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艺的师生，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激励下，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要求，在积极地深入生活、深入民间、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从而揭开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文艺发展历史的新篇章。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展现，也是革命文艺事业发展的历史必然，更是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走与群众相结合道路的一个新起点。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投身于延安新秧歌运动为契机，不仅找到了一条积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金光大道，还掌握了一把能打开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宝库的金钥匙。鲁艺师生不仅是延安新秧歌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新秧歌运动的带头人和推动者。1943年春节，鲁艺组织的百人秧歌队第一次走向延安街头，以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浩大的声势、崭新的风采，轰动了延安军民，特别是创作演出反映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为内容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既开创了秧歌剧创作演出的先河，又丰富了新秧歌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使新秧歌成为激励人民群众革命斗志、讴歌时代精神的一曲颂歌。鲁艺新秧歌的出现犹如春风吹拂黄土大地，秧歌舞队颇似满山遍野盛开的山丹丹花，使延安古城到处呈现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男女老少笑语欢歌庆贺新春，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成为舞姿蹁跹、秧歌竞舞、唢呐高奏、锣鼓震天的欢乐海洋。鲁艺对新秧歌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鲁艺对延安新秧歌运动所做的历史贡献，将永远载入延安革命文艺发展的光辉史册。
第一节 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摇篮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创建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根据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既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又是领导和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军民进行抗日的司令部。无数爱国青年、仁人志士及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纷纷冲破封锁奔向延安投身于革命。在扩大和发展革命武装的同时，加强抗日宣传的文艺队伍和文化大军，也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1938年2月中旬，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并有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同志联名签字，建议在延安成立一所艺术学院。在建议成立艺术学院的声明中，强调指出：“为了民族生存和解放，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为了巩固世界和平，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利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目前对于抗敌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以中国新文化旗手——鲁迅的名字来命名。”为了统一战线、共御日寇，同时成立了有毛泽东同志参加的鲁艺校董委员会，委员包括：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陈立夫、于右任、茅盾、洪琛、田汉、许广平、潘梓年、周扬、成仿吾、毛泽东、洛甫、康生、王明、周恩来、凯丰、徐特立、林伯渠。
同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简称“鲁艺”。领导人周扬、赵彝敏、沙可夫等。教学方针由中宣部拟定，经书记处通过，规定为：“以马列主义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当日下午二时，“鲁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大会祝贺并与全院师生合影，毛泽东同志还应邀题写院名“鲁迅艺术学院”。
鲁艺创建初期校址坐落在延安北门外云梯山下的文庙台上，即以后又称的文化沟。1938年3月7日公布了第一号通知，正式宣布成立机构，任命沙可夫为副院长（正院长暂缺），教务处长由副院长沙可夫兼，训育处长徐一新，秘书处长魏克多，戏剧系主任张庚，音乐系主任吕骥，美术系主任沃渣；第一届学员84人，设置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各系除开设必修的八门课外，尚有专修课多种和各种专题讲座报告，学制六个月，分两学期完成。
