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至1952年底，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由于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先是在前线指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广大地区，后又入朝指挥抗美援朝作战，习仲勋实际主持着这一时期西北大区的全面工作。主政西北期间，面对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的实际，习仲勋带领广大群众在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致力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平抑物价，实现了西北地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1年底，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习仲勋注重抓好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植树造林、铁路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改善了西北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实现西北地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西北地区刚解放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主任贾拓夫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旧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旧西北则是这个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交通闭塞、工业微弱、商业萧条、农业破产、粮食不足、棉花减产、畜牧衰退、土产滞销、灾荒频仍、物价高涨、负担奇重、民不聊生。”
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习仲勋和彭德怀等西北局领导人毫不畏惧，迎难而上。1950年3月24日，习仲勋在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讲话中满怀信心地说：“今天，我们在全国胜利了！在西北胜利了！因而我们的工作重心，进入了一个新环境，负起了一个新的任务。已由结束战争转入和平建设新时期。”他说：“当责任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把那件事情办好，也就一定会办好。办法就是学习。应当向内行人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苏联学习。”在完成接管、初步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习仲勋和西北局有重点地开展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以及整顿学校，巩固治安，教育和组织群众等。”习仲勋在多次会议上强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阶层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这就是我们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他告诫各级干部：“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或放松的中心工作”，“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
当时西北地区许多新解放的城市，承受着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经济震荡。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仍在延续，不法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致使物价猛烈上涨，经济秩序极其混乱，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以上海、天津为先导，西北、华中跟进，先后两次出现物价上涨风潮。1949年11月下旬，西安、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物价比7月底平均上涨3。7倍。1950年2月下旬，西安市60种商品的平均物价较上年底又上涨了243%，其中14种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81%。
为了制止投机资本操纵市场而加剧的经济混乱，习仲勋和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新解放城市进行了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的斗争，精心部署了一场集中调运物资、适时抛售的“经济战”。西北局从河南、安徽和陇海路沿线的城市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稳态势。西北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紧缩通货。1950年1月，习仲勋任主任的西北5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习仲勋要求各省、市、县迅速成立推销公债委员会并开展工作，“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实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号召带头。”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复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中央政府实际上负担着军事费用、恢复生产投资、赈灾救济等巨额支出，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庞大的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决，这是通货膨胀依然存在的深层次原因。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形成《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结束以往财经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克服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
习仲勋和西北局敏锐地认识到这个《决定》的重要性。3月9日，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在《群众日报》发表重要谈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这一决定指示的方针，立即行动起来，以最高的党性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迅速全部实现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月18日至24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财经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就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作具体部署。习仲勋在开幕式上作了《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的讲话，会议结束时还作了总结讲话，阐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大意义，就西北地区如何落实中央决定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事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的胜利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他认为，政务院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因此“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点，少支一点，统一起来，而且还要把事情办好。”
