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是陕北各地最为常见的一种群众性传统春节民间艺术活动，当地又称“闹红火”“闹秧歌”，至今仍在陕北各地广为流传。
延安新秧歌是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和鲁艺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民间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在继承民族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抗日战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军民大生产运动的需要，兴起的一项群众性的新文艺运动。鲁艺师生于1943年元旦，组织百人秧歌队走出校园、走向街头、走向社会，并于同年1月下旬参加延安各界两万余人在南门外广场举行盛况空前的庆祝英、美两国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大会，第一次向观众展示鲁艺百人秧歌队崭新的精神风貌和艺术特色，成为当天参加庆祝大会诸多宣传队、秧歌队中的佼佼者。鲁艺百人秧歌队以丰富的现实内容、多样的艺术形式、鲜明的民间风格、饱满的思想感情、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彩的艺术表演、强烈的革命精神，讴歌了延安军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创造的新时代和取得革命事业发展的新成就。延安军民在南门外广场召开的万人庆贺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会成为新秧歌运动的起始点，鲁艺秧歌队不仅成为鼓舞、激励广大边区军民勇往直前的一曲战歌，也为群众性的秧歌创新与发展、普及与提高起到带头和促进作用，同时也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和革命文艺发展事业的一座里程碑。
第一节 新秧歌开创延安“双拥”活动的独特形式
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同年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十条，还做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并决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撰写的《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一文，在《解放日报》上作为代社论发表。从此“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双拥”活动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全面铺开，并于春节期间由各部队、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界掀起“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双拥”热潮，这既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友爱，增强了广大军民的革命凝聚力，又广泛地促进社会各界利用春节组织秧歌队开展拥军、拥政活动达到彼此相互拜年问好、增进友谊的目的。同时，又促使各单位、学校、部队、厂矿企业单位及广大农村皆借春节拥军、拥政之际，组织秧歌队以活跃和增强春节的热闹和喜庆气氛。使“双拥”活动成为广泛普及新秧歌运动的一种载体和助推力。据不完全统计仅延安的工厂、学校、部队、市民、农民就组织了百余支秧歌队。延安市的文化沟、新市场、南门外、东门外，以及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杨家岭、王家坪、枣园、边区大礼堂等地，皆成为新秧歌活动的主要场所。
拥军、拥政爱民所形成的“双拥”活动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一种制度，自1943年春节开始，截至1947年春节，延安社会各界和陕甘宁边区均自发地组织秧歌队进行拥军、拥政的拜年活动，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形成独特的“双拥”形式和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当时约有近千支秧歌队通过连续多年的拥军、拥政爱民活动，使春节新秧歌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现实意义，并使新秧歌运动迅速地、广泛地、持久地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得以普及与提高。
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已有如下专业文艺院团与广大群众组织的秧歌队。
专业文艺院校秧歌队有：
鲁艺秧歌队 西北文艺工作团秧歌队
部艺秧歌队 延安杂技团秧歌队
青艺秧歌队 延安民众剧团秧歌队
一二零师战斗剧社秧歌队 边区艺校秧歌队
文协春节宣传队 联政秧歌队
中央乐团秧歌队 留守兵团政治部秧歌队
延安平剧团秧歌队 绥德分区文工团秧歌队
