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以及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习仲勋为创建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是中共中央正确分析陕甘边区政治经济形势后，向中共陕西省委提出的战略任务。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分析了陕西在空前的灾荒下，“农民反抗捐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土地，灾民分粮、抢粮的斗争普遍与紧张”的实际情况，向陕西省委提出了“在积极的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6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6个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强调“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是“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重申中央关于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和要求，中共陕西省委也通过决议并发出指示，部署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各项工作。1932年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指出“创造新苏区与开展游击战争运动”是“陕西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决定在陕甘边地区组建农民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巩固苏维埃根据地。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进一步提出“必须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红二十六军“必须执行省委的军事计划，以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执行以上任务的最主要的中心”；为了加强边区工作，省委决定“立刻成立陕甘边特委”。在此期间，照金特殊的地理条件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受到中共陕西省委的关注。1932年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明确提出创建包括照金在内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随后，省委选派一批干部到陕甘红军游击队以加强骨干力量。陕甘红军游击队也奉命回师陕甘边，在照金地区集结，准备实施省委的军事计划。习仲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离开渭北革命根据地到达耀县照金，和刘志丹一起领导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
1933年春，习仲勋回到红二十六军，任红二团先锋连指导员，参加了此后红二十六军创建照金苏区的一系列作战行动。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4月5日，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下，陕甘边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兔儿梁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4月，红二十六军党委改组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习仲勋任政委。作为照金苏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习仲勋在环境恶劣、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倾注了超凡的智慧和无尽的心血，为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习仲勋首先以主要精力发动群众，建立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武装。他“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1929年大旱之后灾情严重，群众生活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分粮斗争很快就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随着扩大起来”。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改组后，习仲勋作为党在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根据此前的革命经验，首先在队伍中加强党的工作力量，对边区二十多支游击队进行彻底整顿，坚决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在红军游击队的带动下，照金苏区的群众武装广泛建立，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摧毁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机关。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4月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雇农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此后，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一批有觉悟、有威信的农民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一套新的革命秩序得以逐步建立。习仲勋非常赞同刘志丹提出的“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的主张，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中间力量，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群众反映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都愿意跟他们走。”
再次，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习仲勋和陕甘边区其他领导人经常深入山寨，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粮食、牛羊，在照金苏区掀起了土地革命斗争高潮。他们贯彻毛泽东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组织人民群众没收地主富农和祠堂寺庙的土地，按照家庭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给贫雇农，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并以插木橛的方法区分地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还明令宣布，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经过建立革命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1933年秋，其幅员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止桃曲原、高尔原、老牛坡，跨越耀县、淳化、旬邑、宜君4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最后，将薛家寨建设成为照金苏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薛家寨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兵家要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当时就驻扎在这里。习仲勋随陕甘边区党政领导机关进驻薛家寨后，动员群众加固哨门，构筑碉堡，增设火力网点；又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设立哨卡，周围布设地雷、滚石垒，挖掘战壕、暗道等防御工事。还根据战争需要据险筑堡，扼要置关，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储备粮食物资。同时，在寨内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关押地主豪绅的临时监狱。薛家寨成为一个防守严密、补给较为充足的军事指挥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对习仲勋这一时期的卓越贡献，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后来评论说：“仲勋同志作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组织和实施。……凡是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典范，为建立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付出了不少心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主持陈家坡会议挽危局
1933年夏，中共陕西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陕南红二十九军失败，王泰吉耀县起义失败，渭北革命根据地丧失。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被破坏后，全省白区工作也遭受严重损失。原来由省委直接领导的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此时都汇聚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面对严峻的形势，各部红军如何统一领导？今后的斗争如何开展？党的战略方针如何确定？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关键时刻，习仲勋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召开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时称陈家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高岗、张秀山、李妙斋、王泰吉、杨森、黄子祥、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王伯栋等十余人，习仲勋和秦武山主持会议。习仲勋和特委其他领导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正确地分析研究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实际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切实对策。会议围绕照金苏区各部红军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问题争论非常激烈。习仲勋、张秀山、杨森、张邦英等多数人认为，应当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等各部红军统一编制，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相对分散和弱小的游击队集中统一行动，以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反动武装的薄弱部位，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他们提出，当前国民党正在加紧“围剿”苏区，游击队分散活动一再失利，面临可能被敌分割围歼的危险，只有迅速建立起统一指挥的主力红军，才能顶住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陕西党组织、红二十六军和苏区接连受挫，国民党军队攻势凶猛，组建主力部队目标过大，而且在当前形势下也很难行得通，他们主张已到达照金的各支武装仍回原地，分散开展游击活动。
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明确表示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继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他认为，红军武装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如果再分散回原地游击，不仅不能坚持陕甘边斗争，还极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否定了分散行动的意见，并对少数人的消极情绪展开了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等各部红军，并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同时宣布撤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将义勇军改编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隶属的一个大队。会议仍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