习仲勋提出在西北目前具体情况下，必须坚决做好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人员。“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物资清理调查工作，凡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同时检查管理经营制度和工作作风。第三、必须厉行节约，省人省钱，严惩贪污。“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以增加国家收入，减少国家的困难。第五、遵循政务院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要树立巩固胜利的观念，提高认识，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确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和单位的特殊性。习仲勋针对有些同志忽视财经工作的倾向指出：“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
这次会议按照政务院的《决定》和习仲勋的讲话精神，重新制定了1950年西北地区的财政收支概算，收入超过原定任务的8%，支出缩减50%以上，财政赤字由占总支出的70%以上降到40%左右，西北区级机关机构在严格核实人数和统一编制的基础上编制减少50%左右，军费和行政费支出减少20%左右。
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著增加，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扭转，对广大人民稳定生活和发展公私生产十分有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旧中国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开始。1950年1至3月，西北地区税收完成全年计划的66%，4月份完成85%，5月份完成103%。西北地区60种商品的平均价格1950年3月份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4月份较2月下旬跌落了52%，5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1年多物价控制在涨落百分之几的范围内，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
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一定的阵痛。通货膨胀被制止后，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许多城市工厂开工不足，市场萧条，影响到社会人心的安定，民族资产阶级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为此，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是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央确定调整工商业必须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3个主要环节。按照中央的部署，习仲勋和西北局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工商业和进行工厂的民主改革。西安市10个政府单位在全市各主要行业加工订货，共支付加工费约230亿元（旧币），使大部分私营企业渡过难关。国营贸易机关充分发挥调剂供求和调整物价的作用，保持各种商品的适当牌价，使合理合法经营的工商业者取得正当利润。
1950年三、四月间，习仲勋又主持召开西北首届交通、电业、纺织等专业会议及西北首届工业会议，讨论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本地产品垄断地位丧失后所遇到困难的问题。5月，习仲勋和西北局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届工业会议，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制定了整顿与改造旧企业的方针与办法，根据市场与资源条件，审定了事业计划，确定了发展扩大、缩小合并、停办缓办与维持生产现状的方针。重点发展了电力、纺织，主动地停办了11个小工厂，合并了5个工厂。之后，又分别召开了西北区面粉、纺织、火柴、煤矿等专业会议，克服了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产销相对地、初步地带有计划性。
1950年5月，西北局召开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进一步动员和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习仲勋在讲话中要求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运动，把“团结全体工人职员，努力搞好生产”作为今后工作的方针，强调在公营企业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负起搞好生产的全部责任；在私营企业中，工人也要负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责任。这次大会号召面向生产以后，广大职工群众开展整编、精简、清理资产、反浪费运动以及生产竞赛，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各种制度等工作，更促进了广大职工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数量增加，质量改进，成本减低，绝大多数的公营厂矿不仅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差的情况下不为外来产品挤垮与度过了去春的困难，并在完成上缴的折旧利润任务外，还有盈余。
习仲勋和西北局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两年多辛勤努力，完成了西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1951年底，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以1949年为基期，石油生产增加110%，电业设备增加85%，发电量增加44%，售电量增加96%，机器工业增加25%，纺织工业布产量增加18。3%，纱产量增加38%。1951年国家在西北工业建设上的投资已超过西北时有国营企业资金的总值，私营企业亦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西北地区经济又有较大发展，粮食、棉花等产量普遍恢复和超过解放前的水平。
二、制定西北地区经济建设计划
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金、银、铅、铝、钒等稀有金属资源，发展经济得天独厚。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严重破坏了重要的经济设施，西北解放时这里经济极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农牧业生产水平低下。1949年，整个西北地区交通、电力、煤炭、机械、纺织等在全国经济发展总量中仅各占百分之一、二。