保卫团秧歌队 延安保卫处秧歌队
八一剧团秧歌队 独一旅战力剧社秧歌队
抗大七分校文工团秧歌队 新四旅宣传队秧歌队
教导旅宣传队秧歌队 中央警备团秧歌队
抗大文工团宣传队 杨家岭春节秧歌队
群众业余秧歌队有：
中央党校秧歌队 边区中央干校秧歌队
西北党校秧歌队 延安桥儿沟秧歌队
南区秧歌队 延安市民秧歌队
南区、西区“战卫”部联合秧歌队 枣园文工团秧歌队
边区直属分区秧歌队 延安大学秧歌队
行政学院秧歌队 军法处秧歌队
西北局机关秧歌队 医科大学秧歌队
中央总卫生部秧歌队 振华纸厂秧歌队
延安化工厂、玻璃厂秧歌队 光华印厂秧歌队
边区银行秧歌队 延安川口机关秧歌队
学生疗养院秧歌队 九旅家属学校秧歌队
延安西区秧歌队 关中分区马栏泥工合作社秧歌队
关中分区地委干训班秧歌队 延安南区机关联合秧歌队
商人子弟学校秧歌队 延安裴庄机关和所属单位联合秧歌队
延安南区驻军秧歌队 延安六乡秧歌队
《群众日报》社业余剧团秧歌队 延安李渠秧歌队
绥德四十里铺秧歌队 延安桥镇秧歌队
绥德十三寨秧歌队 延安吴家枣园乡秧歌队
延安北郊秧歌队
中央印刷厂、《解放日报》社联合秧歌队
延安交通工厂、被服工厂、纬华工厂联合秧歌队
第二节 春节拜年使新秧歌活动出现高潮
1943年春节开创的秧歌队拜年活动，成为延安各单位每逢春节都会组织的一项群众性活动。这既符合老百姓每逢春节走亲访友的习俗，又增进广大群众之间感情的相互交流和友好交往的和谐情谊，同时又推动群众性秧歌活动的普及，并使其在群众中得以传播与持久地发展。春节期间各单位、部门、机关等除了相互之间扭着秧歌拜年问好外，很多秧歌队还相继赴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向党中央、八路军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拜年，既增强中央机关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又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对延安新秧歌的称赞和鼓励。
1943年2月9日，鲁艺百人秧歌队前往杨家岭、党中央办公厅所在地进行春节拜年和宣传演出，秧歌队领头的正龙头是刘炽、副龙头为严正。两人分别手持镰刀、斧头扮作工农形象率全体队员起舞，伴奏的锣鼓声在杨家岭欢快地回荡着。全体队员兴奋地扭跳完大场秧歌后，开始表演小节目，演出的节目有王大化、李波表演的《兄妹开荒》；贺敬之作词，杜矢甲谱曲，由李刚、江雪、韩冰、杜锦玉演出的四人花鼓《七枝花》；韩冰、王家乙表演的《二流子变英雄》；以及集体腰鼓和《打连厢》、《赶驴运盐》，快板、狮舞、旱船、推小车等，所有节目内容均以庆祝废约、拥军、拥政爱民和大生产运动为主题。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及任弼时、陈云等同志观看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后，一致认为很好。毛泽东同志频频点头称赞：“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朱德总司令接着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诗人戈壁舟兴奋地当场赋诗一首《毛主席笑了》：
有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秧歌队到处扭唱。
我们给毛主席表演，
毛主席亲自到场。
大秧歌一完都往下坐，
王大化演出《兄妹开荒》。
随后，鲁艺秧歌队又相继前往中央党校、联防司令部、文化沟等地进行拜年演出，受到广大群众和各级领导的好评与称赞。鲁艺新秧歌像一阵春风吹拂延安古城，迎来革命新文艺发展的春天。
1944年春节，延安许多机关、学校、部队、单位等纷纷组织秧歌队进行春节宣传和拥军、拥政拜年活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也成立了“杨家岭春节宣传队”，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富春鼓励大家认真做好春节宣传工作，宣传队排练了《组织起来》《归队》《花鼓》《旱船》、快板《二流子》《杨朝臣》等，向驻地的群众和机关单位进行拜年演出和春节宣传。
1945年2月23日（农历乙酉年正月十一日），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组织的农民秧歌队来到枣园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拜年。秧歌队演出了根据延安南区合作社先进事迹创编的《小放牛》和根据本乡妇女积极投入纺织生产事迹创编的《妇纺》等节目。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对全体秧歌队员说：“我们这里是个大秧歌，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寇打出去，要叫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周恩来副主席热情地说：“我们这里大家都高兴地闹秧歌，大后方的老百姓也想闹，但有人不让他们闹，那里只有少数人在闹独脚秧歌。”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每逢春节热情地接待群众，高兴地与老百姓同闹秧歌，共贺新年，对延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与鼓励。
