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

任何事物的生长、发展,均需依靠自身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有机结合,形成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的唯物主义辩证统一规律。自然界植物生长规律,均由一颗优良的种子,埋藏在肥沃的土壤中,依据气候的变化、水分的供给和必要的日照等外部环境提供条件,通过自身的光合作用以及战胜各种病虫害和人为的破坏,方能让种子通过幼小的胚芽茁壮地成长起来。1942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虽属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范畴,但也和自然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靠外部环境所提供的历史条件与新秧歌运动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的有机结合,方能使其成为中国近当代文化艺术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第一节 《讲话》开创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新纪元

1942年5月,在党中央书记处所在地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誉为是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艺建设发展提出的具有纲领性的理论文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讲话》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阶段革命文艺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坚持正确的方向、路线、方针、政策,并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正确的理论原则,使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发展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遵循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投身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和困难的民族生死关头的斗争中。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于同年5月30日亲赴延安桥儿沟鲁艺校园,在周扬院长的陪同下和鲁艺全体师生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并做了重要讲话。其中不仅讲到“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这一重要的原则。还讲到红军过草地的途中,在毛儿盖那个地方,长有很高很大的树,这些大树,皆是从豆芽菜似的一颗矮小的树苗长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借豆芽菜与大树的比喻,通俗易懂地阐述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对即将毕业的鲁艺学员提出更大的要求和希望,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这座小鲁艺学习结束后,将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大家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由于延安文艺界经过1942年“整风”运动后,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意志,重视了思想改造,积极向群众学习,使大家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得以彻底转变,并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转移到工农兵这边来,最终成为一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鲁艺师生和延安、陕甘宁边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走向大鲁艺”作为座右铭,并在不断地、长期地坚持深入生活、深入民间、深入群众,在努力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在生活的实际感受中,为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新作品。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还强调指出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经过“整风”运动之后,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新气象,不仅理顺调整好了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关系,还让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重视向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秧歌进行学习,从而使延安新秧歌成为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勃然兴起,这也是当时抗日战争阶段延安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必然。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不仅是革命文艺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也为延安新秧歌运动创造了良好的、必然的、发展的历史环境和机遇,使其成为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取得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重要成果。可以说没有《讲话》精神的指引,不经过“延安整风”,就不会有延安新秧歌运动。

第二节 大生产运动为延安新秧歌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经济是基础,文化系上层建筑,二者之间既相辅相成,又互为因果。1942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是边区广大军民正处在抗日战争和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刻,党中央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广大边区军民便投身于火热的大生产运动之中,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时,还深入开展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整风”运动,不仅使大家物质生活得到了提高和保障,而且还使大家的思想认识、革命觉悟及人生观、世界观和理论水平、工作作风等也得到显著的提高。加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事业发展和文艺工作出现了新气象、新面貌。从而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一派朝气蓬勃、生动活泼、团结共奋、昂然向上的新局面。1942年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使部队的供给得到保障,物质生活有所提高,解决了当时边区广大军民吃饭穿衣的困难。可以说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战胜困难、夺取胜利不可缺少的一个法宝。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经过大生产运动,生活有了改善,经过“整风”洗礼,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又经过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文艺工作得到了发展。在这一历史环境中,大生产的丰硕成果为延安新秧歌运动提供了坚实丰厚的经济基础。当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满足后,必然会对文化和精神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延安新秧歌运动正是大生产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广大群众通过参与扭秧歌这一活动,不仅可以更好地抒发个人丰收后的喜悦感情,还可以和大家通过集体扭跳,沟通感情交流,增加互动感染,使人们沉浸在劳动生产所迸发出的喜悦之中,即大家在物质要求得到满足后,对精神世界的要求得以张扬和宣泄。从而再次验证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满足,必将带动和促进文化发展的繁荣和提高。所以说,1942年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广泛普及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第三节 “双拥”活动与延安新秧歌的普及

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撰写文章《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发表于《解放日报》。同年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并决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月”。兵团政治部还做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贺龙同志撰写文章《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作为《解放日报》代社论发表。从而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于1943年春节前后呈现出一派“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热潮。各部队、单位、厂矿、学校、机关、商店等皆组织秧歌队,创编排演节目,利用春节进行拜年和慰问,进一步增强革命友谊和彼此交往互访,达到“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目的,充分显示延安新秧歌运动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也成为当时“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最为直接有效的一种手段。广大群众抬着猪、羊和各种慰问品,敲着锣鼓、吹着唢呐、扭着秧歌,前往八路军驻地进行劳军慰问。甚至有许多秧歌队扭向枣园、杨家岭等处,向党中央、中央机关、书记处和各位领导拜年,使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欢乐喜悦的动人景象。同年2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观看鲁艺秧歌队表演时,频频点头称赞,并高兴地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朱德总司令笑着回答:“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相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不仅增强了军民团结、军政团结,还推动了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广泛普及与发展。让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民通过新秧歌运动这一纽带,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努力奋斗。