对于如何发展西北地区经济，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过很多设想。1949年9月23日，他在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上说：西北经济建设要“以工业建设为重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骤。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建立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
西北5省相继解放后，广大群众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加上军政和公教人员大幅度增长，粮食和吃饭问题突出起来。面对严峻的粮食形势，1950年1月，习仲勋和彭德怀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建设方针。彭德怀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在农业方面，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热情，改良种子和农作法，恢复和发展水利，并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防治灾害”，“甘、宁、青、新等省畜牧生产不应低于一九四九年的水平”。会议对恢复和发展工业也作了部署。在工业和交通方面，主要是建筑和整修铁路，恢复玉门等地的石油业和增加动力，发展棉毛纺织皮革工业。
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按照这次会议精神，制定了《一九五〇年西北经济建设初步计划草案》，提出“一九五〇年的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第一、以增产粮棉为中心”，其他只在某些个别经济部门如铁路、动力等“拟稍加发展”。按照西北局的要求，西北各级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粮食和畜产品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缓解了粮食和吃饭问题。
1950年9月26日，彭德怀和习仲勋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西北地区3年经济建设计划，决定今后3年在经济建设方面以“铁路、石油、煤、电、纺织五项为重点”，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做好大规模的勘测，需要大量的管理和技术干部，必须把一批干部由行政工作改为经济管理人员。
根据这次西北局常委会议确定的方针，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会牵头制定了《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1951-1953），指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提要》分析了西北的经济现状，指出旧中国在西北留下的工业极其薄弱，全西北公私电厂发电能力仅1。7万千瓦，占全国1。01%；公私机器厂共有各种母机1200余台，占全国2。06%；公私较大煤矿年产煤约63万余吨，占全国1。4%；公私纺织厂共有9。5万余纱锭，占全国1。9%，布机1300余台，占全国1。8%；公私面粉业年产1000万袋，占全国7。8%；公私火柴厂年产量4。6万余箱，占全国2。7%。“只有玉门油矿算是西北惟一可观的一项，但是比起西北油藏量和全国需要量来说，也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今后西北工矿生产的重点不是恢复而是新建，这是和东北及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
《提要》根据西北经济的实际，全面规划了西北地区近3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描绘出鼓舞人心的发展蓝图。《提要》提出近3年内石油、煤炭、电力、纺织、交通等行业的具体目标，石油计划在甘肃、陕北钻深井和浅探井50口，玉门油矿钻生产井20口，并增建必要的采油、输油、储油设备等；煤炭在陕、甘两省选择重点，大量采掘，并勘测兰州到青海、宁夏一带的煤田；发电以西安、兰州和迪化火力发电为重点，并在兰州发展水力发电，以供大量炼油之用；纺织在现有基础上，主要发展陕西关中的纺织，除在各大厂增装纱锭外，拟在西安、新疆新建纺织厂，并在兰州、西宁重点建设毛纺织业；此外，还要进行勘查和筹备建设钢铁、轮胎、硫酸、皮革、造纸等工矿业。
根据这个《提要》规划的目标，石油勘探和生产显然是西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西北石油管理局集中精力用近1年时间对西北地区的石油储藏情况进行了勘测，1951年夏基本弄清了甘、宁、青的石油储量，并继续勘察陕西石油储藏情况。
习仲勋看到西北地区石油储量的勘察资料后十分兴奋，于5月27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致信，报送《关于西北石油勘测研究结果和开采意见的报告》，建议中央把开发西北石油的方针早日确定下来。他在信中写到：“经过一年来石油地质的勘测，仅就甘、宁、青油田之已知部分，经过比较精密计算，肯定蕴藏量有十六亿吨。如以达到年产一千五百万吨原油的标准计算，也可开采一百年以上，实际我国年需量目前仅五十万吨（中央贸易部估计），而我们的开采量在一九五〇年尚不及十万吨。此外，除陕北四郎庙、枣园等已发现之油田不计外，仅延长储量亦达九百五十万吨，从而对我国发展石油业的方针和道路提供了可贵的科学根据。这是国防工业建设中的一项大事，提议中央把开发的方针首先确定下来，指定专门机关具体设计开发计划。”
习仲勋在信中向中央详细陈述了开发西北石油的设想：“在以上广大油田中，现已就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详测了十一个储油构造，其储量约有二亿五千万吨。西北石油管理局就此已知的构造，做了一个开发计划：从一九五三年起开矿及建厂，计划在一九五五年底开始出油，年产原油六百万桶（超过目前全国年需量，每桶以五十加仑计，下同）。并在兰州设日炼原油两万桶的炼厂，年产高级航空汽油一百零二万桶，车用汽油一百五十万桶，煤油、柴油各三十万桶，润滑油九十四万桶，燃料油七十二万桶，沥青三十六万桶。此外，为了适应目前急需，首先从今年着手准备，明年在延长油区大量打生产井，并建炼厂，争取早日较大量出油。估计一九五四年底，可以达到年产原油一百二十万桶。这个计划如能实现，国内需油量虽然日增，也可得到大部解决，若继续发展，争取全国全部自给的条件是存在的。”习仲勋还从交通运输、投资和技术方面，具体分析了实行上述计划的可能条件，最后“提议集中资金、人力开发西北天然石油，以期五年左右大部自给”，“望中央早日决定开发石油的方针，责成有关部门专责研究，拟出计划，以利早日着手筹办。”为了促成这一计划的实现，习仲勋和西北局委派西北石油管理局负责人康世恩赴北京，同燃料工业部研究这一计划。
习仲勋在这封信中所表现的远见卓识，深深感动了陈云、薄一波和李富春等领导人。6月5日，他们联名复电习仲勋并报毛泽东和中央：“现中财委计划局及中央燃料部正集中已有材料从事研究，并决定八月讨论明年生产计划时，提出西北油田开发的方针与计划，然后再报中央批准，以便于明年起即能从事石油工业的发展。康世恩同志来京，中央燃料部及中财委自当与之详细研究。”在习仲勋和西北局的大力争取下，西北石油工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带动西北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
三、重视西北农林和畜牧业发展
精心抓好西北地区农业生产，是习仲勋根据西北实际提出的一项重点工作。针对西北新解放区群众怕定高阶级成份和加重税收，不敢大胆生产的情况，习仲勋认为“贯彻政策，是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的首要环节”。1950年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宣传“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等政策，打破农民的一切顾虑，鼓励农民积极生产，还及时颁布“谁种谁收”、“自由雇工”、“自由借贷”、“合理负担”、“棉麦比价”等奖励生产提倡劳动的政策法令。根据这些指示，西北各省多数县份先后召开农业生产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逐级传达和讨论1950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布置实施。新解放区广大农民“对于人民政府奖励生产的政策，渐有较深刻的认识，怕多生产，多负担，怕提高成份的顾虑已逐渐减少，因而生产情绪已普遍稳定。”