1938年7月，鲁艺招收第二期学员时增设文学系，院务委员周扬兼任文学系主任，当时文学系学员共52名。文学系可用“三少”“四无”形容当年办学条件的困难。“三少”即“教员少、学员少、图书少”，“四无”即“无桌凳、无灯盏、无纸笔、无教室”。这真是“天当课堂地当桌，大操场上听讲课，桦树皮上做笔记，排排窑洞就是窝。一腔热血为抗日，艰难困苦有欢乐，学好本领上前线，杀敌全靠多创作”。1938年8月，26岁的何其芳奔赴延安后，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激励，被安排到鲁艺文学系任系主任兼教员。
1940年4月10日，庆祝“鲁艺”建校二周年时，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名，并题写“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字方针作为校训。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同年11月，决定“延大”包括“鲁艺”迁离延安，并于1946年春经张家口迁向东北。“鲁艺”自1938年初成立至1946年初离开延安的八年时间里，全院四个系共培养了六届毕业学员，还于1944年5月至1945年9月为前方戏剧干部举办一期训练班。八年间，鲁艺曾先后向各抗日根据地有关宣传、文化、部队、机关、学校等部门单位输送了1056名艺术人才和专业骨干，“鲁艺”成为培养革命文艺干部队伍的摇篮。经过“鲁艺”培养的大批革命文艺干部，不仅积极地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推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文艺运动服务，还为新秧歌运动做出努力。这些抗日战争时期从“鲁艺”走出的老文艺工作者，于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为繁荣和创建具有中国民族民间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第二节 迈向民间艺术道路的第一步
1942年12月，鲁艺学院领导安排安波同志组织一支宣传队，一边与群众同庆新年，一边宣传中共中央新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政策。学院领导要求这既是一支宣传队，也应该是一支文艺演出队，除了表演一般的文艺节目外，也要排练演出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以增强宣传效果。恰好又逢学院向全校各系学员发起一次民间文艺形式的普查，要求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系同学，每人填写一张调查表，表内除填清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性别外，还要求填写个人所熟悉的生活及了解和掌握哪些民间艺术形式，并报名自愿参加哪些民间艺术表演。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一个新秧歌节目。
当时各系都报了不少节目，经过在大操场上的预演，进行了选拔和筛选，其中有如下节目入选鲁艺春节大秧歌：
《打花鼓》（又名《拥军花鼓》）：由戏剧系王大化、李波表演（1943年元旦演出）。
《兄妹开荒》（原名《王小二开荒》）：由路由、王大化、李波编剧，程安波作曲，戏剧系王大化、李波表演（1943年春节演出）。
《旱船》《旱车》（推小车）：由音乐系黄准、杜粹远、徐徐和美术系张波表演。
《打连响》：由文学系陆石、戈壁舟、孙邦达、李南力和音乐系龙天雨表演。
《二流子转变》（快板剧）：由文学系王世贻和戏剧系一个同志表演。
《梨膏糖》（歌曲演唱）：由音乐系刘炽、庄映表演。
《狮子舞》：由美术系古元等四人与文学系的鲁光、胡征表演。
此外，还有贺敬之作词，杜矢甲谱曲，由李刚、江雪、韩冰、杜锦玉表演的四人花鼓《七枝花》；韩冰、王家乙表演的《二流子变英雄》；同学们表演的《跑毛驴》《运盐》以及刘炽为庆祝苏联红军大反攻胜利编排的《胜利腰鼓》等，真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表演精彩。没有参加小场节目表演的同学，也都化上妆，腰系红绸参加大场秧歌的集体扭跳。音乐系师生组成了既有打击乐，又有二胡、板胡、三弦、竹笛和手风琴、小提琴等中外乐器组成的混合乐队为秧歌队伴奏。美术系赶制彩旗和标语牌，扩大秧歌队的宣传内容。院领导看了秧歌队的彩排非常高兴，肯定大家组织民间秧歌队的做法是正确的，是鲁艺学院出现向民间学习的一种新气象。同时也完成了院领导要求组织一支以文艺表演为主的宣传队，即鲁艺秧歌队。秧歌队大队长由田方担任，副大队长为江枫。大队之下设立了各专业组，剧作组有安波、贺敬之、丁一、王岚等；作曲组有马可、刘炽、张鲁等；乐队组有时乐濛、王元方、彭英、马可、刘炽、张鲁、李刚等；导演组有王大化、张水华、王家乙等，刘炽负责大秧歌的组织编排和总导演工作；美术组有华君武、古元等；总务组由大队长田方、江枫同志兼任。刘炽为秧歌队龙头（伞头，即领舞者）、严正为副龙头、王家乙任龙尾，大型图案、队形变化收口全凭他处理安排。
有一次鲁艺秧歌队在延安北门外文化沟青年体育场演出时，操场背面是个大山坡，虽说当时天气很冷，但山坡上已坐满了观众，有八路军指战员，有头扎白羊肚毛巾、手持红缨枪的自卫军，有老汉、婆姨，有大人、娃娃，人山人海，场面壮观，气氛感人，演员们情绪饱满，观众们个个激动。老乡们看完演出后兴奋地说：“把我们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真让人高兴。”还有一位老乡在看完演出后碰上熟人，不说看的是《王小二开荒》，而是亲切地说看了《兄妹开荒》，于是《兄妹开荒》便代替了原来的剧名。从此由群众起名的《兄妹开荒》便流传开来。
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不仅成为延安城春节活动中一个最大亮点，还揭开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序幕，在鲁艺新秧歌的带领下，整个边区呈现一派新秧歌活动的热潮。鲁艺新秧歌既是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指引下取得的新成果，也是鲁艺师生为落实和贯彻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积极迈向群众、迈向生活、迈向民间艺术取得成功、胜利、可喜的第一步。
第三节 鲁艺秧歌队的几次重要活动