1946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率领延安六乡秧歌队前往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向毛泽东同志拜年，并代表全乡群众向毛主席敬献一块《人民救星》的牌匾。秧歌队除了扭跳大场外，还表演了水船、龙灯、高跷、腰鼓等小场节目，演出了《丰衣足食》《去选举》《闹赌博》等一批秧歌剧。毛主席看完秧歌表演后，夸赞杨步浩率领的六乡秧歌队跳得好，是边区农民自己组织的第一支秧歌队，希望大家今后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并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照相留影。毛主席与农民秧歌队合影的照片，至今仍珍贵地悬挂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照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毛主席与农民群众的亲密关系，表现了毛主席对延安新秧歌的关注和支持。20世纪70年代初，笔者亲自访问过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聆听了他回忆1946年正月十五日他和六乡秧歌队去王家坪向毛主席拜年的情况介绍。之后，在原延安县（今改为宝塔区）文化馆同志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前往当年的川口六乡所在地（如今的碾庄）进行采访和调查。虽说事隔数十年，但当地群众对1946年元宵节组织秧歌队前往王家坪向毛主席敬献牌匾和拜年贺春之事仍记忆深刻，至今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延安的新秧歌运动已把广大边区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紧紧相连在一起。
1947年春节前后，解放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时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仍坚持秧歌拜年和宣传活动，积极慰问驻军。同年1月11日，延安南区机关联合成立了一支秧歌队，队员约60余人，由张季纯任编导，在成立大会上西北局宣传部李卓然部长讲话，勉励大家搞好拥军慰问宣传。在春节期间，该秧歌队演出了杨醉乡创编的陕北小调剧《送公粮》、张季纯创编的《到延安去》钟纪明创编的《王招儿招祸》，及在延安东关连续演出的《拜年》《劳军》《光荣花》《打花鼓》等节目，向边区政府和当地驻军及广大群众拜年。
延安裴庄机关及所属单位于1947年2月初，组织两支春节秧歌队向周边十二个村庄连续演出《送郎参军》《送公粮》等秧歌剧，受到群众的欢迎。同年2月27日，裴庄机关两支秧歌队前往枣园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拜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勉励大家努力工作，加强学习。
1947年2月5日（即元宵节），延安南门外新市场热闹非凡，商铺住户彩灯高悬，锣鼓鞭炮响连天，秧歌起舞满街扭，歌声笑声随风传。此刻，延安新市场已成为全市最热闹和繁华的商贸地区，党政机关领导也前来此处与民同乐、欢度元宵佳节。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还买了不少“起火”（冲天响）燃放，有的“起火”未能升空，落地后在人群中乱钻，吓得群众急忙躲闪，引得大家又跳又乐，展现元宵夜晚的欢乐。除了秧歌表演外，还有龙灯、狮子、竹马、花灯、武术和杂耍等。南区秧歌队为庆祝自卫战胜利和推行土地改革的喜悦，还演出了大头哑剧《蒋介石》《马歇尔》。延大宣传队演出了活报剧《蒋介石》《袁世凯》等，引得无数观众捧腹大笑。其中有位秧歌队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兴奋地说：“托了毛主席洪福，今年的元宵节比往年闹得更欢。”
1947年3月18日，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率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与胡宗南进行艰苦的军事斗争。此刻延安新秧歌运动又紧紧围绕着为解放战争服务。据同年2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陈涌（杨思仲）所写的评论《一九四七年延安春节宣传中的几个创作》一文介绍：春节宣传最大的特点是和战争结合。“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是这次春节宣传中心的宗旨，在近30个剧团演出的近50个节目中，以战争为主题的占绝大多数，如有因和平麻痹思想引出教训的秧歌剧《王招儿招祸》（钟纪明创作），有表现边区人民拥军、拥政支援战争的小调剧《送公粮》（杨醉乡创作），有表现两个媳妇赶做军鞋相互竞赛积极支援前线的秧歌剧《模范妯娌》（王琳创作）等，都在群众中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边区许多剧团、文工团直接奔赴前线进行宣传演出，如西北文艺工作团在团长、剧作家苏一平的带领下，深入前线创作演出反映军民鱼水情的秧歌剧《红布条》及《无敌民兵》《白毛女》《进城》等剧目。6月30日，延安民众剧团在羊马河战斗中除了参加转送伤员工作外，待战斗结束后立即为参战部队演出《保卫和平》，受到各方嘉奖。西北文艺工作团深入村镇参加地方宣传工作，收集材料创作演出了《郭栓遭祸》一剧后，安定了群众的情绪，使许多出外躲避蒋胡匪军进犯边区的老百姓纷纷主动回乡生产。
