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秧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兴起的一场有广大群众踊跃参与的文化活动，这也是继“五四”运动后，我国革命文艺事业迈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延安新秧歌运动之所以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蓬勃发展，并且迅速遍及陕甘宁边区，成为延安广大军民渴求的一种精神鼓舞和情感宣泄的依托，并成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一种群众性的革命文化，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党和边区政府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积极支持关怀延安新秧歌运动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1943年春节，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给延安新秧歌的普及和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使新秧歌在春节“双拥”活动中，以崭新的时代风貌、鲜明的民间特色、丰富的表现内容、炽热的思想感情遍及陕甘宁边区。面对深受广大边区军民喜爱和欢迎的新秧歌，以及在毛泽东同志《讲话》后陕甘宁边区革命文艺涌现的新气象，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及党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通过深入地调查、及时地总结、广泛地宣传、认真地推广，使延安新秧歌运动得以健康、活泼、广泛地普及发展。
第一节 党和边区政府对文学艺术家的要求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后，如何尽快地贯彻落实《讲话》精神，是各级领导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专门召集50多位党员作家、艺术家开会，要求党员文学艺术家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号召全边区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中央总学委在发出学习《讲话》的通知文件中写道：“《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当做整风必读文件，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
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指出从去年（1942年）5月党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开始向新的方向转变。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及文委联合向各地剧团和文艺单位发出通知，要求文艺创作和活动要紧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为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及教育服务。自1943年春节兴起的延安新秧歌运动既体现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紧密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并把立足点转移到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民间艺术方向上的积极态度，又展现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开展延安新秧歌运动，使其成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所采取的有效途径和取得创造性的成果。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多次召开剧团领导会议，安排下乡进行宣传演出。如1943年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的各剧团领导动员下乡宣传演出会议上，宣传部长李卓然在会上说：“自《讲话》发表和中宣部指示下达后，文艺界做了很大努力，尤以鲁艺创作的秧歌剧、民众剧团的《血泪仇》、平剧院的新歌剧、青年艺术剧院的活报剧等，最受百姓欢迎。鲁艺秧歌队、文协的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青年剧院、评剧院、联政宣传队等新创作演出了一批反映边区军民团结、大生产运动和丰衣足食、保卫边区的新作品、新节目，使延安文艺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可喜局面。”