鲁艺新秧歌不仅轰动了1943年春节的延安古城，还成了当时延安文艺宣传部门一件重大新闻和喜事。春节期间鲁艺秧歌队除了向广大群众和部队演出外，还相继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中央党校、西北局等单位进行拥军、拥政拜年，受到各级领导的称赞，一致认为鲁艺秧歌队为边区的革命文艺宣传作了新贡献，开创了延安文艺活动的新局面。其中，有几次活动影响较大，对新秧歌运动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去枣园拜年
枣园坐落在延安西北郊区，距延安城约十多华里，是当时党中央书记处所在地。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从城东距延安十里多的桥儿沟出发行程20多华里，到达枣园已是当天下午四点多钟，鲁艺秧歌队打着彩旗和宣传牌，敲着锣鼓，在一片枣树林中的广场上，兴奋地扭着秧歌绕转大圈。当大家惊奇地发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首长也都来到广场看秧歌时，大家高兴得几乎要喊起来、跳起来。只见毛主席穿一件灰布棉大衣，坐在一条长板凳上，面带着微笑看着大家。此刻，鲁艺师生们又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见到了毛主席，紧张的是担心怕扭不好，大家边扭秧歌，边不时扭头看毛主席和中央首长。
周恩来副主席看了鲁艺秧歌队演出后，亲切地对王大化说：“马门教授（因王大化在话剧《马门教授》中扮演教授）头上扎了多少小辫？（指当时王大化表演花鼓时的打扮），这可是个很大的变化呀！群众是欢迎这个变化的……”周副主席还对大家亲切地说：“向民间艺术学习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有些旧形式还需改造，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一变。”彭真、邓发等党校负责同志看过鲁艺秧歌队表演后，也对鲁艺讲继承民族文化艺术传统时要坚持“推陈出新”，提出在新秧歌运动中还要注意创新和改造，注意把过去传统秧歌中一些不够健康的东西，或有损于劳动人民形象的东西删掉。彭真同志鼓励大家说：“这样搞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在这种精神指引下，鲁艺把传统秧歌表演中的一些丑角如手拿棒槌、耳戴红辣椒、脸画白眼窝的丑婆、蛮汉人物删掉，把一些过去常画丑相的角色，均改成健康活泼、容貌漂亮的青年男女或工农兵形象，增强了新秧歌的宣传效果和精神风貌，更好地贯彻和体现毛泽东同志在《讲话》所讲的：“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新内容，也就变成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中央领导对鲁艺秧歌队的关怀和及时指导，使鲁艺秧歌队有了更为显著的提高和发展，秧歌队改变传统伞头领舞的形式，塑造一对手持镰刀、斧头的工农形象，既让镰刀、斧头构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图案以象征党的领导，又可以表现工农联盟的深刻含义。延安群众看了鲁艺的新秧歌后，都亲切称颂他们的表演是“鲁艺家的秧歌”。
二、去南泥湾拥军
1943年3月中旬，鲁艺秧歌队和延安文化界共同组织一支80多人的劳军团，携带慰问信、秧歌集、木刻宣传画、石膏塑像及劳军捐款一万五千元、图书一千五百册等礼品，前往金盆湾、南泥湾等地慰问开荒大生产的三五九旅。3月13日，金盆湾驻军召开大会，欢迎文化界劳军团及鲁艺秧歌队。会上，文化界代表萧三、艾青同志致慰问词，并朗诵了歌颂驻军抗日和进行大生产的诗歌新作：“你们拿枪杆也是好手，你们拿锄头也是好手。中国有这样好军队，有什么敌人赶不走？”田方代表鲁艺秧歌队向驻军致慰问词，任虹同志朗读慰问信。王震旅长登台讲话：“我们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以报答各位慰劳的盛意。”“文化人及艺术工作者与军队的关系，只是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一个革命的目的。”又说：“我们和文化界是一家人，我们子弹射不到的地方，文化界同志的笔尖可以刺到。”慰问大会的高潮，则是由鲁艺秧歌队进行的拥军演出，除表演大场秧歌和《兄妹开荒》《七枝花》及《旱船》《推小车》《跑驴》《舞狮》等小场节目外，还增添专为此次慰问三五九旅所创作的新作品，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刘炽编舞的《南泥湾劳军》又称《挑花篮》。它是一首优美的女声抒情歌舞表演节目，表演时由李群、蒋玉衡、何路等八位姑娘每人肩挑一对色泽艳丽、鲜艳芬芳的花篮，随着轻盈欢快的舞步，边唱边舞，快速变幻着不同的队形和造型，突出姑娘们深情的表演和优美的风采。16只造型华丽的花篮在悠扬悦耳、欢快活泼的优美歌声中随风飘舞着，让观众陶醉在抒情、动听、喜悦、兴奋的情绪中。当观众听到“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歌声时，在场的三五九旅全体官兵沸腾起来。至今，每当听到此歌声时，人们往往是思绪蹁跹、心头激荡，当年延安大生产弘扬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尽管鲁艺秧歌队赴南泥湾慰问八路军的时间很短，但这首《南泥湾》歌曲却给人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深情委婉的旋律不仅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当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生动景观和所取得的丰收成果，也歌颂了八路军战士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鲁艺秧歌队创作首演的《南泥湾劳军》为延安新秧歌增添了光彩和动人的气息，最终使其成为一首脍炙人口、世代传唱的著名歌曲，并成为歌颂延安精神的一首具有代表性、历史性的时代颂歌。
三、鲁艺新秧歌的传播者