1947年春节期间，绥德文工团在团长史曼尼（杨公愚）、指导员王元方的带领下，以北线自卫战争和土地公债为中心进行春节秧歌宣传，演出秧歌剧《红缨枪》、快板《四财主》及《推小车》等节目。
1948年春节前后，为了配合部队进行新式整军开展“诉苦”和“三查运动”（查立场、查工作、查斗志），民众剧团在深入土改宣传回来之后，创编演出了大型秦腔现代戏《穷人恨》，成为激励延安军民奋力抵抗蒋介石、胡宗南发动的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延安自卫战。同年3月11日，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在新解放的洛川冒雨同战士和老乡们一起观看了民众剧团演出的秦腔《穷人恨》后，给剧团写信说：“你们演出的《穷人恨》，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武器，望继续深刻体会群众痛苦，创造出代表群众要求的更多剧本。”
同年2月14日，边区各机关在胜利大进军中庆贺春节。秧歌队、各剧团深入各村镇表演。西北文艺工作团演出《地主哭穷》生动逼真地揭露地主阶级进行剥削欺压农民的伪装面目；演出《双报仇》，则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参军，打垮蒋介石、胡宗南对边区的进攻，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群众日报社业余剧团演出《全家忙》，表现边区土改后农民群众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全家人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支援解放战争的情节；《参军》描写经过土改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后，有吃有穿，婆姨争先送郎参军的故事。诗人柯仲平春节期间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工作人员组成的秧歌队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柯仲平还写了首诗《胜利的秧歌》，以歌颂解放战争的胜利：“千年古树开了花，人民的力量从来没有这样大；扭呀扭，歌呀歌，人民要稳稳当当地来当家。我们要打到南京去，我们就要活捉‘蒋该杀’！扭呀扭，歌呀歌，我们扭的是胜利的扭，我们的秧歌是胜利的秧歌！”
同年3月4日，为庆祝西北野战军在宜川瓦子街战役歼灭胡宗南王牌军刘戡取得宜川大捷时，西北文工团在绥德县义合镇进行街头宣传，秧歌队在欢快的锣鼓中扭跳于拥挤的喜庆人群中，队前高举着“庆祝宜川大捷”的横幅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大幅画像，使陕北山乡呈现一派胜利的喜悦。宜川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美梦，从此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局势，奠定了解放西安、兰州和大西北的基础。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陕北转战了一年零五天取得胜利的保障后，才放心地从吴堡县川口乘船东渡黄河，喜悦地离开陕北，向华北的西柏坡村进发，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同志在黄河渡船上向陕北告别时兴奋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4月22日，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延安，赶跑了胡宗南，西北解放军在欢庆的锣鼓和万民欢腾喜悦的歌声、笑声及秧歌扭跳中胜利地返回延安城。以后，延安新秧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扭向各个解放区，扭向祖国四面八方，扭向北京天安门，迎来新中国诞生。
第三节 延安新秧歌几次重要活动
自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新秧歌得到更为广泛深入的普及和发展，除了鲁艺秧歌队所起到的带头和示范作用外，同年1月中旬在延安南门外广场上组织的万人“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会”“庆祝苏联红军反攻胜利大会”等活动时，各单位均组织秧歌队以示庆贺，从而促进新秧歌在延安各部门、单位、部队、学校的广泛普及和开展。1943年春节，延安城到处是欢腾的锣鼓和唢呐声，到处是一派欢乐的歌声笑声，到处是舞姿蹁跹的人群，到处是秧歌舞队的身影，新秧歌活动使延安军民沉浸在欢快喜悦的情绪气氛之中。当时，延安北关外的文化沟、南关新市场（即市场沟）、东关广场、南门外广场等处皆为秧歌表演的重点场地。如1943年春节期间，驻延的机关、部队约二十多个单位和部门曾在文化沟的青年运动场召开有两千余人参加的“拥政爱民群众大会”，会上有西北文艺工作团、民众剧团等单位表演的大秧歌和戏剧演出。边区文协所属的杂技团、边区艺术学校等单位组织的秧歌队，往返穿梭于延安街头和相关单位进行拜年慰问和春节宣传。各个秧歌队相继去西北局、保卫团、边区政府、蓝家坪、留守兵团司令部、总政、杨家岭、民族学院、军事学院、中央医院等单位进行春节慰问，并表演秧歌、舞蹈、武术、杂耍和小戏等节目，以活跃春节文化活动。
一、秧歌队下乡演出
