它还鼓起了百姓今年生产的热闹和信心。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3月1日

《土艺》也能演得很好

——记西北党校秧歌队

肖金 芸夫

旧历年前，西北党校提出闹秧歌，开始时有些同志觉得很困难，总觉得几年来延安闹“新秧歌”，观众的水平提高了，“土包子秧歌”吃不开。而本校知识分子很少，绝大多数是工农干部，“工农干部能不能演‘新秧歌’？”当时是一个问题。

在学员中征求演员时，也到处碰到同样的回答：“演秧歌是知识分子的事，咱干不了”或“打旗、敲大鼓这些气力活，咱可以”。主持人虽然鼓励：“不会，学嘛。”但自己却也信心不够。

现在证明开始时的估计是错误的——开始以为组织不起乐队，后来竟有七八位同志参加，并且还相当熟练，锣鼓也还打得有节奏。

开始以为工农干部不懂简谱，就很难学会一个曲子。其实这就更不对了——农村里流行的各种小调，那不是农民群众的创作吗？不是流传得很远、很远吗？这就证明：他们不懂简谱也一样会唱，一样会创作，特别在这次演出更证明了这一点。自然，学会了简谱是更方便些。

而且我们工农干部来自农村，熟悉农村群众的言语和习惯，所以他们唱得好、说得好、演得像。曾有同志说：“我们笨脚笨手还能演秧歌？”这次演出却推翻了这种不信任自己的论点，正因为手是工农的手，脚是工农的脚，所以表演工农的生活、姿态，就更容易扮得像、做得好。

我们排演十八天，排了四个小节目，其中有《回娘家》《男管吃，女管穿》和《山药蛋》等，前后演了十场，观众约在2万以上。

四剧中最受群众欢迎的是《山药蛋》。主人翁边区农民牛自强上场时，雄健而开阔的步伐，愉快而宏亮的歌声，深深地反映了边区人民丰衣足食、民主自由，勤劳紧张的生活情调。剧里生动紧张的情节，是很能吸引观众的。

《回娘家》也很受群众欢迎，因为男女主角的表演都很逼真。当剧中的丈夫戏耍他的婆姨，以致她流泪的时候，观众中的一个婆姨拉一拉自己丈夫的衣角：“看，人家两口子都耍哭咧！”丈夫会意地回头一笑。大概剧情唤起他们一个什么回忆吧！

这些反映是剧本的成功，同时也是演员的成功。此外，《男管吃，女管穿》得到同样的效果。

秧歌队到吴满有乡时，该乡秧歌队打着锣鼓来迎接，在秧歌队表演时，他们唱：“咱公家处处为人民，党校的秧歌爱死人。”演完后，吴满有对观众讲话，把我们的秧歌和他们的工作联系起来，他号召大家要好好生产，多种棉花，婆姨要多纺线线……

以上的情形说明：工农干部能演“新秧歌”，而且能得到群众欢迎。正如本校高副校长在总结大会上所说：“鲁艺演得很好，工农干部的‘土艺’也能演得很好。”的确，这次演出是提高了本校工农干部闹秧歌的信心与兴趣，提高了艺术水平，在总结大会上大家都主张把秧歌评为今后本校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3月15日

《兄妹开荒》在上海

据上海讯：李丽莲、欧阳山尊两同志最近（1946年5月4日）曾在上海辣斐大戏院演出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深受上海各界群众之欢迎。

据上海大晚报载，当他们演完之后，马上有大批的观众从台阶下，后台口挤进去，更有不少群众拿出笔记簿要他们签名，他们一面下妆，一面在不停地签名，并和观众谈话。等到他们下完妆，出了戏院门口时，还有大批观众包围着他们，请求签名。