鲁艺秧歌队不仅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起到了创新发展的带头作用，还为全边区专业艺术院团和广大业余群众新秧歌队的组织、创作、表演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特别是鲁艺师生分赴边区各地进行宣传演出和业务辅导，既是鲁艺师生向民间、向群众、向生活学习提高的难得机遇，也是对延安新秧歌运动最大的推动与普及。其中以1943年12月2日至1944年4月9日，鲁艺整风刚刚结束后，以张庚任团长、田方任副团长的鲁艺工作团，成员包括张水华、王大化、关松筠、吴梦滨、张平、王家乙、桑夫、林农、陈克、祈春、于蓝、熊赛声、欧阳如秋、韩冰、贺敬之、王岚、何洛、蒋玉衡、黄淮、刘炽、唐荣枚、李焕之、时乐濛、马可、张鲁、李刚、关鹤童、孟波、丁毅、王元方、林依、加洛、彭英、华君武、陈因、计桂森、陈凡等43人，赴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进行演出、辅导活动，鲁艺组织这次大规模的下乡活动，不仅影响大，还带动起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地的文艺宣传和新秧歌活动。鲁艺师生从桥儿沟出发，背着行李、扛着道具锣鼓连续几天徒步向北行军，在到达绥德县境即将进村时，秧歌队决定一进村就演出，所以大家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振作起来，急忙在村口路边梳头、化妆，换上演出服装，排好队伍、敲起锣鼓准备进村。正在此时，隐约地从远处传来了锣鼓声，并且声音越来越近，原来是当地群众听说鲁艺秧歌队即将进村演出，村长立即组织村民秧歌队前来热情迎接，两路秧歌队相见后互相问候，握手拥抱，热情地会合在一起，相互敲打锣鼓，共同扭跳秧歌，兴高采烈地拥进山庄。当地群众说，这是今生第一次见到公家人扭的新秧歌，人人感到无比兴奋。群众称赞鲁艺家的秧歌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唱的、说的、演的都是老百姓的事，都是宣传鼓励大家好好生产、拥护八路军，坚持抗战的正经事，对咱老百姓鼓舞很大。鲁艺秧歌队走到哪里，群众跟到哪里，有时撵着看秧歌的群众比鲁艺秧歌队的人还多。场地表演时，山坡上、崖畔边、窑顶上、树杈上到处都是看秧歌的人，使陕北山乡呈现一派喜庆欢乐的动人景象。正像魏钢焰同志在自己《文集》序言中回忆1943年冬天在绥德看鲁艺新秧歌的情景：“我记得首次看到鲁艺等组成的秧歌队在绥德师范的操场演出时，王大化等人扮演的农民，举着镰刀、头扎毛巾、腰系腰带，迎着阳光由场外踏着锣鼓，春风满面地走进场子，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天地、新人群，我热泪长流了。我反思，搞了这么多年文艺，今天知道它应该属于谁、为了谁。”
鲁艺工作团为了深入群众广泛地进行宣传，常和当地的绥德民众剧社及当地机关学校的宣传队一块深入农村进行演出，特别是赶庙会更是宣传演出的好机会，不仅看戏的人多，还有各种农村集市贸易活动。鲁艺工作团大都是白天演出，晚上团员们分散到老乡家一边拉家常、一边进行采风，常在老乡的窑洞里、炕头上，借着昏暗油灯聆听老乡们痛苦地叙述他们过去如何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又激动兴奋地讲述共产党和陕北红军如何率领大家闹红的斗争故事。鲁艺师生们积极地深入生活、深入民间、深入群众，从思想感情上和广大群众实现零距离接触，达到水乳交融、息息相关的境界，同时还搜集和记录了不少优美动听的陕北民歌和信天游。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出版的《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陕北信天游》《陕北道情》等民间音乐专辑中的许多曲谱都是在延安新秧歌运动期间搜集到的珍贵资料。据常曾刚同志所写的《一支新秧歌的播种队——忆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分区》一文中回忆：“1943年冬天，鲁艺文工团来到米脂。很快就在东街文庙大院里演出了我们从未见过的新秧歌。那天天气很冷，院子里都挤满了人。锣鼓一响，当时还是20来岁的青年刘炽同志，红光满面，身穿工人服，手执镰刀、斧头道具，以新‘伞头’身份，带领扮演工农兵及其他各阶层人物形象的全体演员扭起了大秧歌——民间的舞姿，却赋予观众全新的面貌。大秧歌结束后，接着便在广场演出了《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主演）、《拥军花鼓》（李波主演）、《二流子变英雄》（王家乙、韩冰、于蓝等主演）、《推小车》（张鲁主演）等秧歌剧，全新的内容，活泼、亲切的形式，使大家发出了内心的赞叹和喝彩！”
随后，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党组织决定选派一些热爱文艺活动，并有一定基础的年轻学生去鲁艺文工团实习。其中包括常曾刚、杜锦玉、杜生华、王亚梅、白步义等同志，以便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学习鲁艺的经验，准备将来开展当地的秧歌活动。据常曾刚回忆：“我被编入第三班。我们的班长是时乐濛，成员有王大化、贺敬之、刘炽、张鲁、李刚、彭英、王岚和我。他们都是知名的艺术家，却从不摆架子……他们关心我，帮我学习，真是亲如兄弟。”同时鲁艺工作团还培养了绥德师范前来学习的姜应宗、王绳武、白龙、马绍良等一批年轻文艺工作者。鲁艺文工团整天在农村、乡镇巡回演出，除了在广场演出大秧歌和小节目外，还排演了由贺敬之、丁一改编，张水华导演，王大化、张鲁、熊塞声主演的由眉户、秦腔、民歌等旋律谱写成的大型秧歌剧《血泪仇》。该剧在绥德分区广大农村演出后影响很大。常常是台上台下哭声一片，“为王仁厚报仇！”“打倒万恶滔天的反动派！”等口号经常在观众中不停地呼喊着，激发广大群众阶级仇恨和反对地主阶级、反动派的压迫与剥削。鲁艺工作团还创作反映军民关系、大生产运动等有关内容的秧歌剧，其中有《李桂英纺线线》《下南路》《周子山》《减租会》等。《减租会》由王岚、林农编剧，刘炽编曲，韩冰、鹤童、刘炽、林农表演，由于采用陕北道情音乐，宣传党中央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更具有地方特色，当地群众也比较熟悉了解，容易引起群众的感情共鸣，每次演出深受观众欢迎和喜爱。特别是由李波演唱的《翻身道情》，是该剧中被群众广为传唱和有较大影响的著名代表唱段之一。鲁艺工作团即将结束绥德分区宣传演出和辅导工作时，还向地委汇报演出了对当地年轻艺术人才培养的成果，其中有田方导演，杜生华主演的《双喜临门》；张庚导演，姜应宗、王绳武主演的《王老汉与八路军》。1944年春天，鲁艺文工团虽然返回了延安，但他们播下的延安新秧歌种子却在无定河畔生根开花。绥德分区文工团的成长就是在鲁艺工作团培育下开放的一朵鲜艳花朵。1944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张庚同志撰写的文章《鲁艺工作团对秧歌的一些经验》，该文章全面地对这次赴绥德分区的活动做了评价与总结。此次鲁艺工作团在赴绥德分区四个月的时间里，组织演出68场，创作大、小剧本16个，歌曲7首，做调查6次，收集民间歌曲、剧本400首（个），民间剪纸160幅等。当地群众秧歌队为欢迎鲁艺秧歌队还编唱了新词：“鹅毛大雪乱纷纷，鲁艺家秧歌到咱村，山高路滑难行走，十里路上迎亲人。”充分表达群众对鲁艺秧歌队的赞誉和热爱。1946年，鲁艺从延安迁移东北解放区的途中，再次路过绥德时，又亲自为绥德分区文工团辅导排练了新歌剧《白毛女》。可以说绥德分区文工团（后改为西北文工二团）演出的《白毛女》是第一个鲁艺亲自辅导排练的鲁艺演出本的正宗版本。