1943年春节，西北党校秧歌队、延安南区秧歌队等高举着红旗，敲打着锣鼓，高兴地去延安柳林区农村演出。西北党校秧歌队演出了《抗属的家务大家照管》《刘生海转变》等，表演生动逼真，群众掌声不断。南区秧歌队表演了《王有才归队》《除奸英雄冯光琪》《陈德友回家》等，同样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由桥儿沟群众、新华化学厂、延大组成的桥儿沟秧歌队演出了《张丕谟除奸》《送公粮》等。行政学院秧歌队演出了《模范夫妻》。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演出了《军民鼓》《军爱民、民拥军》《张治国》等。军法处秧歌队演出了《二流子变英雄》。南区、西区“战卫”部联合宣传队在清凉山下的广场上演出了《军民一家》。西区老百姓秧歌队排练演出了《生产合唱》。保安处秧歌队表演了《冯光琪除奸》《减租》等，使新秧歌成为活跃群众春节文化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一项活动，展示了延安新秧歌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二、中央政府、机关纷纷成立秧歌队
群众性秧歌活动深入广泛普及，也影响触动了延安党政领导单位和机关，甚至中共中央办公厅也于1944年春节，成立了杨家岭春节宣传队，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鼓励大家做好春节宣传。枣园也成立了文工团并于春节组成枣园秧歌队，还创编了秧歌剧《动员起来》，曾于1944年3月29日至30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剧本和曲谱，并同时刊登了《枣园文工团的秧歌》一文，介绍了枣园文工团秧歌队春节期间巡回在14个村镇和单位演出的情况，共演出20场、观众两万多人，演出的秧歌剧有《动员起来》《治安英雄》《劳军去》《自卫》等。许多以往驰骋于战场的老干部、老革命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期间也组织起秧歌队，开展自编自演活动，并从几十个自编的剧本中选排演出了《一朵红花》《一家人》《夫妻竞赛》《拥军爱民》《走三边》及《牛永贵挂彩》等。中央党校秧歌队先在市内向各单位演出，后又去蟠龙和南泥湾进行慰问宣传。留守兵团政治部秧歌队排练演出秧歌剧《王树康坦白》《英雄会》《刘连长开荒》（又称《刘顺清》）等。延安平剧院春节前后又去安塞演出《难民曲》《刘二起家》《参加自卫军》《回头是岸》等，由于演出采用陕北方言表演，不仅让观众感到亲切、易懂，还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故事动人、表演逼真，当地老百姓高兴地说：“戏演得太真了，一满（陕北方言，意为全部）把老百姓的心打动了！”
1945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被当地群众赞誉为延安三大群众秧歌队——延安市民秧歌队、北郊秧歌队、桥镇秧歌队，聚集延安东关的延安专署门前广场上会演。此外，联防司令部秧歌队、保安处秧歌队、延安交通厂秧歌队、边区银行、光华印刷厂、川口机关、中央总卫生处、学生疗养院、边区文协等数十个机关单位组织的秧歌队活跃在延安街头，进行宣传拜年活动。从上述情况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延安新秧歌活动是何等的普及。
三、八大秧歌队汇集杨家岭
1944年2月23日，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举行聚会，这是延安新秧歌的一次盛会，可堪称为首次新秧歌会演。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举行规模盛大的秧歌活动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中央领导和有关负责同志莅临，不仅与广大群众欢度新春，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共喜，也是对新秧歌运动和参赛秧歌队的肯定、鼓舞和激励。当时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前的广场上挤满了两千多名群众，沟边的柳树杈上都爬满看秧歌的后生和小娃，锣鼓声、鞭炮声、歌声、笑声回荡在山坡上、沟岔里，让人们在寒冷的冬天里充满了欢乐喜悦、红火热烈的情绪。参加这次会演的八支秧歌队依次上场先扭跳大场秧歌，向领导和群众拜年后，再演出秧歌剧。这八支秧歌队演出情况分别为：保安处秧歌队演出了《苏联红军万岁》《冯光琪除奸》；边区直属分区秧歌队演出了《（苏联）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秧歌队演出了《动员起来》；行政学院秧歌队演出了《好庄稼》；中央党校秧歌队演出了《牛永贵挂彩》；西北党校秧歌队演出了《刘生海转变》；西北局机关秧歌队演出了《女状元》（即《一朵红花》）；留守兵团政治部秧歌队演出了《刘连长开荒》等。八大秧歌队的聚会，如同一次小型秧歌会演，达到了相互观摩学习、彼此切磋技艺的目的，使秧歌表演和秧歌剧创作进一步得到提高。
