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是华夏民族五千多年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进行的群众文化和民间舞蹈活动，它以波澜壮阔的气势、恢弘浩瀚的场景、亿万军民的踊跃参与，以及昂扬的斗志和无比欢乐愉快的精神，通过广大群众喜爱的传统民间舞蹈——秧歌，讴歌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的抗日斗争，极大地鼓舞亿万边区军民的革命斗志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革命精神，为粉碎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为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迎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作出光辉的历史贡献。
延安新秧歌运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也是一曲革命斗争胜利的颂歌。它通过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又备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传统民间舞蹈——秧歌作为载体，并在继承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变化，以及广大群众精神和生活的需求，给予创新和发展，使古老民间传统秧歌从内容上、形式上、表演上以及人物形象、精神风貌、情绪表现和服装、道具、乐器配备、音乐伴奏、舞姿韵律、节奏变化、角色造型、队形变化等均呈现出崭新的风采，使古老的传统民间秧歌焕发无限的生机和青春活力，不仅使延安新秧歌运动具有革命的战斗精神，还突出了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时代特征和宣传教育作用。被广大军民热情赞誉和称颂为“翻身秧歌”“解放秧歌”“胜利秧歌”，已成为鼓舞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的一种武器，也是进一步增进军民团结，沟通军民感情友谊的一座桥梁。充分显示延安新秧歌运动在革命斗争历史发展和革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价值。它不仅是延安革命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展现革命文艺运动发展的一项具体成果，同时也是继承、弘扬“延安精神”不可缺少的革命文化传统。
延安新秧歌运动是以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契机，使当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明确革命文艺的发展和为人民服务、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方向，坚持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民间、深入群众，认真、积极地向生活学习、向民间学习、向群众学习的“三结合”原则，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文学艺术家找到为革命斗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奋斗方向和前进道路。延安新秧歌运动正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使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找到了如何深入生活、深入民间、深入群众的切入点和最佳的契合部位，让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边区军民以延安新秧歌运动为突破口，既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艺运动，又成为鼓舞边区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一种巨大的精神推动力。
延安新秧歌运动是革命文化发展的时代成果，也是革命文艺光辉的历史篇章。在漫长的革命历史风云和时代前进步伐中，使我们对当年的延安新秧歌运动有所体会和认识，认识到革命文化和革命文艺对革命斗争所起到的巨大促进和推动作用；体验在革命事业前进道路上，在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引下，充分发挥精神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和热力，以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延安新秧歌运动经历了光辉灿烂的70年。今天，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通过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的研究，使我们对其成功的宝贵经验，做到进一步的认识、学习、借鉴、继承、弘扬和吸纳，使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新的创造和发展，更好地为当今改革开放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延安新秧歌运动是革命文艺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时代的产物，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价值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
在近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中，1919年在我国兴起的“五四”运动，是一代知识青年高举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不仅是向封建主义的宣战，也是将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引进中国，从而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反封建、反军阀、反对列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特别是十年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使中国革命在危急关头呈现出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更加激发了全民抗战的热潮。无数爱国民主人士、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和各地文学艺术家及广大的知识分子，从祖国各地积极、热情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使延安成为全国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聚集的重要文化阵地。其中以“鲁艺”为代表的艺术院校，以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文艺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延安平剧研究院等专业院团及近千支由工、农、商、学、兵组成的群众秧歌队和各行各业组织的文化俱乐部，使当时的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思想、政治和军事中心，也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艺术中心。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民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革命斗争。1942年，延安新秧歌运动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通过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又使亿万军民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跳起欢快的“胜利秧歌”“解放秧歌”扭向北京天安门，迎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