第四节 鲁艺秧歌的示范带头作用

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新秧歌运动出现了第一次活动高潮。由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广大文艺工作者明确了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并积极“走向大鲁艺”,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战争和军民大生产运动中,春节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使全边区呈现一派团结、祥和、友好、欢乐的气氛,由于丰衣足食,使当年春节过得比往年更为红火富足。特别是春节前(1943年元月下旬)为庆祝美、英两国分别废除与中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延安军民在南门外广场召开了有两万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会上延安驻军、各单位和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相继组成近百支化装宣传队、秧歌队在广场上进行宣传演出。鲁艺秧歌队人数最多,声势浩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有演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歌曲,有反映拥军爱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节目。西北文艺工作团除了秧歌表演外,还演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哑剧。会场气氛红火热闹,与会军民兴高采烈。当天晚上组织的灯火游行让火光照亮延安夜空。这次活动使延安新秧歌集中走向街头,并呈现出空前大规模群众性活动的热潮,不仅促进秧歌舞队之间的相互观摩,达到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作用,还调动起各单位的积极性,为即将到来的春节秧歌活动进行认真筹备。

1943年春节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再次使延安新秧歌运动出现了热潮。这一年延安各界党政军民皆组织秧歌队,抬着猪、羊等慰问品,进行拥政拥军爱民活动,达到相互拜年、彼此问好的团结友好目的。这真是“锣鼓响彻延河畔,唢呐声震宝塔山,秧歌舞队满城扭、欢歌笑语庆丰年”。其中以鲁艺组成的百人大型秧歌队,于同年2月9日开始,相继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单位进行宣传演出的影响最大。由于鲁艺秧歌队的人数多、声势大、表演形式多样、节目内容丰富,除有快板、狮子舞、旱船、推车外,还有贺敬之作词,杜矢甲谱曲,李刚、江雪、韩冰、杜锦玉表演的四人花鼓《七枝花》;韩冰、王家乙表演的《二流子变英雄》等。其中由王大化、李波、路由编剧,安波谱曲,王大化、李波扮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原名《王小二开荒》,不仅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和赞誉,还成为新秧歌运动著名的代表作品,为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广泛开展与普及提高作出了历史贡献。

同年2月下旬,延安各界集会,热烈庆祝苏联红军节。鲁艺宣传队、秧歌队连日演出快板活报剧、《集体花鼓》《挑花篮》《张公赶驴》等节目。西北文工团演出的《红军万岁》、青艺演出的《生产大合唱》《生产舞》《红军节火把舞》等均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称赞。同年3月中旬,鲁艺秧歌队和延安文化界组成八十多人的劳军团,前往南泥湾、金盆湾等地慰问由王震将军率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三五九旅部队。其中由贺敬之写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就是在此次拥军演出中备受群众喜爱、至今仍在传唱的一首佳作名曲,成为反映当年延安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时代颂歌,因此,可以说鲁艺秧歌队为延安新秧歌运动起到了带头和促进作用。

第五节 秧歌剧的出现使新秧歌更加丰富多彩

1943年春节,鲁艺百人秧歌队第一次创作演出了反映军民大生产运动为内容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生动精彩的演出不仅轰动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开创了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崭新时代。由于秧歌剧以崭新的内容、崭新的形式、崭新的人物、崭新的表演,展现了延安军民火热的大生产运动,生动地塑造出一对积极开荒生产的年轻兄妹的感人形象,不仅激起广大观众的思想共鸣,还显示新秧歌的盎然生机和无限活力。新秧歌中出现了短剧的形式,并通过两个人物在广场上载歌载舞表演,既反映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劳动热情,又丰富了新秧歌所表现的现实生活内容和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内涵。由于新秧歌剧是在继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统“小对对戏”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人物、故事、曲调、表演、服装、道具等都具有民间特色和生活气息,演的是人们熟悉的故事、熟悉的人物,通过老百姓身边发生的事件,激发老百姓感情共鸣,因而备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正像当地老百姓所说的:“你们演的新秧歌(指鲁艺秧歌队表演的节目),一满(方言,即全部)说的是我们农民自己的事,听得清、看得懂,都是教我们学好的,我们喜欢看。”

秧歌剧是延安新秧歌运动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历史创新和突破,它不仅从内容、形式、表演上进行了创造和开拓,成为新秧歌运动中的一种新的艺术品种,还由于秧歌剧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短小精悍、表演生动,成为具有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一种广场载歌载舞节目,并与大场秧歌融为和谐的统一整体,突破原有秧歌仅局限喜庆式的情绪性表演传统模式,不仅丰富了新秧歌的思想内容、人文内涵、时代特色、民族精神,还积极为宣传抗日战争和更好地实现为革命斗争服务,因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由于秧歌剧创作的发展,从而使延安新秧歌更突出战斗性、宣传性、群众性、娱乐性,使新秧歌更具有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艺术新鲜感和生命力。