1944年5月24日，延安大学（改组后，下属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又改称鲁迅艺术学院）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会议由校长周扬、副校长王子宜主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毛主席讲：“我们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延大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大要学习的……文化建设方面，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认识一千个字，要提倡卫生，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个区有一个秧歌队。”毛主席提出的这些要求既明确、又具体，把新秧歌和识字、讲卫生、唱歌等均作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同年8月8日，陕甘宁边区文教筹委会、西北局文委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下乡办冬学及推动秧歌戏剧的准备工作。出席会议的有胡乔木、李卓然、周扬、刘芝明、丁玲、沙可夫、萧三、张庚、艾青、欧阳山、塞克、赵伯平、马健翎、欧阳山尊等20余人，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阐明开会意义。关于秧歌戏剧问题，周扬提出初步意见，大家进行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目前戏剧应以普及为主，组织和推动群众性的秧歌活动，做到一个区一个秧歌队，主要由老百姓自己搞，我们下乡去帮助、辅导，去年是“秧歌下乡”，今年是“乡下秧歌”，使延安新秧歌运动在边区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得到更为广泛深入的普及和发展。
1944年9月下旬，为了及时总结秧歌活动的经验，延安市召开文教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文艺、卫生、教育、新闻、宣传等代表181人。会议期间还演出了秧歌，并召开有秧歌队长、伞头、自乐班代表、农民画家及延大、鲁艺的贺敬之、程均昌、丁毅等同志参加的秧歌座谈会。周扬为《座谈会纪要》写了《前言》，肯定到会同志就秧歌创作与组织活动发表的宝贵意见。大家主张秧歌是一种宣传，强调内容第一，创作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要求“又短又好又红火”。这次会议还组织九位群众代表就各自组织的秧歌活动经验进行了大会发言，是一次相互学习、交流经验的好机会，也是生动活泼地对延安秧歌活动和秧歌剧创作及时地进行认真总结的会议，以便更好地促进新秧歌活动的深入发展。
同年9月25日，鲁艺学院院长周扬在延安市文教会议上就秧歌的组织和剧本问题谈了三点意见：1.应根据各地具体条件，可采取不同的形式如可办文化台、自乐班、秧歌队等，做到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新的文化娱乐活动；2.以民间艺术家为骨干，通过当地的学校、读报组、冬学、夜校等基层单位组织秧歌队；3.组织秧歌队要自下而上，采取自愿原则，关于秧歌剧剧本，主要靠群众自己编，大胆写，写斗争、写矛盾，不要用公家的话，要自己想什么就写什么，不会违反政策的，因为政策是根据老百姓意见制定的。周扬还鼓励大家重视深入生活，多写多演老百姓自己的秧歌剧。
同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有关单位研究讨论春节宣传工作。宣传部长李卓然提出初步意见，赵毅敏、艾思奇、肖向荣、周扬、赵伯平等发言。会议强调抓好下列宣传：一、向边区人民说明，只有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抗战才能胜利；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各解放区人民英勇奋斗的战绩与陕甘宁边区建设已取得的成就；三、宣传与表彰边区劳动英雄及群众中讲究卫生、积极学习识字的模范。具体措施和安排：1.由中央党校、鲁艺、联政、边区保卫处等宣传队及枣园、文协等文工团，组织秧歌队于春节期间除在市内表演外，还要深入延安一些乡镇和农村，赴安塞、甘泉等县表演；2.发动本市各机关、学校与附近市民联合组织秧歌队，或派干部赴基层和农村组织辅导秧歌活动；3.由中央党校、鲁艺宣传队、枣园文工团分别派人帮助工厂等组织春节秧歌宣传，文协文工团派人协助延安市民组织辅导秧歌活动；4.由中央党校、鲁艺、联政、文协、保安处等宣传队创作配合当前形势的活报剧、秧歌剧节目；5.由《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登载所需的宣传材料，及时报道介绍各地春节活动的有益经验和情况，各级宣传部门要直接召集会议，具体布置安排春节宣传和秧歌活动。在这些具体明确要求下，使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单位、学校、部队、乡镇及市民商户、厂矿企业和各文艺团体的广大群众都积极投身于新秧歌运动中，使全边区呈现一派“唢呐锣鼓震天响，秧歌舞队遍城乡，边区军民尽情扭，高歌胜利喜洋洋”的动人场景和热烈红火的新气象。
