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下卷，是习仲勋系列丛书之一。这套丛书是1992年4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立项，由中共陕西省委牵头，协同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东等省（区）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局（馆）等部门共同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包括《习仲勋文选》、《习仲勋革命生涯》和《习仲勋传》。其中，《习仲勋文选》于1995年12月出版，《习仲勋革命生涯》于2002年4月出版，《习仲勋传》上卷于2008年4月出版。
《习仲勋传》下卷编写组由王双梅、王改民、卢荻、李方、辛拴明、姚文琦、贾巨川、柴云、梁月兰（以姓氏笔画为序）组成。编写工作历经5年，十易其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人员先后查找资料3000余卷，复印900余万字，摘抄卡片5万多字，走访300余人次。在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之际，该书于2013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共20章77节49万字、57帧照片，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习仲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历程以及建立的历史功勋，高度评价了习仲勋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情操。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主政西北部分、国务院部分、蒙冤部分、广东部分、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部分、晚年生活和家庭生活与家风部分，6个部分各有亮点。
亮点之一：反映了习仲勋从“年轻有为”到“炉火纯青”的奋斗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年，习仲勋主政西北地区。他和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西北各族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建立和巩固西北地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加强西北地区党的建设，全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改进干部作风，在西北地区党内形成了做好群众工作的良好氛围。《群众日报》报道了习仲勋在西北20多年同人民在一起的奋斗经历，记述了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时刻刻和群众紧密联系，习惯地关心群众，熟悉群众，和群众如鱼离不了水一样”的生动事迹。他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和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见，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广交朋友，得到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西北稳定、和平解放西藏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人士邓宝珊同毛泽东谈到习仲勋时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面对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的实际，习仲勋致力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平抑物价，实现了西北地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他注重抓好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植树造林、铁路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改善了西北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习仲勋的艰辛努力，使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在短短3年内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从战争年代“年轻有为”的领导者，成长为“炉火纯青”的主持西北大区全面工作的高级领导人，实现了“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和“人民的长工”的庄严承诺。
亮点之二：突出了习仲勋“国务院大管家”的作用以及在纠“左”中敢于反映实情的胆略和气魄
1952年底，习仲勋奉调中央工作，此后10年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政务院和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勋主要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事务，并且独立完成周恩来交办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为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他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认为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倾听群众呼声、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他要求秘书起草材料，将西北地区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农村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上报中央，把人民群众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写进去，“把真实情况报告毛泽东”。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哀求，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事件。习仲勋看后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在讨论国庆10周年首都十大建筑项目时，习仲勋建议不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当即宣布：“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大跃进”期间，习仲勋受周恩来委派，三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除在陕、甘、宁、青、内蒙古调研外，还两次赴河南和陕西调研。他敢于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向党中央多次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纠“左”和制定克服困难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对甘肃“大跃进”工程“引洮上山”项目感到震惊，对省委领导直言相告：“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1961年，他在河南省长葛县进行典型调研，根据掌握的情况多次向党中央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力主停办公共食堂、把粮食分到农户。他郑重建议长葛县“要把所有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每年都拿出来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亮点之三：表现了习仲勋虽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品德
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康生诬陷，被加上“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蒙冤长达16年之久。但他始终坚持革命信念，永葆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品德。在北京“西公所”居住期间，他对前来探望的胞妹习雁英说：“无论何时都要听党的话，把自己的工作做好。”1965年，组织决定他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习仲勋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并向中央表达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思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第二、不做有损于党和人民的事情；第三、不会自绝于人民。“文革”期间，习仲勋身陷囹圄。在孤独的岁月中，他依然笃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顽强的意志认真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公正解决。没人说话，他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实践论》和“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他坚持了长年锻炼，化枯燥的身体锻炼为一天中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万，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万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1975年，被关押近8年的习仲勋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接受监管，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直率开朗的性格，每天生活内容主要有散步、读书看报和洗澡3件事，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天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他相信沉冤终有得雪日，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将来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工作重任。1978年初，沉冤得雪的习仲勋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叶剑英惊讶地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毫无疑问，习仲勋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为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进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亮点之四：彰显了习仲勋创办经济特区，为中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巨大贡献
1978年习仲勋甫一复出，即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极为重要的祖国南大门，进行了开创性的伟大工作。他团结带领省委一班人，开展整风运动和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创广东工作的新局面。《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第二天，广东报纸就全文转载，“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广东全省迅速开展。年逾六旬的习仲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他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经常与秘书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真实情况。看到许多想“逃港”被拦截下来的群众，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明确指出制止群众外流要采取“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强调今后一律不准抓人，已经关押的群众立即全部放了。他深深感到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严重束缚着生产力发展，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广东要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就必须发挥毗邻港澳这个优势。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权”进而“先走一步”的要求。这时中央正在考虑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习仲勋的这一建议和要求与中央不谋而合。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政策，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使无数人享受了伴随巨变而至的稳定工作和舒适生活。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领导广东在全国最先迈开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这是他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所有这些，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都是办不到的。
亮点之五：记载了习仲勋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贡献
习仲勋1980年11月回京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负责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7年时光，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十二大后，习仲勋与胡启立共同协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工作，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机构精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时为了方便领导，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勋来处理的。1983年4月14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勋、胡启立同志批准即可。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对干部的选拔任用更加慎重，严格把关，使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习仲勋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以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政治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成为统一战线工作卓越的领导者和楷模。习仲勋曾长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区工作，在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1987年7月率中央代表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习仲勋的言行始终围绕民族团结的主题，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者对民族问题深邃的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内蒙古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仲勋与十世班禅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近40年的交往中，他们肝胆相照，友谊历久弥坚。每当班禅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习仲勋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班禅每次回来总是来找习仲勋谈心，习仲勋对他的每一次成功都由衷地感到高兴。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导人，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基层，到群众中了解情况解决问题。1985年11月，习仲勋在江西考察，从南昌到井冈山的路上，前面开道警车不时鸣响警笛示意让道。习仲勋顿时严肃起来：“不要再鸣笛了，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啊！”
亮点之六：还原了习仲勋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生动场景，重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高贵品质
习仲勋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风范将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和中国人传统的家教融为一体，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点点滴滴如春风化雨，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家庭生活中，他既是一位充满爱心体贴入微的好丈夫，又是一位和蔼慈祥而又家训严厉的好父亲。习仲勋和齐心自1944年结婚，携手相伴了58个春秋。受习仲勋影响，齐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20世纪50年代，国务院机关周末晚上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便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了这件事，习仲勋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3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十多年，齐心竟然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习仲勋疼爱孩子，但从不娇惯他们，经常教育孩子不要搞特殊化，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由于习仲勋的严格教育以及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子女们都自立、自强，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公务繁忙实在难以脱身，抱愧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他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他写到，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一是学父亲做人，“您是为人坦诚、忠厚”，“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这封信，既是习近平本人并代表儿女们对父亲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一个革命后代继承先辈精神的誓言。
此次《习仲勋传》下卷出版，上卷也修订重印，上下卷合起来作为一套书分两卷印行，完整地记述了习仲勋76年的革命历程以及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研究、学习习仲勋提供了一部高质量的重要读物。在《习仲勋传》下卷启动之初，中共陕西省委提出要把该书编写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精品力作”，从该书质量和读者评价来看，编委会、编写组没有辜负期望，达到了“精品力作”这个目标。
（本文原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1月上）