第六节 重视新秧歌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宣传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不仅深入推动了我国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还使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明确了向民族民间艺术认真学习继承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开创了向民间艺术学习的先河,奠定革命文艺必须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的发展方向。并使建国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事业发展坚持突出民族特色,进一步体现出“越是民族的,越具有国际性”的发展规律。

延安新秧歌运动之所以能蓬勃发展的因素很多,但重视理论研究和编辑出版宣传也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原因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1942年9月之后,《解放日报》等相关刊物、杂志曾多次发表有关延安新秧歌运动的理论、评论文章和秧歌剧节目。在理论研究方面,如1942年9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丁里撰写的《秧歌舞简论》;1943年2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亚凡撰写的《西北文艺工作团秧歌舞》报道,同年4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萧三撰写的文章《可喜的转变》,同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群众来信选登《正确的艺术方向》,热情赞誉了延安兴起的新秧歌,同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等,都充分肯定了延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是革命文艺发展的新方向和所具有的历史作用及社会价值。《解放日报》又于1943年4月26日,发表王大化撰写的《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一个演员创作经过的片段》,此文在当时影响很大,也是对秧歌剧表演的一次成功探索和总结,更进一步推动了延安新秧歌运动发展。同年7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将王大化的文章进行了全文转载,并在转载前言中写道:“秧歌,是中国各地农民都爱好的一种艺术。当抗战和民主生活创造了新的农民的时候,这种农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就生长出了更新内容,发出了更灿烂的光辉,在北方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好,收到莫大的成功。这一篇是演出《兄妹开荒》的演员自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民族化的实例。”

此外,将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所发表的理论、评论、特写、通讯报道等相关文章作为附录提供给大家参考:

秧歌舞简论丁里《解放日报》1942年9月23至9月24日

皆大欢喜——记鲁艺宣传队黄钢《解放日报》1943年2月21日

西北文艺工作团秧歌舞报道亚凡《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1日

可喜的转变萧三《解放日报》1943年4月11日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解放日报》1943年4月26日

延安春节的新秧歌热潮陆静《解放日报》1943年4月26日

保安处的秧歌队默涵《解放日报》1944年1月7日

清凉山秧歌队演出汶沙《解放日报》1944年1月11日

延大鲁艺工作团在乡下《解放日报》1944年1月14日

民众剧团下乡王元《解放日报》1944年2月7日

战士们秧歌剧的演出——记保卫团秧歌队江华《解放日报》1944年2月9日

高司令的秧歌队——记南区宣传队在农村《解放日报》1944年2月14日

清涧春节机关秧歌队蒋达生《解放日报》1944年2月22日

社火的旧形式和新活动——记庆阳社火头会议舒非《解放日报》1944年2月18日

南区宣传队《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

检阅延安新文艺运动的成果——八大秧歌前日会演

《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

陇东深入拥军、生产、防奸——农民纷纷成立秧歌队

《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

行政学院秧歌队樊定国《解放日报》1944年2月28日

马栏的春节秧歌周前《解放日报》1944年3月2日

秧歌的艺术性立波《解放日报》1944年3月2日

乡下秧歌桑夫《解放日报》1944年3月5日

中疗秧歌队萧毛《解放日报》1944年3月7日

西北党校秧歌队《解放日报》1944年3月11日

延安市民的秧歌队禾乃英《解放日报》1944年3月17日

《钟万财起家》的创作经过

军法处通讯小组《解放日报》1944年3月19日

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之后

周扬《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秧歌活动简报《解放日报》1944年3月26日

战士们喜欢的秧歌

留政宣传队第二队《解放日报》1944年3月26日

连上的高跷和秧歌邓笑朗《解放日报》1944年3月26日

老百姓欢迎我们皋泉《解放日报》1944年3月26日

工人的秧歌莫涵《解放日报》1944年3月26日

中央总卫生处的秧歌志中《解放日报》1944年3月28日

枣园文艺工作团的秧歌《解放日报》1944年3月29日

看了《动员起来》以后萧三《解放日报》1944年4月5日

庆阳农民的新“社火”罗琪辉《解放日报》1944年4月5日

关于秧歌的三言两语默涵《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秧歌活动简报《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杨朝臣的秧歌队”《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富县城关闹红火了《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甘泉的荣院宣传队杨步齐李华《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长城”部的秧歌李伟《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抗大总校的“斗争”秧歌田稼丰《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抗大七分校的文艺活动陈播《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刘生海转变》、《钟万财起家》及其他