鲁艺师生在广泛开展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同时，非常重视下乡采风。除1943年12月由张庚、田方率领的鲁艺工作团赴绥德分区开展的边演出、边辅导、边采风活动外，还于1945年春节又组织了两支小分队下乡搜集民歌。一支由舒非（袁文珠）带队去陇东、庆阳一带，参加的人有李焕之、李刚、徐徐、刘恒之、雷汀；另一支则由孟波带队再次去绥德分区进行沿途采风，参加的人有唐荣枚、于蓝、刘炽、公木。他们到绥德后又分成两路，公木、刘炽为一路去子洲；孟波、于蓝、唐荣枚为一路去葭县。据李焕之撰写的《延安新秧歌运动产生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回忆他去陇东组织群众闹社火时的感受：“如果说延安新秧歌活动对我来说是一种新鲜的生活体验，那么，下乡同群众一道欢度春节，一同排演，一同‘闹社火’是更加新鲜生活的体验。我不仅学到许许多多的民间音乐，如陇东曲子戏、秦腔和陇东道情等，而且是真正体验到和群众同欢乐共呼吸的感情。”李焕之同志还在文中写到新秧歌活动已成为边区春节的一项群众性活动，“秧歌则成了党政军文学各界的友谊之手，通过它相互关怀问候，交流革命的情谊，鼓舞革命的斗志，同时又是相互观摩、取经学习的桥梁”。鲁艺秧歌队既是积极的传播新秧歌，推动普及新秧歌的活动者，又是新秧歌的创造者。由于鲁艺师生认真地搜集、学习优秀民间传统艺术，使延安新秧歌在继承优秀民间传统的基础上，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使延安新秧歌更好地为抗日战争和陕甘宁边区大生产服务。
第四节 鲁艺新秧歌的特征
1943年春节，鲁艺组织的百人秧歌队促进与推动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的发展。鲁艺家的秧歌已成为新秧歌运动的一个最大亮点，也是延安新秧歌创新发展的开拓者。鲁艺新秧歌之所以发展快、影响大、名声好，并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各级领导的重视，成为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指引下，为延安革命文艺的发展、创造谱写的新的光辉一页，究其鲁艺新秧歌的主要特征和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全院师生参与，使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鲁艺秧歌队是由全院各系师生在广泛普查民间艺术的过程中，共同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各显本领的基础上组成的，只要能表演的都争取通过排练参加演出，如《狮子舞》即由美术系的古元等四人与文学系的鲁光、胡征共同表演。音乐系除参与大场扭跳和秧歌剧等节目演出外，其余的同志也都担当秧歌队的乐队伴奏，除了锣鼓打击乐外，音乐系所有的人和乐器一起上阵，包括板胡、二胡、竹笛、三弦、小提琴、手风琴等中外乐器都参加了演出，甚至包括口琴都参加了吹奏，成为当时延安秧歌队一支规模最大的伴奏乐队。文学系、美术系和院部不上场扭跳的同志，也得参加打门旗、彩旗、抬宣传牌的工作，组成鲁艺秧歌队中独具宣传特色的“牌子阵”，以扩大秧歌队的宣传。美术系同志连夜绘制宣传牌，以烘托鲁艺秧歌队的声势。由于鲁艺秧歌队是全院师生人人积极参与、个个踊跃投入组成的，所以使秧歌活动既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是春节期间全院一项重要的中心工作，大家团结一致，共同专心致志地排练、演出，搞好春节期间的拥军拥政爱民和拜年活动。充分显示鲁艺具有人才济济、艺术水平较高的独特优势，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中水平最高、声势最大、内容最为丰富、形式最为多样的一支具有民间色彩和时代特征的优秀代表性秧歌队，使延安新文艺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指引下，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多姿多彩的新局面。
二、第一次以弘扬民间艺术为主体
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和民族艺术发展的胚芽。我国有史以来，历代统治阶级从未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主体，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以藐视的态度将民间艺术称作“郑卫之音”“靡靡之音”，不仅难登大雅之堂，甚至还颁布对民间艺术禁唱、禁演的有关法令，严重地摧残、压制、打击、限制一切民间艺术活动。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之后，民间艺术才随着劳动人民的地位提升，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并成为民族文化的主体。延安新秧歌运动就是在党的革命文艺政策和毛泽东同志《讲话》指引下，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民间艺术的继承、弘扬和创新、发展，也是第一次成为革命文化发展和建设方面划时代的创举。它不仅对陕北各地流传的秧歌进行了继承、创新、弘扬、发展，还被广大群众赞誉为“翻身秧歌”“解放秧歌”“胜利秧歌”，并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从延河之滨、宝塔山下扭向四面八方，扭向全中国，扭向天安门，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即使建国后至今的60多年间，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广大群众仍把“扭秧歌”作为庆贺胜利、抒发欢乐、表现喜悦、宣泄情感等具有民间特色的一种传统手段。