第二节 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与发展
延安新秧歌运动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发展史上有着光辉伟大的成就，也是革命文艺发展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文学艺术属上层建筑，历来从属于政治。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特征以及阶级性，使其具有为政治服务进行宣传教育的特殊功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民掀起抗日的浪潮，当时全国爱国人士和文学艺术家以及广大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为了抗日，投身革命、奔赴前线、英勇杀敌。也有不少的知名人士云集延安、重庆、武汉等地，特别是从上海亭子间或其他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一些爱国青年，他们革命热情高、斗志旺，但自幼生活在大城市里，很少有机会深入农村，接近群众，很难摆脱所养成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从而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农村生活和农民们的思想感情不了解，对民间艺术也不熟悉、不喜欢，往往过多地从个人爱好出发，单纯强调艺术的高雅，形成一种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现实斗争的单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趋向。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研究指出当时延安文学艺术界“三脱离”现象和各种思想认识的倾向，以及对当时革命文艺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尽快地加以扭转和克服。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于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即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所在地，主持召开有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我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性的一次决定命运和方向的重要会议。在1942年5月2日至23日期间，相继召开了三次会议，毛泽东在5月2日会议开始时做了大会动员（即《序言》），5月16日毛泽东聆听了大家的讨论发言，5月23日又向大会做了讨论总结（即《结论》）。两次讲话构成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要理论文献。《讲话》是我党对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指导，以及对文艺发展的方向、方针、政策、原则、措施、要求等进行系统的、科学的阐述。《讲话》不仅是革命文艺工作和革命文化发展的纲领和行动指南，也是马列主义文艺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相结合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虽是对文艺工作者讲的，但“为谁服务”“如何服务”却是每位革命者必须明确的立场问题，大家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立场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能使我们沿着正确的革命方向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不单是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对每一个革命者提出的希望。1942年延安整风时，曾将《讲话》作为“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要求大家认真地进行学习讨论。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最善于从我国的国情、民情和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于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一部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文艺理论文献，又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和发展，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正是在群众性的艺术活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正确性、全面性以及对革命文艺运动所发挥的指导作用。
第三节 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有力展现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如同春风沐浴着陕北黄土高原，迎来了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春天。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沿着《讲话》指出的“深入生活、深入民间、深入群众”，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前进，使革命文艺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活跃的景象。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形式，如文学、戏剧、木刻、绘画、音乐、诗歌等都涌现出无数歌颂广大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共奋、坚持抗战的优秀作品。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的文艺方向，成为鼓舞亿万军民坚持抗战，勇于斗争的精神支柱和革命动力。特别是随之应运而生兴起的延安新秧歌运动，正是边区军民遵循《讲话》精神所指引的方向掀起的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群众文艺运动，使《讲话》精神进一步加以展现和贯彻落实。