习仲勋根据自己多年在农村生活的经验，抓农业生产非常认真细致。1950年4月下旬，他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十三次行政会议，检查总结春耕工作，提出下一步应该注意的问题。5月5日，他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组织工作组，派干部下乡，“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春耕生产的组织和领导”，抓紧播种棉花和早秋作物，扩大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把政府的计划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和实际行动。
为了做好夏收工作，按习仲勋的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5月21日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名义发布命令，指示各地“夏收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组织群众，抓紧时间，快收净割，速晒细碾，做到迅速‘麦入仓，草上堆’，避免风雹灾害，并注意割低麦茬，拾净麦穗，不使浪费麦草”，“组织选种工作，凡经群众亲身经验证明的优良品种，应即单割单收，保证纯净，提倡农户相互调剂品种。”要求各地组织“检查团或工作组下乡，直接帮助夏收，切实解决群众中的困难问题，特别注意解决烈、军、工属及鳏、寡无劳力者的困难”，“提倡亲帮亲，邻帮邻，‘赶麦场’，揽短工”，“把所有可能从事生产的男女老幼，都组织到夏收工作中来。”
在领导农业生产过程中，习仲勋十分注意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信贷问题。他深知，许多贫苦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在春荒不接和遇到天灾、疾病时，发展生产会遇到困难，需要资金支持和群众的互相帮助。他在领导西北工作3年中，每年春耕前都以西北军政委员会3位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出《关于农业生产贷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成立农贷委员会，由同级行政首长亲自负责，各有关部门必须依照规定职权，明确各自应尽的责任，密切配合，用国家宝贵的资金有重点有计划的扶助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增产粮棉，繁殖牲畜。他强调“贷款必须以生产积极而资金困难的农牧民为主要对象”，“专款专用”，“有借有还”，“倡导自由借贷，组织群众自己的力量，实行互相调剂资金及解决部分生产资料的需要，以配合农贷更多的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问题。”
习仲勋特别重视让农民群众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号召农业技术人员要深入下去，到农民群众中去普及优良品种和先进耕作方法。他关心农业科技的发展，1950年底专程到位于陕西省武功县杨陵镇的西北农学院视察，勉励同学们“努力学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是广大的农业地区，将来要很大发展，其正确方向就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就要依靠我们的农学院来解决。”习仲勋指出，科学技术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它。科学技术要实现它的伟大作用，又必须与群众结合，交给群众，经过群众的实践去实现它、证明它、充实它、发展它。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与群众结合，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学们学习时就要注意这个结合，如到农村帮助群众选种、除害，吸取群众中的生产经验等，将来到实际工作中去，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习仲勋还运用典型带动和组织群众的办法，在农业战线开展爱国主义农业生产竞赛。他支持陕西省兴平县张明亮等47个互助组，向西北和全国小麦产区各农业互助组提出夏收、夏选（选留小麦良种）的挑战竞赛。国家农业部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号召全国小麦产区予以高度重视，在总结春耕生产的基础上组织互助组应战。陕西有3300个互助组，全国有8500个互助组积极应战。西北地区还开展了棉花爱国丰产竞赛，造林、水利和畜牧的劳动竞赛，这些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创造了各种主要作物的丰产纪录和全国小麦的最高丰产纪录。
由于习仲勋正确细致的领导，西北地区农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实得比较扎实，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农业生产任务超额完成。1950年粮食产量较1949年增产12亿斤，提高10%，战胜了解放后第一年出现的严重灾荒。1951年西北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陕西增长了15%。党和人民政府进一步获得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从生产上更加促进与巩固了民族团结。
1952年元旦刚过，西北局召开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习仲勋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讲话。他指出，这次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就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西北来说是第一次。“今后这样的会，还要召开，各省、市一直到区、乡都要普遍召开”，“通过这样的会议，交流并推广好的生产经验，检查我们的生产情况，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为今年的大生产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他指出，1952年要更多的增加粮食，各方面都应集中力量围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开展工作。有效方法就是增施肥料，用各种方法积肥，特别注意多养猪、羊和大牲畜，注意解决农具、耕畜等问题。青海、甘肃、陕南等地农具奇缺，要继续采取增加贷款、群众互相调剂和相互合作的办法去解决。习仲勋说，西北多山地区，特别应该重视小型水利，有计划有重点地修建蓄水池。还要积极防除病虫害，继续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推广优良品种，确保粮棉增产目标的实现。