如粉碎“四人帮”时群众扭起秧歌以示庆贺；改革开放奔向小康迎来幸福生活之时，人们仍以扭秧歌抒发喜悦之情。把“扭秧歌”作为华夏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和民族感情的一种凝聚力的表现。1943年在延安兴起的新秧歌，不仅是继承、弘扬民间秧歌艺术本身，而且是第一次将民间艺术作为革命文化的主体，扬眉吐气地显示民间艺术所具有的自身社会地位和历史价值。以鲁艺为代表的延安新秧歌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秧歌舞队的一些具体活动，而是在于它是第一次以弘扬民间艺术为主体，开创了我国革命文艺发展的历史和民族民间艺术发展的先河，成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历史发展的一项创举。
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创新
鲁艺家的秧歌成功的经验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以继承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秧歌为主，鲁艺能把闹秧歌作为1943年春节全院活动的一项中心任务，现在回想起来也经历了一个具体认识变化的过程，要让全院师生把以往崇拜西方、崇拜古典、崇拜“大、洋、全”的观念转向立足民间、向民间艺术认真学习的立场和观念也是件不容易的事，这是艺术家思想、立场、观念，甚至包括世界观、艺术观、价值观等全方位的彻底脱胎换骨的转变，也是艺术家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的升华。鲁艺师生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号召中，通过“整风”运动，把向民间艺术学习，继承与弘扬民间艺术作为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正是大家思想认识有了根本转变和显著提高后的共识。1943年春节组织起鲁艺百人大秧歌就是全院师生向民间艺术学习的正式起步和开始。鲁艺师生找到了以民间秧歌这一形式为契机，作为大家学习、继承、弘扬民间艺术的一座桥梁和纽带，铺设了一条跨入民间艺术宝库的捷径和通道，从而奠定了以弘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根本的革命文艺工作的坚定信念和牢固基石。
其次，鲁艺师生在继承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地创新、突破，使传统的民间老秧歌突出了现实生活的内容和时代气息。如将传统的伞头改为一男一女手执镰刀与斧头的工人、农民形象，突出工农联盟意蕴，又通过镰刀锤头构成党徽图案象征着党的领导，使秧歌队更生动形象地宣传和颂扬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进行的一场民族解放斗争。据刘峰同志介绍秧歌伞头改为手持镰刀斧头的工人、农民人物形象，早在1937年，由刘炽等同志参加的人民抗日剧社在舞台演出最后一个压台节目《大秧歌》时已采用，人民剧社每次演出《大秧歌》时，将过去传统秧歌中手执花伞或灯笼伞的伞头改为工人、农民形象。由于当时仅由一个剧社在舞台上演出时采用，影响不大。后来刘炽同志到鲁艺音乐系学习，1943年春节闹秧歌时，刘炽担任鲁艺百人秧歌队的伞头和舞队的总设计、总导演，随即就将镰刀、斧头的形式运用到鲁艺秧歌队中，对全边区的新秧歌表演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鲁艺秧歌队删除了丑化农民形象的蛮婆、蛮汉等角色，将全体演员装扮成工、农、兵、学、商等人物形象，充分显示广大革命群众健康活泼、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在队形图案方面又增添了红五星、五大洲、太阳弧等画面。在乐队伴奏方面除了锣鼓外，还增加了各种弦乐如二胡、板胡、三弦、小提琴等，甚至口琴也参加乐队伴奏。更值得称赞的是秧歌剧的出现，使鲁艺秧歌队不仅丰富了表现内容、突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还增添艺术表现的形式和风格特色，使延安新秧歌出现了新的艺术创造亮点。秧歌剧是延安新秧歌运动中涌现的新事物，也是由鲁艺在继承民间“小对对戏”和“对子秧歌”的基础上，首次创造出的一种艺术新品种和新形式，它集唱、舞、说、演为一体，通过鲜明的主题、生动的情节、欢快的旋律、诙谐的语言、风趣的表演，栩栩如生地塑造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农兵群众形象，并以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积极讴歌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边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鼓舞下所取得的丰收。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既丰富了广大群众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又鼓舞了大家的革命斗志，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沉浸在乐观、喜悦、朝气蓬勃、昂扬向上、无限生机的火热生活之中，并踏着新时代的步伐前进。
秧歌剧的出现是《讲话》精神指引下的一种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不仅丰富了新秧歌的形式和内容，展现了所表现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创造出秧歌艺术的又一新品种，突破和摆脱了以往只进行大场扭跳和仅限于民间舞蹈喜庆式的表演传统模式，突出了秧歌舞队艺术表演的综合性和趣味性，及与观众感情交流的互动性和强烈的反响性。其中广为传播并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的秧歌剧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动员起来》《纺线线》《刘连长开荒》《周子山》等数十件作品。由于秧歌剧这一具有民间艺术特色形式的出现，为以后的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可以说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对我国革命新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鸣锣开道和推波助澜的宣传促进作用。