四、扭起秧歌庆祝抗日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广播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听到胜利的消息后起舞欢庆、军民同乐，当夜延安军民欢腾地涌向街头，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红旗飞舞、鞭炮齐鸣，无数军民扭着秧歌，高举火把，举行夜间游行。宝塔山上灯火一片，延河岸边歌声笑语，人们相互拥抱、彼此问好，喜悦的热泪流满面颊，声声高吼长啸夜空。人民群众激动地说：“八年抗日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全民抗日取得的胜利成果。”这一天延安到处是一派欣喜欢腾的景象，边区军民情绪昂扬，秧歌舞队街头扭跳，彻夜灯火染红天边。《解放日报》发表萧三所写的诗歌《延安狂欢夜》中曾提到：“人们举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人们觉得自己的血在沸腾，人们想起八年来的痛苦和牺牲，才换得今天的狂欢和兴奋……”谢觉哉也赋诗《抗日战争胜利》以表庆贺：“八月十五复仇节，八月十五胜利天。伏尸流血五千里，尝胆卧薪一百年。虎待全擒须扫穴，鱼还未得莫忘筌。拼将福祉贻孙子，嘉岭山头看月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乃至全国人民群众都格外兴奋、喜悦。为庆贺抗日战争胜利，延安古城多日来沉浸于喜庆胜利大闹秧歌的欢乐兴奋气氛之中，不少军民高兴地将延安新秧歌喜称为“胜利秧歌”，使秧歌成为抒发广大军民夺取抗日胜利喜悦之情不可缺少的手段和一种精神情绪的宣泄。
五、陕甘宁边区各地的新秧歌活动
新秧歌是以延安为中心，鲁艺秧歌队带头兴起的群众性新文艺、新歌舞活动，并迅速地向延安周边的陕甘宁边区辐射发展。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前，鲁艺迁往东北的过程中又将新秧歌传播到华北、东北，并随着全中国的解放，新秧歌已成为革命胜利的一种象征，扭向全国。亿万军民把新秧歌作为庆贺翻身解放，感谢共产党、解放军恩情，抒发革命胜利喜悦之情的一种手段遍及神州大地，并以独具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世代繁衍和广为流传，成为华夏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和情感表现的手段。
新秧歌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广为流传，其中以绥德、米脂等地影响较大。绥德又称名州，秦时设上郡，曾称雍州。自古属关中长安通往塞北少数民族聚集的边陲重地和咽喉要道，也是陕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生产、商贸、文化、教育、交通的中心，同时也是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往互为影响的边沿和交叉地区，丰厚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底蕴，至今仍为陕北黄土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绥德、米脂一带的群众自古就有闹秧歌又称“闹红火”的传统世俗和习惯。加之1943年年底，鲁艺工作团专程前往绥德、米脂一带进行宣传辅导，为当地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播下了枝繁叶茂的新秧歌种子，从而使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等地成为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蓬勃发展和广泛活跃的地区之一。据有关同志介绍：1945年春节前后，绥德分区文工团和十三寨秧歌队进行了联欢，在联合表演了大场秧歌之后，还分别演出了新编的秧歌剧，其中绥德分区文工团演出了歌颂基层乡镇干部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积极做好拥军工作的秧歌剧《乡长刘润生》和改编秦腔《梅花岭》，及龙灯、水船、腰鼓、跑驴等民间舞蹈进行宣传。
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还在绥德县公演了大秧歌。大秧歌分五场：一、看劳动英雄去；二、拥护政府、拥护八路军；三、改造二流子；四、王小二上山；五、下南路。运用广场秧歌形式具体、全面深入地宣传拥军爱民、拥政爱民，以及歌颂边区大生产运动和抗日战争，反映部队的具体战斗任务和生活，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造，演出后给当地群众以深刻的影响。
此外，1945年春节，富县、延川两县政府于元宵节期间举办了秧歌比赛。富县有四个区的11个秧歌队、400多名队员参加，其中妇女64人，秧歌队员有劳动英雄、合作社英雄，也有是全家参加闹秧歌的。演出的节目多为群众自编自演的秧歌剧为主。关中分区的马栏地区有九个单位参加春节秧歌表演，共有20多节目。其中有八一剧团演出的《抗日英雄洋铁桶》《护士拜年》；地委干训班秧歌队演出的《汤灾》；泥工合作社演出的《陈委员逼粮》；二师政治部秧歌队表演的《血债》等，均受到观众的好评。在陇东马王庙骡马大会上，抗大七分校文艺工作队、“勇敢”部宣传队、三五八旅政治部宣传队、陇东剧团、庆阳剧团分别演出秦腔、平剧、歌舞、秧歌、活报剧等，以活跃陇东分区群众的文化宣传，更好地为抗日战争和开展大生产运动服务。
第四节 延安新秧歌在大后方