习仲勋十分关注西北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1952年1月5日，他在西北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发出了依据群众自愿互利原则，大力提倡组织农村合作互助运动的号召。到6月份，西北地区已组织起互助合作组62万个，其中有129个生产合作社，600多万农业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有互助合作历史的陕北老区一些县80%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6月上旬，西北局召开西北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分析运动发展的形势，总结经验，检查存在问题，提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任务。习仲勋作了《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总结报告，强调在今后两三年内，必须首先积极地、大量地在所有农村推广目前在互助组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型的、临时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组。“这是一种最初级的形式，但是适合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结合方便，也适应农民当前迫切需要，可以解决劳力、牲口或农具不够的困难，可以应急赶时耕种、锄草、灭虫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劳动力去从事其他生产。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大有好处，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便利大量发展。看不起这种互助组是不对的。”他要求，各级干部对这种互助组应“不怕麻烦、不怕反复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工作，帮助它们解决各种困难。如果普遍地、确实地而不是形式地在两三年内做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都组织到这种互助组里来，就会给我们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继续前进打好基础。”
1952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开始显现。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4。8%，棉花产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份的22。3%。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囤垦边疆，参加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建设，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增修及恢复水利灌溉面积370万亩，对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仲勋高度西北地区重视绿化工作。他从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植被覆盖率低、风沙严重的实际出发，号召“为绿化西北而努力”，倡导植树造林运动，促进西北生态建设。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提出“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习仲勋在工作中坚持这一方针，1950年组织完成了植树造林2870万株的任务，推动了西北地区植树造林运动的发展。
为了制止滥砍乱伐现象，1950年5月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护林通令，严格规定：“一、凡防风、防沙、护堤、护路、涵养水源等保安林及名胜古迹、风景林木与土地硗薄，山势险峻不易造林地区之现有林木，一律严禁砍伐。二、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机关、团体、人民亦有保护义务，不得擅自滥伐。三、个别地区驻扎部队，如确因自用木材无法购得必须采伐时，须经当地省级以上政府或林业主管机关核准并派员指导在指定地区内作修枝、择伐或疏伐。”《通令》还规定了择伐或疏伐的具体原则，及群众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区的管理原则，要求各地区、乡人民政府应指导当地群众，组织护林小组，订立护林公约，经常进行护林工作。“凡护林有功者分别奖励，违法毁林者予以惩处”。
遵照《通令》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严禁滥伐滥垦，普遍进行宣传，逐步建立与健全林区管理机构。在行政领导配合技术指导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护林运动。1950年，西北全区建立林管站32个，组织群众护林小组312个。有些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还组织了部队武装护林和民兵巡山，在森林残败、护林较有基础地区更进一步开始了封山育林。由于坚决执行护林政策，秦岭北坡毁林最严重地区的破坏行为被停止，秦岭南坡、甘肃洮河、祁连山及青海、宁夏大规模的破坏也基本停止。这是西北森林有史以来从滥伐破坏走向护育的转折点，为西北林业工作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群众普遍反映说：“如今世事不一样了，公家来管树，我们也有心劲栽树了。”
1951年开春后，习仲勋进一步加大对植树造林工作的领导。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展开大规模春季植树造林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年造林57615亩，植树2676万株，把西北林业工作推进一步。《指示》中说：西北林业“应以培植防护风沙、涵养水源的保安林为主，同时提倡栽植薪炭林以解决燃料问题，并注意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果木树及道路和城市树木。”《指示》强调“各级政府要深入宣传动员，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进行活动，讲解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掀起春季植树运动，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和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进行植树，彻底纠正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轻视林业的思想”，注意解决植树造林中的具体困难。《指示》提出群众与公家合作造林，“按照自愿两利原则，有苗出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等价算股，按股分红等条件共同造林”的新政策。
4月17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十一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划定了国有林、合作林、团体林和私有林的界限，再次重申古迹名胜、少数民族寺院、卫生、教育及其他特殊效用之保安林，生于悬崖陡坡及未达采伐树龄和封山育林区内之林木，一律严禁砍伐，还具体规定了管理保护、采伐利用和奖惩抚恤条例。根据《暂行办法》，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和有关部门先后召开了木材会议和农林生产会议，规定了统一采伐办法，明确了地方政府的护林责任。
1952年1月，习仲勋在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号召1952年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运动，“提倡每人一年一株树运动，一年三千万株，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西北所有铁道旁、公路旁、河畔、秃山逐渐绿化起来。”春节过后，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六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强调“植树造林工作，在西北特别重要”，初步规划了东起陕北府谷，中经宁夏，西到甘肃河西走廊的3000里防沙林蓝图，这是西北林业建设史上的壮举。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根据会议要求，开始勘测设计，筹划部署这一巨大工程。