萧三《解放日报》1944年4月23日

刘玉厚领导的郝家桥秧歌队

季凯《解放日报》1944年4月23日

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的一些经验

张庚《解放日报》1944年5月15日

学习郝家桥秧歌队默涵《解放日报》1944年4月23日

《惯匪周子山》崇基《解放日报》1944年5月15日

半年来延安演出的戏剧杂谈蓬飞《解放日报》1944年6月7日

秧歌剧的形式艾青《解放日报》1944年6月28日

延安市文教会艺术组秧歌座谈会摘要(周扬写“前记”)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5日

《减租》是怎样创作的柯夫《解放日报》1944年10月5日

老百姓的新秧歌——佳县店镇宋家山村的秧歌队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3日

刘志仁和南仓社火社会艺术组、执笔:马可、清宇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4日

杜芝栋和镇靖城的秧歌队文教会艺术组、执笔:苏林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6日

民间艺人李卜丁玲《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0日

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文教会艺术组《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1日

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文教会上周扬同志总结报告周扬《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1日

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3日

难民工厂的戏剧活动陈明《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7日

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边区文教大会通过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解放日报》1945年1月12日

社火的旧形式与新活动舒非《解放日报》1945年2月18日

对秧歌形式的一个看法冯牧《解放日报》1945年3月4日

乡下秧歌桑夫《解放日报》1945年3月5日

工人秧歌颜一烟《解放日报》1945年3月17日

漫谈秧歌剧的表演章秉楠《解放日报》1945年3月10日

富县、延川秧歌大会演《解放日报》1945年3月10日

介绍秧歌剧《棉花咋价打卡》和《掏谷槎》

贾芝《解放日报》1945年3月11日

来稿摘辑——秧歌队演出通讯《解放日报》1945年3月18日

秧歌队演出通讯《解放日报》1945年3月18日

从《打石门墕》谈起解青《解放日报》1945年10月31日

唱曲子、耍社火、教识字——庆阳三十里铺区是这样办冬学的雪牧《解放日报》1945年3月30日

绥区文工团的一年间林间《解放日报》1945年12月29日

记团拜晚会上的秧歌舞周文《解放日报》1946年2月17日

严寒里开放的花朵——吴满有乡秧歌队速写

闻捷《解放日报》1946年3月1日

“土艺”也能演得很好(记西北党校秧歌队)

萧金芸夫《解放日报》1946年3月15日

《兄妹开荒》在上海《解放日报》1946年6月10日

民众剧团下乡八年林间《解放日报》1946年9月26日

对开展农村秧歌活动的意见杨醉乡《解放日报》1947年1月19日

1947年延安春节宣传中几个创作

陈涌《解放日报》1947年2月13日

小型宣传队在西线任国宝 李梓盛 张义祖《解放日报》1947年3月10日

此外,吕骥发表的《论秧歌腰鼓及花鼓》,陆静发表的《延安春节的新秧歌热潮》,迪之撰写的《记延安新秧歌运动》《对秧歌的几点意见》及在《秧歌浅谈》中具体介绍了秧歌的形式内容、动作跳法、队形变化、音乐曲谱和秧歌的辅导、排练方法等,均为开展活动起到了普及指导作用。特别对秧歌基本动作介绍是第一次对秧歌舞的扭跳方法和表演技巧进行专业知识的辅导和文字传授。

上述公开发表的理论、评论、通讯、报道文章,既可以让我们具体了解当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新秧歌运动的状况,同时也感受到以《解放日报》为主体的新闻宣传舆论媒体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的重视、支持,并从理论、评论方面加强了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学术研究,发挥理论、评论对艺术实践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开创了对我国民间秧歌艺术研究的先河,并对建国后开展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理论研究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解放日报》不仅重视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宣传报道和理论研究,还相继发表了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许多优秀秧歌剧和小演唱、歌曲及秧歌舞快板剧等作品,其中有《夫妻识字》《动员起来》《七枝花》《一盏灯》《护士拜年》《好庄稼》《张老汉参军》《生产舞》《南泥湾》《棉花咋价打卡》《打石门墕》等。延安华北书店于1943年下半年,出版了鲁迅艺术学院编辑的《秧歌集》,其中包括《兄妹开荒》《春天里》等13个新节目。1944年5月,延安北关文化沟口印工合作社也相继出版了《眉户曲集》、秧歌剧《张治国》《军民联欢》《军爱民、民拥军》《牛永贵挂彩》等一批作品。同年10月,延安新华书店还编辑出版了《秧歌论文集》。1945年9月,重庆编辑出版的“新华文艺丛书”中还有一册《秧歌剧初集》。这些出版物既推动延安新秧歌的宣传普及活动和理论研究工作,又繁荣发展了新秧歌的创作。充分展示新秧歌运动的群众性、战斗性、创造性、民族性特色,使延安新秧歌成为激励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革命斗志和勇往向前的一首胜利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