又讯：在1946年4月5日下午，上海文化戏剧界曾在红棉酒家开会欢迎陈波儿、李丽莲、欧阳山尊三同志，主人是夏衍先生，到会者有史东田、张骏祥、于伶、宋之的、吴祖光、陈鲤庭、孟君谋、以群、冯亦代、白杨、赵丹、陶金等数十人。会议开始，首由宋之的致欢迎词，继由陈波儿等同志报告解放区戏剧活动及个人经历，会议始终在亲热欢愉气氛下进行，至夜始散。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6月10日

民众剧团下乡八年

林间

在抗战八年中间，边区剧团下乡最多的属民众剧团了，它平均八天内有三天在乡间。八年中，这个剧团一直停留在老百姓群里，共走了23个县（全边区共31个县市），190处市镇村庄，演出了1475场戏，平均两天有一场，观众是二百六十万人。这个剧团从1938年7月创办就开始服务于民族的解放战争了。剧团的扶持者柯仲平同志在当时为这个小小的团体写了一支歌，词儿是：

“（甲）你从哪边来？（乙）从老百姓中来。

（甲）你又要到哪边去？（乙）到老百姓中去。

（合）我们是民众剧团，我们向老百姓学习，你看他们多勇敢，勇敢抗战，勇敢生产，他们已经活过几千年。

我们来教育老百姓，你看他们抗战娱乐像荒山。我们来开垦荒山，我们要使花开过，花开过，在荒山。

在民主的边区，我们得自由的走去走来，我们到那里，那里花开遍……”

就这样，一群年轻的艺术工作者唱着这支歌，那年年底就出发演出了。当时所演的是一些动员群众抗战的戏，像《查路条》《好男儿》等，在经延安县甘谷驿时，群众都喜出望外的接待他们，惊异地说：“哎呀，真想不到从天上来了这么一班戏！”老百姓的欢喜自是不必说的。这样，逢村必演，场场叫好。剧团缺少道具，庄稼汉把门帘给挂起来。团员未用饭，婆姨们给亲自去下米。剧团甚至得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的邀请，在宜君县店头（七里铺）演出后，煤窑工人给剧团送了锦旗，上边写着：“有说有笑，红火热闹，尽情尽理，意味深长。”这都表现出群众是多么爱戴和期望着他们啊！这样，剧团一直被老百姓留在乡村，有时出发期间要延长到八九个月将近一年。

他们演出的戏都是群众易懂和易于接受的地方剧和民间小调，大致分作秦腔、眉户和秧歌三类。其中有些是自己创作的，有些是改编的，算起来八年中间共创作了45出戏，改编了15出戏（大都是历史剧）并上演了团外的一些戏（15出）。这些戏剧最为人们熟悉的要算是《血泪仇》了，几乎全边区的职业剧团都演过，小学校和商人也部分地演过。1943年在新正县长舌镇演出时，群众和战士不时高吼：“打倒特务！”在定边城演出后，我们军队的一个士兵为之感动，当场向连长坦白，从袋内掏出钞票说：“我原是想着开小差离开军队，现在再也不离开八路军了！”这个戏的影响怕是再大不过了，它的演出使群众深刻的体验了一次生活的风暴，领导了无量的智慧和洗练了他们的情感。另一个戏《查路条》也得到同样的效果，当它在固临边境上演后不久，当地一个农妇即在放哨中抓到一名汉奸，原因是她看了《查路条》，学得机智和巧妙的思想。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剧本，像《中国魂》《十二把镰刀》（马健翎作），《潞安州》（黄俊耀改编），《反徐州》（马健翎改编）等，这些都是群众所喜爱的，有的演数十场（《查路条》曾上演150场）它的观众却百看不厌。

领导这个剧团的人是马健翎同志，他是陕北米脂人。抗战前曾任延安师范教师，这些年中间他曾写了不少剧本，已出版的有《民众戏剧集》（读书生活出版社）、《血泪仇》《查路条》《大家喜欢》《保卫和平》《十二把镰刀》等（均新华书店出版）。记者曾就以下问题和他谈话，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对于艺术见解之一斑：