四、新秧歌突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宣传作用
鲁艺家秧歌之所以在当时能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群众的欢迎，除了鲁艺秧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及创编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等节目外，还在于鲁艺秧歌队全体师生的团结拼搏和吃苦耐劳精神。鲁艺所在地桥儿沟在延安东郊距城十里多，每天早饭后立即化装，沿途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进城，走到宝塔山下延河岸边也快到中午了，然后再分头向各机关、各单位扭着秧歌进行拥军、拥政拜年，有时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到学校，连续多天进城扭秧歌拜年，大家的确辛苦、劳累，有的同志腿扭肿了，脚跳痛了，有的同志嗓子唱哑了，膀子甩困了，但大家的心情却是热乎乎的，格外兴奋。1943年春节，延安城区成了鲁艺秧歌队最为活跃的舞台，许多老百姓往往于每天早晨就集聚在延安东关外，翘首企盼鲁艺秧歌队的到来。不少群众自发地、主动地撵着鲁艺秧歌队看表演，还有不少人从北关跟到南关，又从市场沟跟到文化沟，有时跟随的群众比鲁艺秧歌队的人还多。喜庆的锣鼓震天敲，欢乐的秧歌满城跳，新春佳节的欢乐使延安城沸腾起来了，使广大军民沉浸于喜悦兴奋之中。特别是鲁艺秧歌队已成为轰动延安城的一件家喻户晓的新鲜大事，不仅极大地鼓舞延安军民的情绪，也成为延安各界群众和男女老少谈论的话题，一致认为今年鲁艺家秧歌搞得好，既新颖独特，又丰富多样；既规模宏大，又生动感人。特别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和大生产运动的节目，不仅突出了时代气息，还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染和激励。正像有的老乡激动地说：“我一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公家人的秧歌闹得这样好，真是红火热闹。”也有说：“鲁艺家的秧歌说的都是咱想讲的心里话，你们看兄妹两人开荒干得真带劲，咱要学习他们加紧生产。”鲁艺秧歌队善于运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紧密反映现实生活和大生产运动，使秧歌表演撞击着广大群众的心灵，成为演员与观众之间感情相互交流、彼此互动的一种手段，真正使演员与观众做到了彼此心心相印，同命运、共呼吸，达到忘我的境界，充分显示鲁艺新秧歌表演的艺术魅力。
正因为鲁艺家的秧歌重视以民间艺术形式为主体，以反映现实生活内容为根本，才使鲁艺秧歌表演不仅具有鲜明独特的民间风格和通俗性、群众性，也使其具有反映现实生活内容和时代气息的特征，从而更加突出新秧歌的宣传作用和战斗精神。使新秧歌成为一朵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艺术鲜花，盛开在革命圣地延安和广袤的陕甘宁边区黄土大地上。
第五节 鲁艺师生参与新秧歌运动的重要收获
鲁艺新秧歌的发展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产生的一项新事物，也是延安革命文艺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应取得的成果。鲁艺的新秧歌不仅对当时延安革命文艺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得鲁艺师生和延安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以及所有艺术家们受到了启迪、锻炼、熏陶、洗礼，并从思想上得到巨大的收获，使大家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价值观，从而使鲁艺师生和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崇高的信念和毕生的精力，沿着《讲话》精神开拓的新秧歌运动艺术实践的金光大道奋勇向前。
鲁艺新秧歌不仅对革命文艺发展和当时群众性秧歌运动产生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还从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路线和专业技能，包括对民间艺术的熟悉和了解都有显著提高。并在实践中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讲话》中所讲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精神本质和思想内涵，使得大家深刻认识和进一步明确下列几个有关文艺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第一次明确以歌颂人民群众为新秧歌创作表演的主人翁地位
过去传统的民间老秧歌多被广大群众称之为“骚情秧歌”“溜沟子秧歌”。就其表现形式和内容方面讲，多以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和进行夸张表演为手段，借以达到求得财主富户老爷们的喜悦和欢心。而新秧歌运动则使鲁艺师生明确文艺创作包括新秧歌要以一种革命精神，积极歌颂表现朝气蓬勃的劳动人民形象为宗旨，以展示革命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战士对革命的无私奉献及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斗争精神及思想风采，展现人民群众不仅是创造革命历史的主人，也是革命文艺所要颂扬和表现的主人翁，从而使新秧歌成为歌颂人民群众的一曲伟大历史颂歌。