第二节 各级领导对新秧歌的关怀和鼓励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涌现出的新事物，正是由于它顺乎民心、善达民意，适应时代发展，又能满足广大边区军民要求的一项活动，因而使延安新秧歌运动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遍及陕甘宁边区，成为革命文化和文艺建设发展中涌现出的一件具有强大生命力、蓬勃发展的新事物，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民间喜庆特色和民俗性的群众文艺活动。边区政府与各级领导不仅重视支持群众性的新秧歌活动，还及时地给予表彰鼓励。194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奖励中央党校秧歌队春节宣传演出的节目精彩成功，不仅拨款五千元，还去函给予表彰和鼓励，称其是“艺术工农化”“提高大众艺术”。中央党校秧歌队队长为该校副教务长刘芝明，副队长艾青。队员有周而复、苏一平、朱丹、陈明、金肇野、陈振球、周戈、王亚凡、郭静等。
1944年4月28日西北局文委，召开总结春节各剧团下乡演出和开展新秧歌活动的经验座谈会，会议由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主持，张庚、柯仲平、王镇武、杨醉乡、吴雪等同志相继发言，介绍各剧团下乡演出的情况、大家的体会感受和实践经验，以及创作演出存在的具体问题。会议又于同年5月2日继续举行，周扬、艾青、柳湜、马健翎、王震之、萧三、艾思奇等同志相继作了重要发言，充分肯定延安戏剧创作和新秧歌运动普及发展的成果。会上文协主任赵伯平提出向31个秧歌剧授奖，其中一等奖有《血泪仇》《模范城豪村》《逼上梁山》《抓壮丁》《惯匪周子山》等。
1945年6月中旬，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地委宣传部召开颁发文学创作奖励大会，会上还总结了创作的特点：1.秧歌创作与实际相结合；2.演出不少的秧歌剧；3.改造旧形式有初步成就；4.小形式的大量发展和幻灯片创造。会上受表扬的秧歌剧剧目有《李板头》《麦收》《刑世美和病号》《全家乐》《乡长刘润生》《抗属刘凤喜》《白发妇》《打七连》《国民党拉兵》《移民》《离婚》《大翻身》《生产识字》等。此外，对改革较好的传统平剧、秦腔、山西梆子等剧目，如《廉颇和蔺相如》《梅花岭》《大报仇》《状元桥》等，以及幻灯片《两条道路两种结果》《掏谷槎》，诗歌《消灭蛀虫》《劝二流子》等都给予了表彰，并具体展示绥德分区新秧歌运动和戏剧文艺创作所取得的成就。
对于文艺进行奖励是陕甘宁边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941年由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的“五四奖金征文”就是最早进行的奖励活动，当时共收到征稿150件，作者110余人。其中文艺类97篇，戏剧共12篇、美术作品18件、音乐类20件等，通俗科学类八篇，战时代用品及制药法3篇。评委有吴玉章、丁玲、王曼硕、王滨、王震之、周立波、艾青、艾克奇、江丰、吕骥、何其芳、何思敬、周扬、李强、范文澜、柯仲平、柯伯年、胡蛮、徐特立、草明、姚时晓、陈荒煤、马达、张庚、张仲实、舒群、赵毅敏、欧阳山、萧三、萧军、罗烽、饶正钖等。经过评委认真评选评出得奖作品共23件，其中文学类甲等奖三名、乙等奖四名；戏剧类甲等奖一名、乙等奖二名；音乐类甲等奖三名、乙等奖二名。此外还有通俗科学类与战时代用品类等。甲等奖金40元、乙等奖金20元。所有奖金均系中央领导主动捐赠。其中，毛泽东捐赠300元、周恩来及王稼祥各捐赠200元、吴玉章捐赠100元、董必武捐赠50元。上述的评奖和奖励，对陕甘宁文艺创作和新秧歌活动均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对新秧歌运动的检阅
1944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首届文教代表大会，这是边区文教工作者的一次盛大集会，也是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进行的一次全面总结和表彰。出席会议的有八个代表团，加上与会的来宾和旁听者，出席大会开幕式人员已超过千人。代表中有在边区成长起来的工农兵文教工作者，有热心边区文化工作的绅商和社会贤达，有蒙、回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有著名的学者、诗人、作家、美术家、医生和热忱帮助边区文化教育宣传工作的国际友人，有边区各专业艺术团体和学校的代表，也有广大群众业余文艺爱好者、民间艺人、民间群众性的秧歌队及业余剧团的代表，真可谓人才济济，聚集一堂，相互交流经验，彼此切磋技艺，以促进边区文化艺术工作的提高与发展。开幕式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致开幕词，朱德代表党中央祝贺词，他说：“今天文化教育工作的巨大成绩，证明毛泽东前年（1942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正确结论，发生了效果。以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没有结合得很好，现在他们和群众开始结合，并发动群众自己来做，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吴玉章在会上强调消除文盲的迫切性，中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识字，消灭文盲是件巨大的工作。徐特立说：“学习要跟实际密切联系，破除教条。”会议气氛热烈、庄重严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会期长达一个月，于同年11月16日闭幕。会议期间就民间艺术和秧歌活动及艺术创作进行了专题座谈，还第一次组织群众性秧歌戏剧会演和有关民间艺术展览，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团体、艺术家、民间艺人和秧歌队进行了奖励表彰。因此，又将此次会议称为“边区文教群英大会”。