延安新秧歌之所以形成一种运动，就在于它规模大、时间长、参与的人员多，并能紧密结合边区开展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生动深刻地反映当时抗日战争和延安大生产运动，成为当时歌颂陕甘宁边区斗争的一曲颂歌。说其规模大，即整个的边区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商贸、企业以及广大军民都参与了秧歌活动。据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统计，当时全边区已有994支秧歌队，其中既有以鲁艺为代表的专业艺术院团组成的专业秧歌队，也有以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为首组成的延安六乡秧歌队；既有八路军组成的秧歌队，也有延安南区供销社组织的秧歌队。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与各单位、各部门都将“闹秧歌”作为一种文化宣传和相互交流、彼此沟通的一种载体和手段。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大都依靠秧歌活动作为与广大民众相互结合、彼此交往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又是相互依附的纽带和桥梁。1945年2月23日（农历乙酉年正月十一日），边区著名劳动英雄吴满有率领秧歌队来到枣园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拜过年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都讲了话。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这里是个大秧歌，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民也是闹着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九千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寇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周恩来副主席说：“我们这里大家都很高兴闹秧歌，大后方的老百姓也想闹，但有人不让他们闹，那里只有少数人在闹独脚秧歌。”中央领导的讲话充分肯定延安新秧歌的方向和成就。同时再次证实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指明革命文艺发展方向，还掀起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群众性的秧歌运动，使秧歌舞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一种中国人民欢庆胜利、表现喜悦感情的具有民族表现的特征形式。
第四节 创新、发展民间艺术的成功实践
延安新秧歌运动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传统民间艺术进行搜集、挖掘、创新、发展的重要活动。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从来不重视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甚至将民歌、民间小曲、民间舞蹈等称为“淫词”“靡靡之音”，属伤风败俗活动，即我国西周时所说的“郑卫之音”，并明文规定属于禁演、禁唱范畴，甚至被官府取缔。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和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艺，关键在于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民间艺术系民族文化的胚芽和传统基因。延安新秧歌运动即在传统民间秧歌的基础上，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内容上、形式上、表演上、形象上、舞姿上、韵律上、节奏上以及服装、道具、化妆、音乐伴奏等方面给予创新和发展，使民间秧歌具有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更好地为当时的抗日革命斗争服务。
陕北秧歌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深受陕北广大群众的喜爱，成为具有代表性、群众性、地域性及鲜明民俗特征的陕北民间舞蹈。1983年，在延安市甘泉县雨岔乡李扒圪崂村外山坡上，发现一座宋金时代的古墓，古墓中出土了两块大小形制和人物形象相同的秧歌画像砖（砖长34厘米、宽17厘米、高5.5厘米），砖上浮雕刻制一个陕北小伙儿正在跳秧歌，其动律和服饰造型颇似当今典型的陕北小伙儿的神情体态，从而证实我国宋金时代的陕北高原上已有类似当今流传的民间秧歌活动。陕北秧歌属陕北春节时群众性的祭祀谒庙欢庆丰收的一种庆典式广场大型表演活动，当地俗称“闹红火”“闹社火”“闹秧歌”。从其表演程序中的“敬神谒庙”和挨门依户的“排门拜年”活动分析，是一种具有民间古老的驱傩除疫庆丰收习俗的表演。驱傩又称傩仪，在历代宫廷中称其为大傩，民间俗称“乡人傩”，在我国周代已广泛流传。《论语·乡党》中记有“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具体生动地描绘孔子遇见乡人驱傩时也要穿上朝服毕恭毕敬地站在东面台阶上观看的情景。由于旧时的陕北秧歌世世代代皆按传统的程式和习俗表演，虽突出农耕文化和地域特点，但由于传统的老秧歌多以“神会”出面组织，缺乏鲜明的时代感和丰富的现代内容。1942年，以鲁艺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代表所组织的秧歌队在继承原有传统的基础上，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创新发展，可以说是对传统民间秧歌进行的一次创新和革命。特别是将原有秧歌队领舞、领唱的伞头改为一男一女手执铁锤和镰刀的工人、农民形象作为表演的领舞和秧歌队的带头者，既象征工农联盟的大团结，也似党徽形象，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鲁艺秧歌队又将过去传统称身子的男女秧歌队员（男的俗称“挎鼓子”“鼓子手”；女的俗称“拉花”或“包头”），均扮为现代工、农、商、学、兵革命群众形象，动作统一大方整齐、情绪欢快活泼昂扬，突出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和喜悦的精神风貌。在队形画面变化方面增添了“五大洲”“红五星”等造型。乐队伴奏除原有的唢呐、锣鼓外，还增添了二胡、笛子、小提琴、手风琴和口琴等乐器。而更为突出的是在秧歌表演中，创新增添了反映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秧歌剧，如鲁艺创作演出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民众剧团创作演出的《十二把镰刀》；枣园秧歌队创作演出的《组织起来》等，使民间秧歌从内容上、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发展和重大突破，把过去单纯的“扭秧歌”，创造成一种既有唱、舞、演、说的综合演出形式，又有集体群舞和小场节目，包括秧歌剧、表演唱，如《七枝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相互交叉和不同艺术风格交融在一起的广场演出。秧歌剧的涌现不仅发展和丰富了秧歌表演的内容，还增强了延安新秧歌运动的群众参与性和紧密配合形势、突出宣传的战斗性，从而使延安新秧歌不仅具有民间艺术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持久发展的群众基础，还成为一种新型的颇受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喜爱的崭新艺术形式，如同山丹丹花一样开遍陕北高原和革命圣地延安。