二、为更好地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民间艺术则是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它犹如民族文化的母体和胚芽。鲁艺新秧歌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全体师生的立足点进行了彻底转移，树立起以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创新发展民间艺术为己任的指导思想，并掌握和运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秧歌为契机，找到了发展群众性的革命文艺最关键的突破口，使新秧歌既成为宣传抗日战争和开展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重要媒体和手段，又成为当时“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增进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军民大团结的纽带和桥梁。特别是鲁艺新秧歌重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大胆的创造和改革，使新秧歌突出革命内容、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不仅备受广大军民的喜爱和欢迎，还为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茁壮成长找到了有效创新发展的途径，展示民间秧歌的无限生机和活力，为弘扬我国民族文化、发展革命文艺找到了正确方向。
三、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
鲁艺新秧歌是在毛泽东同志《讲话》指引下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要使文艺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任务，文学艺术家们必须贯彻“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的要求，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中，才能使自己的思想、立场、观点、感情、爱好、审美情趣、生活习俗及语言等方面得以彻底转变。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在认真学习、理解和认识广大人民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才能实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鲁艺新秧歌为鲁艺师生创造出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客观条件，使大家尝到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甜头，并在终生的艺术创作实践中体现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展现各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才华和技能本领。
四、体现和掌握艺术创作必须坚持深入生活的原则
生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深入生活是一切从事艺术创作者必须遵循和坚持的原则。鲁艺新秧歌崛起，并相继创作出一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节目，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减租会》《周子山》《二流子变英雄》，表演唱《拥军花鼓》《七枝花》《南泥湾劳军》（又称《挑花篮》）及《胜利腰鼓》等，可以说是艺术家们深入生活从中摄取感受的具体成果。《兄妹开荒》堪称是新秧歌剧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它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故事情节、质朴风趣的表演、活泼喜悦的形象，至今仍给人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兄妹开荒》创作的成功，使鲁艺师生在新秧歌运动的实践过程中，解决了文艺创作中许多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使大家深刻地体验和感悟到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提炼和捕捉升华创作题材，是进行一切艺术创作的必然之路。从而使大家从思想上、立场上、认识上、实践上摆正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明确艺术创作必须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才能实现毛泽东同志所讲的艺术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鲁艺师生通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新秧歌运动，取得令人瞩目、赞叹不已的显著成绩和深远巨大的社会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艺发展，而且在艺术实践中带头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及文艺理论的同时，还使鲁艺师生的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文艺创作和艺术实践及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文艺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发展和提高，吹响了延安新秧歌为迎接革命文艺新时代到来的号角，并为繁荣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