延安新秧歌虽说是于抗日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兴起的一场革命文艺运动，但也对全国文学艺术界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后，引起了全国文学艺术界极大关注和重视，既便是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大后方重庆也引起了强烈反响，重庆的不少爱国进步作家、艺术家都在认真积极地学习。1944年4月，周恩来同志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何其芳和刘白羽同志，随林伯渠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来到重庆，在郭沫若的帮助和安排下，并由郭沫若在自己的住宅内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会上请何其芳和刘白羽向重庆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和整风运动，又多次在郭府中组织有关作家、艺术家学习讨论。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宣传和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以及秧歌剧剧本的出版，对身处抗日大后方重庆文学艺术界产生巨大的鼓舞和震撼。抗日胜利前后，大后方许多作家、艺术家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舞蹈家吴晓邦就是其中的一位。
日寇投降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方行、谢吉然等创办了《新文化》半月刊。该刊在1945年10月20日出版的创刊号和11月1日出刊的第二期上，分别刊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和“结论”部分。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有关革命文艺理论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公开地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也是非常罕见的事，并在蒋管区的进步文学艺术界中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1946年，蒋介石假借与共产党和平谈判之名，暗地里调兵遣将企图发动内战，歼灭共产党、八路军，实现独霸中国的狼子野心。就在全国局势非常复杂和危急关头，上海文化戏剧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方式，举行从延安来沪的艺术家陈波儿、李丽莲、欧阳山尊的盛大欢迎会。欢迎大会由夏衍主持，到会的著名影视界、戏剧界知名人士有史东山、张俊祥、于伶、宋之的、吴祖光、陈鲤庭、孟君谋、张群、冯亦代、白杨、赵丹、陶金等数十人。宋之的致欢迎词，陈波儿讲述解放区戏剧活动的现状和成就，并介绍个人的经历。会后，上海各报竞相刊登延安“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活动消息。有的记者称赞陈波儿，说她“站在真理和正义的面前，始终没有示弱和屈膝过。她的眼睛始终朝前看，不管前面是魔鬼或者荆棘；她的双足一直往前走，也不管是水或是火；她的手指就是指南针，领导着不愿做奴隶的妇女们向着和平、民主和团结的目标前进。”更值得人们欣喜的是，1943年春节在延安由路由、王大化、李波编剧，安波谱曲，王大化、李波表演的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于1946年5月4日由李丽莲、欧阳山尊在上海辣斐大剧院进行正式演出。载歌载舞、妙趣横生、形式新颖、表演生动，并带着感人的一股浓郁乡土芬芳和大西北黄土高坡的气息震撼了上海滩。《兄妹开荒》的成功演出，让观众耳目一新，交口称誉，不仅再现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生产运动的风貌，也让身处繁华大都市的上海观众看到了陕北山野的生活情境，感受到陕北人民乐观、豪迈、开朗、质朴的性格特征，让全场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领略和目睹了延安革命的火热斗争生活。同时，也让上海观众对延安新秧歌运动及陕甘宁边区革命文学艺术的成就和发展赞不绝口。据第二天上海《大晚报》载：“当他们演完后，有大批观众从后头挤进去，不少人让他们签名。他们一面下妆，一面签名，并和观众谈话。”《兄妹开荒》的成功演出轰动了蒋管区的大上海。这足以说明秧歌剧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动形象和典型地反映生活、歌颂生活的无限生命力。
随着革命胜利的发展，每一座城市的解放，人们都以扭秧歌的形式积极地进行着热情的庆贺。以《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七枝花》《十二把镰刀》《胜利腰鼓》《拥军花鼓》为代表的一批秧歌剧和秧歌小场节目，则是每个新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新秧歌中最为常见和不可缺少的节目，已在全国各地亿万群众中广为流传和普及。延安新秧歌以它独有的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具有的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伴随着革命胜利的发展昂首阔步地扭向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