1952年7月，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在新疆工作了一个月。时值盛夏酷暑，习仲勋看到大片戈壁沙漠，深感绿化西北工作必须加快。回到西安后，他立即指示召开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8月25日至9月3日举行，总结了3年来西北林业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习仲勋发表《为绿化西北而努力》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林业工作取得的成绩，论述了开展西北植树造林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进一步提出西北地区植树造林的目标，号召大家“不仅要认识中国，而且要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习仲勋指出：“西北的林业工作者，不仅要认识西北的自然环境，还要用森林作武器来改造西北的自然环境，把荒沙地变成森林，使没有树的地方能长起树来。”他表示：“我们现在要订出计划，不仅是一个五年计划，还要订出几个五年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正本清源，不仅要治理黄河，对于泾河、渭河、洛河、无定河等几个大支流也要治理好。”他坚定地说：“我们要在数千里的流沙线上，建造森林长城，要在滚滚河流的两岸和红土山上，到处种起树来。这样，我们的西北地区，就会变成绿荫遍地、青山绿水、气候良好，水旱风沙的灾害就会被我们逐渐征服。”
习仲勋和西北局领导的绿化西北工作，在解放初的几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50年至1952年，西北地区共植树9000余万株，扭转了数百年来西北森林滥砍滥伐的颓势，并初步开始了西北防护林建设工程。
习仲勋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西北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为生，牧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畜牧业占全区农业总收入的1∕3左右。在筹备西北军政委员会时，习仲勋就提出了设立西北畜牧部的意见，各省市县相继设立了畜牧业管理机构。习仲勋说：“这个机构除内蒙外，其他大行政区是没有的。而西北大行政区在一成立，畜牧这个机构就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这说明西北各地畜牧事业在人民生活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根据习仲勋的要求，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还设立了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并组建了兽疫巡回防治队。
1951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畜牧兽医会议。习仲勋在讲话中说，这样的会议在西北来讲是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专门开会来研究畜牧业。西北好几个民族的广大人民都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因而要发展经济必须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同时，注重发展畜牧业。人民政府要把发展畜牧业作为重点，要“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牛羊成群”、“槽头兴旺”。习仲勋指出，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像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养牛、怎样使羊多产羔，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政治任务。要为老百姓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生活逐渐改善。针对牲畜疫情频发的实际，习仲勋要求制订周密切实的计划，做典型调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迅速在牧区普遍建立畜牧兽医预防机构。他还提出要建立西北兽医协会，为农牧民更好地服务，促进畜牧业发展。
这时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出现大面积口蹄疫，习仲勋立即决定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各省设立分会，必要时在口蹄疫发生的县设立支会，统一指挥口蹄疫防治工作。习仲勋还以他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防治口蹄疫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利用口头、文字、漫画、集会等方式，提高群众对口蹄疫的认识和警惕；并划分疫区实施封锁管制，设立检疫防治站，做好隔离、消毒、检查等工作，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1952年6月，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研究畜牧工作，指出“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今后畜牧工作必须注意和其他生产工作密切联系，互相适应。”按照这次会议精神，各省组织干部和畜牧技术人员深入牧区展开调研进行试点，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加强培训基层畜牧技术人员，普及疾病防疫基本知识、草原管理技能，制订划区轮牧、延迟放牧规划，实行储备冬草、修筑土围风障等技术措施。有的地区还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员会、保畜委员会，把劳动模范、种畜户、中兽医、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加强饲养管理、牲畜繁育和群防群治工作。
习仲勋和西北局采取的这一系发展畜牧业的措施，使西北地区畜牧管理饲养落后的状况得以改善，部分草原被严重破坏的状况得到遏制，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大大减少。1952年，西北地区畜产品普遍丰收，牧区经济日渐繁荣，改变了牧民以往饥寒交迫的穷苦日子。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新疆乌恰县柯尔克孜族牧民载歌载舞，纵情歌唱幸福的生活：“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带给我们的是‘人畜两旺’，我们报答您的是‘爱国增产’！”