“对你创作的剧本，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是《大家喜欢》。这个剧本是用生活表现了边区人民的幸福和美满的，同时是用曲子写的。我以为曲子戏最易于表现农民的生活，眉户原来是民间小调集合和发展起来的。而秦腔则易于表现悲壮和斗争的场面，其曲调激昂慷慨，如《血泪仇》。”

“它们是否都是表现群众的东西？”

“大都是写群众的生产、防奸等等，就是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一方面，也是体现在群众痛苦生活的基础上面。”

“它们是否易于为群众所接受？”

“我写东西时，经常注意到两个问题：群众能不能看懂和他们是否被感动。中国农民对于戏剧的要求也是两方面：表现生活的真实和故事的曲折。能够表现他们生活的真实——特别是从一个家庭或一个人的‘命运’出发。这意思是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少，而结构较单纯。”

最后马健翎同志说：民间的形式为老百姓所易于接受，这原因正是毛主席说的，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特别是在表现手法上，如旧戏里的“表白”。旧戏的唱词又是韵文，是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即使平时农民的言谈，他们也喜爱用韵文的。中国的歌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在民间有长期的传统和影响，它还是宣传战线上一个有力的武器。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9月26日

小型宣传队在西线

任国宝 李梓盛 张义祖

政府干部说：“你们演一次，比我们解释十次都强！”

三边文协和边区文协工作组，组织了三个小型宣传队，新年后活跃在西线的部队和农村。宣传的形式有新洋片、小型新旧戏、目标戏等。在十天中三个小队走过30几个村庄，演了30余场，观众约5000余人。

新洋片演出的内容有：《八路军大战兴武营》《马鸿逵上了蒋介石的当》《马家军到盐池干了些什么》《清算安边恶霸宋子元》。戏剧演出的有小型秧歌剧，目标戏演出的有《清算贺天福》（定边盐业区盐霸）。

由于内容上切合了群众需要，又是小型，能深入到向来没有唱过戏的农村。因此，很受群众欢迎。在盐业区杜井演出后，60多岁的万俊耀老汉，回到家中表演戏中人物，惹的孙子和老婆大笑。他说：“演的洋片和戏实在好，连我这打牛后半截的也解下了道理，过去我们跑很远的路看戏，花了钱解不下甚道理。”

盐池农民白自杰说：“这下把老百姓脑子化开了，不听政府的话就要吃亏，戏上演的都是盐池的实际事情。在盐场的演出后，三个农民代表十几个回民，端着枣来慰劳，要给宣传队同志诉苦，叙述他们在宁夏所受的压迫。

部队刘生戴营长说：“战士看了洋片和戏，今天早晨上操情绪也高了，还要求再给他们演一次。”有一次两个连的全体战士，给宣传队送了两封慰问信，信上说：“看了你们的洋片和戏，提高了我们的认识，没有别的慰劳，我们只有在自卫战中多立功劳报答你们的好意。”

政府干部说：“你们演一次戏，顶我们开十次宣传会。比解释十次都强。”

我们在这次宣传中得到了两个经验，小型宣传队，轻便灵活，群众负担轻，要广泛提倡。内容要和当地群众要求结合，采用当地的材料，再在当地演出，效果最大。

洋片和目标戏是特别值得提倡的宣传形式，新洋片的演出并不亚于戏，因为画片大，无镜头，同时可容纳五六百群众，画片又是连环故事，宣传方便，群众爱看。

目标戏是采用当地新发生过的事件为题材，即刻可以编成戏，为了表演得更真实，可将当地干部或了解这一事件的人把经过说一下，指出事件中特殊人物和性格，然后组织一下材料即可分场。因为这种宣传形式反映当地材料来得快，群众对这件事又多少知道一点，所以群众看起来最感兴趣，印象也最深刻。

巡回宣传中证明，在边区分散的农村中，非常需要小型宣传队，望各地宣传部门组织这种小型宣传队下农村，以加强边区的自卫战争。（西北新闻社）

原载《解放日报》1947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