第五节 宣传动员全民抗日的重要手段和精神支柱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一个自然条件较差、经济生产较为落后的地区。数万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又有来自各地的无数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来到陕北，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使原本经济生产就不够发达的陕北生活更加紧张，不仅缺少抗日所需的大量军需、装备物资，而且粮食、衣物、生活用品和医药等也极度匮乏。在这样极度困难的生活条件下，广大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各种困难，从而鼓舞和激励了广大边区军民的战斗勇气。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解决广大军民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使人们得到生存、得到发展。而延安新秧歌运动则是在当时生活条件极度困难的环境下，人们求得一种精神、文化方面的满足，进而生动地显示文学艺术所具有满足人类精神需求和文化娱乐的功能与作用。虽说新秧歌不能替代粮食，但却能鼓舞人们的情绪、激励革命战士奋进向上、勇于斗争的革命意志和精神，展现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在生活极度艰苦的条件下，通过新秧歌运动可以团结全边区的广大军民，做到亲密和谐、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勇于拼搏、战胜困难，夺取革命和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当人们在极度困难的生活环境中受到革命乐观主义的鼓舞，不仅可以激发斗志、战胜困难，还可以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向心力及相互鼓舞、彼此激励的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文化艺术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鼓舞和激励功能，通过欢快活泼的民间秧歌活动，可以让大家保存旺盛的青春活力和斗争意志，可以不怕困难、不避艰险，坚持勇于斗争、奋发图强的精神，去开创新时代的伟业。
1942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是和当时边区开展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同步进行、相互激发的活动。延安新秧歌运动是以精神激励为主的一种创举，更是动员发动、组织宣传全民抗日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在极度困难环境下的一种重要精神支柱。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迈着矫健的步履，踩着新秧歌的锣鼓节奏，昂首挺胸地奔向胜利。没有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也不可能会有欢庆胜利、喜迎丰收的新秧歌；没有新秧歌运动，也不可能会让广大边区军民高歌欢舞地去庆贺胜利和丰收。广大边区军民把胜利的喜悦、丰收的欢乐，化作婀娜多姿的秧歌蹁跹起舞，为中国革命谱写一曲胜利的乐章。
第六节 “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是中国革命斗争处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为战胜反动派经济封锁造成的各种困难所进行的有针对性的斗争举措，也是广大延安军民在经济发展落后、生活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抗击日寇进行殊死斗争的一种拼搏精神；也是每个革命者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鼓舞下，形成的一种巨大的斗争意志和精神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华夏民族的高尚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缔造的一种独有的“延安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更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从红军时期的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创建，以及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长征岁月中，我们的革命战士们总是处于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饥寒交迫的战斗生活中，通过激烈的殊死斗争以求生存和发展。“延安精神”是革命斗争的胜利法宝，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的独特创造。即使到了物资丰富、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已达小康社会的今天，“延安精神”仍是我们不能遗忘的根本原则。
“延安精神”属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所构成的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和高尚的思想品德。当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处于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极度困难、经济发展落后的情况下，乐观主义最能从精神上激发每一位革命战士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延安新秧歌运动则是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在最为困难的相持阶段时的一种革命精神激励剂，通过群众性的秧歌活动，展现了革命战士在生活极度困难中所具有的一种无私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活泼、欢快、喜悦、豪爽的情绪和性格特征。同时延安新秧歌运动也给人们带来了无比欢乐、愉快、喜悦的精神鼓舞。新秧歌不仅是革命乐观主义的一种表现，也给人们产生出一种相互团结、共同支持的凝聚力，以及相互激励、共同前进的集体荣誉感。文化活动不仅可以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也是人们相互沟通、增进友谊、振奋精神的桥梁和纽带。延安新秧歌运动，不仅促进当时陕甘宁边区实现了“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空前大团结，而且对战胜各种困难及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也是一种鼓舞和激励，所以说延安新秧歌运动是构成“延安精神”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应认真继承和发扬的一种优秀革命传统。
延安新秧歌运动是具有深刻历史影响和社会价值的革命创举，它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以创建和发展革命文艺与弘扬民族文化为目的，力图通过文化艺术战线的发展，更好地组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一切力量。延安新秧歌运动既是中国革命文艺和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伟大的60多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和文学艺术事业方面的辉煌成就，皆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正确指引下取得的。今天，我们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时，通过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的研究，从中总结和掌握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有益经验，这是我们课题组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进一步对《讲话》学习的再认识，并把我们的心得体会和感受向大家作一汇报。让我们携起手来，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艺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