陈家坡会议之后，在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首先歼灭让牛村、庙湾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然后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迫使苏区周围反动民团纷纷后撤。9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入外线歼敌，25日在旬邑县底庙歼灭地方民团一部，继而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及一批恶绅。
陈家坡会议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失去省委领导和刘志丹尚未脱险返回照金苏区的危机关头，自觉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使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形势获得转机的关键会议。陕甘边红军主力作战接连获胜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对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刘志丹听取习仲勋关于陈家坡会议情况介绍后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三、领导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建设
1933年10月16日，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陷落，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合水一带。11月3日至5日，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重大问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此进入了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以后，先后在荔园堡、阎家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为迅速建立南梁根据地打开了局面。习仲勋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他们还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去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丕胜组织义勇军。
1934年2月25日，代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职权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并选举决定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
11月上旬，根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七月决议”精神，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副主席，蔡子伟当选政治秘书长，并决定了政府下设的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从而实现了工农兵临时政权机构向正式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的转变。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发表施政纲领，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这时习仲勋刚满21岁，被称为“娃娃主席”。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十分注重廉政建设，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做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党政军领导认为，“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边区政府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习仲勋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
为保证根据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水平，提供游击战争必要的物质保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有效地行使了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习仲勋主持制定并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包括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这些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完备，也非常符合陕甘边区的实际，对巩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实行土地改革，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苏区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精神，确定了土地分配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它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一般不触动中农的利益，优先照顾贫雇农，优待红军家属，给地主一般分给坏地，富农适当保留土地。苏维埃政府还根据陕甘边区的实际情况，将土地分配的重点放在川地和塬地，提出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对愿意开垦山地者政府不加限制，以鼓励发展生产；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以满足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发展红军和根据地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其二、开展商贸活动，发展边区经济。习仲勋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为此，他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精神，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政策，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苏维埃政府首先在荔园堡设立集市，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让农民通过集市调剂余缺；注意保护小商业者的利益，对小商小贩基本不征税，以鼓励其发展；通过适当让利于商人等办法，吸引白区商人前来根据地进行商贸活动，从而获得了大量布匹及其他日用工业品甚至武器弹药，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时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在南梁寨子湾设立苏维埃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造币厂，用手工印制成苏币（群众称为“苏票”）。苏币可以直接兑换银元，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边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其三、创办学校，移风易俗。习仲勋非常重视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边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在荔园堡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并创办了不定期的油印刊物《红色西北》。为了加快培养红军干部，还在南梁张家岔创办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层干部，也有少数地方干部参加，先后培训干部三期，约三百余人。与此同时，习仲勋领导边区苏维埃政府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成立禁毒、禁赌、放足委员会，制定反对包办婚姻、封建迷信条例，开展“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的“六劝”活动，教育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其四、扩大红军队伍，加强军事斗争。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础上广泛地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费。这些“扩红”的法令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陕甘边红军战斗力不断增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兵力扩大到2000多人，各路游击队扩大到3000多人，赤卫队也发展到5000多人。在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红二十六军主力发展成兵强马壮的西北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攻城拔寨，克敌制胜，捷报频传。
其五、创造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长期在陕甘地区从事兵运工作，和杨虎城部十七路军关系密切。据他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习仲勋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为后来中共中央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苏维埃政府对一般土匪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进行争取改造，黄龙山绿林好汉郭宝珊经过多方争取率部起义参加红军。还与同情共产党的民团以及哥老会建立统战关系，对会道门组织逐步予以改造。当时由于受党内极左思想干扰，全国许多革命根据地几乎视统一战线为禁区，在这种情况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实属创举。
“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造了伟大的业绩。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东到临镇，西界定边，南接耀县，北靠高桥川、宁条梁一带，建立了庆北、淳耀、富西、富甘、定边、西靖边、合水等7个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安塞、华池等县苏维埃政府。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联合组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仍旧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继续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习仲勋和刘志丹领导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把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陕甘边区实际相结合，坚持走井冈山道路的光辉典范。习仲勋倾注超凡的智慧和极大的精力领导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巩固红色政权和发展经济进行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他参与领导红军游击战争，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和不断排除内部“左”右倾思想干扰中壮大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关系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贡献将永垂青史，他崇高的革命品质、坚韧的革命毅力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原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在纪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交流，收入会议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