四、加强西北铁路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西北地区交通十分落后，只有陕西境内潼关到宝鸡444公里可用的铁路，以及宝鸡至甘肃天水154公里不堪使用的铁路，两项合计只占全国铁路的2。84%，其余3个省都没有铁路。由于交通落后的制约，西北地区需要的物资运不进来，大量的矿产和土特产品运不出去，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彭德怀1949年12月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新疆交通运输困难，“运一石粮到新疆要十余石军费”。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发展交通尤为重要。习仲勋和彭德怀在西北解放之初，就把发展交通事业主要是修筑铁路作为发展西北地区经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1949年11月15日，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局向毛泽东报告1950年西北地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提出除整修天（水）宝（鸡）铁路外，还应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明确提出“交通是关乎整个西北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的先决的关键。今年着重铁路及公路国道之恢复改善与修建工作。”9月下旬，西北局常委会议研究西北地区1951-1953年经济建设计划，初步提出了西北铁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步骤：“在五年到十年内首应把天水到兰州再由兰州经酒泉到新疆的西北铁路大干线完成，（如分段修五年左右可成，如一段修则须十年左右），同时应计划修成兰州经西宁再至西藏和兰州经宁夏而达包头及天水入川而达成都三条铁路干线，这四条铁路干线如能完成，则西北内部各省之间，西北与各大行政区及中苏之间的交通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西北铁路建设的重点还是完成宝天段整修和天兰段建筑工程，并积极向酒泉修筑。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应完成宝天段整修工程，一九五一年底天兰段工程应修通至陇西，一九五二年应修通至兰州。”就在西北局完善这个计划的时候，毛泽东指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不超过十年，愈快愈好。习仲勋和彭德怀看到他们的主张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更加坚定了构筑西北铁路网的信心，西北局把铁路建设提到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推动铁路建设，1950年3月16日至24日，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西北首届交通会议，彭德怀、习仲勋分别发表重要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说：“交通事业是我们建设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西北地区具体情况看，地面辽阔，经济状况比其他各区都要落后，将来必须大力发展。而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办好交通。”他要求交通事业部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领导要经常深入群众，研究路局与沿线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问题。这次会议确定“为完成宝天、天兰段的工程，特组织工程委员会，领导工作，并依靠一野抽调十万大军担任土石方工程。”经过反复酝酿考虑并报经政务院批准，西北局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简称西干局），领导宝天、天兰铁路改造和兴建工作，5月1日正式成立办公。
5月24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铁路工程有关问题，中央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和中央铁道部苏联总顾问出席会议。会议确定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受中央铁道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双重领导，中央铁道部负责解决该局工程业务技术指导及人员的配备、材料与财政审批筹给等事项，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政治和党委工作的领导、方针、政策指导、政治干部之调补以及当地劳力、器材（西北不能解决的器材由铁道部筹拨）和土地的组织与使用。会议决定由中央铁道部调派铁道兵团二、四、三支队，前来参加宝天、天兰铁路建设。按照这一协议，双方在以后的两年内既有分工又密切联系，高效地组织了宝天、天兰铁路的建设施工。习仲勋协调西北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抽调44名政工人员到宝天铁路沿线施工单位工作，并组织西安各界人士慰问修筑宝天铁路的解放军。
习仲勋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地方的干部群众对修筑铁路思想认识不到位，各方面对修筑铁路工作的配合和帮助也不够，有些医务部门甚至不接收筑路受伤的战士。9月4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加强西北修建铁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克服存在问题，“保证按计划完成宝天路全部改进工程及天兰路通车的艰巨任务，同时用大力争取早日修通西北干线。”《指示》还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广泛地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认识修筑铁路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与人民经济生活的关系，积极予以各种必要的协助。农林部门要注意木料（枕木）的开发和供给，各地要注意协助解决人力、畜力及修路部队食宿供应问题。党委宣传部门和报社都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报道铁路建设中的英雄模范事例，并拍制影片，以教育群众和鼓舞筑路人员。
到1950年底，西北地区原有的铁路均已修复通车。宝天铁路的整修和天兰铁路的开工进展顺利，当年分别完成土石方工程的40%和5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近十万人参加修筑工程，他们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艰苦努力，奋不顾身，对整个工程起了巨大作用。”“几个月来，各项主要工程已获相当成绩”。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参加筑路的部队奉命休整准备赴朝作战，施工力量成为突出问题。11月1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十八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关于铁路干线修筑工程的报告，批准了召集陕、甘两省沿西北铁路干线的专员、县长会商有关民工动员组织工作的提议。
动员组织民工修筑铁路的工作十分艰巨，习仲勋主动挑起这一重担，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同陕、甘两省有关负责人面对面地研究组织动员民工的办法和方案。他同彭德怀、张治中联名致电陕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市市长和陕南行署主任：“为提早完成天兰铁路工程，本会特决定十二月一日召开会议，希陕、甘两省主席、甘肃省王世泰副主席到会，西安市长、陕南行署民政处吴处长，陕西之渭南、商洛、咸阳、宝鸡、绥德，甘肃之天水、平凉、庆阳、定西等专员及陕西之长安、咸阳等县（市）长（正副只来一人），务于本月二十九日到达本会，并带如下材料：（一）你区之人口及劳动力统计。（二）按劳动力抽调百分之五、服工一年，是否会影响农业生产，希调查带来一个典型乡或一个行政村的材料。（三）了解你区一个普通长工一年的实物工资。（四）根据以上任务，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组织动员。”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反复酝酿，决定由原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二兵团政委王世泰，担出任西干局局长兼政委。