一、群众秧歌代表参加会议
此次边区文教代表大会还有民间秧歌社火的群众代表和民间艺人参加，其中有关中分区的刘志仁、汪庭有、王中泉；三边分区的杜志栋；陇东分区的黄润；绥德分区的景海清；延安县桥镇乡练子嘴艺人拓开科；民众剧团秦腔艺人李卜等九位代表。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让泥巴腿子的农民艺人成为文艺界的座上客和嘉宾出席边区文教大会。同年10月14日至16日，边区文教大会艺术组专门召开了民间秧歌座谈会，会上请群众代表和民间艺人发言。他们来自农村、来自民间，生动活泼地介绍了他们开展秧歌和农村文娱活动的情况和经验。座谈会后文教代表大会艺术组还专门采访了民间艺人和群众代表，把他们所谈的经验和活动情况进行加工整理，并于会议期间相继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其中10月24日发表了马可、清宇执笔撰写的《刘志仁和南仓社火》，文章着重概括总结刘志仁秧歌队所具有的四个特点：1.唱的都是事实；2.敢于大胆突破旧形式；3.创作演出从实际出发，不爱夸张；4.注重唱词的口语化和适合地方习惯。10月26日，发表苏林执笔撰写的文章《杜芝栋和镇靖城的秧歌活动》。10月30日，发表了丁玲撰写的文章《民间艺人李卜》。11月8日，发表了艾青撰写的文章《汪庭有和他的歌》，介绍汪庭有这位农村木匠爱好诗歌创作，他的主要作品《老顽固》（是一首歌，按民间传统形式分十二月唱，每月一段，每段唱八句，叙说广大农民在国统区所受地主、反动派压迫的痛苦和艰难生活），《十绣金匾》以欢快、喜悦的优美旋律表达对延安边区政府的热爱和以激动的心情表达对毛泽东、共产党为人民创造幸福的感恩之情和赞颂。11月9日，又发表了由萧三、立波撰写的评介文章《练子嘴英雄拓老汉》。拓老汉是位民间说快板的老艺人，名叫拓开科，他在长期的农村生活和劳动生产中善于即兴编创“顺口溜”，常是触景生情见啥编啥，干啥说啥，内容生动活泼、语言诙谐风趣，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其主要作品有《闹官》《种棉花》《禁洋烟》等。由于民间艺人和群众秧歌队代表参加了文教大会，不仅使大会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性、代表性，也让民间艺人代表登上艺术殿堂，使会议更加具有生机和活力。由于大会艺术组组织专人撰写的多篇有关民间艺人的评介文章相继在《解放日报》发表，及时地对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扩大了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的社会影响。
二、首次举办民间秧歌和戏剧会演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艺术组于会议期间（1944年11月6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了第一次群众秧歌戏剧会演，来自边区各地的农民演员和民间艺人首次登上边区参议会大礼堂舞台献艺，这真是一次破天荒的新鲜事。精彩的演出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受到与会代表及延安观众的喜爱和赞誉。演出的节目和单位分别有：关中分区刘志仁、汪庭有、王中泉领导并亲自登台参加演出民间舞蹈《跑红灯》；三边分区杜芝栋领导并参加演出秧歌剧《破除迷信》；陇东分区黄润领导并参加演出秧歌剧《减租》；延安县桥镇乡群众改编演出《小姑贤》《蛮婆算命》；拓开科表演练子嘴《闹官》；民众剧团艺人李卜表演眉户剧《张连卖布》等。节目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多样，鲜明的民间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新颖、质朴、生动、真实的表演风格形成了民间艺术独有的一种原汁原味鲜活的艺术特色和感染力，受到广大观众的交口称誉。由于此次会演不仅增添了边区文教大会生动活泼的气氛，还进一步让与会代表和延安观众亲眼目睹了边区各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领略独特的艺术魅力，还展示边区各地在深入广泛开展新秧歌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
三、举办展览、相互学习，增进彼此友谊
为了宣传汇报边区文教艺术成果，边区文教大会期间，还举办了成果陈列展览，增强与会代表和各界群众直观的视觉效果。代表大会筹备组于会前利用22孔石窑举办边区文教艺术成果展，其中除少数民族音乐占用一座窑洞外，其他21孔石窑按教育、卫生、艺术、报纸四大业务内容进行分类陈列。艺术部分分别按群众艺术（包括新秧歌活动）、戏剧、音乐等进行陈列，陈列的内容包括实物、图表、照片、文字介绍等，既生动、形象、真实，又丰富、多样、精彩。鲁艺师生为了向与会的群众代表和民间艺人学习，特意邀请代表们前来学院参观，并请他们介绍自己的活动经验，以达到相互学习、交流经验的目的。出席文教大会的群众秧歌代表有刘志仁、杜芝栋、黄润等九人，于同年10月20日前往桥儿沟进行参观时，鲁艺组织全院师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场里贴着“欢迎群众艺术家”的大幅标语。几位代表分别在会上介绍开展民间秧歌与民间艺术活动的经验和创作方法，他们边讲边表演，使座谈会气氛格外活跃。刘志仁在会上唱了《新三恨》、汪庭有唱了《老顽固》、景海清唱了陕北道情。鲁艺同学为他们专门表演了《有吃有穿》《团结歌》等，还把口琴、小提琴、手风琴、钢琴等外国乐器向民间艺人和群众代表一一作了介绍，并当面进行了演奏和表演，使来自农村的民间艺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同时也使鲁艺师生亲自聆听了民间艺人的民歌演唱和表演，让师生如同亲自深入生活，获得了一次向民间艺人学习的大好机会。座谈会开始前还邀请群众代表参观了美术系，代表们对各种美术作品感到非常新鲜，特别是美术系新近刻制的彩色年画、窗花，形象生动、新颖独特，深受代表们喜爱，并表示要把鲁艺创作的新年画、新窗花带回农村，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努力提高民间艺术创作的水平。