习仲勋和陕、甘两省有关负责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磋商，动员民工方案终于确定下来。12月9日，习仲勋在陕、甘两省专员县长动员民工大会的总结讲话中说：“修铁路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天兰路，现在要动员民工代替军队修筑，动员民工比动员军队修路更难。我们要有意识准备把动员民工变成为长期的铁路员工，更主要的借此动员民工机会，把这批民工训练成农村的骨干，要动员民工五万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他要求每个民工大队要配备得力干部，“由西北局通知商办。大队以下一般干部要吸收农村的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并抽调一部分民大训练的学员参加。”习仲勋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各级领导认识到动员民工的重要性，一致表示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并在照顾国家财政和照顾民工生活的原则下，与西干局就具体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2月26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正式通过《关于一九五一年动员民工修建铁路实施方案》。
1951年春天，有关专区和县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分别把参加修铁路的民工组成支队、大队和中队，支队有专员或地委部长一人担任支队长或政委，大队有县长或县委部长一人担任大队长或政委，中队有区长或区委书记一人担任中队长或指导员。由于组织有序，管理严密，大大提高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陕西组织了1。6万民工，1951年承修宝天、天兰两线工程，在全体干部、民工的一致努力下，原预计7个月的工程任务，4个月就完成了。同时，各队爱护公共财物，节俭开支，使原需工程等费475。43亿元，结果共计支出394。07亿元，为国家节省81。36亿元（旧币）。
习仲勋大力支持西干局的工作，经常听取汇报，为他们排忧解难。王世泰到西干局工作后，深入工地现场，开展调查研究。他发现施工中实行的包商体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层层转包，设计、施工“两张皮”，质量达不到要求；有的包商严重盘剥工人，打骂、体罚工人，工人劳动生产情绪低落。他提出废除包商制，结果遭到不法包商的反对和威胁，甚至煽动工人企图闹事。王世泰把情况汇报给习仲勋，得到他和西北局的支持和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西干局的领导，维护生产秩序。西干局很快遣散了所有包商，重新组建施工队伍，实行民主化管理，调动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1950年9月4日，习仲勋批准下发了《西北局关于加强西北修建铁路的指示》，决定抽调有能力的干部到工程局工作，要求“工程局亦可成立铁路人员训练所，有计划的培养中下级技术干部，在条件成熟时，再成立西北铁路学校，以培养各级铁路干部。”西干局遵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在天水创办了铁路干部培训所，王世泰担任校长，“主要培养对象是技工、初级技术员和具有中学、大学学历的青年，教师主要从一些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中选调，每期学员二三百人，开始时每期三个月，以后半年一期”，“为修建铁路造就了大批人才，适应了当时建设的需要。后改为兰州铁路技术专科学校，有几十个专业，数千名学员。该校先后培养出五万余名各类技术人员，活跃在全国各条铁路战线上。”
天兰线原计划1953年6月底完工。1951年底宝天铁路改进工程顺利完成后，西干局提出争取天兰线提前通车，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就此事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习仲勋的热烈支持。提前通车的意见得到中央铁道部的批准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当即致电西干局全体职工：“我们听了王世泰局长的发言，知道你们在爱国主义的实践中，积极努力改进工作，获得很大成绩，并提出争取在一九五二年内通车兰州的计划，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和兴奋，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与慰问。希望你们在增产节约的总方针下，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如期胜利完成你们的计划而努力奋斗。”
1952年8月23日晚9时，天兰路终于全线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10个月铺轨到达兰州。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个国庆节，天兰铁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习仲勋兴奋地题词祝贺：“庆祝修成天兰铁路的伟大胜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愿望，解放后三年就实现了，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完成西北铁路干线及一切必须修筑的铁路工程而斗争。”
五、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年，习仲勋主政西北地区。他从战争年代“年轻有为”的领导者，成长为“炉火纯青”的主持西北大区全面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他在努力建立和巩固西北地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领导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各项民主改革的同时，致力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国民经济，使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在短短3年内发生了深刻变化，实现了“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的庄严承诺。
对这一阶段西北地区的工作，习仲勋1951年7月1日做了这样的总结：“西北解放后，我们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按照《共同纲领》，在西北地区实施了人民民主专政。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了各民族、各革命阶级，以及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他们一道，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人民政权建设方面，推动各项民主改革方面，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方面，以及文化教育工作等等方面，都开展了切实的有效的工作，巩固了人民的胜利。今天，西北地区团结、进步的气象，是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西北的面貌是大大地改变了。各民族、各革命阶级和各方面的人们都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本文与梁月兰合作完成，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