四、表彰先进、总结经验，更好地推动延安新秧歌活动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还对作出优异成绩的专业团体、艺术家和群众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给予了表彰和奖励。会上，表彰了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并颁发“特等模范”的锦旗，授予马健翎个人特等奖和“人民艺术家”称号。大会还表扬了杨醉乡领导的抗战剧团、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及鲁艺秧歌队等。以表彰杨醉乡同志在文艺创作和宣传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来到边区文教大会，向与会代表做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发展新秧歌的同时，要利用和改造占民间传统秧歌队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老秧歌，这为今后普及开展群众性秧歌运动指明了方向。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发展新秧歌的同时，要重视改造利用民间流传的旧秧歌的做法和要求是正确的、可行的、有效的。当今，在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里，陕北各地仍广泛流传新秧歌、老秧歌、传统秧歌、神会秧歌等，使各种秧歌呈现出“百花竞放、争奇斗艳”的繁荣活跃局面。
同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大会历时一个月胜利闭幕。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专门莅临大会向全体代表作了专题报告，朱德、李富春、李维汉、胡乔木、刘景范、周扬、柳湜、李卓然等也都先后参加会议并作了讲话。罗迈在闭幕大会上做了《开展大规模群众文教活动》的总结报告。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致闭幕词：“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大会，从来没有开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前途，因此我非常为中国庆幸。”
同年11月12日周扬同志在边区文教大会上做了题为《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的专题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自1942年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以来，延安新文艺发展的状况和今后的具体任务。其主要内容为：1.群众要求新文艺，但封建旧文艺在群众中尚占优势；2.普及工作仍是今天整个新文艺运动的主要任务；3.改造旧秧歌，发展新秧歌。刘志仁是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与模范；4.改造旧戏，团结与改造旧艺人；5.加强地方剧团的作用，贯彻剧团下乡方针；6.党政领导机关应重视文艺工作，加以认真细致的领导。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为期一个月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胜利大会、动员大会、鼓励大会，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对边区文教建设发展事业进一步及时的、深入的总结，也是在文教战线方面更好地贯彻统一战线的重要举措，即团结、调动、组织一切力量更好地促使革命文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1944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为庆贺此次边区文教大会的胜利闭幕发表社论《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文中说道：“它表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长足的进展，将来修中国文化史的人对此不可不大书一笔。”通过此次大会的召开，不仅体现党和边区各级政府对文化建设和新秧歌运动的重视支持，也为进一步促进陕甘宁边区大规模群众文化的发展，为延安新秧歌运动的遍地开花、全面普及，打造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